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鳴響的，大閘則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歷次宏觀調控都有相同的“規律”，那就是：經濟過熱造成能源的緊缺，引發激烈的爭奪，於是中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不同所有製企業進行調控和再分配。而在這種調控和再分配中，國有企業、跨國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獲得的政策待遇“等級”不同。這種現象幾乎每隔三到五年就會出現一次，形成了30年來的經濟周期。 2004年的宏觀調控顯然也沒有偏離這樣的政策邏輯。
中央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依據是，宏觀經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過熱景象，特別是在重化工業領域，投資增長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資料顯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 2003年底，警笛終於鳴響。 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製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國辦再發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 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來自審計署、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劉永行的電解鋁項目。在2003年11月底，就傳出消息稱，東方集團的包頭項目和三門峽項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冶金處的官員對記者說，“他們很多審批手續不齊全，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國家相關部門已叫停了東方希望在包頭的電解鋁項目，三門峽氧化鋁工程是為包頭提供上游產品的項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審查。”
跟歷次宏觀調控一樣，總有一些人會成為倒霉的“祭旗者”，我們已經記錄過“傻子瓜子”年廣久、“溫州八大王”、鄭樂芬等，現在這份名單上又要增加一個名字，他就是正在長江邊大干快上的戴國芳。富有戲劇性的是，戴國芳進入“暴風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這年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者在江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佔地問題。在南京的採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在長江邊建鋼廠”。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佔地的問題。他們電詢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復是該部並不清楚這個項目。於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尋找到了鋼廠工地。 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徵先用，環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環保總局派出調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的問題很快從毀田佔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旋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座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的國務院通知下發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同比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佔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浮出水面，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是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的問題也許花錢能夠擺平。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廢舊鋼鐵價值十幾億元，其中有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的責任。”這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至當地的國稅局。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後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蘇州，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匯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的問題。 4月初，一個由9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這是自1991年的溫州“柳市事件”後，中央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 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9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匯報查處情況，將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了聯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違規審批徵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徵地拆遷；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二十多億元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
