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狂人石原慎太郎

2010年9月21日，日本鷹派人物、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大發牢騷：“中國的做法好似黑社會。” 法國畫家安格爾說過：“奢侈會破壞人們的心靈純質，因為你總是過分地追求，更為不幸的是，你獲得愈多，就愈貪婪，而且確實總感到不能滿足自己。” “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為抗議日本不釋放船長詹其雄，中國取消了多個官方和民間團體與日本方面的交流活動。對此，不僅日本當局表示震驚，日本右翼也氣壞了。日本鷹派的代表人物、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氣沖沖地說：“中國的做法好似黑社會。” 石原慎太郎還曾說要把中國“大卸七塊”的夢話，因為這樣“便於管理並能提高效率”。他的一系列主張被稱為“石原慎太郎主義”。作為一個小說家，石原慎太郎在日本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頭號極右翼人士，其觀點厭美仇華，否認侵略戰爭，否認南京大屠殺。

《南方人物周刊》曾經專訪過這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並對他做了這樣的描繪：在“雙子之塔”7層的一間會客室，石原慎太郎走了進來，並沒有想像中的高大，你可以說他沒有表情，也可以說他掛著禮節性的淺笑，臉頰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見。這是他的開場白：“你有些問題比較尖銳，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較尖銳。” 採訪開始還不到10分鐘，他就一把扯掉了領帶，扔在右邊的桌上，“我討厭系領帶！”半個小時後，他又脫去了西裝上衣，蹺起了二郎腿。他主動提起了釣魚島問題、西藏問題，批評美國和批評中國一樣毫不留情，然而他對日本的用詞卻是最狠的，如果單看他的某幾句話，恐怕有人會以為他不但“反華”“反美”，還“反日”。 他也一再聲明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採訪中曾起身進屋拿來一本書送給記者，是中國台灣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結婚》。這是他70歲時寫的小說，主人公是24歲的青年。他對照記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請翻譯為他寫出繁體字，然後才肯落筆簽名，“簡化字不好！”他又不時翻看記者帶來的雜誌，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閻錫山”，他看著那個微笑的老頭兒，找了個機會用不太標準的中文重填句子：“東京王石原慎太郎！”也笑。採訪結束時，他“警告”記者：“你要是把我寫壞了，我可是要扔炸彈的！”記者又提起《中國可以說不》以及《中國還是能說不》裡對他的攻擊，他手臂一揮：“你應該把他們帶來！”

石原慎太郎確實是個性格鮮明的人，也是個狂人。他是東京市民投票選舉出的市長。和普通的保守政治家、右翼學者、打著右翼招牌通過暴力榨取企業或個人錢財的黑道混混不同，石原有號召力，有極為熱心的支持者，他甚至有實力問鼎首相寶座。日本媒體也認認真真地討論過：如果石原當了首相，日本會成為什麼樣子？石原的右翼面孔從來都是毫不掩飾地大加展示的，和那些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政客大不一樣。 石原慎太郎是一個符號式的人物。之所以成為符號，和這個人的官階未必有直接聯繫。比如被日本媒體稱為新保守派的中川昭一，身為內閣經濟產業大臣，職位比石原的東京市長顯赫，能力也比石原強很多，在中國問題上也不時說幾句對峙、對抗的話，但卻經常成為媒體負面評論的對象，日本企業也擔心讓這樣的人當大臣，日本與中國的經濟交往會不那麼順暢。

石原就不一樣了，他經常地和記者吵鬧，對中國的稱呼更是有多少他知道的謾罵語言就用多少，他的做派遠比中川昭一極端、激烈。但石原是個寫小說的人，他罵中國，人們覺得這是個對中國有偏見的文人在放肆，媒體並不太多地苛責。 但石原罵中國的那些話卻留在了日本人的印像中。於是他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的代表性符號。雖然真正相信石原慎太郎能當日本首相的人並不多，但這類呼聲還是有的。石原本人在聽到有人問他如果當了首相將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這一類問題時，總是立即滿面春風，大有已經從東京市市長躍進到了日本首相地位的感覺，話說得也特別的宏偉，不僅要遏制中國，還大有和美國也較量較量的架勢。 日本的一些人在聽石原的反華講話、看石原的反華文章時，總能湧出某種不可名狀的優越感。 60年前，日本人用“支那”這個詞來稱呼中國，話語裡含著貶損中國人的意思。二戰一敗塗地後，沒有什麼人這樣稱呼中國了，但石原敢。一個當過25年自民黨國會議員，當過內閣大臣，現任東京市長的人就這麼稱呼中國，讓一些人重溫到戰前的那種“自豪”，至少能過一把嘴上佔便宜的癮。

石原當然不限於反華，他也積極反美。同樣態度強硬。石原寫過《日本可以說“不”》，全書從11個方面縱論日美關係，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書中猛烈抨擊美國對日本實行的“根植於人種偏見”的經濟貿易政策，鼓動日本人應當拋棄二戰後形成的“小國意識”，“承擔起時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為創造新的世界歷史的主角。此書非常暢銷，甚至日本以外的國家都有人跟風，寫出過類似題目的書籍。 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學生在石原的那本書最暢銷的時候，曾開會討論過石原對美國說“不”的內容。但他們除了在標題上找到了非常空洞的“不”這個詞以外，並沒有從書的內容裡找到有實質性的在美國面前要仗義執言的東西。說“不”系列的書，皆炒作而已。

