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在工廠的門口掛出了一塊銅製的標牌，上面銘刻了五個大字：“廠長馬勝利”，這在那時的國營企業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不過因為他是“馬勝利”，所以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適當的。馬勝利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廠長。
馬勝利在兩年前因承包而出名。 1984年，石家莊造紙廠跟當地的很多老牌國營企業一樣難以為繼，800多人的工廠已經連續三年虧損，年初上級下達了實現17萬元的利潤指標，上任不久的廠長卻遲遲不敢承諾下來。馬勝利是廠裡的業務科長，3月28日，他在廠門口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向新領導班子表決心》，提出由他來承包造紙廠，年底上繳利潤70萬元，工人工資翻番，“達不到目標，甘願受法律制裁”。這個戲劇性的大膽舉動轟動石家莊，半個月後，市長王葆華組織了160人的“答辯會”，在聽了馬勝利的承包演講後，王當場做主讓他承包造紙廠。
業務科長出身的馬勝利主要在產品結構和銷售激勵上下了工夫。造紙廠生產的是家庭用的衛生紙，馬勝利根據市場需求，把原來的一種“大卷子”規格變成了六種不同的規格，顏色也由一種變成三種，還研製出“帶香味兒的香水紙巾”。為了鼓勵業務員開拓市場，馬勝利設立了“開闢新客戶有獎”，規定，開闢一個大客戶，獎勵十元，招攬一個小客戶，獎勵五元。這些措施讓死水一潭的工廠頓時有了活力。承包第一個月，造紙廠就實現利潤21萬元，比最初整年的指標17萬元還多，第一年承包期滿，馬勝利完成了140萬元的利潤。經新聞報導宣傳，“馬承包”立即聞名全國。在當時，四年前曾被樹為“改革典型”的步鑫生已日薄西山，步履艱難的國營企業改革太需要出現一個新的“一包就靈”的傳奇，馬勝利的適時出現無疑彌補了這個需求，他的試驗讓人們看到了企業承包的魅力，一時間，“學習馬勝利”成為全國性的熱潮。他的改革思路被總結成“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承包製成為國營企業擺脫困境的靈丹妙藥。
1985年7月26日，全國的報紙都刊登了新華社的長篇通訊，題目是《時刻想著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廠長馬勝利》。跟步鑫生一樣，馬勝利很快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聞人物，他四處演講，出版圖書，獲得各種榮譽，河北、山東等一些省份還由省政府發起了“向馬勝利同志學習”的運動。與步相比，馬勝利無疑更具備現代企業家的素質，他的工廠連續幾年盈利增長，1985年實現利潤280萬元，1986年為320萬元。 1987年，如日中天的馬勝利向社會宣布了一個讓人興奮的決定：他將創辦“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從現在開始，在全國20個省市陸續承包100家造紙企業。
他的這個動議成為當年度最具爆炸性的公司新聞。這實在是一個讓人振奮的龐大構想，它極大地展現出新一代改革者的宏偉氣魄，以及承包製即將散發出的魔力，而且對於很多苟延殘喘的地方造紙廠來說，能夠通歸到馬勝利的旌旗之下，無疑是起死回生的最佳生機。馬勝利的動議傳出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要求馬去承包、投標的電報如雪片般飛來。第一個前來報名的企業是山東的菏澤造紙廠，馬勝利的承包組到那裡的時候，菏澤地區10個縣市的上千名市長、書記和骨幹企業廠長濟濟一堂，聆聽馬勝利佈道式的承包報告。馬宣布，承包基數為37萬元，增盈10萬元以內，馬勝利與菏澤廠以二八分成，增盈10萬元以上，雙方以三七分成，承包三年，使利潤翻三番。馬勝利的演講被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淹沒、打斷，在人們充滿敬意的仰望的目光中，站在光環中的馬勝利彷彿是一位能夠點石成金的神仙，記者戈紅在報導《“馬承包”新傳》中描述說：“馬勝利做報告從來不拿稿子，不照本宣科，他談笑風生，話語幽默而又風趣，會場內外鴉雀無聲，聽得人們如痴如醉，長達三個小時的報告，竟無一人走動，有人憋著尿也不去廁所。”