針對鐵本事件的行政處理亦史無前例，8名政府領導和銀行官員受到嚴厲的懲處。其中，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顧黑郎被罷免，並給予留黨察看處分；揚中市委書記宦祥保被撤職；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省發改委副主任秦雁江、中國銀行常州分行行長王建國等被撤職或責令辭職。戴國芳的家產8萬元被查封。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人民日報》在題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以強硬的口吻寫道，“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社論同時要求，“各地方各部門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確定的宏觀調控措施，當前特別要把住信貸投放和土地供給兩個閘門，有效控制投資規模。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堅決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傾向。”這個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角色表露無遺。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 2006年3月28日，在戴國芳被羈押兩年之後，鐵本案在常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戴國芳被控罪名為“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檢察院的指控證據均來自那份自查報告，當初板上釘釘的“五宗罪”無一被指控。
雷霆萬鈞的宏觀調控，同時還向房地產開刀。地產熱直接拉動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揚，而不斷上漲的房價，已造成大量普通居民買不起房，民怨已漸成沸騰之勢。 3月到5月之間，國務院推出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措施，包括：控制貨幣發行量和貸款規模；嚴格土地管理，堅決制止亂占耕地；認真清理和整頓在建和新建的項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節約資源的活動。其一系列文件和舉措如一道道“金牌”接踵而出：3月25日，推出再貸款浮息制度；4月25日，央行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4月27日，央行以十分罕見的電話通知的方式要求各商業銀行暫停“突擊放款”；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頒發“嚴格土地管理”通知；4月30日，溫家寶總理髮表“推進銀行改革是整個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的講話；5月1日，銀監會宣布“進一步加強貸款風險管理”的7項措施。與此同時，國內各大報刊紛紛發表言論，對房地產的過熱進行反思甚至情緒性的猛烈聲討……
這一連串緊縮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和強大的輿論營造，不僅改變了投資者的收益預期和消費者購房的價格預期，而且改變了政府對房地產發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從而直接導致了購買力的迅速下降和樓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縮。
房地產的冬天突然降臨。
隨著宏觀經濟的驟然趨冷，一個幾乎沒有懸念的伴生事實就是股票市場的雪崩。 4月3日，就在風雨飄搖之中，號稱“中國最大民營企業”的德隆集團召開最後一次高管會議，總裁唐萬新感到“末日”真的要降臨了。這一天正是他40歲的生日。
在過去的幾年裡，德隆一直是中國商業界裡最高調，也是最神秘的民營企業。為了維持德隆系的高價股形象，唐萬新選擇了冒險而激進的擴張策略。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規模驚人的投資項目，其中包括投資100億元的農村超市集團、投資60億-100億元的中國最大重型汽車集團、投資55億元的畜牧業和旅遊項目，這些重量級的項目如一顆顆能量驚人的照明彈，讓人們眼前大亮，不敢逼視。 2002年11月，唐家兄弟的老大唐萬里當選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他對媒體宣布，“德隆將在三年內，進入'世界500強'。此時的德隆看上去處在輝煌的巔峰，它宣稱控制了1200億元的資產，擁有500多家企業和30萬名員工，涉足二十多個領域，儼然中國民營企業中的“航空母艦”。外界對德隆的實際狀況一直不甚了解，一直到2004年1月，在胡潤公佈的“2003年資本控制50強”中，德隆唐氏仍以控制217億元的上市公司市值赫然位列諸強之首。
而事實上，德隆早已病入膏肓。後來，唐萬新承認，早在“2001年之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處理危機”。為了不讓德隆系的股價高台跳水，他陷入苦戰。資金的調度成為德隆生存的頭等大事，公司形成了一個“頭寸會”制度，每天下午3點準時召開，風雨無阻。唐萬新是“頭寸會”的總調度人，他每天親自主持會議，旗下各金融機構把當天的危機程度和數據以及“頭寸”寫在黑板上，然後唐萬新根據風險程度逐筆拍板，決定哪一筆頭寸解決哪一筆危機，精確至每1元錢。唐萬新拍板的過程一般10分鐘就結束，然後把當天“頭寸會”的統計報表用碎紙機碎掉，防止流失到外面及留下記錄。
唐萬新做的最後一次掙扎是試圖直接進入地方城市的商業銀行。德隆從大型商業銀行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而國內城市商業銀行則有百餘家之多，資產總額5500億元，存款4500億元。如果能夠進入，德隆將真正形成實業投資與金融緊密結合的財團模式，並有可能徹底地將自己洗白。 2002年6月，德隆通過6家影子公司控股昆明市商業銀行，成為總計持股近30％的大股東。 9月，它又通過湘火炬出資，購得株洲市商業銀行增擴後總股本的11.73％，同時，它還染指長沙市商業銀行和南昌市商業銀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德隆先後與至少6個城市的商業銀行達成了控股或參股的協議。在民營企業高歌猛進的2003年，德隆對金融業的滲透被認為是民營資本進入壟斷領域的嘗試。對唐萬新來說，他的目的其實就是三個。其一，進入銀行董事會後，可以用各種項目及關聯公司之名，從中獲取資金。後來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德隆從山東一個城市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量就達到了40億元之巨。其二，在股市上炒作參股金融的概念，支撐及刺激已顯疲態的德隆系股票。其三，如果參股成功，甚至城市商業銀行獲准上市，那麼，德隆的“產融結合”戰略將畢其功於一役。
然而到2004年初，德隆的資金困境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唐萬新將德隆系內幾塊質量較好的資產都相繼質押給了銀行卻仍舊無法緩解積重難返的斷血之虞。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宏觀調控大閘陡然落下，與此同時，德隆試圖進入城市商業銀行的報告被銀監會駁回。局勢終於惡化到無法自控的地步。 4月2日，德隆史上最後一次全體高層會議在沉悶的氣氛中召開，會議決定了最後的一次“自救行動”，發動德隆機構的所有員工都去購買“老三股”，部門經理1萬股，普通員工1千股。站在“不惑之年”門檻上的唐萬新傷感地說，“這道坎過去了，德隆還會有更美好的未來，若過不去，大家再也沒有機會坐在一起開會了。”
