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政治經濟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

第82章 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1]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北平的和平解決採取什麼態度,是值得注意的。國民黨中央社於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傅作義[2]將軍的文告,該文告稱北平的和平解決,是為了“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發表南京政府國防部的文告稱:“華北方面,為了縮短戰爭,獲致和平,藉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礎與文物古蹟,傅總司令作義曾於二十二日發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起休戰。平市國軍大部當即遵從總部指示,先後撤離市區,開入指定地點。共軍已有少部開進市區。綏遠[3]、大同兩地亦將實施休戰。”

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比較好的一條出路,是軍隊離城改編,讓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這是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二十九個鐘頭內十幾萬人解除武裝,陳長捷、林偉儔、杜建時[4]等一齊被俘,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人民解放軍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5]三位將軍即和傅作義將軍的代表鄧寶珊[6]將軍、周北峰[7]將軍成立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協議,往後數日又成立了細節方面的許多協議。周北峰將軍是在一月八日由張東蓀[8]教授引導出城和林彪將軍等談過一次的,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與勝利,難道還不明顯嗎?

北平人民,包括勞動人民、資產階級及紳士們在內,一齊渴望和平解決,又是一個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個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軍公開接洽,他們聽了人民解放軍方面的寬大處理政策,甚為滿意。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軍部招待了代表們,舉行了暢談和歡宴。代表們中的一個是前北平市長何思源,他是過去山東國民黨省政府的主席,堅決反對過人民解放軍,當北平市長時也是堅決壓迫人民的,他是國民黨系北方派的干員之一。不管他過去做得怎麼壞,這一次總算做對了。又一個代表是呂复,他是國民黨法統內的立法委員。又一個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機關的康同璧女士。其餘是官辦的民眾團體的代表。他們就是二十二日傅作義將軍文告中所說“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那一句話中所謂“人民公議”的表現。不管這一切,他們總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這和過去大半個月內國民黨CC系[9]在南方各省策動官方的參議會、商會、工會等起勁地叫囂的所謂“和平攻勢”,是截然不同的,人們切不可將這二者混為一談。最近南京、上海、武漢開始醞釀的局部和平運動,也是資產階級及紳士們策動的,應屬於何思源、呂复、康同璧這一類,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戰爭罪犯潘公展[10]所反對。

北平和平解決的又一個原因,是近二十萬的國民黨軍隊除少數幾個死硬分子外,從兵士們到將軍們,一概不願打了。天津失守後的傅作義將軍代表了這種情緒,下了出城改編的決心。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在軍隊改編問題上予以協助,不起阻礙作用,而不再企圖高踞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並給他以新的出路。 南京政府為什麼也同意這樣干呢?這是全國革命高潮和國民黨大崩潰的表現。他們不得不同意,就像他們不得不同意以共產黨的八個和平條件[11]為談判基礎一樣。在全國人民的逼迫下,他們孤立了,他們的二十萬軍隊已經這樣做了,他們無法不同意。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義的,全國的問題就有合法(合國民黨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決,他們絲毫也沒有理由反對別地這樣做了。儘管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死硬派還在準備“抵抗到底”,但是他們將被完全地徹底地孤立起來,他們的反動政策會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述評。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 [2]傅作義,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與人民解放軍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後,率二十餘萬守軍撤出北平市區接受改編。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 [3]綏遠,即綏遠省,見本卷第82頁註[6]。 [4]陳長捷(一九○五——一九八○),福建閩侯人,原任國民黨軍津塘防區副司令兼天津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官。林偉儔,一九○四年生,廣東台南人,原任國民黨軍天津警備區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軍軍長。杜建時(一九○六——一九八九),天津楊村人,原任國民黨政府天津市市長。

[5]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當時分別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和華北軍區司令員。 [6]鄧寶珊(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甘肅天水人。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當時為傅作義的和平談判代表。 [7]周北峰(一九○三——一九八九),山東永濟人。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土地處處長,當時為傅作義的和平談判代表。 [8]張東蓀(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當時是中國民主同盟北平分部負責人、燕京大學教授。 [9]CC系,指國民黨內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擁蔣集團。 [10]潘公展(一八九五——一九七五),浙江吳興人。當時任國民黨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1]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關於時局的聲明》中提出的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見本卷第245頁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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