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威尼斯

我讀書和教書的一段經驗，是在成人教育的範圍中，要提出有關歷史的新題材時，與其循規蹈矩的從疆域沿革世系製度說起，不如先引導出一件非常的事蹟。在敘述這事蹟時，自然會牽涉到相關的背景。表面看來，這種作法好像缺乏系統。實際這才是將讀者或聽眾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盤出，既有示範功用，追敘也有重點。所犧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獲得的則是時間上的經濟與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學、中學以至大學讀書的時候，在西洋史裡只注重英國、法國、德國和帝俄的發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卻沒聽過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這城市內3／8的面積，又據克里特島（Crete）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軍不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佔數一數二的地位，達幾個世紀之久。過去我們對這些事蹟漠不關心，今日則應廣為宣揚，這是因為世界的歷史業已改變，中國的歷史也在改變。撫今追昔，我們對過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從前在學校裡認為世界史裡屈指可數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崙、俾斯麥的功業，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有別於朝代的國家（dynastic states）的興起，也難再於20世紀的末期被視為令人胸懷激動的歷史新聞。而今天一般讀者亟要知道的，則是何以其中有些國家富強，有些貧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則成為後起之秀。

威尼斯稱霸於地中海之日，大略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間，和中國之宋（960～1279）、元（1271～1368）兩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時。在這500年的前端，歐洲所有的民族國家全未登場。即到後端，英國與法國雖有現代國家的雛形，也未成熟。而德國與意國之出現，尚在中國清朝之咸豐同治年間，還是幾個世紀以後之事。這也是我們不能把歷史上每一個國家當作和其他國家相類似的單位，從它的疆域沿革上著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現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蹟發生於西元1355年。這年4月，威尼斯的統領華立羅（Marino Faliero）被36人組成的法庭裁決犯有叛國罪，處以死刑。這事情不僅成為歷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奪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後文學家和藝術家籍以發揮自己情緒的一種題材。 19世紀初年，歐洲“浪漫主義”（romanti-cism）大興。畫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畫渲染歷史上的驚險情事著名。他有一幅“華立羅之死刑”證實被梟首的統領陰謀發動政變，企圖做獨裁者，實係國民公敵。所以畫上犯人的屍體僵僕在統領官邸的石梯之前。監刑的十人委員會（Council of 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員會）委員之一站在陽台上，一手抓著行刑所用的劍，上面尚是鮮血淋漓，當眾宣布，統領叛國依然罪有應得，很有孟子所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詩人拜倫（Lord Byron）與德拉克洛瓦同時，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拜倫費時三個月，作成一部五幕劇，據他自己說，他考慮作此劇已有數年，內中情節以盡量接近歷史為原則。他筆下的華立羅不僅是英明的國家領袖，也是大眾英雄。他替威城作戰，歷經幾十年，在血淚星霜中，戰功赫赫，而且他又關心民瘼。和當時威城的貴族驕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裡，極盡盤剝凌辱之事，明顯對比。華立羅希望喚起下層民眾，尤以政府管轄的造船廠（在威尼斯稱arsenal）的員工，推翻現在的統治階級，組織民主化的政府。事雖不成，這悲劇式的英雄在臨刑前慷慨的宣揚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殘害他的人為之低頭。 為什麼這兩人的借題發揮會如此南轅北轍？我們且看歷史的記載：

華立羅事件開始於1355年的Giovedi Grasso節日，聖馬可廣場內有各項競技和雜耍。事後統領依成例在官邸（即在聖馬可教堂和廣場之側，今日仍在）設宴。一時威城權要麇集。有一個年輕人叫做斯東諾（Michele Steno）半瘋半醉地對與會的一位女賓表示熱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華立羅命令將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東諾竟又跑到邸內的會議室，在統領所常坐的椅背上塗寫了兩句韻文，意思是華立羅的妻子，貌美年輕，不幸已有外遇。 在華立羅控告之下，斯東諾被四十人委員會（Council of Forty，有司法權，詳下）審判，但是只被判禁足兩月。以他冒犯統領情節之重，而處罰如此之輕，華立羅已在冒火。事有湊巧，當時又有一個管造船廠的平民管理員，叫做伊沙內羅（Bertuc-cio Isarello），來向統領訴苦：只為拒絕僱用一位貴族引薦來的船工，被這貴族毆打。統領回答，這城市裡的特權階級跋扈，他自己尚受制於人，也無能為力。伊沙內羅就說只要統領有決心，現況不難改變，如是他們已經有了發生政變的機謀。

造船廠的工人早已對現狀不滿，他們又依成例間常充任統領的衛隊，所以組織他們造反，是合於邏輯的。經過華立羅的同意，伊沙內羅協通了20個同謀者，每人又召集40個下屬。對這些下屬卻沒有講明白陰謀的動機和目的。當年威尼斯正和熱那亞（Genoa）作戰，鳴鐘即是傳告敵艦已入海沼內侵，根據規定，城中的貴族也要到廣場集合。華立羅預定4月15日晚上，在聖馬可廣場鳴警報，趁這慌亂之中，參與陰謀的800人即不難將這些貴族或殺或擒，可望一網打盡。然後華立羅宣布改組政府。 可是事機不密，參加的員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親友開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時此刻進入廣場，以免禍及。十人委員會聞訊開始調查，首先他們在一座寺院裡秘密開會，以決定統領本人是否與聞陰謀。既獲悉華立羅確係主犯，即開始在統領官邸，實際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門內公開審訊。十人委員會依成例擴大為36人的特別法庭。華立羅被判有罪。 4月16日黃昏，伊沙內羅被絞死。 17日清晨華立羅受刑。刑畢官邸的大門開放，讓群眾觀視，當晚屍體送到一個荒島上埋葬，不設墓碑。

在官方的記錄裡，這案件只用兩個字寫出（non scribtur），可譯為“不書”，意謂：“我們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會議室，向來有歷任統領的畫像。在華立羅的位置處，則用黑紗蓋著，上書“在此者為華立羅，因犯罪而被斬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後，還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舉行紀念儀式，在遊行的隊伍中，有人捧出帶血污的花緞，仍稱是1355行刑的遺跡。 經過歷史家的考證，以上所說華立羅之妻的艷聞外遇，沒有實際的根據。大概因為官方記錄不提及華立羅謀反的詳情，其中出諸道聽途說的細節也滲入正式歷史之內。譬如說華立羅受刑之日，他已76歲，他的妻子才45歲。她的名字也在各書之中寫成兩樣。擾事的斯東諾則確有其人，他後來也成為威尼斯的統領，在位期間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為歷史上有能力的領袖之一。在1355年，他還太年輕，很難被邀請到統領一年一度的宴會裡去。如果他真有在華立羅面前放肆闖下大禍的輕佻情節，照理也不該再有各種機緣，循威尼斯的正規途徑，由海軍軍官，而後任省長，最後被推舉為統領。

