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08章為什麼我們的教改這麼難
近日，深圳大學再度試水改革，以人事制度為突破口。 2010年9月起，將破除教授的干部身份，全校推行職員制、聘任制，不簽約不聘任，從而打破“鐵飯碗”，深圳大學從此“無官”。這一大膽舉措引來各方爭論。高校改革由來已久，從2003年北京大學改革受挫之後，高校改革大多是“隔靴搔癢”，教授的“鐵飯碗”更是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對於此輪深圳大學改革最後的走向，身處其中的人們也看得併不是很清晰。深大校長章必功向記者明確表示，可能這場改革的時間要拉長至20年。
《深圳大學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總體方案》具體分為以下六個方面：①實行“全員聘任，簽約履聘”的人事分配製度；②建立和完善高端人才引進、培養與管理機制；③積極推進教育教學改革，探索創新創業型人才培養模式；④推進科研管理改革和學科建設，做強做大優勢學科；⑤推行“學術主導”的內部管理體制；⑥創建“立法辦學”的辦學保障體系，構建立足“自主辦學”的高校法人治理結構。
最近，大學這個“去行政化”，包括人事變革，真是如火如茶。深圳大學再度開始試水改革。其實高校改革改了這麼多年，包括2003年北大那場轟轟烈烈的人事改革，到最後也都是無果而終。 我們的學生從大學出來，到社會到企業到各個單位去的時候，其實就是一道關。你看，這麼多學生這麼拼命地去上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最後終於進大學了，好，這四年學完以後，學分一掙，到了社會上發現，自己還是一片迷茫。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成功。 大家要曉得，中國進行教改的不只我們內地，比如說在中國的台灣也做過教改。 20世紀90年代台灣的教改可以說是搞得轟轟烈烈，而那次的改革就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推動的，最後完全以失敗告終，成為一個大笑話。中國台灣的教育改革學習的是美國的表面現象，它們大量設立大學，所以台灣的大學可錄取率高達120%，甚至超過了應考的人數，真可以說是人人都有大學念。不僅如此，它還推動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台灣的教授就抱怨說，“教授治校”之後，連那個倒垃圾的工作都得教授自己去幹。因為既然你讓教授治校，那你以後就自己去聘任垃圾工、清潔工，學校行政部門都不管了。教授哪有這個時間去做這個事，而且教授也不知道怎麼聘任，因此只有自己倒垃圾了，哈哈哈，實在很好笑。我覺得在內地、香港、台灣三地教育改革中比較成功的，還是香港的大學。香港為什麼成功？不是因為香港改革改得好，而是這個系統就是英國統治時期的系統，這個我們待會再談。 我發現，我們內地任何大學的改革都有一個毛病，就是以折騰教授為主。比如說“人事改革”，就要求教授發表論文像美國一樣，然後不聘任，不能拿“鐵飯碗”，跟那個計件工資是一樣的。還有“不要行政主導”，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給你官位，什麼正廳、副廳都不要有了，你就是一個純粹做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我想最近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以這兩個為主的，而且完全不考慮教改的目的是什麼？讀者曉不曉得我們中國歷史上大概只有一次的大學教育改革比較成功，就是蔡元培那次。那次改革和我們現在的改革有什麼差別呢？蔡元培抓到了真正的目的，他認為大學就是要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對現實情況主觀懷疑的精神，同時培養自己高尚的情操，其實就是以學生為改革目標。學生因為對社會懷疑，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我們改來改去，改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東西，都是在技術層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騰老師。 其實我們一般說媒體經常炒作的“大學病”，其中一個是“衙門化”，所以現在要“去行政”，意思是說，要讓教授不當官，不要給幹部身份。還有一個就是“官不當教授”，這個很重要，就是說“教授級官員”是不能被接受的。這個現像在香港是不可想像的，哪有官員突然就可以當教授的？你開門課有可能，因為我們有些非常實務性的課程確實需要官員，比如說交易所的官員來專門開門課，講什麼金融啊、證券啊都行，不但可行，也很好。但是想進入正式的教職員體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國香港的大學傳襲了英國統治時期的製度，它的行政系統是非常龐大的，不像美國行政系統那麼小。而且我覺得香港的大學，整個行政系統的權力是大於教授的，至少是不小於教授的權力。內地的大學就更強了。內地的白髮蒼蒼的學者們，在行政人員面前都得低下高貴的頭。在北大，一個科長都比教授牛多了。在香港就不至於，幹行政的還都很客氣，他們還是以教授的話為主的，教授絕對不可能低頭的。而且，在香港各個大學，教授跟校長打電話是很容易的事，你有事找他，就給他打電話，他都會跟你講話的，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不僅如此，學生和校長的互動也很頻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任校長，竟然和學生半夜一起看南非足球世界杯冠亞軍比賽，這在內地是不可想像的。再看看我們內地，普通的學生能跟校長一年見一面就不錯了，還是在開學典禮上。所以北大老校長許智宏，當時唱那個《隱形的翅膀》，感動了不少中國內地的學子，他們說校長竟然可以跟我們學生一起唱流行歌曲，他們都太感動了。 你要曉得改革不是一個大學本身怎麼改的問題，而是你的外在環境有沒有辦法孕育出科學管理大學的這麼一個制度來。香港的教授有沒有自己的主導權？有的。比如說，我們聘任新教授的時候，新教授必須來學校裡面訪問，我們請他發表一篇論文，由我們來評論他論文寫得好不好，每一個教授都發表一點意見，比如你對這個人的印象怎麼樣這之類的問題。最後做決策的就是幾個教授，大概兩三個，包括像我這樣子的資深教授。而當我們幾個人做了決策之後，全體教師是必須服從的，因為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就是由幾個論文發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決策。當然了，我們也會採納所有教授的意見，但一旦做了決策之後就要全體服從，其實這是個紀律的表現，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民主。而且我們遴選新教授的時候以什麼為標準呢？第一，考查新教授會不會教書。這個很重要，你表達清不清楚，能不能做一個好老師，這是其中一個考慮的標準。