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很多問題周恩來同志都講了，我就不要講很多了。 第一，黨內生活問題。七屆四中全會[1]以來，我們的黨內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會是應該召開的，反對了高崗[2]那一種破壞性的煽動，增強了黨的團結。這以前，我們黨內有相當一些同志不夠警覺，不夠自覺，上了高崗的當。所以，把高崗這個“圍子”塞起來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來，還讓他再搞一年，那我們的黨就會被搞得很亂。可是在高崗問題被揭露出來以後，我們黨內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現象:謹小慎微，莫談國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都生怕犯那個錯誤。現在我們就講清楚，國事有兩種:一種是破壞性的，一種是建設性的。像高崗那種破壞性的國事就不要去談，但建設性的國事就要大談特談，因為它是建設性的。

我們黨有這樣一段歷史。在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是比較活潑的，五萬多黨員，生氣勃勃，但是由於後一個時期陳獨秀的右傾路線錯誤[3]，革命失敗了。後來我們就搞武裝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個時期，黨內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連搞了七八年。當然，這中間也有正確的時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4]以後有一個短時期，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5]以後有一個短時期，六屆三中全會[6]以後有一個短時期。三中全會也有缺點。這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7]有關係，特別是王明路線[8]。第一次“左”傾路線[9]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10]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11]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還有張國燾的右傾路線[12]。鑑於這些教訓，我們開展了一個整風運動[13]，接受好的東西，批評和糾正錯的東西，主要口號是又團結又鬥爭，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統一和分散的問題也有歷史的經驗教訓。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一，不許講不同的話。比如“失敗”這兩個字就是講不得的，事實上是失敗了，可是不能講失敗，如果講了，你就是機會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有些根據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地自己發表的意見也發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14]是有關係的。於是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15]等來進行糾正。在糾正的時候，我們仍然給各根據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權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又發出關於建立請示報告製度的指示[16]，逐步把這種過於分散的狀態糾正過來。這種過於分散，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適用的，後來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就不適用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各自獨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又有一種偏向產生了，這就是集中過多了。有些問題，比如工業的集中問題，工廠要有多大的自主權，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權，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權，都還沒有研究好。如果說蘇聯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對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研究好，似乎我們也可以原諒自己，因為我們革命勝利才只有這麼幾年，而且有些東西既不是中央的決定，也不是地方的決定，就是那麼照搬過來了。 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麼一段歷史，要想一想這段歷史。曾經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那個時期地方的權力太大了，有一段時間事實上等於沒有中央了，後頭才逐步糾正過來，這是完全必要的。記得有一次會議上，我一共念了八個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是講需要集體領導，不要分散主義。現在我們講，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於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鑑於蘇聯的教訓，請同志們想一想我們黨的歷史，以便適當地來解決這個分權、集權的問題。恩來同志說了，現在由國務院組織一個機構，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擬一個方案出來。

第二，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17]。合作社和國家頂多佔百分之四十，最好只佔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第三，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關於企業的獨立自主，列寧所說的獨立自主，應搞到什麼程度，請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業無非是這樣兩類:一類是生產過程的企業，工業是廠礦，農業是生產合作社；一類是流通過程的企業，就是運輸業和商業。這些企業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我這裡是隨便這麼講，表述不是很準確，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高崗的那種獨立王國當然是應該反對的。這裡的所謂“獨立王國”，是說要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我這個話不能上憲法，不能上黨章，也不能上決議案。總之，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了，那事情也很難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關於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中央要設多少部門，它們有多大的權力，地方有哪些部門，管哪些事，有多大權力，恐怕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搞出一個草案來。

我請同志們注意，請中央各部門的同志們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聽說，現在到中央部門辦事見不到人，中央部門處理問題拖延不決，這兩點相當普遍。地方要解決問題，到中央部門就是見不到人，連處長都不容易見到，有些問題拖了幾年不得解決。應當檢查這個問題，看用一種什麼方式，又能見到人，又能比較快地解決問題。中央曾經發過一個通知[18]，說地方有權制止中央部門發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這裡是說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崗的獨立王國了。也許你們會制止得多了一點，但並非出於壞意，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信任現在的省委、市委和區黨委，給了你們這個權。這個權不能給地委，也不能給縣委，只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因為省委、市委和區黨委這一級領導幹部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總之，你們有權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訓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東西。

