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10章為什麼我們的房改這麼難之二：重慶模式
邂逅神秘貴賓，誰帶來驚喜？
我期待我旁邊坐的是周迅或者章子怡，結果來了一個老頭子坐下來了。
4000萬平方米廉租屋計劃，重慶地產變臉規模驚人。
從明年開始，將吸引300萬民工進城。只要你有工作，就給你重慶戶口。
啟動新城市計劃，重慶模式意義何在？
所以重慶模式走到最後，能夠構建一個穩定的房地產市場，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既然我們的政府調控樓價的時候，總是拿一塊大石頭壓住火山口，那麼我們的出路在哪裡呢？簡單地講，只有解決火山危機才是真正的出路。 2010年6月12日，七大部委聯合推出重慶模式的新聞吸引了我。
看到這個媒體的報導，我有點意外，因為重慶模式直接就解決了我提出的火山問題，我們政府的水平怎麼陡然提高了？似乎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我很猶豫，要不要談談他們所謂的重慶方案。 6月13日，我從重慶飛回上海，我期待我旁邊坐的是周迅或者章子怡，可以聊聊天，排解一下旅途的寂寞。結果我旁邊坐了一位比我還要老的人，心中實在鬱悶。仔細一看，原來是重慶市長黃奇帆。當然啦，他可能也期待碰到周迅，所以他好像也不太高興。我們兩個既然都碰不到周迅，就只有互相聊重慶模式了。
位於中國內地深處的重慶正在成為中國最為吸引眼球的明星城市。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沿海地區經濟遭遇困境，而重慶的GDP增幅高達14.3%。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論，中國經濟深度改革是否正在進入重慶時間。重慶模式的特徵並不僅僅表現在GDP上。 2010年6月12日，由住房城鄉建設部等七部門聯合製定的《關於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正式對外發布，媒體認為，該意見標誌著公共租賃住房由此被上升至國家戰略。而在此前的6月8日，《重慶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暫行辦法）已經出台，這是國內第一個政府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暫行辦法，一場規模宏大的新房改進入到實際操作階段。那麼，重慶方案是如何調整房地產政策的，重慶模式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呢？
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俗稱“新國十條”，開始了抑製商品房價格上漲過快的又一輪調控。 5月21日，重慶市公佈了房產調控細則，即“渝十條”。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個細則中竟然包含著對購買第一套商品房給予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內容。那麼，重慶是如何認識房價調控政策的？重慶模式的妙招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重慶模式很簡單，那就是斬斷我前面講的火山理論的第二根導管，同時稀釋岩漿。重慶市決定在未來三年以平均價格2000元一平米的成本構建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這樣子的規模才有誠意！像上海市2010年7月推出427戶經濟適用房的抽籤，這種沒誠意的數量還好意思推出來？我都替上海市的領導臉紅，竟然做這種低劣的形象工程。重慶的總投資金額1000億元，其中30%來自於地方政府的土地入股，70%來自於社會融資的平台，比如說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存在銀行的回報率目前是2%。而根據重慶的做法，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收取市價的六成租金就可以繪予社保基金4％的回報率，因此他們當然願意投。這種大規模的投入，就斬斷了火山的第二根導管。 按照規劃，2010年重慶將開工建設5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房。 2010到2020年，重慶市主城區公共租賃房總建設規模將達2000萬平方米左右，遠郊區縣根據城市化進程，將建設20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房。公共租賃房的租金價格在市場租金價的60％以內，收取的租金主要用於兌付建房款利息，租賃期最長為5年。那麼，誰將是公共租賃住房的受益者呢？