相當於一種“客戶體驗”。第二，新教授有沒有發表論文的潛力。為什麼強調這一點呢？因為新教授進來之後，要繼續做研究，要把最新的知識帶到學堂裡，所以我們必須要確認你是否有發表論文的潛力。此外你還必須要有良好的口才，能夠把你肚子裡的學問講出來。這是我們選擇的幾個方向。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怎麼怎麼樣，這種私心在香港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每一個教授都有自己的信託責任，他們就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按照這幾個標準評分。請讀者想一想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態度？我告訴你，不是因為自己的良心，而是整個香港這種外在的環境，也就是大學之外的環境，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都有這種信託責任。你曉不曉得香港高官的公務車，夫人和小孩是不能坐的，只是讓你上班用的。如果你上班的時候帶上你的小孩去上學，或者帶上你的狗去看病的話，就違反了信託責任，這是會出大事的。 我覺得我有必要先解釋一下什麼是信託責任。大學生的父母把大學生交給大學了，社會對大學是有期望的，大學應該怎麼兌現它們的服務呢？這套契約精神就是信託責任，也是大學改革的真正重點。比如像我，我對學生逼得是非常緊的，學生必須花非常多的時間攻讀我這門課，但是學生可以隨時打我私人手機找到我，學生有問題可以跟我討論，學生寫的報告我一定從頭看到尾。學生很感動，他們說感覺非常意外，這麼有名這麼忙的郎教授怎麼會有時間讀學生的報告呢？我不覺得有什麼意外的，因為這是我的信託責任。由於我逼學生逼得特緊，所以我的學生畢業後都不需要經過再次訓練，馬上就可以上崗。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我在北京有一個研究隊伍，是專門幫我做研究的。我聘過很多我們內地的大學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勝任。我們的淘汰率是很高的，達到95％，逼得我不得不從香港再聘我過去教過的學生，因為香港的學生可以直接接軌，可是聘用的我們內地的學生就接不了軌，四年下來等於是沒學，我還要從頭教到尾。我哪有這麼多時間？所以我的幾個研究助理只好開課，對新進來的研究人員進行再培訓，把他們過去這四年浪費的時間補回來。 總體來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進一個制度、一個紀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主。台灣的教改為什麼失敗？因為他們引進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麼行呢？如果一個學校裡面有60％是比較差的教授，一人一票的結果就是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們可以聘用他們的朋友進來，聘用最壞的人進來，這就變成了惡性循環。你說香港民不民主？夠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學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數幾個最傑出的學者來做決策，而且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請最好的教授。比如說張維迎的老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他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講座教授，歐元之父蒙代爾也來香港中文大學了，他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們的薪水並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華的教授高，那他們為什麼願意來呢？就是因為他們到香港這個環境之後，發現在這個環境裡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我再舉個例子，在2004年，也就是國企改革大討論的時代，我當時是非常困難的，比如顧雛軍告我之類的，我們內地很多學者，還有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都在罵我，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從來沒有一個人過問我這個事，學校給予我絕對的尊重與學術自由，這讓我非常感動。這種對尊嚴和學術自由的尊重，在我們內地的教改上體現出來了嗎？顯然沒有，我們內地的教改都是在折騰教授，都是細枝末節的技術型的改革。 香港進行的大學改革相對內地、台灣而言應該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開玩笑地說香港的大學特規範，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如果想做事，那就什麼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說，因為特規範，所以做事難，它把優秀的英國統治時期的以學生為主、尊重學術自由的教育體系保留了下來。台灣跟內地的教改基本都失敗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沒有找對主體，亂改一通，既不以學生為主體，又不提倡尊重學術自由的風氣。 實際上在大學裡，教書育人這一關是最重要的。我們現在培養出來的很多學生“產品”是只講知識，既沒文化也不懂做人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首先我們內地的教授本身的這個操行就不是很得體，總是跟官場攪在一起，另外一個是學術做假，還有就是到各處去跑場子，根本不注重教學，這些都導致了學生這個“產品”比較低劣。我覺得教育的核心目的就是“育人”，現在不要說校長，就說班主任，一年能夠到你的宿舍裡面去幾次？他們跟學生見面的機會都很少的，怎麼“育人”啊？現在的大學，就是大樓。一個校園裡，到處都是大樓。你去中關村一看，哇，北大、清華全是高樓大廈。如果以硬件為標準的話，它們都可以排全世界第一的。劍橋大學跟它們根本沒法比，劍橋裡都是破樓，好幾百年的破房子了。還有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大一點，其他大學都很小。城市、理工就幾棟樓，科技大學就一棟樓。 1990年中國台灣進行了台灣教育史上最大改革，涉及到了教育的各個方面：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財政等。學習美國，設立大量的大學，最後台灣的大學錄取率高達120%，超過了應考的人數。提倡的所謂“多元化入學”，結果招生分數越來越低。大學聯考，2007年大學錄取率96.28%，最低原始總分為11.2分，平均一科2.8分。 2008年大學錄取率97.10%，最低錄取分數是7.69分。 2009年大學錄取率97.14%。而且整個大學缺額嚴重，2008年缺額4788人，2009年缺額6802人。從表面上看，校園更漂亮了，教學設備更新了，教授的管理更民主了，學校數量增加了，2004年全台灣有高校159所，88所都是教改之後設立的。
