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2、不能否認

日本人把自己不當回事，他們不會同情弱者，也自然不會把別的民族當回事。把自己當作機器，把別人自然當成草木瓦犬，這樣的生命意識，確實讓別的民族不寒而栗。 然而，日本真正讓中國人心寒的地方，不是你曾經殺過多少中國人、手段有多麼殘忍，而是時過境遷之後，你翻臉不認賬——否認侵華、否認強徵慰安婦、否認南京大屠殺。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數南京大屠殺的證言，都是近幾年的事情。這之前，日軍的老兵們大多選擇了沉默。然而，也許是即將走進異界時對良心的考驗，最終使一部分日軍老兵對媒體坦白了當時的暴行。當年參加攻占南京的外賀關次是隸屬佐佐木支隊的一個衛生隊擔架兵，自從1937年8月接到應徵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記日記，敘事詳細，證實屠殺事實隨處可見：12月13日：33聯隊的1個大隊轉入進攻，一邊逼近舉白旗的敵人，一邊繼續進行射擊……途中遇到2到30名殘兵敗卒，便槍殺或刺殺了他們。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處都是敵人的屍體等，為數甚多……在南京南門車站，工兵隊的膽大妄為者刺殺或綁成十字架地刺殺了中國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許多人躺在敵人的屍體堆裡，發現痛苦的呻吟聲，最後通過我們的手，送他們上西者，不計其數。

12月15日：途中，在市內過不去，就繞著城外，通過和平門岔道，來到太平門入城。在太平門城門口，堆有中國軍人的屍體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殺害的。屍體的附近，許多敵人用過的武器等東西零亂地丟著，慘不忍睹。由於敵人殺了我們許多朋友，殺死他們理所當然，但竟殺死這麼多人，我不勝驚訝。 12月17日：中國人從屋子裡出來，由於那間屋子距宿營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們槍殺了。也許他們是良民，但也不能放過。 攻占南京的日軍共計6個師團、3個航空隊和海軍1個艦隊。陸軍中支隊、聯隊、中隊之類，總共不下30支隊伍。外賀關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隊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擔架兵，行動受到限制，不能像隨軍記者可以根據需要到各處採訪。所以他看到的僅是中華門外、宿營地、太平門外、下關等處屠殺俘虜和平民的實況。

關於12月13日在下關屠殺了大量的市民問題，第6師團所屬輜重第6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在《揚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師團出兵大陸的記錄》中這樣寫道：在汀線，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浪沖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著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差不多像是來自南京的難民，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屍體的情況活生生地說明，從南京逃出來的老百姓，無論是成人或兒童，他們一律遭到機槍、步槍的掃射，遭到殺戮。一路上枕藉著的屍體，連他們是中國老百姓還是士兵，是男是女也無法辨認。因為這些屍體遭到射擊後倒在地上重疊在一起，並澆上重油點火焚燒。在焚燒過的屍體中，無疑也有許多想來是兒童的屍體。總之，幾乎都是老百姓。我從未見過如此悲慘的。大量屠殺的痕跡展現在眼前，我覺得日本軍犯下了嚴重罪行。

該書由第6師團第13聯隊二等兵赤星義雄所著，由日本創作學會青年部反戰委員會編。赤星義雄在該書中又說：12月14日，我們穿過南京城，向揚子江邊進發，正好是中華門的對側，重砲陣地獅子山。 ……我們下了獅子山，向揚子江岸邊走去，一路上我們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國兵的屍體，有的沒有頭，有的只有上半身，說明了攻擊相當猛烈。 揚子江邊的碼頭與普通碼頭一樣，是船隻起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碼頭上觀看揚子江的流水，這時，一幅無論如何也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景展現在眼前。 兩千米，不，也許還要更寬一些，在這寬闊的江面上，漂流著數不清楚的屍體，一望無際，滿眼皆是屍體。江邊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屍體，其中有成人，也有兒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屍體像“木排”那樣，緩緩地漂流著。朝上游看去，屍“山”接連不斷。似乎可以想見，那接連不斷的“山”是看不到邊的。

