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1]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你們的會議開了幾天?開得怎樣?匯集的那三十三個問題[2]，我都看了。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人提出作家對官僚主義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們的結局寫成失敗，寫成死?官僚主義當然應該批評。有個電影叫《榮譽屬於誰》，裡面有一個鐵路局長，是個官僚主義者，可是他的局長還照樣當，這樣的干部應該撤職。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學習。這部電影裡那樣寫這個局長，叫做不徹底，缺乏徹底性，反官僚主義應該徹底。 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現在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發一個指示[3]，今年準備，明年開始，這也要有一個醞釀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什麼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認識還不一致。整風開展起來，那時候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下，陳其通等就發表文章[4]，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整風，整主觀主義，重心放在教條主義；整宗派主義，他們總是想一家獨霸，他們總是覺得六億人口太多了，少一點才好；整官僚主義，多得很。好幾年沒有整風了。 在座的，有些是黨內的，也有黨外的，共產黨的道理你們也懂得一點，就是要推動，要統一思想，要有共同語言。不然你說官僚主義，他說不是。你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說不放；放了一點，有些不好的東西出來，就慌了手腳。總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們主張百花齊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現在百花齊放的環境還沒有造成。 從匯集印發的那三十三個問題，可以看出來問題很多。要求答复，一個人怎麼答復得了?我看還是大家自報公議，一個人念，大家討論，大家答复。 有一種看法，實際上是認為思想不能指導創作，這種看法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正確看法有關係。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大概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在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時間內，只要不搞秘密小團體，可以你寫你的，各有各的真實。這裡邊，當然還要有幫助。對馬克思主義有真正贊成的，有勉強贊成的。對改變社會制度也是這樣，比如民族資產階級，你把他的生產資料拿來共產了，他心甘情願嗎?總有些勉強，當然也有不大勉強的。改變社會制度，從私有到公有，從個體到集體，幾億人口，總有勉強的。

總而言之，制度的變化，是一個大變化。迫於全中國的大勢所趨，有些人不得不勉強贊成。現在思想這樣混亂，匯集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就是社會基礎變動而來的反映。我國過去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把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打倒以後，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和幾億人口的小資產階級，要改變所有製。知識分子，按出身說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當然還有大、中、小的區別。按全國六億人口計算，如果說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識分子，那就有六百萬人。知識分子也不一定都是進過大學的，蕭楚女[5]就什麼正規學校也沒有進過，他是靠自學的，也是知識分子。全國知識分子就算五百萬吧，五百萬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有十分之一沒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萬。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並且相當懂得，用來指導行動。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不算是懂得馬克思主義。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藝界有多少這樣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還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抵觸的，其中有些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不只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但他不是特務，又不拿刀子殺人，他就是發牢騷，有時也寫點文章。這樣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這些人多數不說話，沉默地抵抗。恐怕這兩頭都沒有十分之一，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沒有十分之一，掛名的不算，教條主義的不算，抵觸馬克思主義的也沒有十分之一。對馬克思主義，黨內有不信的，黨外倒有相信的。現在兩頭去掉，剩下中間的還有百分之八十左右，還是大多數。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用它來指導創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怎麼辦呢?只好讓它發行，只要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馬克思主義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條主義的，人家不要看。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要好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哪怕少一點，有那麼幾部，寫得較好，用幾十年工夫，去影響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作品是為工農兵服務的。

有人說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為工農兵服務是不錯的。你不為工農兵還為誰?資產階級也要改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也要是工人階級，你說不要為他們服務，中國就沒有其他人了。 有人說文藝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藝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兩種，一種要目的的，一種不要目的的，行不行?總之，對人民的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要人服，就要說服，而不能壓服。文學藝術家恐怕也要經過一個鍛煉的過程，有些人還是不自覺的，沒有經過鍛煉。有些主張文藝不要目的的，其實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這個目的，在無目的掩護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目的。