我們的台灣地區在經過教改之後，沒見有什麼收穫，反而學生的質量是越來越差了。請問這樣的校園民主化、研究經費增加、教授待遇提高有什麼意義嗎？不把學生放在首要位置的任何教改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所以說，我們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那就是完全忽視了“小大學”的理念。我們很多專家學者總是拿美國的綜合性大學來說事兒。說什麼哈佛、賓夕法尼亞、耶魯這樣的研究型大學的規模如何的大，這樣的學校又是世界一流，所以我們要建設“大學校”。提起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就讓人惱火，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實情況，美國的大多數大學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我給大家看個資料。根據美國權威的“高等教育編年”的統計，在全美2386個私立大學中，10000名以上學生的大規模的私立大學僅57所，5000到9999名學生的大學有95所。其他的都是小型大學。更重要的是這些小型的大學雖然規模小，但教學質量卻很高，很多小型的本科教育為主的院校招收的基本都是精英。再看看現在我們的高校，都是求大求全，隨便一個什麼學校，基本都是五臟俱全，什麼學科都有。行政機構越來越臃腫，管理呢，越來越官僚化，學生和教授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最後搞得教育質量也越來越差。 我在這裡想再次告訴大家，不以學生為中心的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雪莉·蒂爾曼不就說嘛：“小就是美！正因為我們不需要什麼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精力和資源來幹兩件事情，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情做到了極致。”他們實行的基本都是10到15人的小班導修制度，也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專注、這種負責任的態度，才打造了這個“小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地位。其實對於這樣的學校來說，人家是要錢有錢，要生源有生源，為什麼不像我們一樣大搞擴招呢？很簡單，因為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教育質量問題，如果盲目擴張，一心求大求全的話，結果會怎樣？我不說大家也能預測到。如果普林斯頓大學這樣做的話，估計也得不到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了。再看看我們，興建大學城、進行大學合併升級，忙得是不亦樂乎，自我感覺也好的不行，我倒覺得這恰恰毀掉了提高教育質量的可能。 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發現，美國的製度其實有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他們的核心既不是教授的福利，也不是大學的規模，而是學生的質且，再看看我們現在的改革，總是繞著教授的福利和學校的規模改來改去，從來都沒有搞明白過要改的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該如何改。 其實我們今天教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根本沒有確立一個正確的評估標準。也就是說，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尋找到一個正確的途徑，來解決教育財政資源的分配和評估的問題。在教育評估上，我們落後的可不是一星半點，我們比英國落後了105年，比中國香港特區落後了45年，比美國落後了31年。更可悲的是，關於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的社會大討論中，我們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絕對意義上的落後。 我們現在的教育財政撥款的根據是什麼？非常簡單，就是先經過一種簡單的公式，然後再加上估算就可以了。這種辦法是有問題的，有很明顯的缺陷。首先就是資金的使用率，我們的資金使用率非常低，知道為什麼嗎？就是因為對於學校來說，爭取到撥款是最主要的，也成了一個根本目的，至於怎麼用，用了之後能不能產生效益，根本就沒有人管，也沒有什麼監督機制，這就造成很多資金的浪費。除此之外，還有我們的撥款公式，非常粗糙，根本就反映不出來高校的實際成本行為，也看不出高校之間有什麼差別。我給你看看英國的撥款公式，就知道我們有多落後了。英國在撥款之前，首先是要計算一下你這個學校的標準資源，然後再計算實際上用了多少資源，最後要求二者差異必須控制在5%以內。那怎麼計算標準資源呢？他們把大學裡的所有學科分成了四大類，對不同類別的學科投放的資源權重是不一樣的，其中，醫學是4.5，工科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是2.0，其他需要實驗室、工作室和野外工作的學科是1.5，餘下的學科是1.0，說得通俗點，就是政府培養一個醫生所要投放的資源，是商學院學生的4.5倍。之後英國政府才考慮其他一些額外的補助。這樣的標準最大好處是什麼呢？就是高校根本不需要為了建實驗室，或者為了爭取必須的資源而天天跑項目、申請經費。你去類似制度的中國香港高校轉轉就知道了，香港高校的計算機實驗室用的都是最先進的電腦，而且數量也很多，對於工程學院來說，幾乎每個學生都有一台，而商學院就沒這麼好的計算機房了。讀者知道我們內地的撥款體係是以什麼為參數的嗎？很簡單，就是在校生的數量，而且這是唯一的政策參數，也就是說哪個學校的學生多，哪個學校就能爭取到更多的撥款。就是受這種經濟利益的驅動，才造成我們現在的高校盲目擴招。這種盲目擴張的結果是什麼？我看就是又多了一堆只會照本宣科的講師給學生唸書罷了。 我們還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就是應該由誰來對大學進行評估和撥款？要知道，對於沒有教學經驗的政府官員來說，他們是搞不明白大學應該如何評估和撥款的，而那些有教學經驗或者學校管理經驗的政府官員也不適合負責評估和撥款，為什麼？因為有利益的衝突，同時還有嚴重的學科偏見。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香港了，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成員都是非政府人士，包括一些海外專家、本地各行業的資深人士等等，他們是由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委任的，沒有政府代表，就是一個純粹的專家團體。