真正意義上的災難從10天后正式開始了。先是合金投資率先跌停，接著“老三股”全線下挫，數週之內，股市就將德隆過去5年所創造的奇蹟和紙上財富全數抹去，流通市值從最高峰時的206.8億元下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億元，旦夕間蒸發將近160億元之巨。這年7月，中央政府決定由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全權託管德隆的所有債權債務事宜，德隆被肢解出售。 12月，武漢市檢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為由逮捕唐萬新。 2006年4月，唐萬新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及“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和40萬元罰款。
德隆系如同一隻跛腳的巨獸，它的可怕崩塌，很快連累噤若寒蟬的股市。年初，滬深兩市曾經開出過一個小陽春，滬市股指從2003年11月的1307點升到這年4月7日的1783點，然而，隨著宏觀調控的來臨，股市應聲下挫，在德隆系的狂跌效應下，市場哀鴻遍野，股指屢屢破位下行，輕破1300點等歷史關口和心理關口，到年末，上證綜合指數和深證綜合指數分別收於1266.5點和315.81點，比年初分別下降15.4％和16.6％。創下2000年以來的新低點。
在30年企業史上，2004年是繼1997年之後的第二個“崩潰之年”，昂然進軍上游壟斷行業的民營企業幾乎全軍覆沒，而那些對宏觀風險缺乏防範經驗的企業也付出了慘重的學費。除了鐵本和德隆之外，相繼爆發重大危機的大型民營企業還有IT業的托普、房地產業的順馳，以及顧雛軍接手的科龍和張海收購的健力寶等。
在本輪宏觀調控中，行政手段的威嚴出乎絕大多數觀察者的預料。在1月份的一次年會上，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將處在一個重要的關口上”，面對過熱的投資，必須實施宏觀調控手段，不過，“應該主要採取市場經濟的辦法，而不是依靠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因為政府對微觀經濟進行干預，採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常常是勞而無功，甚至會對經濟效益造成很大的損害。”
8月份的《商務周刊》在一篇評論中頗為矛盾地寫道：這是一個難以判斷的市場。一方面，國務院就投資體制改革發出號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合理界定政府職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風驟雨般的宏觀調控中，卻飽受市場各界和多位經濟學家“行政干預”的指責。
然而，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採用如此強硬的直接干預手段似乎也是別無選擇。
種種跡象表明，在一開始，決策層試圖採用較溫和的金融槓桿的方式，但是，企業和地方政府對此置若罔聞。就在中央政府數次明令緩行“投資拉動”之際，這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仍然創下新紀錄。國家統計局的判斷是：相當部分原因就是當國家緊縮投資的信號發出後，地方政府出於本地區利益的考慮，抓緊時間上項目、槍進度，要趕在中央關門之前擠進門去。國務院調查組的一位官員曾經對媒體透露過一個細節：他們上午剛踏上回京的歸程，下午當地主要領導就在會議上公開指示下屬，該咋辦咋辦，“還能因為蓋幾個電廠、鋼廠就把我的帽子擼嘍？”4月25日，中國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參加海南博鰲亞洲論壇時公開喊話，“各界不要與央行博弈。不要因為央行現在出手還比較溫和，就想趁這個機會趕快'乾一把'……希望各有關部門自覺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導致央行採取大家不願看到的更強硬措施，對大家都不好。”經濟學家趙曉對吳曉靈這種做法的成效表示懷疑，“宏觀調控從來都是一種利益分配。當前宏觀調控反映出來的深層矛盾是中央與地方利益之間的博弈：一方面，中央害怕地方、企業和銀行聯合起來騙中央，害怕物價全面上漲，害怕承擔可能過熱的後果；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間卻希望搭上本輪經濟增長的快車，特別是要趕在中央關門之前擠進門去，這大大加劇了目前的投資擴張態勢，至於投資過後所導致的過剩與經濟下滑的威脅，並不在地方和企業考慮之內。”
顯然，在這樣一種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觀調控，則最終的呆壞賬要由中央銀行來買單，中央搞宏觀調控，所帶來的損失和成本則幾乎完全由地方來承擔。在利益關係錯綜複雜的博弈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一覽無餘，龐大的國有資本集團以及相關聯的地方政府利益已經形成了一股驚人的“挾持力量”。中央政府終於在猶豫一段時間後重拳出擊。
發生在春夏之交的這次猛烈的宏觀調控風暴，讓國際觀察者也有點不知所措。就在緊縮政策接連出台的5月初，《紐約時報》發表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稱“這些日子，美國、歐盟、日本和亞洲主要國家領導人在睡前都要對中國經濟祈禱，世界逐漸被中國借助廉價勞動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資而確保的巨大的資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國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會一齊爆裂”。 5月27日、28日，韓國政府連續召開緊急會議，分析中國計劃對過熱經濟踩“剎車”可能對韓國造成的影響。韓國學者判斷，中國占據了韓國總出口額的18%和貿易收支順差的88%，如果中國政府為避免過熱情況採取嚴厲措施，預計韓國的出口將銳減。就連一向出言謹慎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表示擔憂，他在聯邦參議院的演講中說：“如果中國出現問題，對於東南亞經濟體和日本，間接地對於我們，都會造成很大影響。”
然而，中國經濟的走勢再次讓全球的學者跌破眼鏡。這年三季度，亞洲開發銀行曾預測全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下降為8.3%，而中國商務部的數據更保守為7.5%。可是，最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仍然高達10.1%，為1996年之後增長最快的年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7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5.8%，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了1萬億美元。 200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一開始公佈為9.5%，與2003年持平。 2006年1月，國家統計局根據新的經濟普查數據對國內生產總值歷史數據進行了修訂，2003年和2004年的數據分別修訂為10%和10.1%。這表明，中國經濟仍然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通道裡。在中央電視台的《中國經濟年度報告》節目中，清華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對此的解讀是，“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的列車，它的行駛不是急剎車，是點剎車。”誰被點住，誰沒有被點住，一目了然。