這樣的景像在以後的大半年裡一再地重現。馬勝利馬不停蹄地奔走全國，他每到一地，都成為當地的頭條新聞，他的承包成為一場頗具儀式感的改革演出，從政府到企業，從媒體到工人，人人都急切地渴望改變現有的艱難狀況，馬勝利似乎成了一根神奇的救命稻草。一次次地演講，一個個地承包，一場場地簽約，到1989年初，歸到他旗下的企業已達數十家，它們都是一些規模不大、效益虧損的中小造紙廠，馬勝利在沒有做任何調研和評估的情況下將之統統收入帳下。有一次去貴州省，新華社記者充滿敬意地記錄了他旋風般的“工作效率”：26日晚上到貴陽；27日全天給貴州省企業幹部做報告；28日到貴陽造紙廠洽談承包事項，並看廠；29日簽署合同，承諾第二年實現利潤100萬元，三年還完貸款，產值增加兩倍，馬就任貴陽市造紙廠廠長，使這個廠成為他擬議的集中的第六個企業。 《貴州晚報》的一篇頭版評論對此讚歎說，“這旋風般的節奏，本身就是一曲改革的頌歌，不是麼？倘若換上別的某些同志，不知道要研究多少天乃至一年半載呢！然而馬勝利同志卻在48小時之內做出了決策，這不能不給我們以有力的衝擊。”
沒有人去深思這種旋風式承包的可行性以及所蘊含的經營風險，沒有嚴謹的實地調研，充滿隨意性的承包基數，沒有資源整合，沒有管理、人才和技術輸出，沒有集團化經營的戰略構想，馬勝利的承包是一種“歸大堆”式的簡單歸併，在一些時候，他的承包甚至帶有一種莫名的理想主義色彩。 《杭州日報》在報導馬勝利前來浙江考察的新聞時寫道，“馬勝利所考察的絕大多數是虧損企業，他對這些企業的處境十分同情和關心，他說，改革應該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越是困難，越是虧損，越是日子難過的企業，我們越要幫助和支持。”無疑，這樣的言論讓人充滿幻想，臨安縣一家虧損的造紙廠廠長三上杭州求見馬勝利，他還在廠內掛起了“堅決要求馬勝利廠長承包我廠”的標語。馬勝利的豪情還激發出了很多人的改革熱情，他到杭州承包企業時，當地一位廠長在報紙上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杭州城頭插白旗，河北來了馬勝利，自古錢塘多英傑，決戰一番才服氣。”
從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馬勝利“曉行夜不宿”（他在自傳《風雨馬勝利》中的用詞），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對27家造紙廠進行了承包。 1988年1月19日，“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在鑼鼓喧天中成立，北京的輕工部部長和河北省省長一起參加了成立大會。此前四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被免職的新聞，“典型人物”的新舊更代讓人眩目。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馬氏神話的破滅竟比前人的衰落還要快速。僅四個月後，浙江媒體報導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紙廠“失利”；7月，貴州報導“馬勝利承包後的貴陽造紙廠處境困難”；8月，煙台蓬萊造紙廠因虧損與馬勝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由馬勝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將“馬勝利失利”與“步鑫生沉浮”相提並論。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發生了，到年底，馬勝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業，今後不再跨省經營，此時，已有16家造紙廠先後退出了集團。
在企業史上，馬勝利被稱為“企業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個嘗試承包製的廠長，卻是最早因承包受到舉國矚目的人。到1987年前後，承包製成為拯救國營企業的靈丹妙藥。這年8月，國家經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會議指出，全國所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1987年內要普遍實行廠長負責制，把廠長負責製作為企業的根本製度，加快改革的步伐。根據公佈的數據，截至1987年6月底，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實習廠長負責制的占同類企業總數的63.9%，這項改革已經從試點進入全面實行的新階段。
馬勝利的承包旋風和集團化夢想，便是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出現的，這是那個時期國營企業經營者最富想像力的實驗，它試圖通過承包，也就是市場化的手段，以一人之力拯救數百家虧損企業。儘管馬勝利的石家莊造紙廠是一個不到千人的中等規模國營企業，然而它所展現出來的改革成果和雄心卻讓所有人為之一振。馬勝利所收購的造紙廠有一半是地方集體企業，有的還是鄉鎮企業，國營企業在改革運動中的主導角色更是讓決策層頗有欣慰感。就在他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全國期間，媒體記者一路跟踪，政府官員翹首期待、經濟學家運用各種理論闡述其改革意義和推廣價值，然而，這個龐大計劃的迅速崩盤卻讓所有的人產生巨大的失望。