既然重慶能做，其他地方為什麼不能做呢？可見不是不能，而是根本不願意做。我們各級地方政府對於賣地的興趣很大，對於替老百姓謀福利的興趣就不大了。當然啦，地方政府也找了不少藉口，例如中央政府拿了六成的錢、只幹三成的事，而地方政府只拿了四成的錢、得乾七成的事，既然財政來源不夠，就只有賣地了，這就是土地財政的由來。不只如此，土地財政和地產開發如此息息相關，腐敗就不可避免。 重慶市搞大量公租屋給誰住呢？按照重慶市目前的規劃，給三類人住。第一，有工作的農民工；第二，有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第三，住房面積13平方米以下，個人收入2000塊、家庭收入3000塊以內者的低收入家庭。可是很多城市的經濟適用房地下停車庫停放奔馳、寶馬的權力尋租現象激起了民怨，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重慶對此採取了寬進嚴出的做法，對於這三類人，基本不會查祖宗十八代，這是“寬進”，當然，權力尋租者也可輕鬆進入，但是必須“嚴出”。公租屋就是廉租屋，住了5年以後可以買下來變成經濟適用房，這可以解讀為公租、廉租和經濟適用房的三位一體。但是將來你要賣的話，就只能按當時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政府，因此基本無利可圖。只要把出口這一關嚴格把控住，讓這些權貴人士賺不到高利潤，他們就不會進來了，無利可圖的事情他們是不會幹的。這個寬進嚴出的政策就這麼簡單，其他地方的官員不會想不到的，那各個政府為什麼還允許經濟適用房居住5年之後可以以商品屋價格出售呢？很明顯，是為腐敗官員的介入提供有利可圖的出口。有些人擔心，公租屋將來會不會形成新的貧民窟？因為住的人不是農民工，就是大中專畢業生，再不然就是低收入群體。目前重慶市公租屋的規劃佔20%，商品屋佔80％。目前計劃構建的21個住宅當中，公租屋全部散落在各個商品屋小區當中，而不是自成體系，所以不會成為貧民窟。 重慶推出目前全國最大規模公租房的建設計劃，被媒體評價為具有遠見的政府行為。隨著國家在公共租賃住房政策導向上的明確，公租房建設將成為未來兩年新的熱點，由此形成新一輪住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那麼，如此大規模的住房建設又會帶來哪些問題？新的城市化浪潮又隱藏著哪些考驗呢？
讀者肯定有疑慮，構建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要佔多少農地啊？重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推出了地票制度。從2011年開始，重慶將陸續吸收300萬農民工進城，而且只要你有工作，就給你重慶戶口，可是，你必須放棄宅基地複耕為農地。這個怎麼操作呢？假設一個農民工進城拿到城市戶口後，就將一畝宅基地轉化為農地，這樣他可以得到一畝的地票。而以後重慶市的開發商必須透過公開拍賣的形式，在購買地票之後才能蓋房子。按照我們的數據顯示，2009年地票的成交價格平均每畝在10萬元以上，2010年4月份，每畝地票的拍賣價格高達14.4萬元。而這些拍賣的錢直接交給農民，農民可以把這些錢帶到城市去消費。這種地票制度最後的結果是耕地面積的增加。為什麼呢？以一畝地為例，遷出一戶農民，空出來一畝地的地票，而一畝地在城市可以蓋一棟高樓，養100戶人。所以，地票制度，用一戶農民換一棟大樓裡100戶的都市家庭。這種置換的結果，就是農村土地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增加。 按照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分析，重慶和全國的差距主要是農村的差距，重慶在1997年直轄之初到現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51％，數百萬進城農民工仍然保留著農民的身份，一年到頭往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那麼，要在此基礎上，2012年實現300萬農民工變市民，到2020年實現1000萬農村人群轉戶目標，黃奇帆又將依靠怎樣的手段呢？ 這300萬農民工進城以後做什麼啊？總得有工作吧？重慶提出了打造IT產業的宏圖。比如重慶引入了惠普，準備在三年之內生產4000萬台筆記本，而2008年全球筆記本產量不過1.6億台。還引進了思科，說三年之內要生產100億美元的服務器、路由器。同時還積極引入其他IT巨頭，黃奇帆把它們的名字告訴了我，但是希望我不要洩露，因為他們還處在談判的階段。整體看來，這是一個全新的IT發展模式，因為過去在沿海地區，IT產業80％的零配件都是海外進口。但是重慶模式卻是80%零配件均產自於重慶。為什麼呢？因為惠普和思科的產品大量生產的話，像富士康、廣達等這些配套工廠，自然願意到重慶生產。只要富士康、廣達過來了，它們的零配件供應商也就跟著過來了。就是透過這種新的招商模式，一個和沿海地區截然不同的IT行業就發展起來了。而且從重慶飛到美國、歐洲，和從上海、北京飛到美國、歐洲的成本是一樣的，因為電腦都是走空運的。 