赤星光雄所見到的揚子江中、岸邊中國軍民的屍體，是第6師團在上新河等地所殺害的。 “此一暴行我已在《鐵證如山》一節中論述。”赤星接著說，“看來至少有5萬人以上。而且幾乎都是老百姓。揚子江的確成'死屍之江'。” 《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鈴木二郎曾在日軍入城後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離開南京，他也親眼看到偏東的南門——光華門到中山東路朝北的馬路上所發生的悲慘的情景，並在《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中描述如下：在通往光華門的馬路兩邊，可以看到彎彎曲曲的戰壕，裡面填滿了無數燒焦並已腐爛的屍體；鋪放在馬路上許多原木下面，也躺著屍體，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獄圖。我看到坦克發出轉動聲，無情地壓在上面飛馳而過。屍體的臭氣和硝煙迷漫的臭氣一起散發出來，猶如置身於焦熱的地獄、血池的地獄，以致有了一種感覺，好像已經站到“獄卒”的立場上了。

鈴木二郎所說是日軍在光華門裡屠殺中國士兵的慘狀。中國軍隊在城裡準備進行巷戰。但因唐生智下達了撤出南京的命令而未進行巷戰。然而一經被日軍發現便當即一一屠殺。鈴木二郎又描述：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慘的大屠殺。俘虜在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排成一行，一個個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牆上，許多日本兵舉起刺刀，使勁地吆喝著，直向俘虜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見鮮血飛濺，陰森森的氣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裡，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勵誌社把我錯當成中國人）企圖刺殺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種慘劇，不久就茫然若失，當場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這一殘酷屠殺的情景中，出現了不可理解的現象，使我無法忘懷，那就是被刺後落下去的俘虜們的態度，他們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滿意的微笑，有的時而哈哈大笑，期待著死亡的到來。 12月16日，東京朝日新聞社的隨軍記者橫田曾就俘虜中國官兵的“戰績”發出一篇新聞電訊稿，其中說：在烏龍山，幕府山砲台附近的山地裡，兩角部隊俘虜了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從城南潰退下來的敵兵。總之，那是前所未聞的大批俘虜，因而抓獲的部隊似乎吃驚發楞，以至於我方由於人少是無法相比，應付不過來…… 這麼多的俘虜日本軍又是怎麼處理的呢？橫田記者曾在電訊稿中提到給這些俘虜吃飯就是大問題，但未報導處理結果。兩角部隊指的是第13師團第65聯隊。該聯隊的隨軍記者秦賢助，後來在回憶錄《沾滿了俘虜血蹟的白虎部隊》（載《日本週報》第398號）中對如何處理這批俘虜做了回答：屠殺事件從15日下午就開始了，到晚上達到了頂點。

甚至被稱為“精銳的白虎隊”也屠殺其俘虜？這難道是白虎部隊的過錯嗎？是所謂富有人情味的部隊長兩角大佐的意圖嗎？抑或是師團長即荻洲部隊長荻洲立兵中將所選擇的處理方法嗎？ 軍司令部曾向中央（參謀本部陸軍省）請示了幾次，最初發來的電訓是“好好謀劃！”這一道命令很不明確，也沒有關於處理俘虜的方法。一再請示後，發來的電訓也是“研究處理！”如何研究好呢？軍司令部覺得為難，於是第三次請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負責處理！”軍司令部認為中央的態度曖昧。為迎接朝香宮中將而舉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軍司令部十分焦急。 “殺掉吧”，軍司令部就輕而易舉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城內，日本軍已經屠殺了俘虜，並掃蕩殘敵，直到看不到一個中國士兵。而且，日本軍認為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只有殺掉2萬俘虜。