後來的評論者認為，馬勝利的失利，對那種“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改革理念是一次意外而重大的打擊。
除了馬勝利，這一年最讓人難忘的企業家還是那個因東方魔水而一夜成名的李經緯。
11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第六屆運動會，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企業與跨國企業同場競爭的場面。廣東省這時候已經展現出它在對外開放中的領跑者風采，大量外資企業和新型民間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過去的七年裡，廣東直接利用外資43億美元，占到全國總額的66%，一共引進設備50萬台（套），生產線700條，外貿出口占全國總出口的1/7。六運會的舉辦，成為廣東企業在全國民眾面前展露手腳的最佳時機。
兩年前在洛杉磯奧運會上一鳴驚人的健力寶公司此時風頭正健，為了得到“六運會指定飲料”的名號，當時已是全國最大飲料企業的健力寶與可口可樂展開了競爭，後者願意出資100萬元，而李經緯則一口氣把價碼提高到250萬元，並外加贈10萬元飲料，結果當然是健力寶如願以償，而可口可樂只得到了“可樂型”飲料的指定權。這個細節被當時的媒體記者津津樂道了很久。賽會期間，在新建成的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大到牆壁，小至痰盂、垃圾桶，都鋪天蓋地地印上了健力寶的廣告。最誇張的景像出現在閉幕式上，在當日會場的入口處，兩百多名工作人員均被要求穿上清一色印有今阿拉伯標誌的運動服裝，他們還向所有入場的8萬名觀眾每人贈飲了一瓶健力寶飲料，放眼環形運動場，星星點點全部是健力寶的飲料罐，簡直成了一個橙紅色的海洋。
在六運會上，各家企業的廣告大戰已經開打。美英煙草用100萬元和300萬支香煙，換取了比賽參觀券的北面廣告，富士膠卷向1200名記者提供一件上面印有廣告的“太空背心”，工作證和記者證被“美國寶麗萊公司贊助”佔去了，大會車輛通行證上則印了“麥氏咖啡”和“施樂複印機”。
跟跨國公司和李經緯的財大氣粗相比，另外一些廣東飲料廠則動足了其他腦筋。舉重決賽日，放鵝仔出身的廣東運動員何灼强两破世界記錄，在實況轉播的錄像鏡頭前，何突然拿出一罐“亞洲汽水”，大叫——“亞洲汽水支持了我！”這個露骨而絕妙的廣告行為通過中央電視台被傳送到了全國觀眾的眼前。在當時，這一點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感，反而，從公眾到媒體均對亞洲汽水廠的這個“策劃”讚頌不已。
健力寶的成功，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一群極富野心的創業家紛湧進入了飲料食品領域。 1987年，幾乎同時，在廣東和浙江，誕生了兩家保健品廠，它們將在以後的十年裡一起統治中國的保健品市場。
8月，36歲的懷漢新在東莞縣黃江鎮辦起了黃江保健品廠，之前他當過廣州市體委的司機，李經緯和傳奇故事讓他徒然萌生了創業的衝動。懷漢新的岳父在廣東省體育醫院工作，不久前，他為廣東體工大隊研製了一種將雞和蛇的提取液進行混合、用於治療厭食和失眠的滋補液，在試用之後效果很是不錯。懷漢新便帶著這個配方和五萬元，跑到黃江鎮辦起了一個小工廠。
就在產品還沒有量產成功的時候，懷漢新就學了李經緯當初的招數。 1988年1月，國家體委在廣州召開第24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專用運動飲料營養補劑評選會議，懷帶著他的尚未面市的“生物健”四處公關，評選結果頒布，生物健口服液一舉榮獲中國代表團專用運動補劑和中國運動營養金獎。便是帶著這樣的光環，懷漢新開始了他征服中國市場的旅程。為了讓自己的企業更具有現代氣質，懷漢新在獲獎後，將廠名、商品名和商標都統一為“太陽神”，他還聘請廣告公司設計了中國第一套“企業形象識別系統”（CI），太陽神在形象和包裝上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它以出現就從眾多平庸而簡陋的國產品牌中脫穎而出。