發生在鋼鐵領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就當民營資本被嚴令叫停的時候，國有及國有資本則紛紛大踏步挺進。在鐵本事件發生的同時，寶鋼與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製鐵三方合資，開建1800毫米冷軋工程。此外，寶鋼還與澳大利亞哈莫斯利公司簽署了每年購買700萬噸鐵礦石的長期訂購協議。總裁兼董事長謝企華宣布，寶鋼打算在2010年前斥資500億-600億元，將產量從2000萬噸擴大到3000萬噸，增加50%的產能。這一新聞震驚全球鋼鐵界。隨即，中國第四大鋼鐵企業武漢鋼鐵集團表示，武鋼的幾個大規模項目，已經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總體投資將超過200億元。其他的國有大型鋼鐵企業也紛紛啟動新項目：本溪鋼鐵集團與浦項合作，啟動了冷軋板項目；鞍山鋼鐵集團與歐洲第二大鋼鐵公司德國蒂森克虜伯共同投資1.8億美元，建設年產40萬噸的熱鍍鋅板項目；唐山鋼鐵集團、馬鞍山鋼鐵集團則與世界最大的礦石資源企業必和必拓分別簽署了300萬噸鐵礦石的訂購協議。
跨國鋼鐵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步伐似乎也沒有停滯。這年4月22日，就在戴國芳被拘押的三天后，在距常州僅105公里的蘇州工業園區，澳大利亞博思格鋼鐵公司投資2.8億澳元（約17億元人民幣）的鋼鐵項目舉辦了熱熱鬧鬧的奠基儀式。公司總裁毛思明說，“一切順利得出乎意料，不到一個月我們就拿到了營業執照。”蘇州工業園區則透露，博思格的項目從遞交申請材料到頒發營業執照，前後只用了7個工作日。有媒體評論說，一個17億元的項目，7天之內就搞定營業執照，這對於國內絕大多數地區的投資者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按照國家現行規定，投資在5000萬元到2億元的項目須由國家發改委審批，2億元以上的項目報國務院審批，整個程序繁瑣，沒有一年半載不可能批得下來——這也是鐵本被查處的原因之一。況且，鋼鐵投資正是整頓調控的重中之重，鐵本事件又近在眼前，博思格項目的神速實在讓人驚嘆。新華社記者徐壽鬆在《鐵本調查》一書中十分感慨地寫道，“同一產業，同一時間，同一省份，鐵本和博思格，一吐、一洋兩家鋼鐵公司的命運何以相隔生死兩重門？！有人在門裡輕歌曼舞，有人在門外長歌當哭。”
從全年度的行業數據來說，人們也能看到真實的一面。在鐵本被嚴處之後的幾個月裡，全國的鋼鐵產量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控制，可是從6月份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份開始日產水平連創歷史記錄，至10月份更是突破日產80萬噸，達到80.44萬噸。前10個月，全國累計生產鋼材2.72億噸，比上年同期增產24.12%。 2005年，產量繼續在高速增長的軌道上前行，全國生產鋼材3.71億噸，同比增長又達到24.1%。更引人注意的是，在2004年，全國祇有兩家鋼鐵廠的鋼材產量超過1000萬噸，而到2005年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鋼，均為國有大型企業。
即便被調控的民企，其命運也各不相同。與鐵本同時被勒令停產的寧波建龍就有另一番生死情景。 2004年2月，國家發改委、銀監會等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建龍。 5月，在鐵本事件後的一個月，中央電視台曝光建龍事件，其違規行為主要有三項：一，違規審批，將本應由國務院主管部門批准的項目變成了地方審批；二，未獲環保部門批准，擅自開工；三，短貸長投，將銀行7億元流動資金貸款轉成固定資產投資。從這些情況看，建龍違規性質與鐵本差不多，冶煉高爐、熱軋車間、碼頭等都基本建成，實際投入資金已達48億元。項目停建消息傳出後，復星的股價應聲下挫。當時，唐萬新的“德隆系”剛剛開始崩塌，同樣為民營資本運作高手的郭廣昌頗受關注。 7月，有媒體披露“復星系”被有關銀行列為“慎貸”黑名單，資金鍊隨時面臨斷裂風險，復星一時黑雲壓城。
與鐵本不同的是，在事件發生後，儘管寧波市計委、國土資源局等6名幹部受到了處分，但是建龍和寧波方面均沒有人員被拘押，項目的實際控制人郭廣昌更是沒有受到限制，他仍有自救空間。郭廣昌首先想要撇清建龍的民資成分。在被查處的第一時間，復星股份發佈公告稱，公司和寧波建龍及股份沒有任何關聯。 9月，郭廣昌在杭州的一次長三角論壇上又突然暗示，建龍還隱藏著一家“影子股東”，那就是著名民營企業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郭廣昌的撇清與暗示，都無非為了不斷測試上層對建龍事件的處理底線。以後來的事態發展看，真正讓建龍項目峰迴路轉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國有鋼鐵企業的參與。
就在建龍項目開建的同時，杭州鋼鐵公司在寧波大榭島也開始籌建一個佔地5400畝的鋼鐵項目。由於拆遷等問題上的糾纏和效率低下，當建龍過程已經建設過半的時候，杭鋼的大榭項目還沒有正式動工。建龍擱淺後，浙江省政府當即提出了整合建龍和杭鋼的意向。對此，處於有利位置的杭鋼董事長童雲芳放言，“要么控股，要么不參與。”郭廣昌當然也不甘心被吃掉，但整合必須要以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以老套套，必須以最優化、最有競爭力的市場方式來解決以誰為核心的問題。他對記者說，“國企參股可以，控股得讓民企來。不要藉宏觀調控之名，讓國有企業來控制民營企業。”《財經》在關於此事的評論中問道：“在這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和政府的談判中，已經被判定違規的前者顯然居於弱勢地位。但問題是，是否一定要讓國有企業控股才可以放行？”
郭廣昌的掙扎和傳媒的質疑被證明是無效的。 2004年8月，一個消息已經傳遍財經圈：杭鋼與建龍初步達成重組協議，杭鋼持股51%，郭廣昌方面持股49%。關於建龍事件的處理意見也如期下達，國務院將寧波建龍鋼鐵違規項目的處理權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這意味著重組後的建龍項目將獲得“合法準生”。 2006年初，國家發改委以“發改工業［2006］434號”文件準了寧波建龍鋼鐵項目。根據批文，國家發改委同意杭州鋼鐵集團公司結合自身結構調整，對寧波建龍鋼鐵有限公司進行重組，由杭鋼集團作為控股股東，聯合其他股東，將其重組為“寧波鋼鐵有限公司”。郭廣昌以犧牲股權為代價，死裡逃生。
在本輪宏觀調控中陷落的大型民營企業項目，日後大多被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所獵獲。鐵本項目在三年後被南京鋼鐵集團和法國安賽樂公司共同重組。分崩離析後的德隆係被瓜分：中糧集團購得新疆屯河，遼寧機械集團入主合金投資，湘火炬遭到一汽、上海德國大眾等二十多家汽車公司的爭搶，最後由山東的濰柴動力得手。唯一僥倖獨存的是東方希望集團的電解鋁項目，由於劉永行十分謹慎，其投資均為自由資金，所以避開了金融上的製裁。此後三年，一向開朗的劉永行變得極度低調，幾乎不再公開場合露面。他後來透露說，中鋁集團曾經多次試圖控股該項目，均被婉拒。
民營資本的慘敗，令人印象深刻。其後兩三年中，反思不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用“玻璃門”來形容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尷尬局面。他描述說，“一些行業和領域在准入政策上雖無公開限制，但實際進入條件限制頗多，主要對進入資格設置過高門檻。人們將這種'名義開放、實際限制'現象稱為'玻璃門'，看著是敞開的，實際上進不去的，一進去就碰壁。”先海星集團董事長榮海的反省則更為直接，他說，“宏觀調控的教訓再一次證明，貿易企業家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宏觀調控對中國公司格局的影響十分深遠，在相當長時期內甚至有“定局”的效果。