只是華立羅陰謀之動機，還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無子嗣（拜倫的劇本里替他添了一個侄子，但是沒有歷史上的根據），自己出身於威尼斯最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許多部門服務，也曾帶兵作戰，現任的統領一職，是終身製，他半年之前當選時，獲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亞威農（Avignon，法國境內，是教皇駐蹕之處）作外交上的交涉。據他向朋友道說，他從未企求或運動這職位。然則何以幾月之後，冒此大險，以致身敗名裂？ 斯東諾的導火線雖沒有根據，華立羅與造船廠頭目伊沙內羅及其他員工的來往卻是證據確鑿，所以後來判死刑的不只他們兩人，而有10餘人之多。這些情形引起拜倫將他自己在19世紀初期的階級鬥爭思想寫進華立羅的頭腦與口中。可是華立羅從未表示他要領導工人運動，同時這種運動放在14世紀中葉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 1355年去黑死病不遠，歐洲人口一時大減，勞動力缺乏，已經引起工資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著促成暴動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畫，代表著法國大革命前後一般市民階級企求自由的精神。他們所反抗的暴君乃是舊體制（ancienregime）的遺物，亦即是貴族、僧侶的領導人。以這種題材，加之於華立羅和威尼斯，則又不免張冠李戴。華立羅很可能的有做威權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決心。他很可能認為威尼斯的統領應有實權，不當受城中貴族層層節制。有些歷史家認為他是主戰派，他之發動政變乃是希望與熱那亞作戰到底，不為和議派的壓力所轉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劇並沒有浪漫畫家筆下牽涉之深。只能當作一種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也只有片面的歷史意義。 今日我們檢閱陳跡，去華立羅企圖發動政變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詩人與畫家的筆下宣揚也超過一個半世紀。我們與其跟著拜倫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測這悲劇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質問何以他的心情會引起後人如斯的注意。這題材既為舞台上的腳本，又是沙龍中的名畫，則作劇作畫的已經準備將此情此景永遠保留，吟詠觀摩。難道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則是引人入勝的不僅在於當時一段事實，而是牽涉著這事實的背景。拜倫說得好：“統領華立羅的陰謀，是現代歷史中一個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鑑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著他又說：“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個夢，她的歷史像一段傳奇。” 關於威尼斯的外形和麵貌，已有兩位現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間無匹。有理智的人不會在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時至今日，這城市內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都有繼續沉浸在水中的危險。國際間援救的組織，正設法將軟泥注入這些建築的地基內，希望將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來就不是計劃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後，幾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島，此城乃在倉卒之中創設。一部19世紀的歷史如是說：“他們都是難民，為數四萬餘，在5世紀被蠻族逐出他們的故鄉，在這海沼之中避難。此處土地經常移動，處於鹹水的沼澤之中，難民發現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他們（仍然）在此創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謂黎多原來泛指威尼斯各島，今日則為兩個主島之一，在西邊，與東邊的聖馬可（San Marco）毗鄰，中間只有一條大運河分隔。歷來的安排，商場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眾的廣場則在聖馬可。此外尚有環繞的諸島，已屬次要。這威尼斯城處亞德里亞（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東西海岸的分歧點。兩島去大陸只有2.5英里的距離，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內中卻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識，所以易於防禦。在她1000多年的歷史中，威尼斯曾數度瀕於被侵犯的危險，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崙將她撥給奧國之前，未曾為外國軍隊佔領，其受大陸農業的影響也至微。 拜倫所說，威尼斯的歷史可以當作一段傳奇看待，雖然容易體會，卻無法直接的形容，現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釋：

過去約2000年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政府，大體都是君權政府。君權的根據，總是“君權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義，也有道德上的附帶條件。要是神啟示於人，作之君，當然責成他率領臣民為善，否則就沒有邏輯上的意義了。我們尚在它陰影之下，不容易遽爾體會到這種觀念的源遠流長。中國到20世紀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國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也還在提倡君權神授，他自己著書不算，還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親自說：“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no bishop，no King）其要義也就是要不讓他派出僧侶管制臣民的心靈生活，就用不著由他出面做國家之首長。 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出面說：我偏不信你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然後得隴望蜀，更憧憬於權力與幻想間的各種慾念，只要我能達到目的，也不關你事。至於我的善惡，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與神的關係，更非你與你的主教所能干預。 這種意見，也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的原始思想。說來容易，做去卻行不通。即楊朱為我（第一章）也有這種傾向，已經被孟子與墨翟一併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顯示歷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著“自由的構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東西的哲學家能夠提出上述意見時，各種權力的組織早已畫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乾淨。社會制度也與這權力的系統為表裡。又直到最近代，經濟的展開也非常的遲緩，更不容各個人或者一個集團的人設想他們的私人財富可以繼續擴充，終身沒有限制。 威尼斯則在這不可能的條件內產生了一段例外，無須將上述意見特別標榜，卻已經在事實上證明，“自由的構造”事屬可行。她最起初的歷史，約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淵明的。威尼斯對意大利大陸上的政爭，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態度。可是當初的40000難民經過幾個世紀的移民和繁殖達到10萬左右，早已超過“不足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魚鹽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亞德里亞近海立下了一個商業上的基礎，以後向東發展，執地中海商業之牛耳，可以說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各種限制與障礙，得以將其組織，全部適用於經濟上最合理的規範上去，以資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經理僱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則，使所有權（ownership）與僱傭（employ-ment）結為一元（詳第一章）。其國家勢力既膨脹，個人活動的範圍也擴大，有野心和志氣的年輕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參加海外旅行，開始帶貨，次之參加股份貿易（col-leganza），將資本愈積愈大，以後在海外建農場，在大陸造別墅，和在大運河河岸蓋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軍將領的地位，常為貴族壟斷。但是13世紀之前社會流動性大。