第26章 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1]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一關於路線學習 (一)黨內與黨外問題。 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對王明、博古[2]同志的錯誤懷疑是黨外問題，現在確定是黨內問題。 (二)合法與非法問題。 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3]和五中全會[4]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5]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准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後應該報告有關的情況，他們沒有報告是不好的。確定了上述問題後，就好檢討四中全會[6]是不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四中全會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內容是不好的。

這樣，在政治上便於弄清是非，在黨內便於團結。 (三)弄清思想與結論寬大問題。 我們自整風以來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黨內歷史問題中有人懷疑好像不是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現在我們的方針，還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徹底，作組織結論要慎重和適當。 過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反張國燾[7]錯誤路線的鬥爭外，有兩次大的鬥爭，即反陳獨秀[8]錯誤路線與反李立三[9]錯誤路線的鬥爭。那時在思想上沒有進行很徹底的討論，但結論作得嚴重，因此未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車之覆並沒有成為後車之鑑。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現在中央指定讀五本理論書[10]，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犯錯誤的人只是懲罰。沒有認清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資產階級十分廣大的社會中的一種必然性，不是個人的偶然現象，而是社會現象。無產階級的社會存在也是一種必然性，無產階級思想是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相結合。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是用改造與感化的方法，引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進入社會主義。對小資產階級不能採用急躁的消滅的方針。

中國社會最基本特點是小資產階級佔人口的大多數，黨對這個問題要慎重處理。反映到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及由於這種思想而產生的錯誤，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現象，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內戰時期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過去在國際上也有這種現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時期犯“左”的布朗基主義[11]錯誤，後來又犯第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個規律是由於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採用的政策會反映到無產階級黨內來。例如，中國資產階級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採用聯共政策時，我們黨內容易產生右傾錯誤；在皖南事變[12]時，便產生“左”傾錯誤，有人認為是又一次“馬日事變”[13]，主張舉行全國暴動等等，資產階級一觸，我們即跳。

在四中全會後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沒有參加過大革命，卻認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這也是他們犯錯誤的原因之一。 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問題，因此我們的組織結論可以寬大些。這個方針現在就要宣傳解釋，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我們反對四中全會後黨內鬥爭的錯誤方針，因此要採用寬大政策，否則便成了四中全會的學生，便不能弄清思想問題，吸取經驗教訓。 對抗戰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作結論。七大隻作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14]一段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應著重於取得經驗教訓，要照顧到以後，不重視懲辦，只作政治結論，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定。當時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是如何打蔣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問題上，對六大決議中關於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是沒有爭論的。爭論是在沒收後博、洛等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我們對問題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我在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也說到要保留好的東西，這才是實事求是。 (五)對六大的估計。 在討論中有少數同志企圖否定六大，有人說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錯誤的。 我認為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十大政綱[15]，指出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反對速勝論，指出要爭取群眾。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眾觀點的，不要群眾的是李立三。在蔣馮閻戰爭[16]爆發後，李立三便認為革命形勢到了高潮，沒有準備好群眾條件也要暴動。

(六)黨內的宗派現在是否還有? 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派了。這樣的估計才符合事實，利於全黨的團結。 現在比較嚴重的是山頭主義。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資產階級的廣大；(2)長期被分割的農村革命根據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這種東西相當妨礙我們內部的合作，在黨、政、軍、民關係上表現還很嚴重。長征過的老幹部容易強調從軍隊來的力量，這也是有道理的，當年沒有紅軍北上是不可能有現在這樣大的力量，而只能進行游擊戰爭。這一點，本地負責同志應向本地干部作解釋。而南方來的負責同志也要向外來幹部解釋清楚，如果沒有本地的干部和黨組織及群眾的基礎，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紅軍到陝北時只有二萬五千人。現在我們有了近百萬黨員，只有少數是老黨員。延屬地委除王震[17]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華北、華中各地區，主要也是北方乾部多，因此外來幹部要了解這一點，要重視這個問題。頭一條，要說明紅軍幹部有成績。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軍當作“神”，後來又認為一錢不值，現在要來一個否定之否定，就是說不是“神”，或者說是有缺點的“神”。第二，外來幹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談，要了解當地歷史，要與本地干部合作，在這方面要有自覺性。現在基礎是本地同志，老幹部要自覺地認識這一點。山頭主義是目前黨內最主要的具體的問題，歷史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了。