第四，修改黨章問題。陸定一[20]同志說，黨章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面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採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21]。 “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問題。是哪一個同志在這裡講了，這個問題很重要。現在是發展了命令主義，合作社什麼都得聽命令。過去是個體經濟，就是搞自由主義。現在集體化了，能聽命令，一起上工，這就有極大的利益。但是什麼都得聽命令，這就寬了。命令要正確，範圍不要太寬了，要給農民一些自己活動的時間，就是要有一點自由，如同我們每天都要有一點自由一樣。我們這些人沒有一點自由能活下去嗎?我就不相信。比如你們回到家裡就可以隨便談談，跟你們的夫人、小孩講一點笑話。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個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嚴肅是同不嚴肅相對立而存在的，沒有不嚴肅哪有嚴肅呢?紀律是對沒有紀律而來的，是對自由主義而來的，不搞一點“自由主義”怎麼行?總是要有一點“自由主義”的。現在我們反對自由主義，是反對在不應當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對一切自由。如果反對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個家庭設一個檢查長去檢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麼嚴肅，都不搞一點自由。

第七，全國平衡問題。全國的平衡還是需要的。有一個同志講，地方要有獨立性，同時還要有全國的平衡，我看這句話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獨立性的，只有國家的統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獨立性的，但也還需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如果上海的貨不運到四川去，你李井泉[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貨統統到北京來銷，就要把北京的貨都打倒。所以還是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平衡，沒有調劑，我們全國的大工業、全國的工業化就搞不起來。我們在講地方的獨立性、講地方獨立自主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極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當然，在現在地方缺少獨立性的時候，強調一下地方的獨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經濟工作問題。我們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這兩年要切實摸一下經濟工作，中央同你們每年來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區黨委都來匯報一次。但是總還要找一些委、部、局、廠，搞一些典型來研究一下，因為我們也不大懂。請各位同志切實研究一下，著重研究一下，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工作。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七屆四中全會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報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在會上作了發言。會議肯定了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工作中的成績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討論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有關問題。會議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維護和加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

[2]高崗，參見本卷第45頁註[7]。 [3]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他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後，陳獨秀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託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於四川江津。 [4]八七會議，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的任務。 [5]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開。會上，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政治、軍事、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肯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存在缺點和錯誤。大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的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 [6]六屆三中全會，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指出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決定恢復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性工作，這樣就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是會議沒有完全擺脫“左”的觀點，認為李立三隻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而不認為是路線錯誤。 [7]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定，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六月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 [8]王明路線，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又稱第三次“左”傾路線。見本卷第47頁註[18]。 [9]第一次“左”傾路線，指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後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的“左”傾錯誤觀點，認為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無間斷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並斷言“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從而確定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一九二八年四月，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10]第二次“左”傾路線，指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組織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同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11]六屆四中全會，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 [12]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會師後，任紅軍總政治委員。當時中共中央確定了一、四方面軍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決定，命令第四方面軍和第一方面軍一部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地區退卻，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並另立中央。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第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一九三六年六月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與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陝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死於加拿大。 [13]指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歷時三年多。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過這次整風，全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一個基本方向。 [14]第二次王明路線，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見本卷第48頁註[19]。 [15]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 [16]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指示》。 [17]公糧附加，即農業稅附加。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的《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規定，農業稅地方附加不超過正稅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佈的《關於一九五一年農業稅收工作的指示》規定，將全國各地區的農業稅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過正稅的百分之二十。 [18]指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關於推遲群眾戒菸時間和給地方黨政以權力推遲或停止上級所發那些不合實際情況的命令指示問題的指示》。指示中說：“凡對生產有妨礙的工作，不論是中央哪一個部門部署的，只要當地黨委認為有必要推遲進行，均可提出請求，推遲進行。此外，根據主觀主義設想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任何上級的命令指示，必須加以廢止或修改者，地方黨政有權提出意見。遇到這種情況，地方黨政從實際出發提出意見是正確的，不提意見，將不正確的命令指示，違反群眾意見，硬著頭皮往下推，則是不正確的。” [19]“五多”，指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 [20]陸定一（一九○六——一九九六），江蘇無錫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21]這是毛澤東一九五一年給中國戲曲研究院的題詞。 [22]李井泉（一九○九——一九八九），江西臨川人。當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