經濟政策的莫測變幻，同樣反射在商業思潮的波動與反复上。
在1月份，由河北的一份文件引發出一場關於民營企業家“原罪豁免”的大爭論。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號文件”批轉的河北省政法委《關於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稱，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在追訴期內的，要綜合考慮犯罪性質、情節、後果、悔罪表現和所在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況及其趨勢，依法減輕、免除處罰或判處緩刑。這一“豁免文件”跟改革史上的很多事件與宣告一樣，儘管在法律操作上尚有空白和可商榷處，卻是一個很強的政策信號彈。然而，隨著宏觀調控的開始，“豁免話題”很快被拋棄，輿論180度地大回身，轉而開始對產權改革中的種種現象進行“絕不寬恕”的“原罪清算”。
在這次清算運動中，擔當主角的是一位來自香港的金融學教授。 1956年出生於台灣桃園的郎咸平畢業於美國沃頓商學院，該院以金融和財務教學聞名世界。郎咸平長著一張老成的明星臉，一頭剛硬的灰髮，能言善辯，自稱“是一個喜歡生活在閃光燈下的學者”。 2000年之後，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和北京長江商學院教授的他常年在中國內地遊學演講。在這期間，他運用金融學工具對中國公司的財務治理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就在2004年夏天，他連續發布論文和演講，對一些著名企業的產權改革方案提出了強烈的質疑。
6月17日，他公開質疑TCL，認定其股改方案實際是國有股權被稀釋的過程，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根據他的計算，李東生持有5.59的TCL股權，按最高市值達12億元，因此他“成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8月2日，他發表《海爾變形記——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頭直指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家電企業海爾。他分析張瑞敏對海爾的產權進行了三次“變形”。 “第一次變形”是在1997年。這一年正是大規模產權改革的藻始之年，海爾成立內部職工持股會，2000年，由持股會為主體成立海爾投資，後者擁有海爾零部件採購和商標所有權，這兩項內部交易獲利高達34個億。郎咸平認為，海爾商標不歸海爾集團，反而歸海爾投資所有，這是典型的“股東、保姆、職工”角色不分。 “第二次變形”是在2001年。青島海爾利用增發募集資金和部分自由資金共計20億元，向海爾投資溢價收購青島海爾空調器有限公司74.45％股份，產生的股權投資差額20億元一次性轉讓給海爾投資。海爾投資手中有了運作的“第一桶金”。此後，海爾的金融資產擴張幾乎都是以海爾投資的名義來進行，如控股長江證券、設立海爾紐約人壽。加上非金融資產擴張，海爾投資旗下的公司可查證的就已經達到12家，總資產（包括海爾品牌）已經超過650億元。
就在《海爾變形記》發表的一周後，郎咸平擲出第三顆“震撼彈”。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直指顧雛軍使用多種伎倆，“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於加快國企退出的思路，將收購與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雙方互惠互利的雙贏遊戲”。顧雛軍得手科龍後，又用同樣手法入主另一家冰箱企業安徽美菱。後來的事實表明，當時的美菱電器與其母公司美菱集團有大量的債務關聯，其現狀十分類似科龍電器與容聲集團，顧雛軍承諾進入後將一切都“既往不咎”。為了讓這起交易顯得更有說服力，顧雛軍宣稱投資24.9億元在合肥建設格林柯爾——美菱工業園，它成為當年度安徽省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
郎咸平的三次討伐在企業界、輿論界和經濟理論界平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整個秋天，它甚至轉移了人們對宏觀調控的關注。某種意義上，這位來自香港的、敢於放言的金融學教授對開始於1998年的產權清晰化運動進行了一次“總清算”。他的結論是，“我不反對國企改革，但是目前有些國企通過'國退民進'，將國有資產以賤賣的方式（包括MBO）轉成私人資產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對的。當前這種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當，合法地侵吞國有財產的現象，和當初俄羅斯私有化運動極為類似。”語鋒犀利的郎教授還打了一個很生動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髒又亂又差，找來一個保姆，幫我把家收拾乾淨了，她算是有功勞，可是這個家突然就變成保姆的了。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據此，郎咸平提出三個觀點，必須暫停產權交易、必須禁止MBO、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利問題不是當前經濟改革的重點。
在郎咸平的砲轟中，三大企業表現各異。海爾僅僅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稱，“郎先生髮表的文章是以海爾是國有企業為前提的，眾所周知，海爾不是國有企業，海爾沒有任何違規、違法行為，不予評價。”TCL也如出一轍地“不予評價”，李東生甚至在一次媒體追詢下反問說，“郎咸平是誰？”中國企業在產權改革中的法制空缺尷尬終於暴露無遺。在過去的幾年裡，幾乎所有的產權改制方案都是“見光死”，沒有幾家企業經得起、法律及財務意義上的公開審查。郎咸平顯然不是第一個提出質疑的人。如果所有被質疑的企業都顧左右而言他，三顆“震撼彈”將有去無回。富有戲劇性的是，其中一個中彈的人居然起而反擊。
反擊的是性情自負而暴烈的顧雛軍。在郎咸平復旦演講後的第四天，顧雛軍發出嚴厲的律師函，聲稱其演講造成了誹謗，要求郎咸平發表更正並道歉，否則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保護他的名聲”。正愁沒有對手的郎咸平當然不會示弱，三天后，他在北京長江商學院的辦公室裡召開媒體見面會，公佈了顧雛軍的律師函，聲明“決不會更改或道歉”，並控訴“強權不能踐踏學術”。第二天，顧雛軍當即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了起訴狀，以涉嫌誹謗罪起訴郎咸平。