在日本政界，原首相佐藤榮作、中曾根康弘非常器重石原慎太郎；現任參議院議長扇千景，主張對華強硬的前財政大臣中川昭一，在領土問題上經常製造麻煩的參議院議員西村真悟，保守的政治人物龜井靜香、平沼赳夫等都是石原慎太郎的親密朋友、“同志”。並不是說石原慎太郎的政治朋友都有右翼傾向、都是右翼，但保守、主張對外強硬，這一點他們是共同的。 要表現“愛國”，沒有領土問題的存在，“愛國”的熱情就很難顯得有多高。在日本有人說：石原慎太郎恨不能讓自己長出一個和大像一樣長的鼻子，好隨時嗅出領土問題，並用這個問題說點事。 20世紀70年代初，在田中角榮力排眾議訪華並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石原慎太郎就在策劃侵犯中國領土釣魚島的行動。石原慎太郎率青嵐會的成員，在知道關西一所大學的冒險俱樂部手頭有豐厚的資金後，從俱樂部拿到錢，策劃了去釣魚島建燈檯的行動。接著他們又找到資金豐裕的右翼政治團體青年社，把青嵐會的燈檯擴建成了有些規模的燈塔。石原慎太郎自己用政治家的身份，曾指示日本運輸省水路部加固島上的燈塔，並一直在想辦法把燈塔記載到海洋圖上去。

石原慎太郎並不是為了海上航行的方便而參與燈塔的建設的。日本周邊的島很多，石原慎太郎專門在釣魚島上建燈塔，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挑起領土爭端，搞對峙，用這些來顯示他在領土問題上的“愛國”。 燈塔建好後，如何把美國拉進釣魚島爭端上來，石原慎太郎用心良苦。 日本右翼報紙《產經新聞》、保守報紙《讀賣新聞》需要用政治明星、演藝圈的人事、官僚來支持他們的保守輿論。石原慎太郎一人能兼數“職”，特別受這些報紙的青睞。 石原慎太郎在媒體最好的朋友莫過於《產經新聞》社長水野成夫了。到現在也是如此，石原慎太郎的政論文稿要先供《產經新聞》發表，那裡給的位置，刊登的速度，不是其他媒體能比的，包括給天皇的公開信，均發表在這裡。

一位日本大學的媒體研究教授看到中國國內一些媒體把《產經新聞》的報導當成了批評對象，感到很不理解：“《產經新聞》發行不過200萬份左右，影響力有限，他們的那點陳芝麻爛穀子不值一談。”但是發行量超過1000萬份的《讀賣新聞》就不一樣了。 《讀賣新聞》的保守觀點在日本讀者中有很強的影響力。在靖國神社參拜、教科書審定、中日領土爭端等很多問題上，《讀賣新聞》狹隘的日本民族主義格調的報導，極大地阻礙了日本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發展。 《讀賣新聞》社長渡邊恆雄同樣是石原慎太郎的好友。 支持石原慎太郎的並不限於媒體機構，言論界的很多日本名流也是石原慎太郎的好友，如在經常刊登女性裸體照片的白領周刊雜誌上撰文的保守派評論家竹村健一、電視評論家田原總一郎、電視導演伊藤特理等也和石原慎太郎有著良好的關係。

在文壇，石原慎太郎更是如魚得水。石原慎太郎的作品《太陽的季節》、《弟弟》等，出版時轟動過。石原慎太郎非常敬慕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三島由紀夫的作品至今依然能打動讀者，他復活軍國主義的美夢在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終走向破滅的時候，他本人去自衛隊剖腹自殺。石原慎太郎的命運就好得多。石原慎太郎不僅有《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捧場，還有一大堆作家、大學教授在吹捧他，這讓石原慎太郎非常滿意。這些作家、教授有：曾野綾子、中西禮、藤岡信義（東京大學教授，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代表）、日下公人（多摩大學教授）、唐津一（東海大學教授）等等。 在經濟界，石原慎太郎同樣是一些大企業老總心目中的紅人。當然這不一定完全是因為石原慎太郎是個極有代表性的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是個多面人物，他不僅是右翼政客，而且是現任東京市市長，又是知名作家，甚至是一個可能在日本戰後文學史上留下名聲的人。這樣一個人，不論他的政治觀點怎樣，總是能在企業界裡得到一些支持的。

2011年3月8日，口無遮攔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國《獨立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日本——世界上唯一遭受過核襲擊的國家——應該發展核武器，應對迅速崛起的中國構成之威脅。石原慎太郎說，日本可在一年內研製出核武器，向全世界發出強烈信息。 “我們的所有敵人：中國、朝鮮和俄羅斯——都是近鄰——都擁有核武器。世界上還有其他國家處於類似境地嗎？人們談論代價等東西，但事實是，在外交上討價還價的能力意味著核武器。” 他說，2010年發生的釣魚島衝突暴露出日本在亞洲的軟弱無力，那場衝突以日本警方釋放中國漁船船長而告終，這艘中國漁船被控撞擊日本海岸警衛隊船隻。言下之意，如果日本擁有核武器，中國就不敢侵犯尖閣群島（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了。石原慎太郎還說，擁有核武器的日本還將贏得俄羅斯的更多尊重。俄羅斯在二戰期間奪走了日本的四個島嶼。此外，他還建議日本廢除對武器製造和出口的限制。

同樣是右翼作家，1970年的三島由紀夫只能選擇剖腹自殺的方式來呼籲軍國主義的複活，而1999年的石原慎太郎卻能爭取到東京市最多的選票，成為那裡的市長。不到30年時間，主張對外強硬的右派政治家、右翼文學家的行動和觀點為普通日本人接受的程度已大大提高。當然不能說東京市民選舉石原慎太郎當市長就是為了給他提供實現右翼政治主張的機會，但不能不認識到：右翼政治家在日本公眾中的形像已經和30年前完全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