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若論出身，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反動起來，也很厲害。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蠻革命，我也是算在這個範疇之內的。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有的人後來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如何區分法，我看很難。 報紙、廣播、文工團、劇團、文學藝術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說，“不講教育，說娛樂好了”，這也可以，但是你演戲，總要影響人。所以教育者首先應當受教育，這是馬克思講的。 [6]我們這些人應當受教育，說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腳的。這些教育人的人，他們從事的工作，整個說來，是教育人的過程，要幾十年，把六億人口教育好。

蘇聯十月革命後，教條主義也厲害得很，那時的文學團體“拉普”[7]曾經對作家採取命令主義，強迫別人必須怎樣寫作。但聽說那個時期還有一些言論自由，還有“同路人”，“同路人”還有刊物。我們可不可以讓人家辦個唱反調的刊物?不妨公開唱反調。蘇聯那時有人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路人”，可見這一點同我們今天是不同的。開頭幾年還可以唱反調，有些言論自由，以後就只許講黨和政府的好話，不許講壞話，不能批評，搞個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兩種矛盾混淆起來了。我們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採取他們的辦法，我們採取有領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還沒有造成放的環境，還是放得不夠，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鳴而不敢鳴。陳其通他們四人的文章，我就讀了兩遍，他們無非是“憂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亂。應該估計到中國的情況，兩頭小中間大，小資產階級那麼多，無非是思想混亂，要求解答問題。

我說這些話，是想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看看客觀情況是否如此。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在知識分子中佔十分之一——五十萬，有沒有這麼多?不信的，那麼多，這不能強迫。假如經過三個或者四個五年計劃，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又不是教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那就好了。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准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上次我曾講了薛仁貴[8]、孫行者的事。薛仁貴害了病，打勝仗，功勞掛在別人身上。對孫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個人英雄主義蠻厲害，自稱齊天大聖，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馬溫”，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官僚主義。我看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都有，張士貴[9]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都有。 文藝批評怎麼樣了?這也要看到知識分子是兩頭小、中間大這個基本狀況，這就是為什麼要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緣故。為什麼有人怕放呢?就是沒有看到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經過他們去教育中國幾億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學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中學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們要誰呢?這些人是可以教育過來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信心。文藝批評問題，我想提出來談談。這方面的文章我讀得不多，讀了一點，感覺恰當的批評不多，經過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談過的，真正是對作家有所幫助的，不是罵一頓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評粗暴得很。對待這類批評，魯迅有個辦法，就是不理。現在文藝批評可以說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癢處，不是教條的，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癢，空空泛泛，從中得不到幫助的，寫了等於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開展的。是不是這樣?

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10]，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嘛!要批評一個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評人談一談，把文章給他看一看，批評的目的，是要幫助被批評的人。可以提倡這種風氣。 《新觀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喫茶記》的文章，你們看過沒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11]。我對他描寫喝茶的人有些興趣，他的文章說在那裡喝茶的群眾不會喝茶，可是他們還喝得很有一股勁。他還批評這個茶館合作社經營得不好，有缺點，這個批評是對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經過公私合營與合作化以後，把原來的許多優點都丟掉了，這以後應當整頓。但是他輕視那些喝茶的群眾是不對的，這就是“君子”、“小人”的觀點。 “君子”在那裡喝茶，“小人”也來了，文章就顯得這個作家在群眾中落落寡合的樣子。駁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個姚文元[12]，寫得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我還看得下去。還是要幫助姚雪垠。無論資產階級思想也好，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好，在知識分子中還是佔大多數的，他們還沒有跟群眾打成一片。我看還是跟工農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寫什麼呢?光寫那五百萬知識分子，還有身邊瑣事?不能永遠只寫這些人，這些人也會要變的。文藝作品，總是要寫點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關係。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寫寫申新九廠，寫寫那個資本家榮毅仁[13]，你要寫榮毅仁，就得寫他跟工人的關係。也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就寫他自己的身邊瑣事，他又不去跟工農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寫，你有什麼辦法呢?這麼大個國家總會有這些人的，這也是客觀存在。但我們還是要幫助他，影響他，他不接受也沒有辦法，可以出他的書。