正當懷漢新在廣東躍然而出，在杭州的一個狹小、潮濕的街巷裡，47歲的宗慶後辦起了娃哈哈兒童食品廠。他是一個地道的杭州人，長相平和，不善言辭，是一個讓人漢難一眼記住的人。他早年下放農村，在舟山海島上曬過鹽，在紹興茶場裡燒過窯。 1979年，為了讓兒子能夠回到城裡，在一家校辦工廠。當時很多學校都辦有自己的“第三產業”，從紡織廠、印刷廠、電視機廠到書店、漁場，1990年前後，全國有68萬建校辦工廠，年產值85億元。當工人的母親提前退休，把“崗位指標”讓了出來。頂替回杭的宗慶後在杭州城區裡推銷課本和買雪糕，烈日炎炎中，他常常一個人騎著三輪車在小學門口販賣各種小商品。 1985年前後，他開始替一家保健品廠代銷花粉口服液，由此他看到了保健品市場的潛力。一個偶然的機會，已經當上了校辦工廠經營部經理的他獲悉浙江醫藥大學有一位教授研製出一種兒童營養液，他馬上登門拜訪，終獲配方。這是一種以桂圓肉、紅棗、山楂、蓮子等為原料提取而成的口服液，宗慶後為它設計了一句琅琅上口的廣告詞：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
懷漢新和宗慶後的事業都開始得異常順利。那是一個商品短缺而需求日漸旺盛的時代，只要質量過得去、包裝稍有特色、營銷手段稍具創新，便可以迅速得到市場的親睞。宗慶後日後回憶說，當時打開全國市場，跑到一個城市，先是跟當地的報社、電視台見面，簽下廣告投放合同，再然後就是昏天黑地地廣告轟炸，不出一個月，一個城市就“打下來了”。如果糖酒公司對產品沒有興趣，我們就躲在一個小旅館裡，翻開當地的黃頁電話薄，給當地的商場、百貨公司、區經銷公司一家一家地打電話，就問一個問題：你們這裡有娃哈哈營養液賣嗎？第三天，糖酒公司的人就開始滿世界找娃哈哈了。
這幾乎是當時所有成功公司的共同經驗，它將在後來的十多年裡非常有效。到1990年，娃哈哈的銷售額將近1億元，而太陽神則達到2.4億元，佔有全國保健品市場份額的63%，創下令人稱奇的記錄。
9月，十年前參加過全國科學大會的那個任正非此時正在深圳，他創辦了一家叫做華為的“民間科技公司”，而事實上，他對自己的未來仍然是一無所知。在這之前，他的生命可以用灰色來形容。
他出生在一個有七個兄妹的大家庭，父親是一個曾經在國民黨工廠裡任過職的“異己分子”，所以生活一直壓抑而貧窮。任正非回憶說，“我經常看到媽媽一到月底就到處向人借三五塊錢度飢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還沒穿過襯衣，我家當時是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舖的是稻草。”高中三年，任正非的理想就是吃一個白面饅頭。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基建工程兵部隊，因為技術突出，受到重用，但是由於父親的歷史問題，他一直沒有受到嘉獎，也沒有辦法入黨。 1982年，中國大裁軍，工程兵部隊成建制取消，任正非退伍到了南方，在一家電子公司當副經理，在一次生意中他不小心被騙，丟了飯碗。 1987年，他已經43歲，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心臟也不太好，但是仍然一事無成。秋天，為了糊口養家，他和五個朋友一起合股組建了華為公司，註冊資本為2.1萬元，業務為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模擬交換機。
跟那個年代的所有創業者一樣，任正非有著一個十分卑微的開始。十多年的荒蕪歲月，讓一代人不再風華正茂，他們被歲月嘲弄，被苦難打磨，在底層社會的滾打歷練和理想幻滅，讓他們對生活有著近乎殘酷的清醒，他們具備起了“狼”一樣的素質，如果命運給了一次飯身的機遇，他們會把所有一切都用上，豪情一搏。任正非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時不修邊幅，五任何業餘習好，他是電話通訊方面的專家，在為香港公司做代理的同時，他開始悄悄研製自己的數字交換機。今後的四年仍將是艱難而平淡的，到1991年，華為公司還只有20來個職員，任正非常常為了貸款四處奔波。他後來說，“很多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下來。”直到1992年，他研製的大型數字程控交換機面世，命運才開始對他展開第一縷遲到的微笑。
在任正非辦公司不久，11月26日，他所在的深圳市政府劃出一塊面積為8588平方米的土地，進行50年使用年限的有償出讓拍賣。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將土地作為商品來交易。媒體記載，有44家企業舉牌競拍，拍賣從200萬元起叫，一共叫了20多輪，17分鐘後，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以525萬元中標。深圳的這個嘗試受到廣泛的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飛赴深圳，觀看了這個拍賣過程。一個月後，廣東省人大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出讓、轉讓。又過了四個月，北京通過《憲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兩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當時正在深圳歡快地倒賣批文和外匯指標的王石顯然注意到了這個發生在身邊的新聞。他意識到，自己公司的那種發展方式走到了一個瓶頸，必須要去尋找新的產業，而土地制度鬆動後的房地產業將可能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事業。也就是在這時，這位日後中國房地產的標誌性人物開始涉足地產業。