其實重慶模式的優越，不是他們簡單地蓋些公租屋而已，而是引進了前所未有的系統工程的新概念，也就是透過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地票制度和IT新模式三步曲構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系統工程，從而解決了住房難的問題。而且重慶為了解決住房問題，它們一改過去政府直接拿一塊大石頭壓住火山口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拙劣做法，直接解決了我所提出的火山問題，那就是透過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斬斷第二根導管。此外，像惠普這樣的國際巨頭為什麼會到內陸城市呢？就是因為重慶市政府積極地改善投資經營環境，而改善投資經營環境將使得火山的熔漿更快地被稀釋掉，因為有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出來，大家就願意投資，大量的實體經濟資金不再拿去炒樓炒股，從而就稀釋了岩漿。 讀者肯定會問我雖然重慶斬斷了第二根導管，稀釋了岩漿，但是第一根導管沒斬斷啊，而且火山岩漿也不可能馬上消退，還是會順著第一根導管爆發，那怎麼辦？重慶市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雙軌制，商品屋價格該漲就漲，政府不干涉，政府的工作就是大量興建公租屋以滿足上面說的三類人的住房需求。我對這個思維還是抱持肯定的態度。 “按照重慶模式，西部可以打敗長三角”，這是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面對媒體時的公開表態。重慶模式正在走出單純依靠打壓房價來實現調控地產市場的方式，完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遏制”的地產新格局。隨著北京計劃拿出50%以上的土地用於建限價房、公租房，以及深圳市即將出台新的不受戶籍限制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國城市“二次房改”的面目已經越來越清晰。
最後我想提醒各位讀者，重慶的領導必須有著非常大的能力、精力跟時間搞定這麼大一個系統工程，只要一個環節出問題，就可能使整個系統瓦解。當然了，我不能預測結果，但是至少重慶模式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希望，那就是我們部分的地方政府還是可以解決房屋的問題，只要重慶能做，其他城市也能做。我呼籲各級地方領導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構建一個適合本地發展的系統工程，幫助老百姓真正解決住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這個國家才會慢慢步入一個和諧的社會。 讀者肯定很好奇，政府要如何做才能斬斷第一根導管呢？我們有沒有實際的案例呢？也有，我認為廣東的經驗是可以藉鑑的，但這決不是唯一的辦法。深圳在2009年12月1日實施一個新的辦法，叫做《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該辦法規定權利人可作為更新改造的主體，自行融資、自行改造，而不需要進行統一的招拍掛。這個統一的招拍掛本身就是我前面講的第一根“導管”。要知道，就是因為這個招拍掛造成了地產開發商和政府的聯合壟斷，導致了火山岩漿的爆發。 廣東的具體操作辦法就是城中村一人一票，選出他們所信任的管理層和董事長，來代表老百姓和開發商談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大紅的條幅掛在城中村口，條幅上寫著“簽約動遷早一天，幸福生活早實現”。還有媒體寫的是“一批舊屋倒下去，多少富翁站起來”。有些業主說“我的房子多少錢也不賣，我要等拆遷”。當然這些都是媒體報導的，我不敢保證它的真實性。我還有幾個媒體報導的數據可以給各位讀者參考，我也不確定真實性。崗廈村的舊城改造，造就出10個億萬富翁和數十個千萬富翁，南山區的大沖村也拆出了十幾個億萬富翁和400多個千萬富翁。這些村被稱為深圳CBD後的城中村。 當然有些村它有自行開發能力，它根本就不找地產開發商，它們自己就可以開發。譬如說深圳的田下新村的改造就是自行開發的模式。老百姓如何入股呢？村民都用他的宅基地入股。建好之後，除了自己住之外，也可以賣掉，從而富裕了很多人。這個模式就是在地產開發商壟斷之外的一個新的競爭模式，這樣就斬斷了第一根導管。 儘管這個模式被批評為圖利所謂的“食利階層”，也就是說城市化過程中，城郊結合部的居民是最大的獲益者。比如深圳就出現一個，他什麼也沒有乾過，就因為老天給他生在這個村莊里面，他就享受到了切斷第一根導管的好處，成了很有錢的富翁。