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四章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

讀西方人過去寫的歷史，會發現整個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話語權的歷史，其背後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數百年之久的強勢地位。法國哲學家福柯不無挖苦地說：你談論什麼並不重要，關鍵是誰在談，話語的強弱是由話語者的強弱所決定的。既然西方數百年來一直處於強勢地位，那麼其話語地位也就自然佔了主導地位。當年歐洲人企圖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年歐洲人販賣黑奴，其解釋就是那個時代誰都這麼做；當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貪婪掠奪，其解釋就是為了傳播現代文明；後來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也都經過了詳盡和理性的科學論證。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變了，西方也變了不少，雖然在話語權問題上，西方話語仍占主流地位，但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正在出現，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源於西方的觀念，只要不被濫用，都是好東西。中國人過去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辱，堅持的也是這些理念，並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它們的內涵。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進程中，它們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其解釋權也屬於各國人民，而非少數幾個國家。否則就可能出現各種荒謬，比方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使4億多人脫貧，會被認為與人權進步無關，而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無數生靈塗炭，則被看作是捍衛人權。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崛起，那種誰擁有強權就擁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這里首先要糾正一個歷史偏差。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 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裡，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台，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的確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們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不少還擁有黑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製度。這套踐踏人權的製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1870年左右開始，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對財富的掠奪，歐洲主要國家經歷了迅速的經濟發展，但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當時的歐洲各國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遭受重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幾乎毀於一旦。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比較文明的歐洲實際上是僥倖才保存下來的。這種僥倖包括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沒有發明原子彈，包括了俄羅斯民族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以3 000萬人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同時也幫助捍衛了歐洲文明。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像一些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法西斯進攻面前紛紛投降的話，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輕易地拿下中國，然後與德國分進合擊拿下蘇聯，再以中國和蘇聯的巨大資源為後盾來稱霸世界，歐洲文明還能保留多少？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在西方還遠遠沒有得到承認。英國首相丘吉爾1945年和西方領導人交談時，對中國根本就不屑一顧，提及“中國人”，他用的還是那個對華人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說，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都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 但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直到最後實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於1960年代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上面對普世價值來龍去脈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第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確認的歷史並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開始，那麼也只有40多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只多十來年。所以普世價值還是個新鮮事物，需要我們共同呵護，中國為其作出自己的貢獻也正當其時。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採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態度，認為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的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於當時的西方。西方整個文官制度也是從中國借鑒來的。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詮釋。伏爾泰特別讚賞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爭打了上千年。

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民族魂，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對新的普世價值的形成，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