在很多時候，“準確的預見”對於企業家來說是一種莫名的天賦。就好像王石在土地拍賣中窺見了房地產的曙光，在北京，柳傳志在喧囂中看到了個人計算機的方向。
在中關村，一些早起的“鳥兒”們似乎活得都還不錯。那些有遠見的公司都把自己的未來押在了即將興起的計算機行業上，所不同的是他們選擇了產品，因而有了不同的命運。當時中關村知名度最高的是萬潤南的四通公司，它在成立三週年的慶典上，隆重地向客人們展示了它的新產品——MS-2401打字機，萬潤南高聲說，“我們不能再錯失電腦時代。”而在他看來，電子打字機將是中國電腦市場的主流選擇，而“四通打字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創舉”。
而公司規模比四通萬潤南要小很多的聯想柳傳志則不這麼看。這時候的聯想每年銷售6000多套漢卡和代理銷售1000多台IBM微機，營業收入有7000多萬元，公司員工過百，它還在國內各地培育起1000多個經銷商，形成了一張不小的銷售網絡。而此時，國內漢卡公司日漸增多，各種版本和系統層出不窮，聯想開始陷入價格苦戰。便是在這時，柳傳志敏感地意識到，“未來中國的計算機市場一定是個人計算機的天下，公司早晚會走上這條路。”在這個判斷上，柳傳志和他的同伴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公司內部的科學家都認為，已經有點基礎的聯想應該依托計算所的科研實力，投入大型計算機的研發，承擔其提高中國計算機研究水平的“歷史責任”。而柳傳志則堅持，“聯想未來的方向，不是我們定出來的，而是人家需要什麼。因而，市場需求的導向是聯想成長的前提。”日後的事實證明，現實的柳傳志是正確的，正是他的那個判斷讓聯想成為中關村最偉大的公司。
在這一年，柳傳志做出的另一個重要決定是，離開IBM——與這個藍色巨人的分分和和，將是柳傳志職業生涯的一條主線。當時，最早進入微機市場的IBM正處巔峰時刻，它的股價在8月20日超過170美元，創下公司的歷史記錄，世界上所有的電腦公司都打出“與IBM兼容”的口號，並以此為榮。也許是煩透了同行們的“搭車”，IBM決定獨吞整個市場，它強勢推出新的“P/S”系列微機，此款機器完全基於自己的操作系統和自製芯片，其他用戶的軟件系統均無法兼容，IBM試圖通過這種壟斷性的策略，獨霸微機市場。這個封閉戰略是IBM在20世紀80年代犯下的最嚴重的失誤，它直接導致眾多生產兼容機的公司乘虛而入，已經奄奄一息的英特爾公司當即宣布開放系統平台，SUN和微軟等後起之秀隨即崛起，PC工業的橫向壟斷遭到粉碎式的打擊，開始走到了縱向分工產業的時代。
作為IBM在中國的最大代理商，柳傳志可能是第一個意識到這個錯誤的中國商人，IBM的策略讓所有漢字輸入系統——包括聯想漢卡無法在它的機器上運作。秋天，柳傳志南下深圳，帶回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機，他宣布中斷與IBM的合作，轉而代理銷售AST。一個巨人的錯誤，將催生出另外的一群人，IBM在1987年犯下的錯誤讓英特爾和微軟成就大業，在中國聯想把AST推銷成最成功的微機產品，三年後，柳傳志順勢推出了自己的聯想微機。
就在可口可樂跟健力寶在廣東六運會上正面“交火”的時候，另外一些跨國企業也開始進入中國。儘管很多人都已經嗅出了中國市場的廣闊前景，但是，它們中的不少還將為自己的固執和不熟悉付出學費。
這一年，法國最大的食品公司達能來到了中國，日後它將以“產業併購者”的形像出現在中國的飲料食品領域。 8月，達能與廣州市牛奶公司合資，投入569.5萬美元組建廣州達能酸乳酪的企業，但是，一出生就慘遭失敗。達能酸奶屬活菌發酵，有較高的營養價值，但是它的成本較高，每瓶零售價要三元多，不是當時的普通消費者能夠接受的，更要命的是，活菌酸奶在銷售中需要保持冷藏。它的一位銷售經理跑到中國最繁忙的商業街——上海南京路，從東頭跑到西頭，整條南京路上所有的食品商店只有一家有冰櫃，這位經理後來說，達能酸奶的慘淡命運從這個細節就已經註定了。
聯合利華和雀巢在這一年相繼來到中國，前者選擇了上海，後者則令人困惑地在黑龍江的偏遠小城雙城開出可工廠，當時的雙城沒有一條像樣的路，電話是手搖機，與外界通話很困難，在銀行開個帳戶需要等三個星期。雀巢從歐洲派來一枝專家隊伍，建立起一套鼓勵奶農積極性的牛奶採集網絡和收購制度，而且還向當地農戶教授奶牛的技術和採奶技術，它看上去是一個有耐心的公司。中國液體奶的市場要到15年後才進入成熟期，而那時，率先獲得成功的是內蒙古的兩家中國公司，伊利和蒙牛。
