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150年裡，英國經濟戰略的本質就是操縱和控制自由貿易。英國的天才們具有變色龍一般的本領，他們想方設法使這一政策適應於千差萬別的國際經濟。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亞當·斯密的“絕對自由貿易”的觀點，其目的是把自由貿易作為一種武器，反對其他主權國家的經濟政策。
19世紀末期，英國當局開始圍繞如何維持其全球帝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從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全球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政府致力於採用一種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繼續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這便是所謂的“非正式帝國”。在維持對印度及遠東關鍵地區的殖民佔領的同時，英國資本開始大量流入其他國家，尤以阿根廷、巴西與美國為主，形成了各種形式的金融依賴，這樣的方式從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佔領更有效。
與“附庸國”特殊經濟關係的概念、“勢力範圍”以及“權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產生於19世紀末，都與英國炮製的“非正式帝國”有關。
自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艦隊後，英國就利用其特殊的島嶼環境刻意與歐洲大陸保持距離。這樣節約了保持大規模常規軍隊以保衛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統治海域。從俄羅斯到西班牙，無論誰想要統治歐洲大陸，英國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資助成立一個聯盟來對付她，以維持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對世界財富的掠奪讓英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在趁擊敗拿破崙之勢對歐洲進行重組的過程中，英國對其玩世不恭的所謂“權力平衡”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完善。根據這一政策，各方根據勢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點”的兩邊，而平衡的支點或中心，則嚴格限定在倫敦。對此，英國外交部始終諱莫如深，這就是英國把對手的經濟實力轉化成她自己的絕對優勢的竅門。
1815年以後，英國外交政策的“天才”們把他們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聯盟的關係上。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可以把歐洲或者全球的戰略力量按照他們的意願進行突擊調整。英國外交追求的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信條，即英國決不與其他國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關係，不把它們當作相互尊重主權的伙伴，而只強調自己的“利益”。英國的聯盟策略受到嚴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時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英國自己的“利益”。為此，英國調整了與法國由非洲利益之爭而導致的敵對關係，1898年“法紹達事件”之後，英國將這種敵對關係轉變為“協約友好”關係，以及改變幾十年來為阻止俄羅斯的擴張而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支持（史稱英俄“大搏弈”），這些都表明了聯盟關係的戲劇性轉變。
在19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英國資金的主要流向是資本赤字國家，這些國家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比如阿根廷。資本輸出的目的是資助、建設，然後經營這些國家的鐵路和交通設施，這通常能夠得到當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國的資本還用於發展這些國家的船線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國附庸國的經濟事實上成了英國經濟的俘虜，她們的貿易和金融條款是由倫敦的商人和銀行來製定的。這些附庸國發現，通過軍事佔領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後強徵暴斂，雖然也能達到支持英帝國的目的，但相對來說，目前的辦法使對方更加徹底地放棄了根本的經濟主權。
19世紀80年代，阿根廷通過新建的鐵路將其產品，特別是牛肉和小麥運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兩倍，但她在倫敦銀行的債務卻增加了700％。這個國家是英帝國的債務附庸國，一位評論員稱之為“建立在廉價之上的帝國主義”。英國政策的目的很明確，不是想從這些附庸國關係中發展出強大的主權工業國家自己的工業和經濟，而是想通過盡可能少的投資實施控制，確保其他競爭者無法獲得他們覬覦的原材料或其他經濟財富。
在這個時期，為了捍衛從英國到印度的海上航線，英國軍隊於1882年佔領了埃及。英國決不能讓蘇伊士落入勁敵法國手中。英國的軍事佔領徹底摧毀了埃及的統治結構，1882年後英軍長期駐紮在這一連結倫敦和印度的戰略要地。
同樣，英國占領南非的初衷也是為了捍衛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線，守護英國貿易航運線側翼，從而防止外國對手的側面攻擊。在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英國對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國分階段關閉了布爾共和國通往印度洋的大門，在1843年開始了與納塔爾的合併，使布爾人置身於德拉瓜灣之外。同時干涉和阻礙1869年在比勒陀利亞領導下的布爾共和國聯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用最簡便的辦法確保英國在整個南非地區的霸權。確保英國對貿易控制的壟斷是英帝國主義在19世紀的主要目標。
在這個時期，英國秘密情報部門也形成了與眾不同的風格。與法國或其他國家不同，在滑鐵盧之後，英國形成了倫敦金融城主要的銀行家與金融家、政府內閣部長、具有戰略意義的主要工業企業領導人之間的某種精妙結合。促成這種結合的是倫敦金融城商業銀行的後裔——查爾斯·喬斯林·漢布羅先生，從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漢布羅曾是英國秘密情報部門特別行動班子（SOE）的總負責人，這個組織屬於政府的經濟作戰部，其主要任務是實施戰時對德國的經濟作戰，培訓後來成為戰後美國中央情報局領導人的情報精英分子，他們包括威廉·凱西、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沃爾特·羅斯托、羅伯特·羅莎以及後來的肯尼迪財政部副部長和華爾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夥人哈里曼。
傳統情報的機構是由駐紮在國外首都的間諜機構提供情報，而英國的秘密情報機構則是把廣大的英國銀行、航運、工業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網絡一樣編織在一起。因為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輕信而毫無防備的國外經濟組織沒有任何防禦能力。在1846年後的自由貿易時期，這種把私人的商業權力與政府暗中結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國霸權的秘密。英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維持與盟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如果需要的話，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