……再說，無論哪一個部隊在大陸戰線上連戰連勝後，都驕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結果什麼都乾了。 秦賢助說“屠殺事件從15日下午就開始了，到晚上達到了頂點”不完全準確，日軍南京大屠殺在接近南京城便開始了。 根據《現代快報》2007年12月13日的報導：早在1999年1月，美國政府就成立了IWG機構，其職責是尋找美國目前持有的與納粹德國罪行有關的檔案，對其進行識別、編制目錄並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議。然而，IWG起初的研究對像只針對納粹德國，並不包括日本。後來之所以將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緣自美國國內的多種呼聲。例如，美國西海岸眾多的華裔人士一直在關註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犯罪問題；1997年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英文寫作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一書反響強烈。再如，在美韓裔人士對慰安婦的問題也非常關心。再加上一些曾經在太平洋戰場當過日軍戰俘的美國退伍軍人的呼籲，美國政界也逐步改變了態度，將二戰期間的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

到目前為止，IWG已經解密了10萬頁有關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罪行的文件，涉及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準備細菌戰、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慘案等種種細節。 例如，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頭版，由美國記者德丁發回的報導：“南京馬路上屍首累累。有時要先移動屍體，汽車才能通行。”“日軍佔領下關門後，對守備隊進行了大屠殺。中國兵屍體在砂袋間堆積如山，高達六英尺。到15日深夜，日軍還沒有清掃街頭，兩三天中，軍車來往頻繁，常常在人、狗、馬的屍體上碾轉而過。” 例如：日本軍醫保坂晃的日記，1937年11月29日，常州。 “我們出發前去掃蕩常州的敵人。中午時分，我們的隊伍開進常州城。我們接到命令，要求我們殺掉常州城裡的居民。大約80名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趕到一塊兒，黃昏時分統統被我們開槍打死。我希望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要看到這樣的慘景。即將被殺死的這些人簇擁在一起，都在祈禱、哭喊並哀求饒命。對如此淒慘的場面，我簡直都沒有勇氣看下去。很快，重機槍就開火了，人們都紛紛發出慘叫聲，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經有了魔鬼的心腸，我也覺得慘不忍睹。戰爭真是太悲慘了！”

