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 (熱烈鼓掌)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志和別的幾位同志，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志們，你們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報告稿子發給你們了，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來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組織了二十一個人的起草委員會，這裡面有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參加，經過八天討論，寫出了書面報告的第二稿。應當說，報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可能寫成。在第二稿裡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贊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這是一個開會的方法問題。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後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我們這次會議是要總結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要總結最近四年來的工作經驗，問題很多，意見也會很多，宜於採取這種方法。是不是所有的會議都可以採用這種方法呢?那也不是。採用這種方法，要有充裕的時間。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有時也許可以採用這種方法。省委、地委、縣委的同志們，你們以後召集會議，如果有條件的話，也可以採用這種方法。當然，你們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長的時間去開會，但是在有條件的時候，不妨試一試看。

這個方法是一個什麼方法呢?是一個民主集中製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民主集中製問題。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有些同誌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麼式的，總之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麼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2]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裡申明，我不是提倡對乾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至於由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鑑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乾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徵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並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只要採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乾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乾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乾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3]。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什麼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麼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蒐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製。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篇。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麼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笑聲)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裡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裡去幹什麼呢?為什麼不坐到自己房子裡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迴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餘，實行專政。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麼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4]的時候那麼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鬥爭。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5]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我們的公安系統是掌握在正確的同志的手裡的。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壞人手裡。還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群眾肅反的路線，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謂專業工作。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查、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對於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群眾，依靠黨。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闢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第四點，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6]，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7]，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緻的整風，採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麼人犯了錯誤，只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志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麼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麼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劉少奇同志在報告裡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胜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8]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乾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麼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9]。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0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乾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乾了十一年了嗎?是乾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麼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志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10]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11]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裡，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麼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像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分為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劉少奇同志的報告裡面。我們已經制定，或者正在製定，或者將要製定各個方面的具體政策。已經制定了的，例如農村公社六十條[12]，工業企業七十條[13]，高等教育六十條[14]，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15]，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正在製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16]。將要製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17]。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制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制定了一些條例[18]。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乾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乾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八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面，那時候的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19]。不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乾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20]上，通過了“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製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製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像我們黨的情況什麼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裡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只佔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裡面，一九三○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裡面，特別是在新黨員裡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面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复的實踐，在實踐裡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乾過許多蠢事嗎? 最後一點，第六點，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要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結起來，去帶動落後分子，這樣就可以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只有依靠這些團結，我們才能夠做好工作，克服困難，把中國建設好。要團結全黨、全民，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我們是站在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佔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在國際範圍內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麼團結。只要有可能，我們也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係，爭取在五項原則[21]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範疇的兩回事情。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鬚髮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縣委的同志，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志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志們也要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界限是什麼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准組織秘密集團。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只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馬克思、恩格斯手裡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22]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23]，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只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分子還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並且企圖陰謀復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的，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要輕於捕人，尤其不要輕於殺人。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裡面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於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所謂“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是絕不可以多捕、多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有個潘漢年[24]，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還有個王實味[25]，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裡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還不要給人亂戴帽子。我們有些同志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劉少奇同志的報告裡面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麼人都是分散主義。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採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他真心願意改正，只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討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採取寬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裡繼續工作。 我在這個講話裡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志，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裡有數。 (笑聲)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同志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縣委的同志，要引導公社黨委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乾”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採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麼就檢討什麼，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麼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採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麼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 (笑聲)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我向同志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製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熱烈鼓掌)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刊印。 -------------------------------------------------------------------------------- 註釋 [1]毛澤東這個講話共六點，本篇收入第一、二、四、六點。 [2]見司馬遷《報任安書》。 [3]這段話見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 [4]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六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斗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複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 [5]這四句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斷。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將毛澤東這個講話印發給黨內領導幹部閱讀時，經他本人審閱同意，加進了這四句話。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評述毛澤東的錯誤時指出：“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6]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見本卷第279頁註[16]。 [7]見本卷第278頁註[15]。 [8]共產國際，見本卷第142頁註[15]。 [9]斯諾，見本卷第218頁註[1]。 [10]蒙哥馬利，見本卷第193頁註[1]。 [11]威廉斯，見本卷第102頁註[3]。 [12]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條。 [13]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共七十條。 [14]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則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共六十條。 [15]指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試行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 [16]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達了《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共四十條。隨後，中央根據調查研究的情況，準備擬定一個比較全面的商業工作條例，一九六二年著手起草，後因故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17]指教育部擬定的《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將這兩個工作條例草案發給各地討論和試行。 [18]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連隊管理教育工作條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連隊政治指導員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連隊支部工作條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連隊支部工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連隊革命軍人委員會工作條例》。 [19]第一個五年計劃，見本卷第145頁註[30]。 [20]八大二次會議，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21]五項原則，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這五項原則是談判開始時周恩來總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出的，後來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總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的聯合聲明以及此後的許多國際性文件中都採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已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承認和使用。 [22]陳獨秀，見本卷第206頁註[7]。 [23]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蘭天文學家。在《天體運行論》一書中，證明地球繞自己的軸旋轉，並和其他行星一起，圍繞著太陽旋轉，推翻約兩千年來的地球不動學說。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一六三二年發表《關於托勒玫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支持和發展了哥白尼的地動說，次年被羅馬天主教法庭判罪。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國生物學家。在等著作中，提出了進化論的學說，說明了生物的演變和人類的起源。 [24]潘漢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蘇宜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等地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副市長等職。一九五五年因所謂“內奸”問題被關押審查，一九六三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並被判刑。一九八二年八月，經過法律程序並由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平反昭雪。 [25]王實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因發表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風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開除黨籍，年底被關押。一九四六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戰爭環境中被處決。據查，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不能成立。關於反革命托派奸細問題，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中說，“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