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
“他們會說IMF 非常傲慢。他們會說IMF 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致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他們會說IMF 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們會說IMF 的經濟'療法'經常使問題更加惡化–使（經濟發展）緩慢惡化為不景氣，從不景氣惡化為衰退。他們說的不錯。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我親眼目睹了IMF 和美國財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和IMF 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表了這一針對這兩個最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抨擊，他當即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強制退休”了。其實，開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財政部部長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國財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制著世界銀行的運作。薩摩斯對斯蒂格利茨厭倦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願強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動用“趕走”（Removal）的極端形式來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於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還曾擔任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
問題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水平不夠，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場”有問題，主要是對國際銀行家分外熱心的“全球化”持消極態度。他對這兩家國際金融機構的評價和見解當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製造和利用這些問題”正是這兩家金融機構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陰謀論”的觀點，同樣的，在世界銀行和IMF 工作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工作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方面的人員，也不認同他們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陰謀”。事實上，從操作層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和嚴謹的，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每一種算法都有科學分析，每一個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說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存在著“陰謀”，那確實是冤枉了，換任何人用同樣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都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這正是高手設計的高明之處！細節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學化，幾近無懈可擊，而真正的“陰謀”出在政策層面（Policy Level）上。經典戰例就是，波蘭和前蘇聯的經濟轉型效果大相徑庭。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 Ruding），一同炮製了“振盪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結果在波蘭“振盪療法”實施的過程中，美國財政部和國際銀行家在金錢上給予了實質性地支持，在大筆金錢的“輸血”下，波蘭的“振盪療法”大見成效。
等到“北極熊”被經濟“大夫”們放上手術台上，一陣開膛破肚之後，美國的援助和國際銀行家們原本答應好的金融“輸血”，卻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場可想而知。難怪薩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蘭案例驗證過的成功“手術”卻出了意外，“北極熊”病人竟然一命嗚呼了。
其實，波蘭“振盪療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個套兒，這種“政策層面”上的陰謀，就不是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層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頓體系設計之初，這兩家金融機構的建立為的是確立美元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國際銀行家廢除金本位的理想分為三大步驟來實現，羅斯福在1933年廢除了傳統的金本位體係後，黃金與美元的直接兌換關係（Gold Standard）被黃金間接兌換（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廢除黃金的第一步。在國際流通市場中，外國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將美元兌換成黃金。而布雷頓體系更進了一步，用美元兌換（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黃金被黃金間接兌換，即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只有外國中央銀行才能拿美元兌換黃金，黃金進一步被擠出了貨幣流通領域，自此，廢除黃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 和世界銀行都是由美國實際控制，IMF 是歐洲人坐頭把交椅，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國財政部設計了在諸多重大議題上，必須達到贊成票85%以上才能實施的條款，從而相當於賦予了美國財政部（17%投票權）一票否決權。而在世界銀行，由於是美國財政部挑選行長，在完全掌握人事權的情況下，只有很少的情況下才設置85%贊成票的門檻，以便提高“效率”。這就是玩“政策設計”和僅局限於“操作流程”二者之間層次的落差。
布雷頓體系的總設計師凱恩斯還構思出一個更“精彩”的概念：“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來構築未來的世界貨幣框架，“特別提款權”就是所謂的“紙黃金”，以彌補美國由於長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黃金實物短缺。這可是人類歷史上一項空前的“發明”，人為地規定某種“紙幣”永不“貶值”，等同於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這個概念在1969年美國發生嚴重的黃金支付危機時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沒能挽救美元與黃金兌換關係的國際承諾的崩潰。布雷頓體系解體之後，“特別提款權”又被重新定義與“一籃子”貨幣匯率掛鉤。至今，這一凱恩斯40年代就構想出來的“世界貨幣”也沒能發揮太大用場。
當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係後，IMF 和世界銀行的歷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僱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 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了IMF 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採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里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藉到緊急貸款。
這就是為什麽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在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曆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湧到葉利欽那裡。”
斯蒂格利茨並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於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產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乾。 IMF 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乾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 拖到這步田地時，IMF 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像，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 1998年印尼由於IMF 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玻利維亞由於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於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盪”（Social Unrest）。而這種“社會動盪”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飢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 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只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製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於“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製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 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2004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註。