郎顧之爭很快升溫、升級。郎咸平提出的質疑，涉中及國企改革的路徑抉擇與道德傾向性，所以讓一大批經濟學者都捲入其中，一時間觀點針鋒相對，護顧衛郎之爭，十分熱鬧。一些學者認為郎論偏頗，對中國企業變革的大方向有誤讀，不夠寬容。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認為郎咸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失偏頗”。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還發表演講，呼籲輿論環境要“善待企業家，不要把他們妖魔化”。同時，也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學者為郎咸平大聲叫好，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等十多人聯名發表聲明“聲援郎咸平”。這場大論戰頓時掀起驚天駭浪，中國經濟界幾乎所有重量級的學者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立場鮮明對立，構成近20年來經濟理論界規模最大、火藥味最濃的一次大論戰。
在學者們的隔空交戰中，貿然出頭的顧雛軍成了唯一的“炮灰”。格林柯爾在產權併購上的手段原本就遊走在法律邊緣地帶，“只能做，不能說，一說全是錯”，怎麼經得起放在輿論的“顯微鏡”下考驗。顧雛軍為了證明“清白”，還十分高調地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經濟研究所協辦，舉辦了“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研討會，會上，企業經濟研究所罕見地為科龍出具了一份驗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經驗的報告書。第二天，這份報告書的摘要以廣告的方式被刊登在各大財經媒體的版面上，顧雛軍頗為得意地說，“外面很多評論讓我恍若隔世，彷彿回到文革年代……現在又是一夜之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沒有問題。”從事後的效果看，這次研討會、報告書及軟文廣告起到了負面的效應，顧雛軍好像越描越黑，在公眾印像中，他已經顯然成了侵吞國有資產的符號化人物。在新浪網進行的網民調查中，超過90％的網民認為“顧雛軍肯定有問題”。就在研討會召開的同時，國家審計署悄然進駐科龍電器，展開調查。 11月，深交所與香港聯交所一起進駐科龍總部，對其財務問題進行集中核查。 2005年1月，香港聯交所以關聯交易為名對顧雛軍進行公開譴責。科龍股價應聲下挫。顧雛軍為自己和科龍引來燒身大火。 2005年7月29日，顧雛軍被佛山市公安人員拘捕。 9月，他在看守所裡將科龍股份轉讓給青島海信集團。美菱、亞星等股權相繼被收購或轉讓。 2006年8月，科龍電器公佈前一年的年報，宣布巨額虧損36.93億元，刷新內地上市公司虧損紀錄，涉及93宗訴訟官司，公司的淨資產為-10.90億元。
郎咸平發動的這場“討伐”，讓他如願以償地成了一個明星級經濟學家。不過，郎顧之爭最後的結局其實已超出了這位公司財務專家的初衷。他本人也在這樣的論戰中走向極端，提出了“大政府主義和威權政府”的概念，還以中國電信等壟斷公司的經營業績來證明“中國國有企業從來不比民企差”。在很多人看來，郎咸平好像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裡的那個小男孩，他大膽地喊出了真相，不過卻說錯了真相背後的答案。美國《洛杉磯時報》在評論中認為，“郎咸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某些批評並不是孤單的聲音，他代表著一個被稱為'新左派'的日益有著影響力的團體，他們對國有企業民營化和中國經濟的試驗進行抨擊。”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為什麼要回應郎咸平》的文章中說，“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咸平才覺得對。”周其仁的觀點是：“產權改革不是什麼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就是把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全部槍斃，只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公有製企業還是要搞產權改革。問題是公有製企業的改革實在前無古人，困難自成一家。當初沒有清楚的約定，倒回去釐清產權份額談何容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實踐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從宏觀調控到“郎咸平風暴”，2004年的中國企業界可謂大戲不斷、驚心動魄。一直到秋天，人們才突然記起，2004年是很多著名公司創業20週年的“慶典之年”。
1984年被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海爾、聯想、万科、四通、科龍、健力寶均創建於1984年。對於商業研究者來說，20年是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年份。 1982年，年輕的麥肯錫顧問湯姆彼得斯與羅伯特沃特曼出版了改變當代管理潮流的《追求卓越》，其研究方法便是以20年間成長性最好的43家美國企業作為基本分析樣本，從而歸結出了卓越公司的八大屬性。不過，當人們把目光投注到這些名聲顯赫的“中國20年公司”的時候，看到的事實卻是，它們都無一例外地身陷於成長的突圍期，成長路徑的慣性讓這些一度十分成功而自負的公司開始陷入集體徘徊。
當年出名最早的南德集團早在5年前就已灰飛煙滅，曾經的“資本運營大師”牟其中現年已經64歲。在武漢的監獄中，他每天跑步4000米，冬天堅持用冷水洗澡，同時不斷地為自己喊冤。這年，他讀到了德隆崩盤的新聞，對唐萬新這位爺被關押到武漢的萬縣小老鄉很是關注，還專門寫了一段自己的評論，“我在獄中看到的有關德隆的資料非常有限。這讓我想起了成都'武侯祠'的一幅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在我看來，德隆今天的命運跌宕，是在國內宏觀環境，即法制條件、金融條件、道德條件尚未具備時，又不採取特殊的防範措施，以為自己處於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孤軍深入，身陷計劃經濟重圍的結果，結果只能是被人聚而殲之。”其言辭感懷，頗似“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家之塊壘”。
四通曾是中關村高科技企業的一面旗幟，而此時的卻已經找不到“主營業務”。過去幾年裡，它最成功的一件事情是“碰巧”擁有一個叫王志東的天才員工，並投資創建了新浪網。在2003年2月至2004年2月的一年時間裡，作為新浪大股東的四通電子先後15次在納斯達克套現，共獲得1.47億美元，這成為四通最重要的盈利點。 2003年12月，總裁段永基出人意料地宣布四通出資11.7億港幣收購史玉柱的“腦白金”業務，今後四通發展的兩大產業是網絡文化和保健品。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段永基在發布收購新聞的時候，竟直言“腦白金什麼都不是”。他說，“腦白金就其技術含量來說，什麼都不是。但是，就這麼個東西他能賣得這麼好，而且持續6年，現在還在持續增長。真的白金賣出白金價，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東西賣出了白金價，那才是真功夫。”當大學教授出身的段永基與曾經被視為“中國青年楷模”的史先生為了一個“什麼都不是”的商品舉杯相慶的時候，全中國的消費者只有遠遠地默視無言。
廣東的科龍和健力寶，無疑是過去20年里中國最優秀的家電和飲料公司，可是現在它們正身陷亂世。創業者潘寧和李經緯都已經先後離職，前者出洋做了寓公，後者躺在廣州醫院裡待罪“雙規”。通過曖昧手段得手這兩家企業的顧雛軍和張海顯然無法掌控這兩艘大船，就在這年，顧雛軍突然遭遇“郎顧之爭”，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年輕的張海則一改李經緯主攻城鎮市場的策略，轉而主打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健力寶陷入無比凶險的營銷困境。在今後的一年裡，顧、張將相繼黯然出局，科龍、健力寶最終落得被廉價出售的悲慘下場。