因為這些專家基本不受政府的牽制，能比較自由地發表意見，所以他們的意見就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科學性和公正性，評估的結果自然也是最可靠的。 除此之外，如果由政府來評估和撥款的話，還有一個最大的局限。比如說，經過評估之後，如果商學院認為自己的核算標準過低怎麼辦？如果他們面對的是政府機構，估計就只能忍氣吞聲了，要不就得天天忙著跑項目，到處想辦法要領導的批條。但是在英國體制中，因為大學面對的是獨立的委員會，這些人都不是什麼終身製的官員，只是有限期的社會人士，那麼這些大學的不同意見自然就可以迅速、暢通地反饋到委員會來，委員會就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重新做出決策。 其實，媒體現在所說的，“深圳大學再次試水改革”，就意味著深大曾經改革過。 20世紀80年代，著名校長羅徵啟的幾個改革舉措，號稱是國內教育史上的No.1。學生交費上學、畢業生不包分配、教職工聘任制度、學分制度、勤工儉學制度全都是深圳大學20世紀80年代創造的。而且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校長羅徵啟就有一句名言：“高等學校的心臟應該是圖書館，而不是黨政領導辦公樓。”但是30年過去了，現在又開始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摸著石頭過河，就說明它又有回流，才出現了這第二次改革。我們整個教育體係都僵化了，你發現你要推動的時候，你往旁邊推一下它就又回到老路了。 我們教育體制的僵化程度比國有壟斷企業還可怕，還頑固。如果我們把大學類比成一個上市公司的話，那你要面對董事會、面對小股民、面對市場的壓力。有壓力才有動力，對不對？深大和其他很多學校有這個壓力嗎？深大的壓力來自於上面，是自上而下的動力，這就很被動了，如果要是上面不推，它就不往前走了。中國的大學都是絕對的壟斷，全中國的大學都差不多水平，都是這麼的僵化，這麼的壟斷，大家都沒有改革的壓力。 還有我前面提到的信託責任，如果是站在一個學生家長或者學生的角度來看又是怎樣的呢？我交學費，大學就要對我們負信託責任，我這個壓力通過什麼傳導？現在沒有傳導。如果貨不對版的話，比如說大學生畢業了，發現受過這幾年的學校教育之後，沒什麼用。那怎麼辦呢？通常的辦法都是企業重新培訓，也沒有什麼對大學產生壓力的傳導機制。所以現在國內的入職訓練就特別多，你看那些跨國公司就很聰明，反正知道你學了也白學，所以挑學生的時候，第一，看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如果是名牌的話，透過同學散佈在各行各業的校友，以後辦點什麼事就方便了。第二，他們基本上知道你這個大學的教育學生的方法，跟他這個公司能否對得上路子，其他的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培訓你，只要你有這個潛質就行了。所以，我們已經在大學之外形成另外一個市場了，就是重新培訓，如果這樣的話，就沒有什麼壓力傳導回大學，所以大學也不需要改革。 話說白了，我們的悲哀在於我們學生一個學期花個五六千塊錢，買一個牌子，買一個文憑。現實是什麼？是你有文憑也不一定能夠在社會上立足，但是你沒有文憑就一定立不了足，這也是一個壟斷的必然結果。因為能夠進大學的還是少數人，至少說明你得有一定的水平才能進去吧。中國的大學巳經壟斷到能夠搜刮全中國最好的學生，蓋上一個印記之後讓他們出來，經過一個在職訓練，然後讓他們適應公司的工作狀態。從整個流程來看，就是缺少一個壓力的傳導機制，沒有形成有效的壓力，因此大學是不可能改革的，改革也只是改個細枝末節，因此所有大學的改革還會重蹈過去的覆轍，改完之後還是一樣。 從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張維迎落寞的背影到現在，這只是改革的一個小的周期。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從1911年開始，我們中國大學的改革，剛開始模仿日本，後來模仿歐洲大學，再後來又對美國大學模式產生興趣，但是都沒有真正成功過，問題出在哪裡？就是缺少壓力的傳導機制。哈佛大學改革也不間斷，他們也是幾年一小改、幾十年一大改，他們教改從未間斷過，他們是怎麼改的呢？這個壓力很大的。我舉個例子，我就以商學院為例，美國很多的專業雜誌常常給大學排名，排名體括學生就業的情況、公司的反饋情況等等，每年都排名，通過這樣一個機制把信息回饋給學校，這給學校的壓力是很大的。因此在美國各個大學商學院，每年都在改革，而且是完全根據市場導向進行改革的，這是中美大學的一個區別。美國大學沒有圍牆，它跟社會有個良性的互動。而中國大學有圍牆，所以巨大壓力都被擋在了外面，中國的大學沒有什麼壓力能逼著它們進行改革。 但最嚴重的問題並不在於中國大學的圍牆讓改革的壓力進不來，而是透過這個圍牆，那些名利場都進來了。我們很多大學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成了官商俱樂部，各個衙門、企業各種因素都在裡面。但是我覺得比較樂觀的是中國大學的牌子雖然爛，但中國的大學生卻是一流的。他們可以去港台、可以出國接受教育，所以這個競爭就很重要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香港的大學進入深圳本身就是一個利好，因為這就是競爭，學生可以做選擇，他可以到美國去唸書，到中國香港去唸書，之後這個學校就有壓力，它就希望改革，這就是外部壓力讓它改革，這才是大學改革的動力。 阿爾佛雷德·錢德勒強調，規模所帶來的優勢並不是自然而然的。 首先，只有當面臨大型市場（19至20世紀，美國的公司與其他國家相比就佔據明顯的優勢）時，大規模的生產才有意義。 其次，即便你面臨的是大型市場，那麼也只有當你具備了保持你的工廠有足夠能力運轉所需的管理技能以及應付多個客戶所需的營銷技能時，投資大規模的生產設備才有意義。 美國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標準石油公司、西爾斯百貨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卓爾不群的重要原因是它們擁有不同的技術機遇，而不是它們具備全面地發掘這些機遇的組織與管理能力。它們通過有形的管理補充了市場這個“無形的手”。這種情況的一種結果就是許多公司擴大了規模，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具有許多個分支工廠，而是因為確保這些工廠實現高效生產的最佳方法就是既要重視原材料的生產，同時也要重視產品的分配與營銷。這種趨勢很遺憾地經常被共產主義的中央規劃師一味地效仿，他們認為，健康服務、假日別墅以及為工人提供食物的農場對於有效的生產就已經足夠。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位波蘭的工業部長告訴我說，克拉科（波蘭南部的一個城市）邊境的新胡塔鋼廠需要的只是加強周邊的防護以能夠宣布它是一個獨立的工廠。 《有形的手》於1977年出版，這恰巧是多變的經濟狀況開始限制錢德勒對美國企業的觀點的時期。在此後的25年中，越來越多的大型公司，尤其是傳統製造業公司，已經超越了那些小型的、靈活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更集中於關注核心的活動，並且通過其他方式與供應商協調，而不是通過完全的垂直融和。原因也不僅僅與技術有關。例如，不斷增長的國際貿易與國內競爭使許多公司更精明地開展各種活動。 本文摘自［英］保羅·西布萊特(Paul Seabright)的《陌生人群：一部經濟生活的自然史》
