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他是一個出生於1970年的英國人。從1999年起，他在中國推出“富豪榜”，每到年終必將在中國濺起一陣不大不小的波瀾。
胡潤到中國是1990年，他作為一個進修生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的中文。 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胡潤又回到了中國。他在上海灘上混了些日子，東闖西突的搞不出個名堂，很苦惱，便向家鄉的老爸訴苦。老頭子一語驚醒夢中人：你有沒有搞明白，在中國，在上海你是誰？胡潤說，從那時開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讓自己成為一個“誰”，才會有機會。於是，他想到發揮自己的會計師才能，為中國富人做一個排行榜的主意。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經搞出過一個中國富豪榜，之後就因難以操作而中斷。 1999年，胡潤炮製的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出來了，他給《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經濟學家》、《財富》、《商業周刊》、《福布斯》等專業財經媒體各發了傳真，他寫道：“我是一名安達信公司的會計師，在工作之餘做了這份'中國大陸50強'。10月1日，中國就要成立50週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擁有財富的多寡來定義的話，那麼這50人就是中國大陸最成功的人，他們的故事能讓我們了解中國共產黨50年的歷史。如果貴刊有興趣的話，請和我聯繫。”結果，以創造“金錢名利場”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興趣，並將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這樣，胡潤出名了。
名單剛一問世，質疑、譴責之聲便鋪天蓋地而來。一些上榜的企業家要和胡潤對簿公堂，沒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討個說法”，甚至有媒體說，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單，資料不准確、關注範圍狹窄、計算方法錯誤，甚至這種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無數問題。 《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曾在一篇題為《一段眼花繚亂的財路》的文章中有過一段十分生動的敘述：忽然到了秋天，我們的老朋友胡潤來電話，說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幾天后就要出爐了，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擴編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擴得太猛了，還差幾個湊不滿100人，問我能不能給他幫忙推薦幾個人。下夜班回家的深夜，我一手扳方向盤，一手拿手機，胡亂說了幾個自認為很新銳而胡潤可能不知道的名字。等幾天后《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出來。我現學現賣給他的那12個名字，有4個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歐亞農業的楊斌高居第二！
可是，無論如何，胡潤因此成了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角色，幾乎所有的中國頂級富豪都生怕他遺漏了自己，可是當自己真的出現在排行榜上的時候，卻又避之惟恐不及。便是在這樣的輿論聚焦中，胡潤一夜之間暴得大名，他出沒在各種媒體之上，他對某一位企業家的些許點評都能成為財經或八卦新聞的發酵源。他上中央台《實話實說》節目時，主持人崔永元用當年毛澤東寫白求恩的語調介紹他，“胡潤，一位英國小伙子，不遠千里來到中國，做了一個中國人本來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國富人推向了世界，讓世界了解了中國……”
到這時，胡潤和他的排行榜，已經構成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商業人文現象：對財富的追逐和關注，使排行榜倍受矚目，而原始積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學乃至相當多人的仇富情結，則造成了觀念及商業運作層面的混亂。以至於每次排行榜公佈，便會有稅務機構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稅，而往往又是一查一個準，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頂級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則常常在傳媒的追踪下突然顯出不該有的“尾巴”來，如仰融、楊斌、顧稚軍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傳媒的高度關注中，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頓生。在某種意義上，胡潤的百富榜竟像極了七、八年前中央台的“標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返也因之它，甚至有人稱之為“囚徒榜”或者“殺豬榜”。
胡潤對自己在中國商業界所造成的轟動頗有點得意。在一次訪談中，他直截了當地說：“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個工具。如果是一個中國人，或者中國機構來做這個排行榜，都會被罵死，但是，我恰巧是一個英國人，還有一個美國雜誌，我們來做，就順利一點。”胡潤的這個說法無疑是真實的，這位30出頭的英國青年以他的大膽和魯莽意外地打開了一扇“窺視的天窗”。
胡潤是靠排行榜與《福布斯》搭上關係的，他從來就沒有成為過這家美國老牌財經雜誌的正式編輯，他一直是以“中國地區首席調研員”的身份開展活動的。當胡潤在中國真的鬧到了風生水起，《福布斯》便有點手忙腳亂了。 2002年11月，《福布斯》總編史迪夫·福布斯來南京參加“世界資本論壇”，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在論壇期間他竟會成了眾多記者圍堵的“明星”。史迪夫明顯感受到了是胡潤排行榜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圍繞著排行榜而帶來的正面以及負面的效應。很快，《福布斯》與胡潤解約。
不過，這時候的胡潤羽毛已豐，他很快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潤百富榜”，他已經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財富遊戲中，並且顯得那麼的如魚得水，他相繼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單，諸如房地產富豪榜、慈善家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鋼鐵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專門為溫州做了一個溫州富豪榜。他還出版一本叫《百富》的直投雜誌。
這些不無混亂和刺激的排行榜，一持續就是年復一年，胡潤認為自己已經越來越接近事實的真相了。隨著資料和數據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的日趨完善，胡潤有信心搞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排行榜。同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位聰慧而勤奮的英國青年也對中國有了新的理解，跨國際的視角使他得出了很多不為人注意到的“財富細節”。譬如，他觀察到，中國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產商，2003年則多了很多與農業——也就是說與土地有關的新富。與IT行業有關的只有4、5個人，而在美國，前10名富豪中至少有5名是出身IT。在全美400富豪中，美國人數最多的是做娛樂媒體的，而中國祇有一個人。胡潤“百富俱樂部”的門檻，在1999年是600萬美金，2002年就上漲到了8000萬美金，到2007年，前十位的底線已經上升到330億元。
這些大陸富豪的平均年齡從來沒有超過45歲，其中能說流利的英文的不到2％，而這些富豪的孩子們能說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這些有趣的數據，如果沒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較是無法得出的，胡潤是一個細心人，他把排行榜當事業做了下去。此外，他還很熱衷主辦各種各樣珠光寶氣的Party，在這些秀場裡，除了富豪就是美女、洋酒、珠寶和豪華轎車，胡潤知道奢侈的意義就是把金錢浪費給別人看，他也願意創造這樣的機會。
平時，胡潤喜歡穿休閒服，淺黃的外套，圍著一條黑灰相間的格子圍巾，這讓人們想起了塞林格對英國紳士的一個描述，“他們要么夾著一把雨傘，要么叼著一根煙斗，要么，就不分季節地披著一條格子相間的圍巾。”胡潤說話的樣子很細緻，很注意對方的感受，並時不時地用稍有誇張的表情來對你的言談做出反應。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對漢文化的了解更是讓人意外，有一次，他反問前來採訪的中國記者，“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文明是出現在什麼時候？”就在記者們遲疑不決的時候，他得意地說，“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