二工作作風問題 最近有些領導同志的工作作風有進步，這種進步是在經過整頓三風、審查幹部和路線學習之後得來的。拿我們的機關工作來說，工作不僅在機關中，而且許多工作要跑出機關去做。過去我們中央許多機關同地方民眾沒有聯繫，他們是沒有“國籍”的；其次有些同志認為大材小用，對於現任工作不安心。現在情況有些改變，如婦委表示要同本地群眾多聯繫，原來認為大材小用的，現在思想上也改變了。還有些同志過去不用腦子，不會分析具體問題，只會大喊大叫，做大塊文章。腦子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不用腦子是一個大毛病，近來情況有些改變，特別是最近有進步。但從全黨來說，工作作風問題還相當嚴重，在某些環節中還有相當多的人脫離群眾和不想問題。

最近在文藝工作、宣傳工作方面接近了群眾，報紙上也有了有分析的文章，與群眾有聯繫了，黨校工作和某些機關工作有進步，國民教育也正在改進中。 組織部門的工作過去有形式主義，在運用了群眾路線後，有很大的進步。鋤奸工作也改變了過去只靠少數專職工作者來做的方法，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有了新的成績。 職工運動，過去是照例到紀念節發文件，以應付紀念節完事。現在職工委員會已深入工廠作調查研究，切實參加陝甘寧邊區工人運動，會有成績的。 軍隊中過去軍民關係很差，高干會[18]以後作風改變了，已有很大進步。 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計算數字，實事求是，聯繫群眾，特別是在整風、審幹、生產等方面成績更大。主要是由於實行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等等方法。我們要使每個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風不改變，不僅個人無成就，大則會使革命喪失前途。我們都要有這樣的信心，凡是作風不好的犯錯誤的同志，都可以改變，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有什麼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開勞動英雄大會、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大會、勞動英雄與戰鬥英雄大會，就是一種好的工作方法。內戰時期有些脫離群眾的強迫的辦法是不好的。現在的英雄模範大會有新的內容，真正做到了群眾化、具體化。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是群眾中的模範，開這樣的大會，就使首長、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同群眾聯繫起來了。過去是首長同群眾相隔離，沒有去團結積極分子使群眾同首長結合起來。模範工作者的標準要在群眾中討論，現在要先在幾個機關中進行選舉，這樣就使領導同群眾聯繫起來了。我們的機關中有些首長還不如群眾，也有好的首長，如馬專員[19]會審官司，老百姓說他是“青天”。今年邊區還要開勞動英雄大會，有各區勞動英雄、戰鬥英雄、各方面的模範工作者參加。這是群眾創造出來的好方法，這樣的方法是一種好的競賽方法，可以提高幹部，聯繫群眾，推進工作。對於模範工作者要加以培養和教育，不要使他們驕傲或落後。在部隊的連隊中，在一切大小機關中，都要選舉勞動英雄或模範工作者，這種方法對各級首長是一種“將軍”，使乾部能得到學習。例如，在軍事教育中，從連隊選出會投手榴彈、會刺槍的人來教大家，這就逼使我們的干部從機關中走出來。當乾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個人英雄主義，忘記自己是什麼“長”，忘記自己是中央委員而到群眾中去學習。今年部隊中有一個人種了三四十畝地的(去年只有十八畝)，能產六石糧食，四石歸公，二石歸個人。楊家嶺的個人生產平均每人是一石五斗。現在實行的公私兼顧的分紅制，是一個新的原則問題，是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