最近，大學這個“去行政化”，包括人事變革，真是如火如茶。深圳大學再度開始試水改革。其實高校改革改了這麼多年，包括2003年北大那場轟轟烈烈的人事改革，到最後也都是無果而終。 我們的學生從大學出來，到社會到企業到各個單位去的時候，其實就是一道關。你看，這麼多學生這麼拼命地去上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最後終於進大學了，好，這四年學完以後，學分一掙，到了社會上發現，自己還是一片迷茫。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成功。 大家要曉得，中國進行教改的不只我們內地，比如說在中國的台灣也做過教改。 20世紀90年代台灣的教改可以說是搞得轟轟烈烈，而那次的改革就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推動的，最後完全以失敗告終，成為一個大笑話。中國台灣的教育改革學習的是美國的表面現象，它們大量設立大學，所以台灣的大學可錄取率高達120%，甚至超過了應考的人數，真可以說是人人都有大學念。不僅如此，它還推動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台灣的教授就抱怨說，“教授治校”之後，連那個倒垃圾的工作都得教授自己去幹。因為既然你讓教授治校，那你以後就自己去聘任垃圾工、清潔工，學校行政部門都不管了。教授哪有這個時間去做這個事，而且教授也不知道怎麼聘任，因此只有自己倒垃圾了，哈哈哈，實在很好笑。我覺得在內地、香港、台灣三地教育改革中比較成功的，還是香港的大學。香港為什麼成功？不是因為香港改革改得好，而是這個系統就是英國統治時期的系統，這個我們待會再談。 我發現，我們內地任何大學的改革都有一個毛病，就是以折騰教授為主。比如說“人事改革”，就要求教授發表論文像美國一樣，然後不聘任，不能拿“鐵飯碗”，跟那個計件工資是一樣的。還有“不要行政主導”，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給你官位，什麼正廳、副廳都不要有了，你就是一個純粹做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我想最近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以這兩個為主的，而且完全不考慮教改的目的是什麼？讀者曉不曉得我們中國歷史上大概只有一次的大學教育改革比較成功，就是蔡元培那次。那次改革和我們現在的改革有什麼差別呢？蔡元培抓到了真正的目的，他認為大學就是要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對現實情況主觀懷疑的精神，同時培養自己高尚的情操，其實就是以學生為改革目標。學生因為對社會懷疑，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我們改來改去，改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東西，都是在技術層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騰老師。 其實我們一般說媒體經常炒作的“大學病”，其中一個是“衙門化”，所以現在要“去行政”，意思是說，要讓教授不當官，不要給幹部身份。還有一個就是“官不當教授”，這個很重要，就是說“教授級官員”是不能被接受的。這個現像在香港是不可想像的，哪有官員突然就可以當教授的？你開門課有可能，因為我們有些非常實務性的課程確實需要官員，比如說交易所的官員來專門開門課，講什麼金融啊、證券啊都行，不但可行，也很好。但是想進入正式的教職員體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國香港的大學傳襲了英國統治時期的製度，它的行政系統是非常龐大的，不像美國行政系統那麼小。而且我覺得香港的大學，整個行政系統的權力是大於教授的，至少是不小於教授的權力。內地的大學就更強了。內地的白髮蒼蒼的學者們，在行政人員面前都得低下高貴的頭。在北大，一個科長都比教授牛多了。在香港就不至於，幹行政的還都很客氣，他們還是以教授的話為主的，教授絕對不可能低頭的。而且，在香港各個大學，教授跟校長打電話是很容易的事，你有事找他，就給他打電話，他都會跟你講話的，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不僅如此，學生和校長的互動也很頻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任校長，竟然和學生半夜一起看南非足球世界杯冠亞軍比賽，這在內地是不可想像的。再看看我們內地，普通的學生能跟校長一年見一面就不錯了，還是在開學典禮上。所以北大老校長許智宏，當時唱那個《隱形的翅膀》，感動了不少中國內地的學子，他們說校長竟然可以跟我們學生一起唱流行歌曲，他們都太感動了。 你要曉得改革不是一個大學本身怎麼改的問題，而是你的外在環境有沒有辦法孕育出科學管理大學的這麼一個制度來。香港的教授有沒有自己的主導權？有的。比如說，我們聘任新教授的時候，新教授必須來學校裡面訪問，我們請他發表一篇論文，由我們來評論他論文寫得好不好，每一個教授都發表一點意見，比如你對這個人的印象怎麼樣這之類的問題。最後做決策的就是幾個教授，大概兩三個，包括像我這樣子的資深教授。而當我們幾個人做了決策之後，全體教師是必須服從的，因為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就是由幾個論文發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決策。當然了，我們也會採納所有教授的意見，但一旦做了決策之後就要全體服從，其實這是個紀律的表現，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民主。而且我們遴選新教授的時候以什麼為標準呢？第一，考查新教授會不會教書。這個很重要，你表達清不清楚，能不能做一個好老師，這是其中一個考慮的標準。相當於一種“客戶體驗”。第二，新教授有沒有發表論文的潛力。為什麼強調這一點呢？因為新教授進來之後，要繼續做研究，要把最新的知識帶到學堂裡，所以我們必須要確認你是否有發表論文的潛力。此外你還必須要有良好的口才，能夠把你肚子裡的學問講出來。這是我們選擇的幾個方向。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怎麼怎麼樣，這種私心在香港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每一個教授都有自己的信託責任，他們就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按照這幾個標準評分。