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第七章社會主義的計算（一）：問題的性質與歷史-10

十 首先用一種使問題永遠不可能再從討論中消失的形式闡述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心問題的榮譽，屬於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格·馮·米塞斯。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計算》這篇文章中（該文在1920年春季問世），他論證道，在我們現存的經濟制度中，合理計算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用貨幣表現的價格提供了使這種計算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米塞斯教授的成就，遠遠地超過他的先行者們所做的任何事情，其主要的方面是他詳細地論證了，經濟地使用有限資源，只有在這種定價方式不僅運用於最終產品而且還適用於所有中間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他還論證了，不存在其它以與競爭市場的定價過程相同的方式考慮所有的相關事實的過程。這篇文章，以及後來將此文收進去的一本巨著，都說明米塞斯教授的研究代表了一個起點，從這一點出發，所有的人們立志認真對待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討論，不管是建設性的還是批評性的，都必需繼續下去。

當米塞斯教授的著作毫無疑問地最完善和最成功他說明了自從那時以來成為關鍵所在的問題時，當這些著作對所有更進一步的討論具有非常大的影響之際，一個很有趣的巧合是，另外兩個傑出的學者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得出十分相似的結論。第一位是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他在其死後出版的傑作《經濟與社會》——此書於1921年問世——中，明確地論述了在一個複雜的經濟制度中使理性的決策成為可能的條件。韋伯象米塞斯（當他自己的討論稿已交付出版的時候，他才把米塞斯的文章作為自己的評論來引用）一樣堅持認為，由計劃經濟的第一位提倡者提出的計算，實質上並不能為這樣一種體制中的計劃當局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提供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他特別強調，資本的合理使用和資本的保存，只有在以交換和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製度中才能得到保證；他還特別強調，由於在完全社會化的體制中不可能進行合理計算，這樣所造成的浪費可以嚴重到這種地步：不可能維持人口密度更高國家目前人口的生存。 “人們只要認真嚴肅地對待非貨幣經濟的問題，某種假設計算制度便遲早會被發現或發明，在此並不能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是所有完全社會化的根本問題，並且，在所有的決定性方面，如果眾知曉某種'計劃'的結構，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合理的'計劃經濟'。”

在俄國，也出現了實際上同時發展起來的相同思想。 1920年夏天，在新體制的第一次軍事化成功後的短暫間隙中，人們只有這一次能夠對當局公開提出批評，此時，鮑里斯.布魯思卡斯———個傑出的，主要以研究俄國農業問題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在一系列的演講中對支配共產主義統治者行為的教條進行了徹底的批評。這些演講在主要的結論上表現出與米塞斯和馬克斯.韋伯的學說異常相似，儘管它們起因於在那個時代俄國必須正視的具體問題的研究，並且儘管它們是在與外界斷絕通訊聯繫的情況下寫成的，當時這些演講的作者不可能了解奧地利和德學者們的同樣努力。這些演講在一本俄國雜誌上以“社會主義下的社會經濟問題”為標題發表，並且在許多年之後才由於一種德文譯本被更加廣泛地接受。象米塞斯教授和馬克斯.韋伯一樣，他的批評集中圍繞這一問題，即，在一個必然缺乏價格的中央指導經濟中，不可能進行合理的計算。十一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斯·韋伯和布魯思卡斯教授分享著獨立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學之中心問題的聲譽，但是，米塞斯教授的更為完善和系統的分析，尤其是他的巨著《公共經濟》，主要地影響了歐洲大陸上進一步討論的趨勢。這部著作出版後的幾年當中，許多人試圖直接對付他所提出的挑戰，並且想表明他的主要論點有錯誤。這些人還指出，即使在嚴格的中央指導的經濟體制中，也能夠精確地決定價值而沒有任何大的困難。然而，儘管對這一觀點的討論拖延了幾年，在這期間米塞斯兩次回答了他的批評者。但是越來越明顯的是，最初由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嚴格中央指導的那種類型的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反駁米塞斯的重要論點。起初產生的許多異議實際上不過是對言詞的吹毛求疵，因為米塞斯偶爾使用了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有點不嚴密的陳述，而他的意思卻是說社會主義使合理的計算成為不可能。當然，任何計劃出來的行為方針，如果這種計劃完全有意義的話，那麼在該詞的嚴格的意義上是可允許的，也就是說可以對它進行試驗。問題可能僅僅在於，它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結果，也就是說，設想的行為方針是否與它想要服務的目標相一致。就人們希望通過中央同一時間裡控制所有經濟活動的方法，實現獨立於生產資料中私人財富的收入分配並達到一個至少接近或甚至超過自由競爭條件下的產量而言，這不是達到這些目的的可行途徑，人們已越來越廣泛地承認了這一點。

但是，即使在承認米塞斯教授主要論點的地方，這也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尋找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途徑。這是自然而然的。它的主要影響是，把注意力從什麼是迄今為止被普遍認為是社會主義組織的最可行的形式轉移到對不同方案的探索上。我們能夠將那些承認米塞斯主要觀點的人們的反應分為兩種類型，首先，有一部分人認為，效率的損失和作為缺乏合理計算的後果的一般財富的下降，對實現這種財富的更加公平的分配而言，可能是不太高的代價。當然，如果這種態度建立在清晰地認識這種選擇所意味的東西的基礎上，那麼對此就沒有更多的話要說，只是有一點似乎可以懷疑，即，那些堅持這種態度的人是否會找到許多同意他們觀點的人。當然，這裡真正的困難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對這一點的決斷將取決於因不可能進行合理計算將導致的中央指導經濟中的產量相對於競爭制度下的產量下降的程度。儘管根據筆者的意見，似乎經過仔細的研究對於那種差別的巨大程度就不會留下什麼疑問。但是，必須承認的是，沒有簡單的辦法證明那種差別會有多大。這裡的答案儘管不能由一般的思考而得出，但它將不得不建立在詳盡地比較研究兩種不同製度的運行的基礎上；並且假定，所涉及到的問題的知識，比除了用經濟學的系統研究外可似用任何其它方法獲得的知識要多得多。

對米塞斯教授的批評的第二種反應類型是，僅僅在說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時才認為它是正確的，並且試圖構建免於這種批評的其它方案。在歐洲大陸上，後一種討論中相當大的部分，但也許是更有趣的部分，傾向於朝這樣一個方向進展。這種思考主要有兩種趨向。一方面，人們試圖通過如下方式來克服所談論的困難，即通過把計劃的成分擴大得甚至比以前期望的更多的地步，完全取消消費的自由選擇和職業的自由選擇。或者，另一方面，人們試圖引進各種競爭因素。這些設想在何種程度上確實克服了一些困難，它們在何種程度上是可行的，這些問題在《集體主義的經濟計劃》一書的不同章節中得到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