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2、叢林法則

在歷史上，日本野心不可謂不大，但一般不表現出來，他們只是埋頭努力，條件成熟，野心自然顯現。中日兩國的民族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說到底，民族性格與個人性格是一樣的，都要受到環境及文化的影響。 中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昌盛和先進的國家，穩居世界中央，中國之名或許來源於此。自古以來，中國的內部展開過反反复复的慘烈爭鬥，王朝一個又一個頻繁更替，歷史一遍遍被刷新改寫。由此，中國人更像老子的太極圖中所體現的，虛虛實實，老於世故，處變不驚。美國傳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描述中國人的性格特徵，無論人們從哪個方面去看中國人，都會發現，中國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個謎。 中國人與日本人相比是“缺乏緊張”感，日本這個民族從小就是在憂患中長大，由於飽受風霜磨礪，他養成了堅忍不拔的性格。眾所周知，日本列島面積狹小，土地貧瘠，自然環境相當惡劣，而且時時刻刻處在地震、海嘯、火山的威脅之中。和地大物博的中國相比，日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窮人家的孩子，全靠白手起家。所以，日本人的物質生活向來十分節儉。

在歷史上，日本從來也沒有像朝鮮、越南那樣，心甘情願地以小事大。他對中國從來都是心懷叵測的。中國的周邊國家中，國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稱“國王”，唯有日本自稱“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國“皇帝”的名號，而且比“皇帝”還要高一級。日本和中國一樣，自稱“神州”，而且自稱是“日出之國”，在寫給中央帝國的第一封國書中，開頭寫道：“日出之國君主致日落之國君主”。這個彈丸小國自尊心之強十分引人注目，事實上，正是由於他的自卑才導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先進國家身邊，日本沒法不為自己的體型瘦小文化落後感到深深的自卑。他們把自己和中國之間的巨大差距理解成是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日本人有著強烈的唯意志論，超越並戰勝中國一直是日本的目標。

2000年8月15日，在日本的石川縣，突然多了這麼一塊碑，高達12米，上書“大東亞聖戰大碑”。紀念碑每個字都有一個人高，顯得巨大壯觀。這座耗資1億日元的紀念碑據稱由舊關東軍作戰參謀以及日本的戰友會、遺族會的400個團體共同建立。發起建設這座碑的有關人士透露，要以此告訴日本後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出征並非錯誤。他們更揚言“大東亞戰爭”是一場解放亞洲的聖戰。 二戰結束已經一甲子有餘，今天二十歲上下的日本年輕人，已經是戰後第三代了。比起戰前、跨戰爭時期以及戰後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他們這一代，在思想意識方面已經有了質的變化。他們在想什麼？如何看待與中國的交往？對歷史的認知情況如何？ 手上沾有中國以及亞洲人民的鮮血的日本軍人，絕大多數都已過世了，如果讓今天的日本年輕人上溯兩三代為祖上去反省謝罪，是否可能？

中國歷史上，兩三百年改朝換代一次。後代絕不會為前朝的“罪行”負任何責任，正因為前朝有“罪”，才要取而代之。但日本，如果從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公元前六七世紀）開始算，“萬世一系”，至今已有125代天皇了，有“換代”而從未“改朝”。時過境遷，根據中日雙方調查，現在的日本年輕人腦子裡，傳統的歷史觀和歐美的現代思想的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他們心目中，即使老一代有罪，也輪不到他們來賠罪、道歉——爺爺、太爺爺的作為與我何干？而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歷史問題”，在他們看來卻成了是在動輒拎起“上輩子問題”敲打日本。 《國際先驅導報》分析稱，究日本人“厭華”緣由，往往是所謂“中華思想”——主要是指自秦漢以來，中國自以為世界之中心，中國人又慣於強烈表達自己的主張。日本人一般隱藏得很深，從不說出來，而是藏在心裡，但到了壓不住的時候，就會以很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

日本戰敗投降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日本國內始終不認真道歉和認錯，並不斷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極右勢力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除了日本自身的原因之外，二戰結束前後美國的對日政策難辭其咎。 日本投降後，美國從其稱霸全球的戰略利益出發，在日本投降問題上，在開羅宣言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的強硬立場上不斷退步，同日本作了一筆不光彩的交易，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對戰犯的懲治也極不徹底，這為戰後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保留了孽根。 美國督促日本通過的和平憲法的內容是：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此，“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換句話說，就是規定日本無權對他國開戰，也不得保有武裝力量。也正因為如此，這部憲法被稱作“和平憲法”。