請讀者想一想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態度？我告訴你，不是因為自己的良心，而是整個香港這種外在的環境，也就是大學之外的環境，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都有這種信託責任。你曉不曉得香港高官的公務車，夫人和小孩是不能坐的，只是讓你上班用的。如果你上班的時候帶上你的小孩去上學，或者帶上你的狗去看病的話，就違反了信託責任，這是會出大事的。 我覺得我有必要先解釋一下什麼是信託責任。大學生的父母把大學生交給大學了，社會對大學是有期望的，大學應該怎麼兌現它們的服務呢？這套契約精神就是信託責任，也是大學改革的真正重點。比如像我，我對學生逼得是非常緊的，學生必須花非常多的時間攻讀我這門課，但是學生可以隨時打我私人手機找到我，學生有問題可以跟我討論，學生寫的報告我一定從頭看到尾。學生很感動，他們說感覺非常意外，這麼有名這麼忙的郎教授怎麼會有時間讀學生的報告呢？我不覺得有什麼意外的，因為這是我的信託責任。由於我逼學生逼得特緊，所以我的學生畢業後都不需要經過再次訓練，馬上就可以上崗。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我在北京有一個研究隊伍，是專門幫我做研究的。我聘過很多我們內地的大學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勝任。我們的淘汰率是很高的，達到95％，逼得我不得不從香港再聘我過去教過的學生，因為香港的學生可以直接接軌，可是聘用的我們內地的學生就接不了軌，四年下來等於是沒學，我還要從頭教到尾。我哪有這麼多時間？所以我的幾個研究助理只好開課，對新進來的研究人員進行再培訓，把他們過去這四年浪費的時間補回來。 總體來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進一個制度、一個紀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主。台灣的教改為什麼失敗？因為他們引進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麼行呢？如果一個學校裡面有60％是比較差的教授，一人一票的結果就是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們可以聘用他們的朋友進來，聘用最壞的人進來，這就變成了惡性循環。你說香港民不民主？夠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學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數幾個最傑出的學者來做決策，而且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請最好的教授。比如說張維迎的老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他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講座教授，歐元之父蒙代爾也來香港中文大學了，他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們的薪水並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華的教授高，那他們為什麼願意來呢？就是因為他們到香港這個環境之後，發現在這個環境裡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我再舉個例子，在2004年，也就是國企改革大討論的時代，我當時是非常困難的，比如顧雛軍告我之類的，我們內地很多學者，還有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都在罵我，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從來沒有一個人過問我這個事，學校給予我絕對的尊重與學術自由，這讓我非常感動。這種對尊嚴和學術自由的尊重，在我們內地的教改上體現出來了嗎？顯然沒有，我們內地的教改都是在折騰教授，都是細枝末節的技術型的改革。 香港進行的大學改革相對內地、台灣而言應該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開玩笑地說香港的大學特規範，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如果想做事，那就什麼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說，因為特規範，所以做事難，它把優秀的英國統治時期的以學生為主、尊重學術自由的教育體系保留了下來。台灣跟內地的教改基本都失敗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沒有找對主體，亂改一通，既不以學生為主體，又不提倡尊重學術自由的風氣。 實際上在大學裡，教書育人這一關是最重要的。我們現在培養出來的很多學生“產品”是只講知識，既沒文化也不懂做人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首先我們內地的教授本身的這個操行就不是很得體，總是跟官場攪在一起，另外一個是學術做假，還有就是到各處去跑場子，根本不注重教學，這些都導致了學生這個“產品”比較低劣。我覺得教育的核心目的就是“育人”，現在不要說校長，就說班主任，一年能夠到你的宿舍裡面去幾次？他們跟學生見面的機會都很少的，怎麼“育人”啊？現在的大學，就是大樓。一個校園裡，到處都是大樓。你去中關村一看，哇，北大、清華全是高樓大廈。如果以硬件為標準的話，它們都可以排全世界第一的。劍橋大學跟它們根本沒法比，劍橋裡都是破樓，好幾百年的破房子了。還有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大一點，其他大學都很小。城市、理工就幾棟樓，科技大學就一棟樓。 1990年中國台灣進行了台灣教育史上最大改革，涉及到了教育的各個方面：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財政等。學習美國，設立大量的大學，最後台灣的大學錄取率高達120%，超過了應考的人數。提倡的所謂“多元化入學”，結果招生分數越來越低。大學聯考，2007年大學錄取率96.28%，最低原始總分為11.2分，平均一科2.8分。 2008年大學錄取率97.10%，最低錄取分數是7.69分。 2009年大學錄取率97.14%。而且整個大學缺額嚴重，2008年缺額4788人，2009年缺額6802人。從表面上看，校園更漂亮了，教學設備更新了，教授的管理更民主了，學校數量增加了，2004年全台灣有高校159所，88所都是教改之後設立的。