例如，1938年1月17日，廣田弘毅電報：“幾天前回到上海以後，我調查了關於日本軍隊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暴行的報導，據可靠的目擊者的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使我們聯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搶劫、強姦、包括強姦年幼的兒童，對市民無情的殘暴，這些內容持續地從各地報導出來，而這些地方的仇恨和殺戮僅僅在幾星期之前才停止。日本軍隊在別處的這些暴行，令這裡（上海）（良心）較好類型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羞恥，這種羞恥感更因為本地日本軍人的系列瘋狂行為而加強。今天的《華北日報新聞》報導了一個特別令人厭惡的事例：一個醉酒的日本士兵，因為找不到想要的婦女，開槍打死了3名超過60歲的婦女，打傷了另外幾個手無寸鐵的市民。” 上述這段文字是以時任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的名義，從東京發給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的一份密電，這封密電被美國情報中心截獲並解密，被國際社會公認為這是目前蒐集到的最重要的日軍在南京屠殺居民30萬人的鐵證之一。 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發表特別通告，宣佈設置由中、美、蘇、英及法國、印度等11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5月，遠東軍事法庭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板垣徵四郎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提起了訴訟，這場訴訟後來被稱作“東京審判”。 在進行“南京大屠殺”審判時，攻占南京的日軍主帥甲級戰犯松井石根在法庭上這樣輕淡地描述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儘管我在南京之戰中小心謹慎，但在當時忙亂的情況下，可能有一些衝動的官兵，乾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 松井石根的“輕鬆”假面很快被美國牧師拍攝的歷史膠片戳穿了。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在日軍攻占南京時留在南京城內，他目睹並用攝影機拍攝下了日軍的獸行，當這段一百零五分鐘的歷史影像作為證詞在法庭上播放時，世界震驚了，連現場的日本記者都連用三個“慘”字來形容，日本記者寫道“那一刻，令人戰栗不已”。 高文斌曾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助理檢察官，當年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時，他在搜尋材料中發現了兩名參與大屠殺的漏網戰犯，高文斌回憶：“一次，我在圖書館翻閱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張日本東京出版的《日日新聞》，這張報紙在1937年侵華日軍攻入南京後不久刊登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兩個日本軍官持刀而立，他們剛剛進行了一場殺人比賽，看誰砍中國人的頭多。” 高文斌立即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匯報，經調查審訊，兩名日軍少佐在向南京進攻時，相約進行殺人比賽，共斬殺中國軍民253人，兩個殺人狂魔被從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國軍事法庭執行槍決。 東京審判後期，遠東法庭圍繞著對戰犯是否判處死刑曾發生過分歧，11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國未受日軍蹂躪，不贊成對戰犯處死刑，中國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陳詞，力主嚴辦首惡，最終以六對五的微弱表決優勢，將7名日本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在法庭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審判書中，中國法官梅汝璈代表四萬萬受害的中國人民，寫下了十多萬字。他說：“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級戰犯，先後走上了東京“巢鴨”監獄內的絞刑台，他們是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軍民與日軍大小戰鬥16.5萬多次，殲敵150萬，佔二戰日本陣亡人數的70%。與此同時，中國山河破碎，付出了無數生命和鮮血。蔣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記中寫道：“五十年以來最大之國恥與餘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侮辱，至此自可湔雪淨盡。”一些經歷南京日本投降儀式的中國官兵記得，這場儀式只有15分鐘，但為了這短短的15分鐘，四萬萬中國人卻為此奮戰了整整14年。 事實上，日本許多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人沒有受到追究，在遠東軍事法庭起主導地位的美國，對日本文化、日本軍制缺乏了解。美國人在當時沒有理解日軍參謀的這種特殊作用，和日本軍隊（特別是陸軍）的“下克上”現象，而受其“政府管理軍隊，軍隊是職業軍人的集團”這種西方固定觀念的影響，在決定甲級戰犯時是以政府關係為主。因此與陸軍省有關的高級軍官（課長以上）幾乎全部是甲級戰犯嫌疑人。而參謀本部的有關人員卻幾乎沒有受到追究。還有不少證據被徹底銷毀，證人被封口。 1945年8月14日御前會議決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後，陸軍軍部就命令下屬各部隊、教育機關、附屬機關銷毀一切機密文件，各部隊機關濃煙滾滾達數日之久。因此第一手證據極為缺乏，現在能看到的有關參謀本部的第一手資料，幾乎都是幾位反對擴大戰爭的參謀們偷偷留下來的。 日本人有一個抱團的習慣，而且日本陸軍除近衛師團以外，均為“鄉土聯隊”所組成。因此各地的“回鄉軍人會”之類的組織多如牛毛。而這些“回鄉軍人會”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時相同的層次構造，因此只要軍官們下了“鉗口令”，就很難指望有人能出來說明事實。 