當然，我們也可以像過去一樣，強制拆遷，把“食利階層”打出去，用一個最低價格把土地買回來，然後犧牲老百姓的利益，圖利地產開發商，讓他們賺取暴利，官員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被行賄的好處。你說我們選哪一個呢？斬斷第一根導管不是尋求一個最好，而是尋求一個比較不差的結果。他既然擁有土地，你就尊重他的權利，至少可以維持一個和諧的局面，至少說你是富裕了一個村。如果強制拆遷，給個極低的補償金的話，政府就只能富裕一個地產開發商。我看，與其富裕一個地產商，那就不如富裕一個村。但是我們不能只斬斷第一根“導管”，富裕一個村。農民工怎麼辦呢？就不管他們了嗎？他們是身無分文來到城市的，只能靠打工生活，他們沒有城中村的宅基地，所以不可能透過斬斷第一根導管而富裕，那怎麼辦呢？所以要像重慶那樣切斷第二根導管，提供給他們公租屋就很重要了。 人類對不確定事物的厭惡 即使考慮到投中難度大的因素，3分投籃的得分數仍然較高。對於這其中的原因，讓我們結合對實際比賽的想像來加以思考。 和路所在的籃球隊以5分之差落後於對方。只剩3分鐘了。如果全力保證就此不讓對方得分，看樣子要扳回6分才可以取勝。 將剛才的數字四捨五入，3分投籃的命中率為40%，2分投籃的命中率為50%。 3分球不僅難以投中，而且受狀態影響，投中與否呈現波動，而2分投籃的命中率則較為穩定。要想扳回6分，有兩種戰術備選：
2分投籃＋3次投籃計劃
3分投籃+2次投籃計劃
本文摘自［日］慎泰俊的《5小時熟知金融常識》
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俗稱“新國十條”，開始了抑製商品房價格上漲過快的又一輪調控。 5月21日，重慶市公佈了房產調控細則，即“渝十條”。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個細則中竟然包含著對購買第一套商品房給予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內容。那麼，重慶是如何認識房價調控政策的？重慶模式的妙招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重慶模式很簡單，那就是斬斷我前面講的火山理論的第二根導管，同時稀釋岩漿。重慶市決定在未來三年以平均價格2000元一平米的成本構建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這樣子的規模才有誠意！像上海市2010年7月推出427戶經濟適用房的抽籤，這種沒誠意的數量還好意思推出來？我都替上海市的領導臉紅，竟然做這種低劣的形象工程。重慶的總投資金額1000億元，其中30%來自於地方政府的土地入股，70%來自於社會融資的平台，比如說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存在銀行的回報率目前是2%。而根據重慶的做法，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收取市價的六成租金就可以繪予社保基金4％的回報率，因此他們當然願意投。這種大規模的投入，就斬斷了火山的第二根導管。 按照規劃，2010年重慶將開工建設5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房。 2010到2020年，重慶市主城區公共租賃房總建設規模將達2000萬平方米左右，遠郊區縣根據城市化進程，將建設20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房。公共租賃房的租金價格在市場租金價的60％以內，收取的租金主要用於兌付建房款利息，租賃期最長為5年。那麼，誰將是公共租賃住房的受益者呢？
既然重慶能做，其他地方為什麼不能做呢？可見不是不能，而是根本不願意做。我們各級地方政府對於賣地的興趣很大，對於替老百姓謀福利的興趣就不大了。當然啦，地方政府也找了不少藉口，例如中央政府拿了六成的錢、只幹三成的事，而地方政府只拿了四成的錢、得乾七成的事，既然財政來源不夠，就只有賣地了，這就是土地財政的由來。不只如此，土地財政和地產開發如此息息相關，腐敗就不可避免。 重慶市搞大量公租屋給誰住呢？按照重慶市目前的規劃，給三類人住。第一，有工作的農民工；第二，有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第三，住房面積13平方米以下，個人收入2000塊、家庭收入3000塊以內者的低收入家庭。可是很多城市的經濟適用房地下停車庫停放奔馳、寶馬的權力尋租現象激起了民怨，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重慶對此採取了寬進嚴出的做法，對於這三類人，基本不會查祖宗十八代，這是“寬進”，當然，權力尋租者也可輕鬆進入，但是必須“嚴出”。公租屋就是廉租屋，住了5年以後可以買下來變成經濟適用房，這可以解讀為公租、廉租和經濟適用房的三位一體。但是將來你要賣的話，就只能按當時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政府，因此基本無利可圖。只要把出口這一關嚴格把控住，讓這些權貴人士賺不到高利潤，他們就不會進來了，無利可圖的事情他們是不會幹的。