我們的台灣地區在經過教改之後，沒見有什麼收穫，反而學生的質量是越來越差了。請問這樣的校園民主化、研究經費增加、教授待遇提高有什麼意義嗎？不把學生放在首要位置的任何教改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所以說，我們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那就是完全忽視了“小大學”的理念。我們很多專家學者總是拿美國的綜合性大學來說事兒。說什麼哈佛、賓夕法尼亞、耶魯這樣的研究型大學的規模如何的大，這樣的學校又是世界一流，所以我們要建設“大學校”。提起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就讓人惱火，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實情況，美國的大多數大學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我給大家看個資料。根據美國權威的“高等教育編年”的統計，在全美2386個私立大學中，10000名以上學生的大規模的私立大學僅57所，5000到9999名學生的大學有95所。其他的都是小型大學。更重要的是這些小型的大學雖然規模小，但教學質量卻很高，很多小型的本科教育為主的院校招收的基本都是精英。再看看現在我們的高校，都是求大求全，隨便一個什麼學校，基本都是五臟俱全，什麼學科都有。行政機構越來越臃腫，管理呢，越來越官僚化，學生和教授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最後搞得教育質量也越來越差。 我在這裡想再次告訴大家，不以學生為中心的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雪莉·蒂爾曼不就說嘛：“小就是美！正因為我們不需要什麼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精力和資源來幹兩件事情，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情做到了極致。”他們實行的基本都是10到15人的小班導修制度，也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專注、這種負責任的態度，才打造了這個“小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地位。其實對於這樣的學校來說，人家是要錢有錢，要生源有生源，為什麼不像我們一樣大搞擴招呢？很簡單，因為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教育質量問題，如果盲目擴張，一心求大求全的話，結果會怎樣？我不說大家也能預測到。如果普林斯頓大學這樣做的話，估計也得不到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了。再看看我們，興建大學城、進行大學合併升級，忙得是不亦樂乎，自我感覺也好的不行，我倒覺得這恰恰毀掉了提高教育質量的可能。 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發現，美國的製度其實有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他們的核心既不是教授的福利，也不是大學的規模，而是學生的質且，再看看我們現在的改革，總是繞著教授的福利和學校的規模改來改去，從來都沒有搞明白過要改的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該如何改。 其實我們今天教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根本沒有確立一個正確的評估標準。也就是說，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尋找到一個正確的途徑，來解決教育財政資源的分配和評估的問題。在教育評估上，我們落後的可不是一星半點，我們比英國落後了105年，比中國香港特區落後了45年，比美國落後了31年。更可悲的是，關於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的社會大討論中，我們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絕對意義上的落後。 我們現在的教育財政撥款的根據是什麼？非常簡單，就是先經過一種簡單的公式，然後再加上估算就可以了。這種辦法是有問題的，有很明顯的缺陷。首先就是資金的使用率，我們的資金使用率非常低，知道為什麼嗎？就是因為對於學校來說，爭取到撥款是最主要的，也成了一個根本目的，至於怎麼用，用了之後能不能產生效益，根本就沒有人管，也沒有什麼監督機制，這就造成很多資金的浪費。除此之外，還有我們的撥款公式，非常粗糙，根本就反映不出來高校的實際成本行為，也看不出高校之間有什麼差別。我給你看看英國的撥款公式，就知道我們有多落後了。英國在撥款之前，首先是要計算一下你這個學校的標準資源，然後再計算實際上用了多少資源，最後要求二者差異必須控制在5%以內。那怎麼計算標準資源呢？他們把大學裡的所有學科分成了四大類，對不同類別的學科投放的資源權重是不一樣的，其中，醫學是4.5，工科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是2.0，其他需要實驗室、工作室和野外工作的學科是1.5，餘下的學科是1.0，說得通俗點，就是政府培養一個醫生所要投放的資源，是商學院學生的4.5倍。之後英國政府才考慮其他一些額外的補助。這樣的標準最大好處是什麼呢？就是高校根本不需要為了建實驗室，或者為了爭取必須的資源而天天跑項目、申請經費。你去類似制度的中國香港高校轉轉就知道了，香港高校的計算機實驗室用的都是最先進的電腦，而且數量也很多，對於工程學院來說，幾乎每個學生都有一台，而商學院就沒這麼好的計算機房了。讀者知道我們內地的撥款體係是以什麼為參數的嗎？很簡單，就是在校生的數量，而且這是唯一的政策參數，也就是說哪個學校的學生多，哪個學校就能爭取到更多的撥款。就是受這種經濟利益的驅動，才造成我們現在的高校盲目擴招。這種盲目擴張的結果是什麼？我看就是又多了一堆只會照本宣科的講師給學生唸書罷了。 我們還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就是應該由誰來對大學進行評估和撥款？要知道，對於沒有教學經驗的政府官員來說，他們是搞不明白大學應該如何評估和撥款的，而那些有教學經驗或者學校管理經驗的政府官員也不適合負責評估和撥款，為什麼？因為有利益的衝突，同時還有嚴重的學科偏見。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香港了，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成員都是非政府人士，包括一些海外專家、本地各行業的資深人士等等，他們是由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委任的，沒有政府代表，就是一個純粹的專家團體。因為這些專家基本不受政府的牽制，能比較自由地發表意見，所以他們的意見就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科學性和公正性，評估的結果自然也是最可靠的。 除此之外，如果由政府來評估和撥款的話，還有一個最大的局限。比如說，經過評估之後，如果商學院認為自己的核算標準過低怎麼辦？如果他們面對的是政府機構，估計就只能忍氣吞聲了，要不就得天天忙著跑項目，到處想辦法要領導的批條。