更上述企業相比，深圳的万科集團和王石則要顯得順利得多。自從專心於地產後，万科此去幾無艱險。 1998年前後，王石突然被查出患上一種很奇怪的心血管疾病，醫生斷言，最長一年，他一定會坐上輪椅。突如其來的疾病徹底地改變了王石，這位身上流淌著強悍的軍人（父親）和游牧民族錫伯族（母親）血液的男人開始重新思考生命與商業的意義。他在自己的“王石online”網頁上引用捷克前總統兼思想家哈維爾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便也是從這時開始“病人王石”瘋狂地喜歡上了有利於心臟和血管擴張的登山運動。他發誓要登遍全球各大洲的最高峰。 2002年2月，王石登上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峰，5月，登上北美最高峰麥金利峰。 2003年5月，52歲的他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成為登頂珠峰的年齡最大的中國人。他在登山日記中寫道：“登山是一個後悔的運動，一進山後，馬上會出現頭昏、噁心等高山反應，感到後悔。身下就是深淵，令人不寒而栗！因為難度大，上攀的隊員壓在這裡，有的費一個小時才能通過，見到這種情景，瞬間產生恐懼感。……那個時候在峰頂上，一方面是因為太疲憊，另一個方面是因為缺氧，人有點麻木，所以沒什麼崇高激動地情緒。”
不斷地攀登，讓王石很快成了企業家群體中的“異數”，他的名字有時候會出現在報紙的時尚版和體育新聞版。他還成為中國移動通信、摩托羅拉手機和大眾汽車的廣告代言人，在他之前還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人們開始拿他與“歐洲頑主”雅號的英國維珍集團CEO理查德·布朗森和喜歡作秀的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德·川普相提並論。万科的具體事務都交給了比王石小14歲的郁亮打理，這是一位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有著幹練的財務與管理才能，同時又頗有理想的年輕人。一個奇妙的現象發生了，王石離万科越遠，他對万科的影響力和品牌貢獻越大，對高度的追求和無所謂的浪漫氣質竟讓万科跟王石一樣成了中國公司中的一個“另類榜樣”。
9月，万科迎來創業20週年的紀念日。當記者請王石談感想時，這位“不務正業”的企業家竟表現得有點焦慮。他說到了兩個例子。 2003年10月，王石去雲南彌勒參加中國企業家論壇，探討企業的倫理道德問題。王石發言稱，万科多年誠信守法，從來沒有行賄。與會主持人問在座的各位企業家，“誰敢說你們沒行過賄？沒有行賄的請舉手。”在座的數百個老總就開始你看我，我看你。過了一會兒開始有人舉手了，舉手的姿態很緩慢，像做賊心虛似的，最後有五六位舉手。不久後，王石又去一家大學的MBA班上講演，談到這次論壇上的感受，主持人又做了個現場調查，“不相信万科沒行賄的同學情舉手”。結果舉手的超過半數。王石感慨，“大家似乎都默認，在多數新興企業中，一定存在行賄，不行賄才是不正確的。”王石問，“我們是不是已經病得很重了？”
在20年公司中，青島的海爾與北京的聯想無疑是最令人矚目的兩家，張瑞敏和柳傳志是過去年裡成就最大、公眾知名度最高的兩位企業領袖。在很多時候，這兩家企業的前途被視為中國公司成長的風向標。讓人吃驚的是，在創業20年的光榮時刻到來的時候，它們好像都處在一個艱難的抉擇關口。
海爾的現狀不容樂觀。這家企業的命運轉折其實是在1997年前後，在此前的民族企業振興浪潮中，海爾被寄予厚望。它被國家有關部門列為衝刺“世界500強”的6名“國家級種子選手”之一，張瑞敏也頗以此自許。然而，隨著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原定的扶強戰略突然轉向，家電產業不再成為國家政策傾斜的重點領域，海爾的財團化擴張道路中斷，“500強夢想”陡然變得艱難起來——事實上，聯想、長虹等公司日後的成長路徑的衍變均與此相似。一向激情四射的張瑞敏變得沉默起來。
在過去的六七年裡，他一直在堅定地做著兩大工作，一是海爾產權的清晰化改造，二是海爾的國際化戰略，前一項只做不說，後一項鳴鼓而進。張瑞敏認為，“在加入WTO以後，對中國企業來講，走出去，實現國際化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從海爾公佈的數據看，它確實是最為積極地實施海外投資的中國家電企業。到2002年底，海爾在菲律賓、伊朗和美國等地建立了13個工廠，海外營業額達10億美元。在國際信息公司歐睿（Euromonitor）發布的全球家電排行榜上，海爾在白色家電製造商中躍居全球第五，海爾冰箱的市場佔有率躍居全球第一。不過，它的國際化戰略及實際成效，還是受到了輿論的質疑。 2002年3月，美國《商業周刊》刊文《質疑海爾》。該文稱，“海爾的一些海外投資並不明智，得不償失，並且因為公司廣泛進入如金融、個人電腦等產業而分散了主業注意力。此外，據說海爾因為大肆擴張而負債累累。但由於其董事會守口如瓶，從不談及債務問題，所以具體負債情況如何，不得而知。那麼贏利情況如何呢？公司說所有的部門（分公司）都是贏利的，但沒有透露細節。北京的一位美國零售顧問說：海爾是個謎。”
這篇報導被發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轉載。 7月，國內另一份很有影響力的政經雜誌《南風窗》刊長篇報導《六問海爾》，對海爾全球營業額的真實性、公司治理結構的合法性、產能擴張戰略的風險以及海爾的企業文化等都提出了尖銳的質疑，這是光環繞體的海爾自創建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的輿論攻擊。此後，幾乎國內重要的財經媒體都刊發了對海爾頗為不利的報導，甚至還出現了以曝光海爾為主題的財經圖書。
對這些迎面襲來的批評風暴，出人預料的是，善思敏辯的張瑞敏無一進行辯護，保持了難堪的沉默，惟有與他相熟的《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社長劉東華在一篇隨筆中為他緩頰，劉東華用一種不無解嘲的口吻說，“難道張瑞敏會比我們傻？”2004今年，剛剛從質疑迷霧中走出來的張瑞敏再遭負面新聞包圍，一直以來低調運作的海爾產權改革又被郎咸平劈頭蓋臉地一陣痛批。張瑞敏再一次視而不見，表現出強大的隱忍力。
12月26日，是海爾創業20週年的紀念日，公司文化部門原本擬定的構想恢宏的慶典盛會被悄然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規模不大的研討會。在發言中，張瑞敏第一次對幾年來的質疑給出了回應。他說，“如果沒有來自方方面面對海爾的質疑甚至個別的惡意中傷，就沒有今天思考更加冷靜、思維更加縝密、心理承受能力更強、可以更加有能力駕馭複雜局面的海爾，我認為這是好事。這些質疑不管對錯，對海爾都是一種提醒，我們會更好地思索這些問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片讚揚聲中企業不可能很好地生存。”
會後，心潮難平的張瑞敏決定送給自己一個禮物。自1998年起，他的辦公室裡一直懸掛著一幅書法，那是他講過的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日日端視，如同面壁。今天，他又讓人買來一艘泰坦尼克號的沉船模型，擺放在辦公桌的正前方。他說，“我要一抬頭就看到它。”這一年前後的張瑞敏一直表現出深重的危機感。 2005年11月，他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在評價未來的家電業動向時，他脫口而出說，“看結果就行了，真正能夠在中國站住腳的是外國企業。中國所有的企業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他還嘆息說，“隨著海爾的國際化發展，我們現在在國外有了三十多個生產基地，但我的感覺是越來越不會做企業了，原來很多成功的發展模式現在都不好用了。”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獄！”就在海爾召開研討會的半個多月前，12月8日凌晨，在位於北京海淀區創業路上的聯想大廈三樓圓形會議室裡，整夜未眠的柳傳志憂心忡忡地迸出這句話。幾個小時後，聯想集團在五洲大酒店發布新聞：用12.5億美元收購IBM的PC業務。全球IT業震驚。聯想與IBM的此次購併交易價格最終確定為17.5億美元。 PC：personal computer的縮寫，泛指個人電腦。