這個寬進嚴出的政策就這麼簡單，其他地方的官員不會想不到的，那各個政府為什麼還允許經濟適用房居住5年之後可以以商品屋價格出售呢？很明顯，是為腐敗官員的介入提供有利可圖的出口。有些人擔心，公租屋將來會不會形成新的貧民窟？因為住的人不是農民工，就是大中專畢業生，再不然就是低收入群體。目前重慶市公租屋的規劃佔20%，商品屋佔80％。目前計劃構建的21個住宅當中，公租屋全部散落在各個商品屋小區當中，而不是自成體系，所以不會成為貧民窟。 重慶推出目前全國最大規模公租房的建設計劃，被媒體評價為具有遠見的政府行為。隨著國家在公共租賃住房政策導向上的明確，公租房建設將成為未來兩年新的熱點，由此形成新一輪住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那麼，如此大規模的住房建設又會帶來哪些問題？新的城市化浪潮又隱藏著哪些考驗呢？
讀者肯定有疑慮，構建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要佔多少農地啊？重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推出了地票制度。從2011年開始，重慶將陸續吸收300萬農民工進城，而且只要你有工作，就給你重慶戶口，可是，你必須放棄宅基地複耕為農地。這個怎麼操作呢？假設一個農民工進城拿到城市戶口後，就將一畝宅基地轉化為農地，這樣他可以得到一畝的地票。而以後重慶市的開發商必須透過公開拍賣的形式，在購買地票之後才能蓋房子。按照我們的數據顯示，2009年地票的成交價格平均每畝在10萬元以上，2010年4月份，每畝地票的拍賣價格高達14.4萬元。而這些拍賣的錢直接交給農民，農民可以把這些錢帶到城市去消費。這種地票制度最後的結果是耕地面積的增加。為什麼呢？以一畝地為例，遷出一戶農民，空出來一畝地的地票，而一畝地在城市可以蓋一棟高樓，養100戶人。所以，地票制度，用一戶農民換一棟大樓裡100戶的都市家庭。這種置換的結果，就是農村土地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增加。 按照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分析，重慶和全國的差距主要是農村的差距，重慶在1997年直轄之初到現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51％，數百萬進城農民工仍然保留著農民的身份，一年到頭往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那麼，要在此基礎上，2012年實現300萬農民工變市民，到2020年實現1000萬農村人群轉戶目標，黃奇帆又將依靠怎樣的手段呢？ 這300萬農民工進城以後做什麼啊？總得有工作吧？重慶提出了打造IT產業的宏圖。比如重慶引入了惠普，準備在三年之內生產4000萬台筆記本，而2008年全球筆記本產量不過1.6億台。還引進了思科，說三年之內要生產100億美元的服務器、路由器。同時還積極引入其他IT巨頭，黃奇帆把它們的名字告訴了我，但是希望我不要洩露，因為他們還處在談判的階段。整體看來，這是一個全新的IT發展模式，因為過去在沿海地區，IT產業80％的零配件都是海外進口。但是重慶模式卻是80%零配件均產自於重慶。為什麼呢？因為惠普和思科的產品大量生產的話，像富士康、廣達等這些配套工廠，自然願意到重慶生產。只要富士康、廣達過來了，它們的零配件供應商也就跟著過來了。就是透過這種新的招商模式，一個和沿海地區截然不同的IT行業就發展起來了。而且從重慶飛到美國、歐洲，和從上海、北京飛到美國、歐洲的成本是一樣的，因為電腦都是走空運的。 其實重慶模式的優越，不是他們簡單地蓋些公租屋而已，而是引進了前所未有的系統工程的新概念，也就是透過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地票制度和IT新模式三步曲構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系統工程，從而解決了住房難的問題。而且重慶為了解決住房問題，它們一改過去政府直接拿一塊大石頭壓住火山口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拙劣做法，直接解決了我所提出的火山問題，那就是透過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斬斷第二根導管。此外，像惠普這樣的國際巨頭為什麼會到內陸城市呢？就是因為重慶市政府積極地改善投資經營環境，而改善投資經營環境將使得火山的熔漿更快地被稀釋掉，因為有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出來，大家就願意投資，大量的實體經濟資金不再拿去炒樓炒股，從而就稀釋了岩漿。 讀者肯定會問我雖然重慶斬斷了第二根導管，稀釋了岩漿，但是第一根導管沒斬斷啊，而且火山岩漿也不可能馬上消退，還是會順著第一根導管爆發，那怎麼辦？