總之，我們要建立好的工作作風，就是要放下架子，打開腦筋多想問題。 三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我們的方針是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內戰。我們是不願意打內戰的。去年下半年對國民黨實行的政治攻勢，逼出了國民黨十一中全會關於對共產黨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的聲明，今年可能不會發生內戰了。今年這一年很重要，我們要開七大[20]，要搞生產，要繼續整風、反特務，這些都要今年完成。現在我們還是處在困難的地位，還有很多困難，例如經濟困難，黨內整風和反特務鬥爭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我們要有一年的和平環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今年和去年相比較，形勢有所不同:(1)今年有了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21]的成果，現在蘇、美合作得很好、很積極，蘇、英好像有些矛盾。英國內部有一派人認為英國沒有獨立的外交，如對波蘭問題，對南斯拉夫問題。但英、美都聲明不會影響開闢第二戰場[22]。現在國際關係中雖然有些彆扭，但對德黑蘭會議的基礎無妨礙。 (2)日本已經決定不向蘇聯進攻，這種國際局面影響到中國，使內戰減少了可能性。我們的政策是採取防禦，實行“後發製人”。 (3)最近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計劃改變了，近日有四個主力師離開了邊區周圍。 (4)我們的情況也在改變，軍隊進行了冬訓運動，生產有了成績，軍民關係比較改善了。去年我們進行了時事教育(即階級教育)，團結了內部；兵工生產發展了，現在已能煉鋼；訓練了自衛軍，兵力增加了兩個旅。在上述國際國內四個條件之下，避免內戰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國民黨要周恩來、林伯渠[23]同志到重慶去談判，我們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們說甚表歡迎。我們的方針是避免內戰，集中抗戰。對北面高雙成[24]更要注意聯絡，對聯絡參謀更要改善關係。最近外國記者要到延安來，我們要準備讓他們看。我們要採取同國民黨搞好關係的方針，即是實行“孔夫子打麻將——和為貴”。

辯證法是從過程中來規定的。我們在去年對國民黨實行政治攻勢時，主要是強調批評國民黨的一面，現在主要是緩和同國民黨的關係，這兩方面不能同時強調提出，否則就是形式邏輯。 國民黨提出同我黨談判的條件是以皓電[25]為基礎，要按比例裁兵，我們提出我軍編為四軍十二個師。我們的原則是三民主義與四項諾言[26]，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義和四項諾言，強調避免內戰，集中力量抗日，強調戰後和平。現在我們要答應以皓電為基礎(不是完全實行皓電)，才能重開談判之門。我們的步驟是派林老先去，打開談判之門，但具體談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對憲政問題，我們的方針是參加憲政運動。在“三一二”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恩來、林老都要發表演說，要強調地方自治、民權自由與開放黨禁。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2]王明，見本卷第76頁註[11]。博古，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這期間，犯過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後，被撤銷了對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抗日戰爭初期先後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在這期間，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3]臨時中央，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由於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從上海撤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六人組成，博古負總責。 [4]五中全會，見本卷第77頁註[13]。 [5]洛甫，即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6]四中全會，見本卷第76頁註[12]。 [7]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中擔任過領導職務。長征途中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黃帝陵之機逃離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 [8]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後，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後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託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於四川江津。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於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後來他接受了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 [10]指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11]布朗基主義，指以法國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為代表的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想。布朗基主義否認階級鬥爭，妄想不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用極少數知識分子的陰謀行動，就可以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 [12]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註[8]。 [13]馬日事變，又稱許克祥叛變。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五月二十一日（馬），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獨立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該軍軍長何鍵策動下發動反革命叛亂，圍攻湖南省工會、省農民協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群眾。 [14]遵義會議，指長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15]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十大政綱是：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16]蔣馮閻戰爭，指一九三○年爆發的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大規模軍閥戰爭。這次戰爭從五月正式開始，至十月基本上結束，歷時半年，戰區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隴海、津浦、平漢各鐵路沿線，雙方共死傷三十萬人以上。 [17]王震，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旅長、政治委員，並兼任中共延屬地委書記。 [1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19]馬專員，指馬錫五（一八八九——一九六二），陝西保安（今志丹）人。當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隴東專員公署專員兼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 [20]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推遲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 [21]莫斯科會議，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加速結束反法西斯戰爭和建立戰後和平的問題，結束時通過了中、蘇、美、英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等文件。德黑蘭會議，見本卷第79頁註[5]。 [22]第二戰場，見本卷第7頁註[3]。 [23]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臨澧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時期，受中共中央委派擔任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 [24]高雙成（一八八二——一九四五），陝西渭南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十二軍軍長。 [25]皓電，見本卷第12頁註[2]。 [26]四項諾言，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國宣告的以下四項：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