跟達能和雀巢相比，也是這一年來到的摩托羅拉似乎要務實一點。摩托羅拉是全球無線電通訊的龍頭企業，它能夠拿到中國來生產和銷售的產品很多，但是它卻選中了不起眼的尋呼機。無線電尋呼機又叫BP機，它專門用來接收由無線電尋呼系統發出的信息。上海在1983年開通了第一個模擬尋呼系統，幾年後，用尋呼機來充當聯絡通訊工具，成為中國青年和商人最時髦的裝備，漫步在當時的中國城市街頭，隨處可聽到一陣陣“噼、噼、噼”的響聲。摩托羅拉開在天津的第一個工廠就以尋呼機為主業，由此切入，它很快成為在中國市場上第一批賺錢，也是品牌知名度最高的跨國公司。尋呼機行業要到1996年才被日漸普及的手機淘汰，而到那時，摩托羅拉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無線通訊產品製造商之一。
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國的第一家餐廳在北京前門繁華地帶正式開業。它任命了一個在中國出生、在美國求學，又在肯德基工作多年的職員出任中國公司總經理，從一開始就實施了全面融入中國飲食文化的聰明策略。它進入的時間比另一家美國快餐巨頭麥當勞早三年。而這三年的先入優勢，麥當勞後來花了近20年也沒有追上。
1987年彼得·德魯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在這本劃時代的著作中，他第一次將創新（innovation）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視為企業成長的基因，並系統性地闡述瞭如何將創新導入企業經營運作的可行性方案。同時，德魯克極具遠見地指出，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企業家經濟”的時代。他充滿激情地寫道：企業和企業家正成為美國經濟成長的動力之源，“企業家經濟”的出現，是美國經濟和社會歷史中最有意義、最富希望的事情，在不遠的未來，日本、歐洲，包括所有正在進行經濟革新的現代國家都將無一例外地隨踪而至。
在中國，這年第一次出現了“企業家”這個名詞——她第一次出現在《辭海》上的時間是1989年，之前，他們都被成為廠長或經理。
在年初，美國《幸福》雜誌評選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業家，中信公司的榮毅仁榜上有名，跟他並列的有日本住友銀行的小松康、美國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和韓國大宇汽車的金宇中等，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公司經營者首次進入國際性的企業家排行榜。雜誌甚至還評論說，“70歲的榮毅仁是複活的資本家，他正領導著鄧小平制定的海外投資工作。”
4月，國家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宋建在四川考察時專程去了新津劉家四兄弟的鵪鶉場，他們那時候已經聲名遠播，所生產的鵪鶉松花蛋銷路頗好。宋建去的時候，四兄弟籌資20萬元剛剛創辦了“希望”科技研究所，宋建臨別題詞，把他們的研究所名稱巧妙地嵌了進去：“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就在8月份的那次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上，國家經委宣布將評選首屆“中國優秀企業家”，評選方式是由各地政府推薦，在下一年初正式宣布。在這一年的企業故事中，我們日漸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商業氣質，無論是失敗的馬勝利還是與可口可樂正面交手的李經緯，異或與IBM分手的柳傳誌等等，他們開始真正的、運用商業的手段和規律來經營一家企業。經過將近十年的曲折發展，中國的消費市場逐漸放大，從民間崛起的力量開始展現他們的能力，這也為現代企業的出現創造了很好的土壤。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在歷經了幾年的高速發展後，中國經濟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10月，《人民日報》的三位青年記者祝華新、曹煥榮和羅榮興發表了長篇政治觀察文章《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這是中國記者第一次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對中國的改革進行了帶有理想色彩的思考。