重慶市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雙軌制，商品屋價格該漲就漲，政府不干涉，政府的工作就是大量興建公租屋以滿足上面說的三類人的住房需求。我對這個思維還是抱持肯定的態度。 “按照重慶模式，西部可以打敗長三角”，這是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面對媒體時的公開表態。重慶模式正在走出單純依靠打壓房價來實現調控地產市場的方式，完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遏制”的地產新格局。隨著北京計劃拿出50%以上的土地用於建限價房、公租房，以及深圳市即將出台新的不受戶籍限制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國城市“二次房改”的面目已經越來越清晰。
最後我想提醒各位讀者，重慶的領導必須有著非常大的能力、精力跟時間搞定這麼大一個系統工程，只要一個環節出問題，就可能使整個系統瓦解。當然了，我不能預測結果，但是至少重慶模式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希望，那就是我們部分的地方政府還是可以解決房屋的問題，只要重慶能做，其他城市也能做。我呼籲各級地方領導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構建一個適合本地發展的系統工程，幫助老百姓真正解決住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這個國家才會慢慢步入一個和諧的社會。 讀者肯定很好奇，政府要如何做才能斬斷第一根導管呢？我們有沒有實際的案例呢？也有，我認為廣東的經驗是可以藉鑑的，但這決不是唯一的辦法。深圳在2009年12月1日實施一個新的辦法，叫做《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該辦法規定權利人可作為更新改造的主體，自行融資、自行改造，而不需要進行統一的招拍掛。這個統一的招拍掛本身就是我前面講的第一根“導管”。要知道，就是因為這個招拍掛造成了地產開發商和政府的聯合壟斷，導致了火山岩漿的爆發。 廣東的具體操作辦法就是城中村一人一票，選出他們所信任的管理層和董事長，來代表老百姓和開發商談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大紅的條幅掛在城中村口，條幅上寫著“簽約動遷早一天，幸福生活早實現”。還有媒體寫的是“一批舊屋倒下去，多少富翁站起來”。有些業主說“我的房子多少錢也不賣，我要等拆遷”。當然這些都是媒體報導的，我不敢保證它的真實性。我還有幾個媒體報導的數據可以給各位讀者參考，我也不確定真實性。崗廈村的舊城改造，造就出10個億萬富翁和數十個千萬富翁，南山區的大沖村也拆出了十幾個億萬富翁和400多個千萬富翁。這些村被稱為深圳CBD後的城中村。 當然有些村它有自行開發能力，它根本就不找地產開發商，它們自己就可以開發。譬如說深圳的田下新村的改造就是自行開發的模式。老百姓如何入股呢？村民都用他的宅基地入股。建好之後，除了自己住之外，也可以賣掉，從而富裕了很多人。這個模式就是在地產開發商壟斷之外的一個新的競爭模式，這樣就斬斷了第一根導管。 儘管這個模式被批評為圖利所謂的“食利階層”，也就是說城市化過程中，城郊結合部的居民是最大的獲益者。比如深圳就出現一個，他什麼也沒有乾過，就因為老天給他生在這個村莊里面，他就享受到了切斷第一根導管的好處，成了很有錢的富翁。當然，我們也可以像過去一樣，強制拆遷，把“食利階層”打出去，用一個最低價格把土地買回來，然後犧牲老百姓的利益，圖利地產開發商，讓他們賺取暴利，官員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被行賄的好處。你說我們選哪一個呢？斬斷第一根導管不是尋求一個最好，而是尋求一個比較不差的結果。他既然擁有土地，你就尊重他的權利，至少可以維持一個和諧的局面，至少說你是富裕了一個村。如果強制拆遷，給個極低的補償金的話，政府就只能富裕一個地產開發商。我看，與其富裕一個地產商，那就不如富裕一個村。但是我們不能只斬斷第一根“導管”，富裕一個村。農民工怎麼辦呢？就不管他們了嗎？他們是身無分文來到城市的，只能靠打工生活，他們沒有城中村的宅基地，所以不可能透過斬斷第一根導管而富裕，那怎麼辦呢？所以要像重慶那樣切斷第二根導管，提供給他們公租屋就很重要了。 人類對不確定事物的厭惡 即使考慮到投中難度大的因素，3分投籃的得分數仍然較高。對於這其中的原因，讓我們結合對實際比賽的想像來加以思考。 和路所在的籃球隊以5分之差落後於對方。只剩3分鐘了。如果全力保證就此不讓對方得分，看樣子要扳回6分才可以取勝。 將剛才的數字四捨五入，3分投籃的命中率為40%，2分投籃的命中率為50%。 3分球不僅難以投中，而且受狀態影響，投中與否呈現波動，而2分投籃的命中率則較為穩定。要想扳回6分，有兩種戰術備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