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三、不被西方話語忽悠

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說過一句名言：對於一個手中只有榔頭的人，他所看到的問題都是釘子。西方手裡就只有一把榔頭，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權”，當然其定義只能由西方一家來界定。西方用這把榔頭到處敲打別人，想以此擺平世界，實現自己政治、經濟等戰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過來，被擊倒者無數，但砸到中國這根釘子的時候，他的榔頭折了。為何折了？一是因為這把榔頭本身的質地不行，釘子還未砸下去，榔頭卻裂開了；二是這根釘子太硬，是五千年曆史鑄成的，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屬。這根釘子就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就是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那份底蘊和自信。其實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好東西，但如何界定這些概念，中國人有話要說，不能隨便被西方忽悠。

我曾在比利時一個國際論壇介紹中國對民主建設的探索。當時，一個美國學者不容置疑地對我說：“實行民主，就要採用一人一票的競選，否則就不是民主國家。”我回應他：“如果您這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麼美國1965年黑人獲得投票權之前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表情有點驚訝，顯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說：“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您對民主的這種過分狹隘的解釋，而是擔心您這種民主教條主義的態度。難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怎麼破產的？難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條主義給世界帶來多少災難？”他不服氣，問我：“丘吉爾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製度'，您不知道嗎？”我說：“丘吉爾這番話是他1947年在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講的，他本人則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他一直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採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爭議。西方主流話語一般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例如，在討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時，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幾乎沒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為多黨選舉制度。只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發現這些“民主國家”的民主品質普遍低劣，選來選去，選出來的幾乎都是投機政客，沒有優秀的政治家。這些國家有了名義上的“憲政”和“三權分立”，但無法遏制腐敗，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亂動蕩的國家則很多，西方國家對這撥“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遠。比方說，民主怎麼要花這麼多錢？花這麼多錢還能是民主嗎？花這麼多錢不就成了“錢主”嗎？不就是資本驅動的民主

嗎？這不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嗎？資本開路，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麼能有信譽？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連奧巴馬總統在其《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也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這種美國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了。以筆者之見，美國政治體制無法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此外，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實際上是民主異化的表現，這導致了許多頗為荒謬的情況。比方說，冰島人投票選出了哈爾德政府，但這個政府治國無方，把國家搞得破產了，這是不是代表了冰島人民的意志？希臘的情況也一樣，民選的政府只知道花錢，搞民粹主義，結果國家也破產了，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臘人民的意志？陳水扁執政八年貪腐氾濫是不是也代表了台灣地區人民的意志？法國思想家盧梭兩百多年前對這一類民主曾作過這樣的評述：“英國人民自認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但是盧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設計也過於理想化，實踐中難以操作。 持平地看，比較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但首先是“實質民主”，即體現民主的內容及其所要服務的價值，民主的內容就是要體現人民的意願，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該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這個探索的進程遠遠沒有結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進行的政治探索將具有世界意義。

我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希望到失望的國家，如泰國、蒙古、菲律賓、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另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國家，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肯尼亞、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現這樣的結局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非洲大部分國家至今還是部落國家，即人們對自己部落的認同高於對國家的認同，而多黨選舉制度產生的結果往往是強化部落衝突，導致族群分裂，甚至殺戮。阿富汗也是這樣，“民主”選舉出來的中央政府形同虛設，人們對自己部落的支持遠遠高於對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對教派（什葉派與遜尼派）和族裔（如庫爾特人）的忠誠也超過對中央政府的忠誠。伊拉克是一個只有2 300多萬人口的國家，但這場以推動“民主化”為名義的戰爭已造成了至少十多萬平民喪生（美國至今拒絕公佈多少伊拉克平民喪生，一個“民主”國家怎麼會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離失所，美國自己的陣亡人數也早已超過4 000，美國鼓譟一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最終也偃旗息鼓、煙消雲散，但留給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災難。

“橙色革命”後的烏克蘭，內鬥不斷，國無寧日，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亞努克維奇重新上台，標誌著這場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後的格魯吉亞為了南奧塞梯問題竟貿然開戰，迄今尚未從戰敗中喘息過來；“鬱金香革命”後的吉爾吉斯斯坦政壇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國家南北分裂加劇，民生非常艱難。 2010年4月的暴動和內戰又使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個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國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國統治了二十年，過去二十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後成了一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帶來的傷痛絕不只是肉體的，也是政治的。環顧整個發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通過實行西方模式而成為現代化強國的例子。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這就像說汽車是個好東西，因為汽車比馬車跑得快，誰都懂這個道理，但我們還要了解道路的狀況，泥濘的小路汽車就沒法開。另外，比汽車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還有很多，如高速火車、磁懸浮、飛機等，人類還會有新的創新。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後面還應加上一句“優質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變得更為深入和全面。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中國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還是回到開頭的那場討論吧。我說中國要大膽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這位美國學者則堅持民主國家就要遵循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個要素（選舉產生官員、自由定期選舉、言論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獨立社團、公民參與），否則就不能算民主國家。我說：“您這叫民主教條主義，南斯拉夫這樣搞，國家就解體了；蘇聯這樣搞，國家也解體了；東歐這樣搞，失望多於希望；第三世界這樣搞，一個比一個糟糕……中國的民主建設會參考西方的經驗，包括這六個要素，但也會大力發掘自己的政治資源，包括在中國有數千年曆史的'選賢任能'制度。”他問：“你所謂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麼？”我說：“我們還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內容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他搖頭說：“西方不會承認這種民主。”我笑了，並對他說：“這沒關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今天，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是不是要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你們再來承認？在民主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驗和實踐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時候還真不知道誰承認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