直到1323年後，才規定貴族及其家屬（經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會議”（Grand Council）的會員，而威尼斯的貴族仍只有少數擁有地產，大多數還是城中紳商。同時貴族只是一種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紳商卻也不一定是貴族。 從一個歷史家的眼光來看，賺錢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這個城市國家人口一經固定在10萬左右，經商給了他們一個共通的目的，而且緊湊的居住在海島上，他們也感到休戚相關。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幾個世紀不斷的發展，在這經濟生活中，經常產生一種生活上的動態，富於打破環境的經驗，與眾不同。和歐洲中世紀大部分尚在一成不變的情形下比較，愈顯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動活潑。所以拜倫一方面嫉視威尼斯的貴族，一方面仍覺得威尼斯傳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尋味之處。 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之發展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乃是願意冒險，願意投機。”他又認為“欺騙”也是因素之一。 “這競賽的規則乃是發明一種新規則——去針對市場的現行規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運轉。”為什麼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的書裡強調“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傳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開現局的代表），是現代經濟的哲學基礎？得隴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問題既已解決，則企圖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單調的目的既已達成，則開始製造繁複的問題。以前不合法不敢嘗試的事項現在則使之合法且毅然嘗試。這種突出環境進入新領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歷史成為一段傳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萬左右人口，有似中國明朝的偏僻小縣。她在1000多年的歷史中，也做過一些不仁不義之事。可是她的成功並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儈。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勢力西侵，成為文藝復興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築和幾個世紀以來收集的美術品，至今仍是傳世之寶。她的印刷業，也一度是西歐文物的先驅。而她在商業組織與造船業的成就，當然更在世界歷史裡樹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於歷史上各種因素的不期匯集。她緊靠著意大利半島，原屬西羅馬帝國。自從日耳曼民族在5世紀席捲意大利半島之後，東羅馬帝國（國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稱拜占庭帝國，實係希臘人經營的一個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於6世紀中葉一度派兵恢復半島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問題還未解決，回教徒的勢力又伸張，查士丁尼死後，拜占庭帝國僅能保持意大利半島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義上仍為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為獨立。 意大利半島也迭經其他民族與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奧三世（Leo III）加冕於查理曼，使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也是在名義上恢復西方帝國的辦法。其實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操德法語的為多。此例一開，只引起以後近1000年教皇與查理曼之繼承人在各處爭權。神聖羅馬帝國始終在今日之德奧，但是她的勢力又侵入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極少數情形之下，對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實質上的獨立。同時她以外交手腕，獲得各處通商和免稅減稅的權利。 威尼斯擴張的經過，可以最簡單的幾個整數日期概況之：西元1000年前，她的經營大致不出波河兩岸及附近沿海。 1000年後才伸張到亞德里亞海裡去，並且參加近東（Levent）的貿易。 1200年後經過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城大為擴張海外殖民地，連接一連串的領土、港灣和重要城市裡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業王國。 1400年後，才在意大利大陸拓土，可是這“朝西的發展”也像徵著朝東及海外的發展已趨盡頭。 1500年後她雖然以精力和財富對文藝復興有實質上的貢獻，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則大不如前，雖想保持幾百年來經營的海上王國，事實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線條的綱要不免為專家所笑，在此卻符合我們的需要。 初期資本主義的成功，端在專利，專利則要消滅競爭者。威尼斯首先製鹽，她又有船隻，通行附近各口岸，於是早期即為波河各處食鹽的供給者。但是威城自己所產的食鹽不夠供應，即由政府出面，定購其他產鹽處的全部生產，同時也向消費的城鎮訂約，供應他們全部需要。雖然有時也通融產鹽的市鎮，少量的直接供給鄰近的地區，但是一般的原則，不讓買方和賣方直接碰頭，威尼斯做中間人。這種辦法也為其他市鎮所樂於接受，因為這些城鎮也有他們自己的食鹽專利，批發的來源和出路一固定，這些市鎮也可以對民間專買或專賣。同時威尼斯也派有警衛和船隻巡行波河。 從食鹽的供應推廣到食糧。小麥的供應不能全部管制，無法專利。但是威尼斯首先鼓勵各處剩餘的食糧發送到她城中發賣。在一定時間之內，她擔保最低價格，如果找不到主顧，由本地政府承包收買，逐漸的指定威尼斯為亞德里亞海的特定市場（staple city）。她派船隻將亞德里亞海的海盜肅清，勒令所有的運糧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貨。威尼斯商人私自將糧食直接運往其他港口將遭嚴罰。各處來港購糧的船隻當然也不是全部空艙而來，於是木材、蔬菜、豬肉、薪炭，都集中於威城海沼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兩個港口城市，一為查拉（Zara），一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當多的船舶，想在商業上出頭。威尼斯派兵佔領這地區，於是土人不服，叛變的情事在歷史連亙的發生。可見得自始至終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發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們的武裝和後盾。 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對威尼斯歷史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近代作家湯普森說：“只要看地圖，我們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歐洲中心點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與海岸接觸，中東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將他們的貨物資運到距市場最近的地方。”其實此優勢還不限於直線上的短距離。意大利半島的北端與大陸的主體相接之處，只有幾個為數不多的要隘。在東部與德奧相通的為布崙納隘道（Brenner Pass），從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沒有障礙的大斜坡，直達威尼斯。西部則以聖伯納隘道（St. Bernard Pass）通日內瓦及法國之香檳省（Cham-pagne），後者在中世紀的市集經常引起國際商人注意。而當地的貨物一經聖伯納南運之後，也可以循波河東流而入海，與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亞德里亞海的另外一個好處，則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稱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厲害的國家”。