然而，就在美軍對日本進行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項改革的時候，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日本在美國遠東戰略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美國的主要對手已經變成了蘇聯。 1948年5月26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關於美國對日政策的勸告”，即所謂NSC13號文件。此後，在這份文件的基礎上，於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號文件。因為這個文件是美國軍政兩方經過協調後形成的，所以它大體上確定了新的美國對日占領的基本政策和目標。 可以說，以這個文件的形成為標誌，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即1948年以後，美國已經不再想削弱和打擊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養成美國在東亞的基地。

1948年10月，遠東委員會同意美國關於結束甲級戰犯審判的提案，東京審判僅僅進行了第一批戰爭嫌疑人的審判便草草收場。包括岸信介等重要戰犯在內的其他在押的嫌疑人大多在此後陸續被釋放，這些戰犯在未對其戰爭罪行做任何反省和改造的情況下，很快就重返政壇。 關於賠償。 1948年3月21日，美國陸軍部公佈了“斯特瑞克報告書”，這個報告書強調恢復日本經濟需要外部援助，因此，其規定的賠償數量，比原鮑萊方案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雷珀（Draper）偕同斯特瑞克再次到日本，並於6月又發表了“德雷珀報告書”。這個報告書所規定的賠償額又比“斯特瑞克報告書”大為減少。 1949年5月，遠東委員會的美國代表麥考埃發表聲明，最後宣布停止實施賠償計劃。

與此同時，“冷戰”仍在不斷地激化。 1950年6月，“冷戰”終於演變為“熱戰”，朝鮮戰爭爆發。 由於朝鮮戰爭的影響，促使日美關係由“敵國”變成了“盟國”。在此期間，美國的政策在日本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首先，將日本作為戰爭物資的供應地，並決定重新武裝日本。違反戰爭結束前夕盟國約定的不得單獨與日本媾和的協議，與日本單獨媾和，並把日本納入所謂“自由主義世界”，日本經濟從此一躍而起。 1951年9月8日，日本在與美國等國簽訂“舊金山和約”的同時，還與美國單獨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決定美軍在媾和後長期駐紮日本，日美關係變成了同盟關係。 與聯邦德國相比，即使是在戰後初期，美國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褫奪公職的處分也不十分徹底。戰後初期，在盟國占領下的德國實施了非常嚴厲的“非納粹化”政策。

例如，在美國占領區，對18歲以上的所有德國人都發放了詢問表，調查其與納粹的關係，其結果有佔成年人人口四分之一的344萬人受到了起訴，有78萬人受到了各種處分。為了不使納粹重要分子漏網，甚至不得不採取了輕罪重判的做法。 在法國占領區，至1945年末已經撤換了45%的官吏，其範圍涉及從國境邊上的小鎮到曾經短時間參加納粹黨的最有名的大學教授。在英國占領區，則解散了所有曾經與英國有債權關係的商業公司。蘇聯佔領區對納粹分子的追究更加嚴厲。全德國有112萬人受到了解除公職的處分。 在亞洲，由於蘇聯和中國被排除在對日占領和媾和條約之外，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如此監督和牽制美國。這也就更加深了在日本人的意識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對美國的戰爭、日本是敗給了美國、日本人只對美國人負有戰爭責任的錯誤認識。

此外，美國對日本的佔領還實行所謂“間接統治”，這種佔領方式與盟國對德國的“直接統治”有很大的區別。在德國，佔領軍完全拋開德國政府，直接行使國家權力。而在日本，則保留了日本政府，美軍是通過日本政府行使統治權。 歷史是連續的，在改革沒有觸及的角落，一旦國際國內條件成熟，還會沉渣泛起，造成影響。即使是在60多年後的今天，一部分日本人還是不肯就對外侵略的罪行誠心認罪，少數右翼分子甚至還從根本上否認日本發動過侵略戰爭；一些日本人依舊看不起亞洲人，日本與亞洲各國的糾紛不斷，亞洲各國人民對於日本的警惕和不安正在增加。所有這些，都是戰後改革的不徹底性給當今日本造成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