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二、從丘吉爾的名言說起

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和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自己內部消化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穩定，並使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中國究竟怎麼做到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過兩本英文專著探討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評論，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2007年底，美國有影響的《新觀點》季刊把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茨、亨廷頓等人的文章編在一起，出版了一個探討全球化有關問題的專刊。其實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麼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為什麼西方自己的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收效甚微，而中國沒有採用西方的模式卻能夠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時間不過是歷史的彈指一揮間，中國卻發生了巨變，整個世界為之驚訝，稱之為“中國奇蹟”，我們的經濟總量增加了18倍，我們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但奇蹟也伴隨著問題，引來了爭議，甚至非議。至此，我想起了英國大政治家丘吉爾在1940年代評論西方民主制度時說過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別的製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與其他制度相比較，民主制度儘管有很多問題，仍然是最不壞的製度。但丘吉爾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說這番話的。他本人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比方說，他堅決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採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現在丘吉爾的這句話，已被不少人抽離了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文化條件，變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聖旨，甚至導致了民主原教旨主義，結果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不少麻煩。丘吉爾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話，看到世界上這麼多諸如菲律賓、海地、伊拉克這樣的劣質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還有4.2億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不知他老先生會有什麼感受，但這是後話。

我這裡只想套用丘吉爾的句式說這麼一句話：中國發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問題和抱怨為證），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別的模式似乎還沒有中國模式好，也就是說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可能屬於最不壞的發展模式。當然，我把中國模式看做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也就是說，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還沒有比東亞（“四小龍”+中國）模式更好的模式。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採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乾預，實行赶超戰略，雖然也出現過各種嚴峻的問題甚至危機，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其他模式還無法比擬。與“四小龍”相比，中國又同時完成了現代化事業起飛和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還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具有“四小龍”所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中國發展模式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自然也更為深遠。

中國發展模式雖然衍生出不少問題，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別是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中國模式還真是不錯。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艾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 “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海嘯，使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10到20年。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攤上了這三個餿主意中的任何一個，後果將不堪設想。多虧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