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形象而細緻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的秘密金融戰爭的始末。作為當事人，作者於60年代末被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NSA（國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經過一些列的測試之後，作者被認為是非常合適的“經濟刺客”的人選。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派往世界各國，去進行“經濟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計劃敗露，由於完全沒有官方背景，當事國祇能歸罪於私人公司的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遊說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大量舉債，債務要遠遠高於實際需求，以確定債務必將出現無法償還的情況。為了讓當政者嚐到甜頭，數億美元的金錢賄賂隨時現金支付。當債務無法清償時，世界銀行和IMF 代表國際銀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鮮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條件就是出讓國家重要資產，供水系統、天然氣、電力、交通、通訊等產業。
如果“經濟刺客”的工作不見效，則派出中央情報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殺國家領導人，如果“豺狗”也失敗了，最後就是動用軍事機器發動戰爭。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經濟刺客”的任務，導致印尼嚴重負債。後來作者又前往沙特，親自操盤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國”（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計劃，為基辛格後來成功遊說沙特,離間OPEC組織立下汗馬功勞。後來，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馬、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國，屢立奇功。當2001年911事件讓作者痛楚地感覺到美國遭世人痛恨正是由於像他這樣一批“經濟刺客”的出色工作時，作者終於決心說出真相。紐約各大出版社竟無人敢出版他的自傳，原因就是書中的內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寫書的事很快在“圈子裡”傳開了，一家國際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請他“坐冷板凳”，條件就是不要發表該書，這算是一種“合法”的賄賂。當2004年，作者頂著風險和壓力出版該書後，幾乎一夜之間，該書就成為美國最暢銷的小說。之所以選擇小說形式，也是出於不得已，出版社擔心如果以紀實體出現的話，難免招惹無妄之災。
4. 統治世界的精英集團
我們最好自下而上地來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廈”，而不是相反。終結國家主權（的工作），可以用一點一點進行蠶食的辦法，這會比老辦法更快地達到我們的目的。 ——裡查德.加納《外交事務》雜誌，1974年4月
1992年7月16日，當克林頓在民主黨大會上接受競選總統提名後，發表了一番並無新意的有關團結、理想、人民和國家之類的高調。但是在演講結尾，克林頓突然提到了他在喬治城大學讀書時代的恩師，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對他的影響，並將這種影響與肯尼迪總統對他的影響相提並論。克林頓在隨後的總統生涯裡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
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張讓克林頓如此刻骨銘心呢？
原來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組織的權威，他認為這些秘密組織決定性地影響了世界上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換句話說，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陰謀論”大師。
奎格雷教授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布魯金斯智庫、美國國防部、海軍部任職，並與眾多中央情報局的高官過從甚密。作為“圈內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觸最高機密的文獻和秘密檔案，他對英美極少數統治精英對全世界命運安排的“理想”並不反感，只是對其中的一些具體做法持有保留態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澀深奧，所以並沒有遭到“主流”學者的圍剿，另一個原因是由於他長達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觸過大量絕密文獻，美國史學界沒有第二個人有機會重複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鮮有挑戰者，只要他的學說不危及同時代的當權者，精英圈子也沒有必要動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美國外交協會（CFR），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顯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縱世界局勢的核心組織。擁有3600名會員的外交協會相當於美國的“中央黨校”，加入該協會就等於邁進美國政界的大門，成為未來世界政策的製定者。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加上了歐洲的精英分子，而擁有325名會員的三邊委員會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的精英分子。美國外交協會的重量極成員往往也是其它組織的成員。這些組織中的精英們包括叱詫世界風雲的重量級人物：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JP摩根國際委員會的戴維·洛克菲勒、納爾遜·洛克菲勒、英國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總統政府內任美國國防部長後來又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麥克納馬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法國前總統（和歐洲憲法的主要製訂者）德斯坦、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有就是一代宗師凱恩斯。國際銀行家正是這些組織幕後的大老闆，羅斯切爾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屆彼爾德伯格會議。 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聖地薩爾特舍巴登的會議由沃伯格家族主辦。
正在讀大學的克林頓聽了恩師的指點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頭地，個人奮鬥注定會失敗，必須進入權力核心的圈子才能達到“好風憑藉力，任我上青雲”的境界。
果然，克林頓先後加入了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還是“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這是一個專門培養未來“世界政府”重要“幹部”的培訓班。克林頓在1989年加入外交協會，1991年，時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又出現在當年在德國召開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要知道美國有眾多的大州州長削尖腦門兒想要參加這個“超級精英聚會”，果然僅1年之後，名不見經傳的偏遠的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竟然擊敗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當選總統，難怪克林頓對恩師的教誨念念不忘。
5.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們就向公眾開放，我們就不可能為世界制定發展計劃。不過，世界越來越複雜，並準備向世界政府邁進。由知識精英和世界銀行家組成的超國家主權實體肯定好過過去數世紀實踐的國家自決。”——戴維·洛克菲勒1991年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名字取自荷蘭一家旅館，由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Prince Bernhard）於1954年一手創立。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美國外交協會的“國際版”，由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家、政治家、商業領袖、媒體巨擎和著名學者所組成。他們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由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撿選出來的，這些人很多同時又是美國外交協會、朝聖協會（Pilgrims Society）、圓桌協會（Round Table）、和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幾乎所有歐洲聯合機構的策源地，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該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神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總部設在荷蘭西部的萊頓市（Leiden），甚至還有電話號碼。但沒有網站。少數獨立偵探，如英國的東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國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費盡心機才能獲得有關彼爾德伯格會議位址和議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關於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書。