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三、也談人權

日內瓦有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開會，都會引來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關心日本“過勞死”的，還有支持同性戀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好一番熱鬧。外交官們也很辛苦，會場內外，忙來忙去，常常幾天幾夜睡不好覺，為了一些有爭議的決議草案進行沒完沒了的磋商，然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會場，不少人簡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樣子。這時如果會場上突然來了個“攪局”的，大家的精神都會為之一振。 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麼一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討論歐盟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內容涉及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應該獲得什麼樣的“授權”。 歐盟代表自我感覺良好，從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度，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決議草案，認為這個決議草案不應有任何爭議，故提議不經表決通過。這時老資格的埃及大使發言了，而且是代表著有57個成員（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蘭國家會議組織。他說，眾所周知，最近出現了丹麥畫家醜化真主穆罕默德的漫畫事件，西方一些國家以言論自由加以辯護，對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我們認為這是濫用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調查並向人權理事會匯報世界上“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構成種族或宗教歧視行為”的情況。

斯里蘭卡大使接著發言，他是科倫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講話總是那麼不卑不亢，像是在講堂上給自己的學生授課。他說這個修正案好，因為權利與義務之間要有某種平衡，否則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間就傳遍全世界，發達國家裡一些人可以以言論自由為名，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發展中國家內就會立刻出現罷工、罷課、罷市，甚至廝殺。埃及的這個修正案能使歐盟的這個決議變得更加全面。歐盟代表發言反對，認為這純屬另外一類問題，不應該放在這裡討論。 這時古巴代表發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責難和攻擊，所以能言善辯者不少。古巴代表說，這個決議案中有這麼一句話：“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應該在“行使”這個詞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個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傳來一陣笑聲，知道這句話把原文的意思給“閹割”了。歐盟代表堅決反對。最後主席裁定要進行表決。歐盟代表則要求休會，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變這種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買賬，大聲地說，主席剛才已經宣布開始了投票，根據議事規則，這個行為必須進行下去。歐盟代表無奈。表決的結果是：32票贊成，0票反對，15票棄權（歐盟成員等投了棄權票）。這樣，這個最初由歐盟提出的關於言論自由報告員授權的文件，變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濫用言論自由內容的文件，其意義非同小可。看來西方話語壟斷權在CNN和BBC等媒體中還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

言論自由是好事，但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確實應該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擔與自由相適應的責任，絕對自由，就和絕對權利一樣，會導致絕對腐敗。以言論自由為例，在西方大部分國家裡，歌頌希特勒也是違法的，挑動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個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幅度上，確實差異很大。中國言論自由總體上在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況，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是個大趨勢，隨著網絡世界的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 剛才提到的這個濫用言論自由的問題，在2008年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激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慨。西方媒體應為此承擔自己的責任。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濫用，煽動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鐵託在世的時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眾，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處，但後來這一切被西方推動的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所否定，各個族群隨即都開始強調自己的權利，民粹主義政客一個接一個被選上了台，結果導致了族群廝殺和國家解體。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少數民族只佔中國總人口的8％，但他們居住的面積涵蓋了大半個中國的領土。在言論自由的界定中，我們一定要禁止煽動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使一個團結的中國變成一個分裂的中國。

2008年8月，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際，在羅馬也舉行了一場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討會，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中國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養成了指手畫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中國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國家迅速崛起，雖然仍面臨不少問題，但總體效果遠遠好於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就像爭取奧運會金牌一樣，如果你只認可西方一種模式，那麼一個發展中國家大概只能落得個印度的水平，但當你把東、西方的長處融合起來，就出現了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這對中國的人權事業和其他方面的進步都有啟迪。 記得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曾這樣問我：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麼看？我說：“第一，討論中國的人權，一定要先問問中國人，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否則您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您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與您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4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中國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錶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民眾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的時候，既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的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不要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確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糾正和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從西方借鑒不少好的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權利和您的英國婦女同胞的權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這麼五個特點。第一，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這後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們採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的人權標準，而是聯合國確定的人權標準，美國的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近5 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討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採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較健全、律師數量充足的國家裡比較容易做。而在法制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據我觀察，應該在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注意通過政治方法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界還在爭論這屬不屬於人權，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並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就此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成為人權。

第三，西方總是說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中國人則認為這是荒謬的。中國人的哲學觀決定了，有個人的，就一定有集體的，這是哲學上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缺一不可。實際上西方也很重視集體的權利：西方過去和中國簽訂了那麼多不平等條約，代表的就是西方國家和國民在華的集體權利。治外法權就是集體權利。美國過去製定種族隔離制度也是為了保護白人在各個方面的集體和個人的特權。人權中的民族自決權就更是集體權利了。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也有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最終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藉口，這個擔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反過來看，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以丹麥漫畫家“惡搞”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作品為例，多數伊斯蘭信徒認為他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損害了10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種比較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兼顧自由與責任、個人和集體權利。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哲學觀對於人權理念未來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四，中國認為實現人權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有正確的優先順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實踐證明，中國把以人為本、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事業作為核心人權來優先推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這麼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利壓倒一切，但結果令人失望。在一個貧困的國度裡，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飢餓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部隊來維持國家秩序。甚至在相對發達的國家裡，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其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在具體的人權問題上也一樣，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比方說，一個政府現在有1 000萬美金，這筆錢可以用來改善大學生的宿舍，可以用來改進監獄犯人的居住條件，也可以用來建設廉租房，這些用途都屬於改善人權，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作出最合適的安排，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權的優先順序時，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麼是普世價值，什麼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著他走，這是沒有道理的。比方說，歐洲國家認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權這個普世價值，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接受這種解釋。歐洲首先應該去說服美國人接受這種觀點。 2008年3月，荷蘭外長弗漢根（Verhagen）來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介紹荷蘭的外交政策，提到歐洲人權價值觀中包括保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的權利，他還點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蘇丹、也門五個國家的名，指責這些國家對同性戀者判處死刑，並說世界上還有85個國家把同性戀定為犯罪行為。如何評價各國法律對同性戀的立場是一回事，而荷蘭所認定的這種所謂歐洲價值是否屬於普世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世界上多數人來說，荷蘭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別人還跟不上。這些權利代表了荷蘭和歐洲不少國家內部人權的主要關切，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許多更緊迫的人權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為什麼要跟著早已進入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來確定自己的人權議程呢？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更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0多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麼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西方消耗著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資源，但自己的人權問題還是不少，西方還總想壟斷人權理念的解釋權和世界人權議題設置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真有點說不過去。歐美有這麼多移民工人，但為什麼沒有一個歐美國家參加聯合國的《移民工人公約》呢？為什麼不少歐洲國家裡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連戴面紗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麼西方不能帶頭改變其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從而讓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環境權呢？為什麼美國至今尚未加入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呢？為什麼歐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這個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質的大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地位呢？荷蘭和英國女性的工資比男性的工資平均要低20％到25％，法國低10％左右，這是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的統計，而且這些數字與10年前的1994年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德國在這個方面的差別還擴大了：由20％上升到25％，美國的差別也在20％以上。 （順便說一句，日本和韓國差別更大，日本在40％，韓國在45％左右，說明這些國家婦女權利還大有改進的餘地，福田首相2007年訪問北京時對中國女大學生說，你們可以來日本介紹男女平等，這不完全是客套話。） 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正未有窮期，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豐富的“人本精神”，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無數國人和北京奧運會的無數志願者都展示了這種可貴的精神，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就像中國奧運軍團的崛起，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學習、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注入更多的中國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