我們剔除陸上的來犯者不說，海上的來犯者，通常來自西南海岸，如法國之諾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亞拉岡（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於北岸。這樣威尼斯將達爾馬希亞（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後，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幾百年沒有被間斷發展的優勢。而達爾馬希亞之森林，也成為威尼斯日後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隻向地中海東部發展之際，十字軍東征應時而發生。初期的東征採取陸路，但是不能缺乏海運的支援，同時十字軍既在中東獲得立足之地，跟隨著軍人的各色商人也向聖地進發，而天主教徒對聖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種新生的旅遊業。而這些事情的背景則有西歐的經濟，經過漫長遲緩的發展，在11世紀後表現突然開朗起來。於是對威尼斯經商有利的條件一時匯集。她向東方輸出之貨品有毛巾、木材、金屬，內中尤以銅、銀在中東最受歡迎。從東方輸入的物資包括絲綢、食糖、香水、木棉和調味香料。後者包括胡椒、肉桂、荳蔻等，來自遠東，通常容積小，不多佔船艙位置，所以每一容積內價格高，為冷凍尚未發明之前儲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無其他來源，所以最為重要。 穀物的供應也是威尼斯商業中重要的一環。迄至15世紀之前，威尼斯無意作食物之生產者。她的食糧來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甚至遠至小亞細亞及黑海之濱。威尼斯寧願做食糧的轉口商，乘著各處氣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糧價有波動時贏利，而不願自己經營農業。這和中國官僚處處籌謀食物之自給自足，不鼓勵各地專業發展其所長，忽視分配與運輸的組織有絕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態度影響西方的社會心理至大。 販賣奴隸是初期商業鏈條的一個重要環節，威尼斯參與其事，視作當然，也沒有在各種記錄中留下在良心上責備的痕跡。基督教徒的一個觀念，則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隸（因為根據他們的信念，一個人要受洗禮，才真是神前的蒼生赤子，否則仍是野蠻人，讓他們服役於無酬給的勞動，也不為過）。即算這種信條，也是規避的辦法，例如拜占庭帝國的人民屬於希臘正教，名義上屬於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強辭的說他們都是異教徒。俘虜只是奴隸來源之一，大部分奴隸出於本地人之綁架，在希臘境內尚有特別組織的公司專營此業，他們將捕獲的人口販賣與他種人。再有則中世紀以來，海軍、海商與海盜，難有實質上的區別。有些武裝商船突然出現於無防備的海岸，擄獲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運，斯拉夫人可以南運，希臘人和韃靼人可以西運，並沒有一定的型式，也沒有一貫的主持人。奴隸在意大利多為家中僕婢，有的也為妾媵。在中東有的為宦官，在埃及收入軍隊裡。土耳其各部落的習慣則專門收集年幼的奴隸，訓練成為特種干部，儲備為日後的高級將領。看樣子也是當時奴隸來源充裕，於是土耳其人利用這種環境，使這些沒有家庭關係的年輕人為他們捨死亡命，日後也收到種族通婚的成效。不過，大多數的奴隸則被發放於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島種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歐洲最大的奴隸市場。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開拍賣人口。不過零星販賣奴隸之事，仍常有之。這類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亞德里亞海發展之經過，只顯示資本主義國家之初興起時其積存資本不擇手段，有時難以避免中國人所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說法。 十字軍一開始就把資本主義的冒險精神與宗教上的虔誠混為一談。參與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戰奮不顧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順便侵略拜占庭帝國，覬覦希臘人在中東的屬地，包括今日在敘利亞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鎮。意大利沿海的三個城市國家，即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Pisa），又經常內鬨。他們的爭執，尚牽涉到愛琴海及黑海各處之發展與在拜占庭帝國經商的優先權。簡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權這題目上爭霸。 這些事蹟已經很複雜。而內中情節之傳奇性接近荒唐者，無過於十字軍之第四次東征。其荒誕不經，一位歷史學家稱之為“可恥的光榮”（shameful glory）。 第四次東征之領導者為香檳之元帥威哈陶因（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香檳省的伯爵，同時為英國、法國兩國王之侄子，所以由他發動組織第四次東征，歐洲各地的武士響應熱烈。威哈陶因與威尼斯的統領丹多羅（Enrico Dandolo）簽定合同，預定參與東征的有騎士4500人，侍騎9000人及所有的馬匹、步卒20000人，於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後者供備船隻籌備給養一年，為價84000銀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備武裝船隻50艘，無代價，但是東征獲得領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預定集合之前，這種協定已有相當的蹊蹺。參加十字軍的人物鑑於前次的經驗，認為要徹底解決回教徒的勢力，只有繼續南進，徹底打擊埃及。而威尼斯則因為商業的利益，和埃及訂有密約，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針對北方，並且懷疑拜占庭帝國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協議，而事實也確如此，他們已經在背面接頭。 可是在表面上講威尼斯已經履行了她的合約，在1202年各事都已準備妥當。運輸船艦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別新造，船頭有艙門專供馬匹上下。此外武裝船隻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槳手，當船槳伸出時狀似多足的爬蟲，其所謂武裝，則係近敵時，此100多名槳手都可以投入戰鬥。威尼斯整備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槳手6000人，雖說部分可以在亞德里亞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區招募，以一座只有10萬人口的城市國家，如時完成這樣的整奮，也可謂已經竭盡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約。東征人馬預定33500，屆時只有10000人湊集停當，同時他們沒有辦法籌集84000銀馬克之供應費。領導人再三請贊助人捐輸，也只湊得50000銀馬克。威尼斯則堅持合同里的條款，不能減半的或部分的執行。這10000遠征軍駐紮於威尼斯一座外圍島上，進退不得。 統領丹多羅年已80多歲，雙目失明，在各種記錄之中，也是一位傳奇人物，有些歷史家臆度他早已預料威哈陶因無法履約，於是胸有成竹。然而這時的查拉，在匈牙利國王援助與慫恿之下，又叛變威尼斯，勢為一個新對頭，也可能為亞德里亞海商業間的競爭者。況且地處於威尼斯船艦往東途中，也是今後安全的威脅。 丹多羅即建議，如果東征的武士會同他剿滅查拉的叛變，獲得的戰利品不難抵作合同內的供應費計算。西歐的武士無意將對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戰的計劃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時這一改變計劃要他們攻擊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隻與供養都在威尼斯人手裡，他們駐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總之無可奈何，只好聽丹多羅擺佈。 十字軍不費氣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這地方一被佔領，拉丁的武士即與威尼斯海軍隊伍因爭奪戰利品發生衝突，雙方經過制壓之下，沒有釀成大變，但是嚴冬快要降臨，於是決定在查拉過冬，明春再向聖地進發。 此時即有所謂阿魯修士皇子（Young Alexius）出現。阿魯修士皇子是現下拜占庭皇帝阿魯修士三世的侄子。據他稱叔父篡位，並且又對十字軍的運動毫無貢獻。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軍幫他進軍君士坦丁堡，趕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寶之後，當立即打開國庫，盡量的支援東征，甚至還派兵10000人參加戰役。