在過去的幾年裡，聯想經歷了分拆交棒、進軍互聯網以及回歸PC的曲折歷程。比海爾、科龍等“同期生”幸運的是，柳傳志很有遠見地早早解決了聯想的產權問題，所以，他不必像張瑞敏那樣兩線作戰。更幸運的是，柳傳志還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 2000年5月，在聯想的新財年誓師大會上，柳傳志親手將繡有“聯想電腦公司”和“聯想神州數碼公司”的兩面大旗交到了楊元慶和郭為手中。這兩人是他培育了十多年的愛將。楊元慶是銷售奇才，聯想電腦在中國市場擊敗眾多國內外同業的戰役均由他發動指揮，這是一位敏捷而又內斂，有時候還略帶靦腆的年輕人。郭為則一直是聯想集團的行政長才，那句著名的廣告詞“人類沒有聯想，世界將會怎樣”便出自他的創意。在柳傳志的主導下，聯想一分為二，楊元慶分得聯想的名號和最重要的PC業務，其中包括90％的財產、80％的員工和業務收入，郭為的神州數碼則分走IT服務業務。 2001年4月20日，在又一次的誓師大會上，楊元慶從柳傳志手中接過了一塊刻著四個鎦金大字“聯想未來”的牌匾，正式就任聯想集團總裁一職。
少帥登台，自然萬象更新。在上任的第一天，楊元慶就在胸前別了一個小牌子“請叫我元慶”，清新之風吹拂聯想。他迅速確定了未來三年的發展目標，提出“高科技的聯想，服務的聯想，國際化的聯想”三大戰略轉型。聯想將實現營業額50％的遞增，到2003年達到600億元人民幣，10年後，20％-30％的收入將來自國際市場。楊元慶宣布全面進軍互聯網產業，相繼以3億元收購財經網站贏時通40％的股份，出資5000萬元創辦新東方教育在線，創建大型門戶網站FM365，此外還與美國在線、時代華納成立合資公司，與有“小超人”之稱的香港李嘉誠之子李澤楷的盈科數碼動力合作開發寬帶電腦。楊元慶豪氣千雲地宣告，“聯想將全面轉型為一家互聯網公司”。
然而，這個看上去前途遠大的戰略很快陷入泥潭。就在FM365創辦的時候，納斯達克指數開始狂跌，楊元慶趕上了一個淒冷的寒冬。其後幾年，網絡泡沫破滅，聯想在互聯網產業的數億元投入全數打了水漂。投資上億元的FM365和新東方教育在線都被迫關閉，花3億元買回的贏時通股值縮水90％，與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和李澤楷合作的項目均不了了之。 2004年3月，聯想互聯網部門實施大面積裁員，一篇由聯想員工根據自己親身經歷寫成的日記體網文《聯想不是我的家》被廣泛傳播。這篇日記寫道：“今天就是面談日。在B座一層的兩個小會議室。進去的人，領導首先肯定他過去的成績，然後解釋戰略裁員的意思，然後告知支付的補償金數額，然後遞上所有已經辦好的材料，然後讓他在解除勞動關係合同上簽字。平均每個人20分鐘。被裁的員工事先都完全不知情。在面談之前，他們的一切手續公司都已經辦完，等他們被叫到會議室的同時，郵箱、人力地圖、IC卡全部被註銷，當他們知道消息以後，兩個小時之內必須離開公司。”“裁員風波”幾乎把柳傳志苦心經營多年的聯想神話一擊而碎，8月，楊元慶自降薪金一半以示自責。
從未嚐過敗績的少帥一掌大印就蒙羞慘敗，這讓聯想的發展戰略和接班人計劃廣受詬病，有的人甚至又將冷卻多年的“柳倪之爭”拿出來再做評點。在敏感的動盪時刻，柳傳志頂住壓力，力挺愛將，認為“楊元慶的失敗是可以接受的”。楊元慶亦表現得十分堅強，他對記者說：“一個冬天的洗禮，讓自己除掉這樣的浮躁，使自己的心態更加健康。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收穫。”柳、楊反思，決定“痛做減法，全面淡出IT服務、網絡、軟件領域，重新聚集力量於PC。”此刻，聯想PC業務也處在滑坡的危地，其國內市場佔有率從2001年的30％下滑到24％。重回PC，聯想必須尋找到新的出擊點。這時候，IBM突然找到聯想，聲稱願意出售它的PC業務。過去幾年，在傳奇CEO郭士納的領導下，IBM從生產硬件轉為提供服務，以製造為盈利來源的PC業務成了“雞肋”。 IBM公司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科技實力的象徵和國家競爭力的堡壘，《經濟學人》雜誌甚至認為，“IBM的失敗總是被視為美國的失敗”。 1993年，IBM虧損高達160億美元，面臨被拆分的危險，非IT業出身的郭士納空降出任CEO。他保持了IBM這頭企業巨像的完整，同時成功地讓IBM實現向服務商的轉型。 9年間這家公司持續盈利，股價上漲了10倍，一躍成為全球最賺錢的公司之一。郭士納成為繼韋爾奇之後全美最成功的職業經理人。 2003年，他寫作的《誰說大像不能跳舞》被引入中國，成為該年度最暢銷的商業書之一。 2003年，PC事業部虧損2.5億美元。而對聯想來說，購併可以一下子從全球第九大PC廠商躍升到第三名，僅次於戴爾和惠普，年收入規模由30億美元膨脹到120億美元，從而進入'世界500強'企業。
不過，購併的風險無疑是巨大的。此時的聯想握有4億美元的現金，用柳傳志的話說，“稍有不慎就都打乾淨了，而且還欠了投資人的債，這是不堪設想的。”就當他為“登天”還是“下地獄”無盡躊躇的時候，楊元慶一直堅定地跟在左右。這是兩個年齡剛好相差20歲、性格迥異的企業家。 20年前，40歲的柳傳志一無所有，剛剛開始激情創業，而此刻，40歲的楊元慶坐擁數十億元資產，卻面臨人生和事業最嚴峻的挑戰。
儘管遭到所有股東的全票反對——這是柳傳志在2007年9月才對外透露的，柳、楊最終決定不放過這次機會。聯想與IBM達成的購併協議是這樣的：IBM出售全球範圍的筆記本、台式機業務和Think系列品牌，聯想支付的交易價格為17.5億美元，其中含6.5億美元現金、6億股票以及5億美元的債務。在新聞發布會上，柳傳志說，“不冒險怎麼辦，不冒險在中國窩在這個地方也是不行的，不突破慢慢就只有萎縮。”
聯想的購併成為本年度最後一條，也是最重大的公司新聞。國內外輿論一時沸騰，表現得十分兩面。一方面，很多人振奮於聯想的國際化雄心，IT觀察家姜奇平評論，“聯想做了一件人們期待已久的正確的事情。以市場換品牌，成為聯想走向世界的中國道路。”《華爾街日報》亦認為，“收購案將使IBM成為聯想的忠實客戶。”另一方面，憂慮之聲也不絕於耳。購併新聞公佈當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聯想股票先漲後跌。香港《信報》的分析認為，“主要因為券商普遍看淡聯想收購IBM全球PC業務的消息。”國內媒體的報導也很謹慎，《財經》雜誌的標題是《聯想豪賭》，《財經時報》的標題是《聯想大躍進：遊走於成功和成仁之間》。
站在創業20週年門檻上的柳傳志此時內心也同樣忐忑不安。有一次，他去北京大學的MBA總裁班授課。他做課堂測試，問：“有多少人看好這次購併？”全班93個總裁同學只有3人舉手，其中兩位還是來自聯想集團的經理人。兩年後，柳傳志回想說，“我當時心裡真是一涼。”不過，對於這位經歷過無數風浪的企業家來說，他也許更願意用歷史的眼光來直面今日的風險。在購併新聞公佈一周後的12月15日，聯想舉辦20週年紀念大會。柳傳志在登台演講的一開始就把歷史拉在了一起：“1985年初，我第一次參加IBM的PC代理商會議，端坐在最後一排，懷著科技人員剛剛下海的心情，緊張而興奮，這是一個新事業的開始。20年後，2004年底，我代表聯想集團，在收購IBM全球PC業務的文件上簽字，感受到全中國乃至世界目光的注視，同樣讓我感到緊張和興奮。這是聯想兩代人夢想的實現，同時又是一個新的事業的開始。”
在很多人聽來，還有什麼語言比這段表述更能證明中國公司的進步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