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政治經濟 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

第32章 二、和諧中道

“和諧中道”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創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認為,“和諧”概念由“中道”衍生而來。 “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也不是被動的中間道路,而是尋求積極的對立平衡,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在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中,這種精神得到了真正體現。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條積極穩健的中間道路,確保中國不再走極端,不再走任何激進的路線,從而使國家能夠在一個比較穩定有序的政治環境中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因素。我們的文化傳統歷來講究和諧文化,特別是人與人的和諧,人內心深處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巨變,這三個方面都出現了不和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少了,人的內心衝突多了,人對自然的破壞大了。現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某種意義上就是呼喚回歸傳統,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建這三種和諧。當一個社會經歷翻天覆地的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時候,出現不和諧現象恐怕在所難免,其他國家工業革命的時期也經歷過類似的問題。但是如何在社會發展的一個更高層次上建設和諧社會對我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但是中國有著“和諧中道”的深厚文化傳統,這為我們回歸和諧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源。一個中國人,只要懂中文,能讀能寫,“和諧”、“中道”、“與人為善”這些文化因子就會永遠溶化在他的血液中。這種文化底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的社會普遍渴望和諧,這是一種龐大的社會“需求”。今天的國學熱、中國文化熱、慈善事業熱、回歸自然熱,實際上折射出了我們人民渴望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渴望人內心的和諧,渴望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這種文化底蘊,一旦被激活,就會成為我們民族走向和諧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災就一下子激活了蘊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這種文化底蘊,我們的人民展現了跨越職業、地位、收入的大善、大愛和血濃於水的中國親情。這是一種偉大精神的“供應”。有需求,有供應,“供”“需”相呼應,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走向和諧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使我們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同時,重新找回中國人的心靈家園,最終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和諧、人道和溫馨。

中國社會需要和諧,國際社會也需要和諧。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問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國通過協商來妥善處理。但我們這個世界上總有那麼一些國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造其他國家,否則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戰後流行兩種理論,一個叫做“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種叫做“歷史終結論”,認為世界發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階段,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領世界各國走西方之路。 在這兩種理論影響下,美國推行著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諧。美國先是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入侵伊拉克,然後又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推行所謂的“顏色革命”,還在整個第三世界推動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亂成一團,成了美國反恐失控的心頭之痛;格魯吉亞的政治亂局尚未結束。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我都訪問過:烏克蘭選舉情況表明,親俄羅斯的人和親西方的人勢力旗鼓相當,結果紛爭不斷,國無寧日,整個社會無法和諧。吉爾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社會整合乏力,經濟停滯不前,整體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我們的新疆地區。至於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價值觀外交”,更是導致了很多國家政局動盪,種族和民族衝突激化,民生更加艱難。美國在世界上的聲譽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糟糕。

我有時也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在對外政策上,美國就絕對不願意推動國與國之間的和諧呢?我前後去過美國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從歐洲出發去的,得到這麼一種感覺:美國與歐洲的一個很大差別就是宗教勢力的影響更大。特別是“9·1l”以後,美國的宗教情緒越來越濃,禮拜天教堂人滿為患,由此而產生的就是一種更加強化了的美國“傳教士精神”,認定美國是上帝的“特選之國”,而且是“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加上前面說的“民主和平論”和“歷史終結論”,這一切終於導致了美國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傳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這個超級大國的這種心態不變,世界和諧恐難實現。 但是綜觀人類歷史,“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方式曾經導致了歐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戰爭,幾乎摧毀了歐洲文明。歐洲人總算從中汲取了一些教訓,但很多歐洲人至今還是不願意放棄所謂的“顏色革命”。美國則似乎還沒有汲取多少教訓。其實,任何一種宗教和理論,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極端,就容易變成原教旨主義,如果還要把它強加給另外一個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為它往往損害了一個民族的集體尊嚴,特別是如果這個民族曾經經歷過西方的欺辱,對西方有某種不甚愉快的屈辱記憶的話。

我們與人為善、“和諧世界”的理念和實踐已經為中國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和聲譽。近年一系列國際民意調查都表明,中國的國際形象好於美國,英國廣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國、美國和俄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問題,在22個國家進行了民意調查,肯定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的為48%,而肯定美國的只有38%,肯定俄羅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國大型民調機構皮尤中心在歐洲調查歐洲人對中國和美國的印象,結果包括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裡,人們對中國的印象均好於對美國的印象。對於一個如此迅速崛起的國家,大部分國家不感到是威脅,反而覺得是好事,這已不易。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中國軟實力的肯定。當然,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因為民調結果由於種種原因會經常變化,2008年西方媒體歪曲報導西藏事件後,西方關於中國民調的結果就出現了變化。美國近年來挑撥中國和周邊鄰國的關係也使這些國家的民調出現了一些變化。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不斷地壯大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我們無須為國際上民調結果的起伏所左右,而應該謀長遠,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

“和諧世界”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淪。我們在和西方交往的時候,可以據此而指出他們極端主義傾向的不智。比方說,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動民主,我們就可以好言相勸,你這個方法太極端了,效果不會好,說不定還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你真的關心人家的民主,建議你分三步走,先幫人家發展經濟和教育,再幫人家建設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最後人家產生了對你們這種民主制度的內在需求,你再幫助別人,也不遲麼。要人家一步到位,怎麼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歷史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你要讓別人向你學習,最好讓人家採用中國提倡的“和諧中道”的方法來學,其結果一定比你們現在的方法好。實際上,在西方moderation(溫和)也是一個褒義的概念,和我們的“中道”觀念相通,只是他們一旦自我感覺好,就忘了這些,我們可以提醒他們。最終也只有當中國、西方和世界各國都攜起手來,取長補短,真誠合作,才能共同對付整個人類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建設一個較為和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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