十字軍的武士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變路線，再迂迴一次，也無礙大局，況且他們也早聞名於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數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艦人馬，放棄了東征的路線，而移戈北向。 經過一場戰鬥，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佔領，但是在紛亂期間阿魯修士三世出走之前，已將國庫金銀及珍寶攜走一空。阿魯修士皇子雖登極為阿魯修士四世，他的政令還不能奉行，他頒布的新稅也為人民反抗。他自己率兵企圖擒獲在逃的叔父，也沒有結果。此時十字軍已退出城外駐紮，他們向阿魯修士四世討賬，從夏至冬毫無結果，有一次還幾乎為拜占庭人設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國里的希臘人發生政變，他們將阿魯修士四世處死，又立了一個新皇帝，稱阿魯修士五世。新皇帝對西方聯軍毫無負擔債務的表示，卻一心著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禦工事，於是丹多羅和威哈陶因商量，決心推翻整個拜占庭希臘人的政府，另推選西方來的一個貴族作皇帝，也另派一個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後新皇帝管轄國都與國境1／4的地方，其餘3／4，由威尼斯和十字軍的統率人對分。這就是日後威尼斯佔領君士坦丁堡3／8面積的由來。 第二次攻城戰發動於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戰艦出力最多，這些戰艦上面裝設著攻城工具如擲石機和雲梯。其桅杆上則裝有平台，當船艦行駛至靠海的城牆邊上時，平台上的戰士緣著繩索跳上女牆，又再援引其他的戰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佔領，其他的工事也望風瓦解。城破之後戰勝者執行傳統的奸淫擄掠三日。聯軍統帥命令所有的物品繳納集中均分，據稱財物值40萬銀馬克，又有甲胄一萬副。十字軍人的回憶錄都認為威尼斯統領丹多羅為全部經過之主宰。他的籌謀不見諸文字。很可能他認為契約與債務必須嚴格信守，如果國家的首長不負責，可以責成全民負責。 可是如此一來，十字軍恢復聖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腦後。將希臘瓜分只能在紙面上為之，然則事實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區域及據點佈置了不少的藩屬地帶。而以威城佔領的地區最為廣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轄包括碼頭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現金，獲得克里特島全島的所有權。在愛琴海則取得一座叫黑橋（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臘半島的東南則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崙（Coron）。這些據點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東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據有的亞魁（Acre），內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業王國的立足點，與近代英國之控制直布羅陀、馬爾他島、亞力山大港及蘇伊士的情形類似，只是威尼斯先動手了600年。同時她又與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訂有條約，凡與威尼斯作戰國之人民不得來帝國經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實際上獨霸著東地中海的領海權56年。但是東羅馬帝國成為一個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歷史家認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佔領君士坦丁堡的先聲。 讀者看到這裡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們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業興趣為轉移。有人曾說歷史上的威尼斯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和“一個商人共和國”。 “它的政府即是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統領就是它的總經理。而參議院，就是它的董事會。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雖過於簡化事實，卻給一般讀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從丹多羅的事蹟看來，威尼斯的統領出將入相，可能掌握相當的權力，不過這權力逐漸地被檢束，否則一個半世紀之後，華立羅就用不著採取兵變方式奪取政權了。這後面的背景，也是人文發達，商業組織趨繁複，大凡有技術性的問題，委員會的處置比寡頭政治來得有效。在此條件下，威尼斯的貴族逐漸抬頭，他們一方面凌駕於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減縮統領的職權。 威尼斯的統領系終身製。最初的統領由拜占庭帝國任命，從11世紀以來，都由本地人士選舉產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滅亡，全部統領的名單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歷史裡，平均任期為九年。這統領的職務也是世界上依選舉製而產生之最久者。 統領名單也表現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閥的力量顯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統領的7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諾（Can-diano）家任統領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間，有62年之內統領的職務不出於麥其爾（Michiel）及其女婿之家裡。以後遺傳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Contarini）家有統領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統領4人，即丹多羅家也有4人任統領。不過同一家的統領，不集中於一段緊湊的時間內，表示威尼斯這些有聲望的家庭始終在島上保持他們的門第，只是最高的權力不為任何一家壟斷而已。 統領雖為終身製，但被彈劾的情事亦經常有之，像華立羅被判死刑雖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統領被暗殺、被罷免和被流放者重見疊出，不足為奇。弔詭（paradox）的是在此種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歷經極短時間的顛簸，仍能保持長期的穩定。像華立羅事件之迅速而有決定性的處理，即未產生任何餘波，其後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貴族（大約200家），代表著1000多人的大會議，始終不放棄對局勢之掌握。 防制統領大權獨攬，威尼斯採取種種辦法，有些甚為離奇。 統領之選擇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個選舉人決定之。但是這41個選舉人自身卻經過一個極為複雜而又瑣碎的辦法產生。自1268年之後，首先在擴大會議有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次在此30人內抽籤淘汰而為9人，此9人即開始選舉40人。此40人又不是選舉人，再用抽籤的方法淘汰為12人，此12人又選舉25人。再用抽籤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選舉45人。此45人經過第三次抽籤淘汰為11人，這11人才選舉出來上述的41個統領選舉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籤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還只產生了41個選舉人。 另外一個防制統領擅權的辦法，叫做“統領的誓辭”（promissione）。這種誓辭由來已久。最初不過是一種形式，由就職的統領自己擬稿，表示他願意盡力履行他的職責。可是後來越來越複雜，11世紀之後，新統領就職前，由一個特別委員會草擬誓辭，另外一個委員會檢閱前任統領的記錄，如果發現以前沒有防範得周到，使前任統領得以自由行動的地方，可以在此時提醒草擬委員會注意，將防制的辦法添入誓辭之內。於是誓辭等於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責成統領翟波羅（Giacomo Tiepolo）的誓辭，新統領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進貢他份下所得蘋果、櫻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職務內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國家秘密。