歷史學家皮埃爾·維勒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記者威廉·沃爾福（William Wolf）已經聯合出版了《拒不讓公眾了解的事實和紀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和卷2講述了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秘密發展史。比利時社會學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書有一章也是專門講述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達維格農（Etienne Davignon）堅持說“這不是資本家操縱世界的陰謀”。法國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加入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近30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亞爾（Thierry de Montbrial）說這只不過是個“俱樂部”而已。例如，彼爾德伯格2002年會議的正式新聞稿說，“俱樂部的唯一活動是舉行年會。會上不提出任何決議，也不進行投票，不發表任何政策聲明。”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只是一個“靈活、非正式的小型國際論壇。與會者在論壇上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觀點，增進彼此了解。”英國經濟學家威爾·赫頓（Will Hutton）說，每屆彼爾德伯格會議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這個說法相當接近事實。彼爾德伯格會議上做出的決定稍後會成為8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既定方針。
媒體在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面前總是溫順得像沈默的羔羊。 2005年，《金融時報》以典型的手法搶先報導，對沸沸揚揚的陰謀論淡化處理。
事實上，任何質疑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俱樂部的人都會被嘲笑成陰謀論者。英國議員或美國決策者等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說它“只不過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地方”，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論壇。
恩達爾（F 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戰爭：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戰》（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書中詳細講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開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發生的一段鮮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後的最初幾年裡，美元的地位在世界範圍內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的信譽和價值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在世界金融風暴之中隨風而逝。當時的國際銀行家還遠未做好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極度混亂，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貨幣“特別提款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根本無人問津。眼看局面即將失控，國際銀行家們在1973年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緊急磋商，試圖遏制當時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國的金融戰略家沃特·雷維（Walter Levy）提出了一個大膽而驚人的計劃，放手讓世界石油價格暴漲400%，並規劃如何從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財團的84名成員參加了是次會議。恩達爾得出的結論是：
這些權貴聚集在彼爾德伯格目的是使權力平衡重新向有利於美國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發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決定利用他們最珍視的武器－全球石油供應的控制權。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就是引發全球石油禁運，迫使全球油價激增。從1945年起，按照國際慣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價，原因是美國石油公司控制著戰後石油市場。因此，全球油價突然上漲意味著世界對美元（用以購買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應激增，從而穩定美元貨幣的價值。
基辛格用“源源不斷的石油美元流入”來形容油價飆升的結果。
6. 三邊委員會
“我們的國家能夠擁有偉大的民主制度，我們也能夠創造大量的財富並使它們積聚在極少數人手中，但是我們不可能兩者同時擁有。”
路易斯·布蘭德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顯然是三邊委員會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維.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議下，洛克菲勒決心將“將世界上最優秀的大腦整合起來解決未來的問題”。該想法在1972年初被首次提出，並在1972年的彼爾德伯格年會上，被“集體”廣泛討論並接受下來。
布熱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了著名的《兩個時代之間》（Between Two Ages），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世界政府，該書被認為是三邊委員會的“聖經”。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理所當然地“慷慨解囊”，從財務上大力支持三邊委員會的運作。
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先生。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
布熱津斯基曾向戴維·洛克菲勒力荐時任佐治亞州州長的卡特加入三邊委員會，卡特在戴維洛克菲勒親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納進三邊委員會。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台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熱津斯基成為莫逆之交的基礎和開端。
年青時代的克林頓在恩師奎格雷的指點之下，一直努力向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等組織積極靠攏，最終實現了他的總統夢。
三邊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一樣都是美國外交協會的外圍機構，最機密和最重要的決策只是在倫敦和華爾街極少數人的圈子裡敲定下來。三邊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起到的是“統一思想”、“協調步伐”的作用。
三邊委員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遺餘力地宣揚“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宏偉理想，最終為一個倫敦－華兒街軸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鋪平道路。 1975年三邊委員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在一份名為《重塑世界貿易與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報告中指出：“緊密的三邊（美、歐、日）合作，維護和平，管理世界經濟，培育經濟發展，和減少世界貧困，將增加和平過渡到一種世界系統的機會。”
三邊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吸納了當時的經濟後起之秀日本的諸多知名企業家和銀行家，擴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礎。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懂得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對未來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這一“偉大事業”的重要性。後來隨著亞洲其它國家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這些地區的“精英分子”也成為國際銀行家們青睞的對象。問題不是一個“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誰主導這個“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實現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富裕和社會進步。從200多年來的社會實踐來看，普羅大眾似乎指望不上“精英們”的許諾。
經過許許多多的戰亂和衰退，小老百姓們終於搞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擺設；沒有經濟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錢玩弄的道具。
如果說自由的本質就是人民能夠擁有選擇的權力，那麼未來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條，“世界精英”已經替世界人民選擇了好了。按照保羅.沃伯格之子，銀行家傑姆斯.沃伯格的話說：“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無論人們是否喜歡它。唯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政府究竟是經由（和平的）共識或是（武力的）征服來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