在140年前的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布了《共產黨宣言》，在70年前的1917年，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砲聲引發了蘇聯革命，而在1987年，社會主義陣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戈爾巴喬夫正在蘇聯領導一場前途未卜的變革，他在這一年發表了《改革與新思維》，這本書在第一時間被翻譯引進到了中國，他警告說，“拖延改革就會在最近時期造成國內局勢的加劇，直截了當地說，這種局勢包藏著發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威脅。”也是在這一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出版了《大國的興衰》，他在對過去500年的大國興衰史進行考察後預言，“大國興衰的進程仍未停止，各大國力量增長和技術進程的速度各有不同，這將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肯尼迪沒有預見到兩年後柏林牆的倒塌，也沒有語言三年後蘇聯的解體，不過他所提出的命題卻讓全世界的政治家們悚然自醒。
正是在這種充滿著動盪、求變的氛圍中，中國的觀察家顯得非常的焦急，在《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一文中，三位青年記者急切地呼喊，“中華睡醒的巨龍該驚起了”、“加快改革！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同時觀察到，中國社會正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軌，人均GDP進入到400—1000美元的區間，而這正是一個社會不穩定期，當時32歲的複旦大學副教授王滬寧稱之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不穩態”。在這期間，民眾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費慾望膨脹，而社會體制則相對落後，國家的宏觀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變的產業形勢。
當時的現狀卻是正是，全民性的心態失衡已經暴露無遺。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普遍不滿，每個人都在打聽賺錢的門道和機會，在沿海一帶，搞“第二職業”成為一個新的時尚，廣東人稱之為“炒更大軍”，據當時的一份調查稱，國家職工從事“炒更”的已達27%。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在中國採訪時發現，無論是公務員還是國營企業的職員，大家都熱衷於用公家的設備賺取外快，沒有人對本職工作感興趣，報導說：“眼下在中國受益的有兩種人，勤奮聰明善於鑽營的人，和貪污枉法的奸詐小人。”
抱怨和牢騷到處都是，一些順口溜在民間廣為流傳，其主要的情緒是對那些搞流通率先富裕起來的人們的不屑和不滿，如“手術刀不如剃頭刀，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老九（知識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賺了錢”、“工人樂，農民笑，知識分子光著屁股坐花轎”。
很顯然，在一個轉型時代，所有的價值觀都亟待重建。人們似乎仍然對那些率先富起來的人們抱有樸素的幻想。媒體也很想找到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些富起來的人是有“良心”的。當年的《廣州日報》便報導了一則這樣的新聞：當地有一位製鞋的個體戶叫何炳，據說他的總資產已經超過了20萬元，但卻十分的節儉，家裡連一台冰箱也捨不得買。有一家國營鞋廠虧損多年，請他去解救，他帶了六個人去乾了一個月，為鞋廠設計了五六種新樣式，是鞋廠走出了困境，何炳卻一分錢也不肯收，連帶去的六個人的工資也是他支付的。何炳的“事蹟”上了報紙，被人津津樂道。這個例子似乎想告訴人們，這些富起來的人是不會走得太遠的，他是會回過身來幫助落後的人和陷入困境的國營企業的。
《人民日報》的三位記者提醒說：“改革是一項特別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設計得天衣無縫的情況下進行，改革進程中不同利益群體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聲音在當時聽起來是非常的刺耳，絕大多數的人們仍然沉浸在對改革膜拜中，他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場經濟變革對中國社會可能造成的製度衝擊、觀念顛覆和階層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