不能單獨與教皇、東西羅馬帝國的皇帝或其他國王有私人文書來往。他接收的禮物有極嚴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統領的繼承人。 1275年統領康大黎尼（Jacopo Contarini）的誓辭，則禁止新統領（時年81歲）未得擴大會議同意與外國人結婚、他和他的兒輩不能在威尼斯所轄地域之外購買地產、不得承購政府的公債、他們在威尼斯殖民地內的地產限於統領就職一年內轉讓與人。他的兒輩除任駐外大使或船長外不得在政府內接受任何職務。 威尼斯之成為一個城市國家，初時接受希臘羅馬傳統，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權力由全民大會（general assembly）產生。全民大會本來就沒有嚴格的形式，不過在產生新統領和宣布重要國策時，群眾聚集於聖馬可廣場，有些則棲身船上。通常一聲叱喝，算是在民意上獲得表決。在社會進化、政府組織越趨向技術化的條件之下，擴大會議（great council，Maggior Con-siglio）在13世紀成為真正權力的基礎。這會議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當初也包含著在大陸上領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貴族和城中重要的紳商。可是其間的界限，越來越含糊。 1297年後，擴大會議固定其會員資格，限於以前曾任會員。 1323年會員之資格可以世襲。不久之後所有會員及其婚姻子孫記入“金譜”（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餘人，為擴大會議之會員，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職務，無不被他們攬納。因為擴大會議最重要的職務為選舉，通過選舉權，此機構也是全市權力的基礎。我們所說威城的貴族，在13世紀之後，也純粹指金譜上有名之人士，很多專靠祖先經商起家。不過這並沒有完全截斬社會的流動性，金譜之世襲由父系決定，沒有不能與平民結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經商致富，超過金譜有名的人士。以後少數的貴族，有些淪落到極為窮困，目不識丁，靠救濟金生活。亦間有平民也被升遷為貴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擊敗熱那亞來犯之後，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軍功升為貴族。 大會議人數太多，不能主持經常性的事務，於是授權於參議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員會（council of forty）。這兩個機構有司法及立法權，有時也合併開會，四十人委員會對刑事案件有復審權，有時像最高法院，有時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個委員會。此外統領也有統領委員會，似同內閣。前述的十人委員會，則完全是一個公安機構，所轄如國家保密局。不過威尼斯1000多年的歷史內，這些機構的性質常有變動，並且很多政治上的問題以幕後徵集意見解決。各種臨時委員會（zonta）也多得不可勝數，如判決華立羅死刑之法庭，即係一個臨時委員會。通常一個帶活動性的政客，同時兼攝好幾處的職務，如海軍高級將領也出席參議院的會議，艦隊的司令官則由統領和四十人委員會的頭目商詢後委派。總之各種任務互相牽連重疊，沒有一個機構能獨行其是。一般各機構的任職為一年，連選得連任，被選人一定要服務，不許推辭。 以今日看來，我們可以覺得威尼斯的體制，讓人口內6％至7％的貴族去壟斷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無乃專制之甚。可是這在中世紀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開明。因為全民自治事實上不可想像。在幾個小島上，以一兩千人主持國政，也包括了大致上應該縷列的人物。歐洲在中世紀趨向近代時，佔有土地之貴族（landed nobility）和新興的紳商常發生衝突。威尼斯沒有封建的傳統，也不設陸軍，在大陸上作戰通常以僱傭軍（condottieri）為之，抽稅則以間接稅（如關稅、貨物轉口稅、食鹽公賣等）為主。在這種條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衝突，即在15世紀之後，在大陸上擁有相當多的領土，威城人士經營的農場仍只以收入為主，其財富不特別造成一種政治上的勢力。 威尼斯名義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約束，是另外一種獨特的現象。威城有60個到70個教區，每個教區的神父由區內房產所有人推舉，然後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級的僧侶，由參議院提名後由統領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選人。威尼斯有她的聖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聖馬可，其意義有如中國之城隍。威尼斯聖馬可教堂與統領之官邸毗連，等於統領的附屬教堂。於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帶有獨立的氣派，一般僧侶受貴族監視，有如各種文官組織。於是引起一位現代學者說：“威尼斯之處置教會事宜，好像羅馬簡直就不存在。” 當神聖羅馬帝國與教廷長期鬥爭之際，威尼斯能夠在兩方之間左右逢源，由來已久。 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請神聖羅馬皇帝及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城中會面。中世紀以來，教廷與各處侯王及國王沖突時，教皇執有一種可怕的武器，即是“開除教籍”，此處分加於國家首領及於全國全城。當施行時，對被處分者之從屬關係及所作誓辭與契約及義務，一律取消無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為他們主持養生送死的儀式。凡婚姻關係遺產轉讓等之受教規決定者，也失去憑籍。被開除教籍的人旅行於異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們的船隻和貨物也可以聽由掠取沒收。歷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牽涉到神聖羅馬帝國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約翰，均在這種處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開除教籍的處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 1308年威城干涉費瓦瓦（Ferrara）王子之繼承，而後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開除教籍。一時費瓦瓦附近的城鎮聯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後向教皇道歉賠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產生外界的困難，沒有引發內部真正的危機，也仍歸功於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內長老僧侶。 自12世紀以來，在今日德國境內之王室貴族，分為兩個黨派，其影響所及也波及於意大利。保皇黨（Ghibellines）支持神聖羅馬帝國之中央集權，其幕後多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歷史地位的貴族。親教廷派（Guelphs）多數贊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興之社會經濟勢力（32）。這種爭執醞釀至13及14世紀，使無數的意大利城市陷於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終沒有介入，這也仍是由於此地地主型的貴族不足構成獨特的政治勢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員都已歸併於城市中薪水階級之故。 威尼斯之屬於資本主義的體制，大部分由於商業資本壟斷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資本的人操縱了工業的很多部門，而主要提供資本的人則是經商的貴族”。而這體制，也是由於此城市特殊環境及特別機緣而產生。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出諸清教徒，宋巴特謂之出諸猶太教（詳第一章），與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說到宗教，我們還可以提出自中世紀以來，天主教對於“高利貸”（usury）有極廣泛的解釋，甚至一般的貸款收息，也屬於usury，不僅禁之於僧侶，也及於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顧這種禁例，後來教堂的申飭比較嚴格，威城表面服從，也頒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貸的法令，實際則留下技術上的漏洞，放貸收息進行如故。 