絕大多數的軍人回到家鄉重新開始新生活。當然這裡面也有各種各樣的人生，有像陸軍參謀出身的計政信那樣還是對政治對國事有著極大的興趣，甚至競選參議員的；也有像第8方面軍司令官今村均大將（陸大27期首席）那樣，回鄉修一間“反省小屋”，終生在此屋反省戰爭罪行的；也有像瀨島龍三那樣投身商界，發揮參謀的才能，把一個原來很小的纖維商社，領導成一個榮踞日本五大綜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業。 還有一些職業的軍人，離開戰場就無法生活的軍人。他們在戰後還是一直在尋找戰場，亞洲到處都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國共內戰的時候，雙方都有舊日本軍人參戰。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的時候，蘇加諾手下也有兩千餘名日本兵。 日本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後來給蔣介石做過顧問。還有一個叫做“白團”的舊日軍軍官援蔣組織，總數達83人。領頭的是富田直亮少將，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鴻亮”，因此叫做“白團”，當時舊軍人是處於“公職追放”的時期，沒有行動自由，更不能出國，這些人全是坐運香蕉的中國台灣船隻偷渡去中國台灣的。 2007年1月3日，一位讓中國人尊敬的日本老人，在日本京都府與謝之海醫院逝世，終年95歲。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很多中國人自願地豎起一個他的遺像，這是他當年鞠躬和跪地謝罪的地方，如今，不少中國人在他的遺像面前鞠躬告別，表達對這位“昔日敵人、今日友人”的敬意。 1987年，一個日本人來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做得最多的動作就是“鞠躬”，他不但對死去的遇難者墓碑不停地鞠躬，而且每見到一個中國人，不管對方是工作人員還是參觀者，也都深深鞠上一躬，一邊鞠躬，還一邊喃喃自語：我是東史郎，我是一名東洋鬼子！我是來謝罪的……據說，那天這個日本老兵東史郎整整鞠躬了三小時，以後多年，東史郎都在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來到中國，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向死難者表示悼念，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中國人民謝罪。 這個名為東史郎的老人，1912年出生於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 1937年中日盧溝橋事變後，當時25歲的東史郎應召入伍，是日軍第16師團步兵20聯隊上等兵。在他的日記裡，當時年輕氣盛的東史郎也和其他青年一樣，深受軍國主義思想影響，他入伍前曾經這樣寫道：“嘿，我們日本人！不管是釋迦，是孔子，還是基督，只要與日本違抗，就必須讓他流血，必須同他作戰！” 東史郎在他的中，曾經勾勒了他出征時的景象：當時的日本民眾被天皇思想狂熱煽動得熱潮高漲，在無數條隨風搖曳色彩鮮豔的彩帶與勝過怒濤的感動、興奮的叫喊聲中，激情澎湃地走上了出征中國的道路。後來他回憶，只有他的生母的激勵與養母的哭泣和國民完全相反，可是在日本狂熱的侵華戰爭口號中，沒能牽動他對戰爭與人性的一點點思索。 作為上等兵的東史郎，來到中國先後參加了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漢等戰役。每到一處，他無不見識和參加了對中國人民的屠殺和暴行，其中，最為慘烈的，就是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向中、美、蘇、英、法等國家無條件投降，已經是軍曹的東史郎，帶領幾個日本兵從浙江慈溪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繳械，當他們的船隻到了十六鋪碼頭時，負責接管的中國軍官一眼就認出了東史郎，他是當年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巧合的是，這位中國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自己藏身在重重死屍之下，從萬死裡逃生，可是歷史又安排了他們的再度見面，面對這個中國軍人的灼灼眼神，東史郎萬念俱灰，日本軍人對待俘虜的行跡讓他萬念俱灰，只求速死。可是那個中國軍官卻告訴他，中國人一定會懲罰戰犯，討還血債，但是不會用仇恨對仇恨。 那個中國軍官的寬大，一直深深影響著東史郎，回國後，他先後開辦企業，有電影院，還有絲織廠等，也娶妻育子，生活算是十分幸福。他經常對別人說，是中國人的寬恕給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對自己以前在中國的侵略行為，東史郎永遠不能原諒，他多次真誠地向中國人民反省謝罪，還在日本各地集會上發表演講，揭露當年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 1987年，在南京大屠殺事件發生50週年之際，東史郎公開了自己的戰時日記，並專程到南京反省謝罪。在這個日記中，東史郎記錄了他當時的戰友橋本光治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門前用郵政袋殺人的暴行。 在日記出版後長達六年的時間裡，作為當事人的橋本光治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但是，1993年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操縱下，這位橋本光治狀告東史郎等人“證據不足，損害名譽”，東京地方法院、東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次判定東史郎敗訴。 2005年，東史郎剛剛完成雙腿動脈硬化手術，氣色和精力明顯已不如過去。但他還是辦好了出國護照，並兌換好了錢幣，但由於身體狀況不允許，終究未能成行。曾七次赴南京謝罪的他，打算最後一次到南京謝罪。他在日本京都府丹後半島人町自己的家中，專程委託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嚮南京人民再一次轉達自己的懺悔與謝罪，去南京再一次謝罪懺悔，最終成了他未竟的遺願。 他得病之後，曾多次表示，要在人生行將結束前站出來，披露南京大屠殺等侵華戰爭罪行，還歷史以真實，希望日中兩國世代永遠友好和平。他堅持認為，日本必須正視和承認這段歷史，真誠地向中國人民反省謝罪，才能發展真正的中日友好關係。就這樣，擁有著承認和懺悔這兩樣品質的東史郎走了，而繼承他的日本人，越來越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