但是在英國體制中，因為大學面對的是獨立的委員會，這些人都不是什麼終身製的官員，只是有限期的社會人士，那麼這些大學的不同意見自然就可以迅速、暢通地反饋到委員會來，委員會就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重新做出決策。 其實，媒體現在所說的，“深圳大學再次試水改革”，就意味著深大曾經改革過。 20世紀80年代，著名校長羅徵啟的幾個改革舉措，號稱是國內教育史上的No.1。學生交費上學、畢業生不包分配、教職工聘任制度、學分制度、勤工儉學制度全都是深圳大學20世紀80年代創造的。而且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校長羅徵啟就有一句名言：“高等學校的心臟應該是圖書館，而不是黨政領導辦公樓。”但是30年過去了，現在又開始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摸著石頭過河，就說明它又有回流，才出現了這第二次改革。我們整個教育體係都僵化了，你發現你要推動的時候，你往旁邊推一下它就又回到老路了。 我們教育體制的僵化程度比國有壟斷企業還可怕，還頑固。如果我們把大學類比成一個上市公司的話，那你要面對董事會、面對小股民、面對市場的壓力。有壓力才有動力，對不對？深大和其他很多學校有這個壓力嗎？深大的壓力來自於上面，是自上而下的動力，這就很被動了，如果要是上面不推，它就不往前走了。中國的大學都是絕對的壟斷，全中國的大學都差不多水平，都是這麼的僵化，這麼的壟斷，大家都沒有改革的壓力。 還有我前面提到的信託責任，如果是站在一個學生家長或者學生的角度來看又是怎樣的呢？我交學費，大學就要對我們負信託責任，我這個壓力通過什麼傳導？現在沒有傳導。如果貨不對版的話，比如說大學生畢業了，發現受過這幾年的學校教育之後，沒什麼用。那怎麼辦呢？通常的辦法都是企業重新培訓，也沒有什麼對大學產生壓力的傳導機制。所以現在國內的入職訓練就特別多，你看那些跨國公司就很聰明，反正知道你學了也白學，所以挑學生的時候，第一，看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如果是名牌的話，透過同學散佈在各行各業的校友，以後辦點什麼事就方便了。第二，他們基本上知道你這個大學的教育學生的方法，跟他這個公司能否對得上路子，其他的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培訓你，只要你有這個潛質就行了。所以，我們已經在大學之外形成另外一個市場了，就是重新培訓，如果這樣的話，就沒有什麼壓力傳導回大學，所以大學也不需要改革。 話說白了，我們的悲哀在於我們學生一個學期花個五六千塊錢，買一個牌子，買一個文憑。現實是什麼？是你有文憑也不一定能夠在社會上立足，但是你沒有文憑就一定立不了足，這也是一個壟斷的必然結果。因為能夠進大學的還是少數人，至少說明你得有一定的水平才能進去吧。中國的大學巳經壟斷到能夠搜刮全中國最好的學生，蓋上一個印記之後讓他們出來，經過一個在職訓練，然後讓他們適應公司的工作狀態。從整個流程來看，就是缺少一個壓力的傳導機制，沒有形成有效的壓力，因此大學是不可能改革的，改革也只是改個細枝末節，因此所有大學的改革還會重蹈過去的覆轍，改完之後還是一樣。 從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張維迎落寞的背影到現在，這只是改革的一個小的周期。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從1911年開始，我們中國大學的改革，剛開始模仿日本，後來模仿歐洲大學，再後來又對美國大學模式產生興趣，但是都沒有真正成功過，問題出在哪裡？就是缺少壓力的傳導機制。哈佛大學改革也不間斷，他們也是幾年一小改、幾十年一大改，他們教改從未間斷過，他們是怎麼改的呢？這個壓力很大的。我舉個例子，我就以商學院為例，美國很多的專業雜誌常常給大學排名，排名體括學生就業的情況、公司的反饋情況等等，每年都排名，通過這樣一個機制把信息回饋給學校，這給學校的壓力是很大的。因此在美國各個大學商學院，每年都在改革，而且是完全根據市場導向進行改革的，這是中美大學的一個區別。美國大學沒有圍牆，它跟社會有個良性的互動。而中國大學有圍牆，所以巨大壓力都被擋在了外面，中國的大學沒有什麼壓力能逼著它們進行改革。 但最嚴重的問題並不在於中國大學的圍牆讓改革的壓力進不來，而是透過這個圍牆，那些名利場都進來了。我們很多大學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成了官商俱樂部，各個衙門、企業各種因素都在裡面。但是我覺得比較樂觀的是中國大學的牌子雖然爛，但中國的大學生卻是一流的。他們可以去港台、可以出國接受教育，所以這個競爭就很重要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香港的大學進入深圳本身就是一個利好，因為這就是競爭，學生可以做選擇，他可以到美國去唸書，到中國香港去唸書，之後這個學校就有壓力，它就希望改革，這就是外部壓力讓它改革，這才是大學改革的動力。 阿爾佛雷德·錢德勒強調，規模所帶來的優勢並不是自然而然的。 首先，只有當面臨大型市場（19至20世紀，美國的公司與其他國家相比就佔據明顯的優勢）時，大規模的生產才有意義。 其次，即便你面臨的是大型市場，那麼也只有當你具備了保持你的工廠有足夠能力運轉所需的管理技能以及應付多個客戶所需的營銷技能時，投資大規模的生產設備才有意義。 美國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標準石油公司、西爾斯百貨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卓爾不群的重要原因是它們擁有不同的技術機遇，而不是它們具備全面地發掘這些機遇的組織與管理能力。它們通過有形的管理補充了市場這個“無形的手”。這種情況的一種結果就是許多公司擴大了規模，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具有許多個分支工廠，而是因為確保這些工廠實現高效生產的最佳方法就是既要重視原材料的生產，同時也要重視產品的分配與營銷。這種趨勢很遺憾地經常被共產主義的中央規劃師一味地效仿，他們認為，健康服務、假日別墅以及為工人提供食物的農場對於有效的生產就已經足夠。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位波蘭的工業部長告訴我說，克拉科（波蘭南部的一個城市）邊境的新胡塔鋼廠需要的只是加強周邊的防護以能夠宣布它是一個獨立的工廠。 《有形的手》於1977年出版，這恰巧是多變的經濟狀況開始限制錢德勒對美國企業的觀點的時期。在此後的25年中，越來越多的大型公司，尤其是傳統製造業公司，已經超越了那些小型的、靈活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更集中於關注核心的活動，並且通過其他方式與供應商協調，而不是通過完全的垂直融和。原因也不僅僅與技術有關。例如，不斷增長的國際貿易與國內競爭使許多公司更精明地開展各種活動。 本文摘自［英］保羅·西布萊特(Paul Seabright)的《陌生人群：一部經濟生活的自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