這城市國家的人民，曾被稱為“文藝復興期間最唯利是圖、頂貪婪而特別注重物質生活的人民”。不論其公平與否，只是這種氣氛與其追究於任何宗派，不如說是人類的共通性格。通過一種特殊的機緣，才表現發揮無餘，也更顯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猶太人，劃住在大陸的禁區，只准業醫，他們放貸給一般市民，禁不勝禁，這城市國家對付他們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勢。有時候讓他們來島上居住，過一時候又全部驅逐。後來又讓他們來城中，更定下規則，每次逗留不過15天，胸前要縫綴黃色的圓圈，而且他們不得在島上置地產開學校。所以猶太人縱在不同的時間內給了這城市不同的影響，卻始終無法取得主動的地位。威尼斯社會上的商業性格，還是要追究於本身的歷史與地理。 只是其社會的上層已有清一色的形態，而且統治階級的經濟力量又和他們的經理能力互為表裡，其管制下層的條件也比較容易得心應手。在此條件下，她處於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屬重要，否則即不能確切的掌握人口。這城市曾經歷傳染病嚴重的災害，1348年全城約一半人口死於黑死病。以後經移民填補，大部分來自意大利大陸。這些移民既為威城的工資吸引而來，初來時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沒有蠢動生事的趨向與動機了。 威城本身沒有農業人口，這城市裡的工業生產也比較簡單。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業中心。她出口的毛織品大部分來自西歐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蘭。 16世紀之後她的紡織業曾一度抬頭，以漂染絲織品為盛，其生產方式大部分依賴“外放分工辦法”（putting-out system），經理人將工作分派於海沼內外及大陸邊緣各地，並無集中之工廠。其他如玻璃、鏡子、肥皂、金屬裝飾品之製造，當日半屬奢侈品，也無從大量的生產。造船和製幣用人較多，則經過政府人員密切的監視。 各種作業，另有他們的同業公會。威尼斯一共有百餘家同業公會。同業公會除了維持製造的標準，釐定學徒的經歷出身外，還有周濟本行孤寡窮困的義務，會長由同業推舉，並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負責。威尼斯最大的行業是海員，但是海員不許組織公會。此外我們認為是自由職業者（profes-sionals），如律師及公證人（notaries），也沒有公會。對外貿易的商人更無需組織公會，因為整個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們的一個大公會。 威尼斯被歷史家一致認為效率高、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還是內部的結構，自然而然的近於一元化。商業並沒有被少數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參與。即匠工寡婦，稍有儲蓄，也可以參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資。此城市行徵兵制。徵兵的方法為預先將壯齡男子組成12人的集團，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時按次序徵召入伍。但是徵兵不作陸戰之用（陸戰用僱傭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於海軍。在長期間內，威尼斯又常採取戰時體制，商船組織護航隊，有些尚為政府所有，因此商業艦隊與海軍之間，出入甚微。總之，他們的活動即為全城安全與生計之所在。這些條件都足以養成上下人心團結。專政的貴族，既沒有留給一般平民必須生事造反之動機，又能確切的管制各公會，因之能造成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但是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飾威城強調特務政治的缺點。密探活動頻繁，對勞工謀反的處置過度的嚴厲。也不能掩飾她的強硬對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點，局勢不利的時候，便使自己陷於困窘。而特別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之下，統治階級猜疑滿腹，也就在這種時期之中，可能發生華立羅事件之類疑案與陰謀。 從上面的縷敘看來，我們認為威尼斯屬於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不容疑義。可是這種論斷，仍不能推翻當前的一個問題：資本主義是19世紀創用的名詞，我們將之施用於13世紀和14世紀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進之間，還沒有把疑難之處解釋得很清楚，卻又產生了新的疑難和誤解？ 這也就是縷敘至此，我們還不能決定何者是資本主義的共通性格，何者則是威尼斯島國特殊的情形。除非將其他帶有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或其代表作過一番類似詳盡的縷敘，我們無法用歸納法將以往的事蹟歸併於現用名詞之下，使之解答現有問題。資本主義首先出現於意大利，可以算為多數的學者和作家所公認。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為她的記錄最詳盡，局勢最顯然，發展不僅不遭挫折而且歷時最長久。至於其他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情形也應該有一兩段的概述，才能使讀者相信威尼斯的發展已經一馬當先，在初期資本主義形成時，確是個中翹楚。 先說佛羅倫薩（Florence）：這城市跨越亞諾（Arno）河上，曾先後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國占領，在12世紀成為一座自治的市鎮。此間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歷史根據。有些歷史家相信最早的同業公會可能遠在1100年或稍後的期間已開始活動，雖說現存文獻只能推證到1182年。佛羅倫薩以紡織業和銀行業著名。這城市起先輸入英國及法蘭德斯（Flanders，比利時及法國荷蘭之一部分）之毛織品，加工染色之後賣出，以後徑自輸入羊毛，自織自造。在14世紀初期，年產毛布80000匹，僱用勞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業中心之一。佛羅倫薩的銀行業與路卡及塞納（Siena）齊名。他們一部分的業務，是將各國的基督教徒什一捐匯給教會。其實各地早有包稅人（tax farmers）包辦，銀行家接收他們的匯款後並不直接繳解。如英國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銀行即通過他們大批收買羊毛，再轉送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或意大利本國發賣。銀行之總行則先墊款與教廷銷賬。於是出進之間獲收大利。佛羅倫薩的銀行以高利貸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別風險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賬，銀行關閉影響全城生計之事情。 前述保皇黨和親教皇派的衝突，由德國傳入意大利，也使佛羅倫薩大受影響。 1282年親教皇派得勢，立刻引起城中7個高級同業公會專政。這7個公會有兩個代表毛織業（一個主持進口暱織品之加工，一個主持本地之織造），一個主持絲織品，一個主持銀行業，一個主持醫藥及製肉香料之進口，一個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證人，一個主持皮貨之販賣。其中前4個同業公會最為重要，他們挾有雄厚的資本，重要的公會，有私人組織的軍隊護送商業交往，在沿途設有棧居，能與外國當局協定關稅，解決彼此爭執，也備有法庭法警和監獄。 原來前述保皇黨和親教皇派的衝突，所謂保皇黨代表鄉鎮封建制度裡遺下的貴族（歐洲的封建制度本來就是一種農業社會的組織），親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紳商，此為一種粗枝大葉的解釋，實際情形各時各地不同。佛羅倫薩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臘的拜占庭帝國進攻後，神聖羅馬帝國及教皇企圖掌握這地方，兩方都從封建制度的組織著手。當日風氣敗壞，主要的僧侶都私自成婚生子，於是也可能在各處擁有地產，遺傳子孫。城市中的貴族則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獲得不同的附屬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們力量充實之後，就強迫近郊的騎士在城中備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內，必有一部分時間居住於城市之內。這種低級貴族與城中紳商通婚的情形相當多。況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則組成。有勢力之豪族則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視下面的房舍。於是一段街市成為一座特別的塔壘社區（tower association）。 1282年佛羅倫薩人口有45000。