體驗生活也有各種各樣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給知識分子。現在有些知識分子下去體驗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災難，特別是有名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就怕你來調查我什麼，我就是不告訴你。老百姓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對付你。有些地方“記者成災”。 中國自覺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是從哪裡開始的呢?從曹丕[14]的《典論·論文》和曹植[15]的《與楊德祖書》開始的吧!以後有等。韓愈[16]是提倡古文的，其實他那個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沒有什麼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說好的，他說壞，人家說壞的，他說好。 《昭明文選》裡也有批評，昭明太子蕭統[17]的那篇序言裡就講“事出於沈思”，這是思想性；又講“義歸乎翰藻”，這是藝術性。單是理論，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藝術性。

大家反映作家職業化後，有些書因紙張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來，影響作家的生活。作家協會能不能自己搞個印刷廠?撥一些機器給你們，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學家的著作，一時不能印出來，他們還有大學和科學院發的薪金可以維持生活。作家則不同，他們是靠版稅稿費生活，若是書籍雜誌沒有紙張印不出來，他們沒有稿費收入，就無法生活。我說作協自己辦一個印刷廠，當然不是要老舍、巴金[18]先生去辦，而是周揚、沈雁冰[19]他們籌劃去辦。 去年，我們一年攝製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萬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國六億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們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趙丹[20]，孫瑜[21]沒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評，那沒有什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 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你們回去就傳達，就要貫徹，不要等三中全會[22]作決定。地委書記、地區專員以上的干部約一萬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讚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都很難說，其餘十分之九還是不贊成的，這些都是高級幹部呢!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這次會議一時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結論，也用不著緊張，可以研究討論。 關於繼承文化遺產問題，我並不贊成牛鬼蛇神，可以讓它演出來，批評一下。文化遺產中有許多毒素和糟粕呢!對一些傳統劇目過去我們禁了幾年，別人有些反感，現在開放了，也可以批評，但批評要說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戲，看看也可以，我們看的不是牛鬼蛇神嗎?社會上有牛鬼蛇神，劇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國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來看看也沒有什麼可怕。許多青年都不懂什麼是牛鬼蛇神，讓他們看看也不要緊。拿個更好的東西來代替它當然很好，但還拿不出來，就讓它演吧!對牛鬼蛇神，戲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驚小怪，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鑑別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23]，就那樣驚慌?你說、《楚辭》是不是也有草木篇?第一篇是不是[24]這類的作品?不過現在發表不得吧?那第一篇，我看也沒有什麼詩味。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文藝界部分代表談話的主要部分。 [2]指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共匯集了三十三個問題。 [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4]指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 [5]蕭楚女，見本卷第248頁註[4]。 [6]見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 [7]“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簡稱的音譯。成立於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二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定》，解散“拉普”，成立蘇聯作家協會。 [8]薛仁貴（六一四——六八三），即薛禮，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將軍。 [9]張士貴（？——約六五六），本名忽峍，虢州盧氏（今屬河南）人，唐代將軍。 [10]王蒙，一九三四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於北平（今北京），作家。當時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三區（東四區）委員會工作。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受到錯誤批評。 [11]姚雪垠（一九一○——一九九九），河南鄧州人，作家。當時在武漢市作家協會工作。 [12]姚文元，一九三一年生，浙江諸暨人。當時在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工作。 [13]榮毅仁，當時任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 [14]曹丕（一八七——二二六），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國時期文論家、詩人。 [15]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之子，三國時期文學家、詩人。 [16]韓愈，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17]蕭統（五○一——五三一），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蕭衍之子。公元五○二年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諡號昭明。編有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文選》，後人習稱《昭明文選》。 [18]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市人，作家，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巴金，一九○四年生，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周揚（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人，當時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20]趙丹（一九一四——一九八○），山東肥城人。當時是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曾主演電影《武訓傳》。 [21]孫瑜（一九○○——一九九○），四川自貢人。當時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曾編導電影《武訓傳》。 [22]指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在北京舉行。 [23]《草木篇》，流沙河寫的一組散文詩，發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號。 [24]，曰白寫的一首詩，發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