過去同業公會的情形很少提及，我們只知道她於西元1000年前後，隨著沿海城市如比薩及路卡發展商業，只因為據在亞諾河中游，又是陸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為工業中心。如果她的社會組織也算是資本主義體制，則此種體制也和封建制度結下不解緣，紳商與貴族不分。她的同業公會力量最充裕時，代表著“工業資本主義最緊張也最無忌憚的形式”。他們派出大批探員，對少數與他們作對的勞工，動輒拘捕，輕則不發工資、不給工作，稍重則放逐。而且工人常被這些公會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喪失生命，這時候政府對各公會的處置則一味支持。 這7個高級同業公會覺得他們過於孤立，以後也曾邀請5個中級同業公會及其餘的9個下級同業參加政府。其實這中下之間沒有嚴格的區別，他們都是小商店的老闆，和工匠自己經營業務的小門戶，包括屠戶、泥水匠、麵包烤戶等等。有時候他們對無產階級的，即對大多數紡織勞工，刻毒超過高級同業公會，並且他們自己蒙高級同業公會的青睞，也不便辜負他們的好意。參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像徵的意義。佛羅倫薩的政府由幾個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級公會可以好幾個合推一個市政代表，或者輪流交接一個市政代表的職位。這些中下級的公會也參加市區裡的民兵。佛羅倫薩的民兵組織為20個連。每個連有它一定的地區，各有不同的旗幟，後面都由同業公會主持。無產階級則不准組織公會。凡是10個以上的工人集會就算違法。 1345年，已經算是佛羅倫薩的民主時代（詳下段），有一個紡織工人叫做白蘭定尼（Cinto Brandini）的企圖組織工會，半夜從床上被抓出來，雖然激起同行工人罷工，此人終被判吊刑，不久絞死。 資產階級縱掌握全局，他們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濟。讀者務必明了佛羅倫薩之公會，所轄並非個人的會員，而是很多小單位。從這些小單位裡又影響到很多家族間的恩怨。 1301年後這城市裡的親教皇派又分成“黑”“白”兩系，而且兩方都從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現，很少人能了解黑白爭執的原委，只知牽涉極為廣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內兄弟也為之生隙。 從西元1343年到1382年約40年的時間，佛羅倫薩進入一段稱為“民主化”的時期。原因是佛羅倫薩的銀行借貸給英國國王，被愛德華三世賴債，引起經濟危機，同時黑死病使城中人口減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張的機會。但出頭者仍是小資產階級。城中的9個市政代表，高級公會只佔2個，中級公會倒佔了3個，下級公會也佔了3個，其他一個則在三個等級裡輪流充派。 1378年佛羅倫薩城發生前所未有的市民運動，工人示威，政府為之垮台，以前不許組織公會之無產者，至此又組織了3個公會，將佛羅倫薩長期歷史上的21個公會擴充為24個。他們並且對市政府的財政稅收政策提出了很多過激的要求。這城市裡的高層人士，也虛與周旋。直到下層民眾的組織者以為目的已達而開始鬆懈時，資產階級才開始全面反攻，以後反革命的潮流繼續擴張，1378年的群眾領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後，連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勢力淹沒無餘，佛羅倫薩恢復以前資本家專政的形態。 敘述如是之事蹟時，歷史家曾說佛羅倫薩是一個“政治上的試驗管”。她經體驗過“貴族主政、暴權政治、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有限制與無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專政、沙弗那羅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終至於麥迪奇（Medici）的獨裁”。 沙弗那羅拉是15世紀末期的一個神秘主義者，他一面攻擊教皇及佛羅倫薩上級人士的靡爛生活，一方面以預言和自創的奇蹟吸引下層民眾，一時整個城市被他領導，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主導者。不過他對信徒的要求過於嚴格，由於群眾對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後於1498年為他的政敵所乘，被控倡導邪說，受絞刑後屍體焚毀。 麥迪奇一家也是由銀行業致富，他們在16世紀提倡自由主義，不明顯地控制政府內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們的財力和權勢操縱佛羅倫薩的政治。在他們領導之下，佛羅倫薩的領域大為擴張，1569年後稱突斯坎大公國（Grand Duchy of Tus-cany），麥迪奇其家人相繼為大公爵。 米蘭有很多地方與佛羅倫薩相似，也是紡織中心，所出錦緞及天鵝絨，馳名內外，也是國際貿易來往的孔道，與附近農業地域毗連，也是冶鐵和製造兵器的重鎮，因此受大陸政治的影響也愈濃厚。前述城中築塔，公會與貴族相通的情形也發生於米蘭。 12世紀的城市自治運動傳遍於意大利北部，不僅城市如此，即鄉鎮與村莊也紛紛出面組織類似地方自治的機構。米蘭則因為利害衝突，出兵吞併鄰近的地方，引起神聖羅馬帝國的腓特烈一世干涉。 1162年腓特烈圍城9個月，攻陷米蘭，將全城縱火焚毀。這城市重建之後又經過12世紀之後半期，及13世紀之前半期繼續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獨立的地位，同時成為北意大利許多市鎮之盟主。 米蘭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組織的方式構成一種宗教式的會社，在13世紀開始露面，漸有能力推舉城內的重要官吏，後來被少數貴族支持，成為親教皇派。和他們相抗的，大概以低級貴族和大商人為主體，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為保皇黨。其中情節之複雜，雖專家不敢作確切的論斷。只是政爭結果，保皇黨獲勝。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為本錢，起先取得米蘭主政的地位，其次將之固定於家內世襲，在14世紀末期更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承諾，稱米蘭公爵（Duke of Milan）。 15世紀威斯康堤一家斷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著為米蘭公爵。 1535年此城及所轄地區為西班牙吞併。西班牙治理米蘭幾近200年，終在國際戰爭中轉割與奧地利。 熱那亞與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萬左右，也以造船業和對外貿易著稱。並且因為經營近東商業，和威尼斯長時間作對。她於1298年海戰打敗威尼斯，1380年又幾乎大獲全勝，艦隊已經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後威尼斯東巡的艦隊回航，才將她打敗，熱那亞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個海沼與大陸懸隔，熱那亞背海的部分則三面環山。後者的權貴多在大陸接置地產，因之熱那亞的政治不能脫離意大利大陸上保皇黨及親教皇派的糾紛。擁有地產的貴族在城中競爭失敗被放逐，縱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隨時捲土重來。因此熱那亞的政治經常不穩定。商業的政治力量需要農業勢力扶植，政爭時兩方都向外界乞援，成為長期以來的習慣。 1396年乞援於法國，茲後法國在此地派有總督，熱那亞實際上失去了她獨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為第一流的城市國家。 意大利歷史向來以繁瑣令人視為畏途，其中無數的末枝細節，無從一一縷列，也無法整理。可是從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立場，對其中的夾雜囉嗦卻不難給予一個籠統的概說。當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現時，和封建制度沒有一個可以一刀兩斷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張不用資本主義萌芽等字樣，以免發生誤解）。封建制度的三個基本條件，即威權粉碎、公眾事務變成私人產業和武士傳統（詳第一章），在前述佛羅倫薩和米蘭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興的城市國家和同業公會相沿引用。不過封建制度發展的地盤在鄉村，以農業為基礎，新興的工商業出現於大城市之間，以金錢為媒介而已。原來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權精神，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裨益。資本主義旨在存積資本，不能與利潤分離，而利潤的由來，則是各地區間經濟條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權，才能使各地區充分發揮他們個別的優勢條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對進入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一方面講，具備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