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戴國芳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瀰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戴國芳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衝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準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戴國芳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戴國芳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第一場大討論是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的重型化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複蘇是一場民營企業崛起的歷史，這些體制外的草根工廠在沒有任何資源和工業背景的情形下，從鄉間萌芽，自輕紡和快速消費品等“輕小集加”型行業入手，漸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到2001年前後，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擁有最大量的產業工人和產業資本，在很多行業，“國退民進”已成一種趨勢。也就是在這一時刻，隨著住宅、汽車、電子通信等終端需求行業的增長，市場對上游的能源產業，如對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等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從輕型化向重型化躍遷的必然調整。向來嗅覺敏銳的民營企業家無疑意識到了這個重要的轉型，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們開始紛紛向一直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禁臠”的上游產業挺進。在這一群體中，戴國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針對這一活躍景象，經濟界和傳媒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上游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應該由國有企業唱主角，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入場攪局。有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些產業根本不可以市場化，應當由國家來壟斷經營。另一種觀點則為此歡呼不已，《中國企業家》雜誌在一篇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營企業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託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
第二個與此頗有關係的爭論是，中國到底是否應該走重型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的主角，是國內兩位元老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和吳敬璉教授。厲教授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在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佈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
吳敬璉則對厲以寧的“重型化階段在中國不可逾越”論提出異議。他認為，經濟結構在向重型化工業方面轉化，其調整的主力其實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原因有兩個：其一，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其二，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吳教授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而且，現階段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不應選擇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產業和小企業的發展。
厲以寧與吳敬璉觀點的對立，事涉中國經濟的成長路徑，也對日後評判鐵本事件有宏觀上的參照意義。
當戴國芳在常州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著這兩場與他干係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讀書看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項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戴國芳憨憨地笑了。他沒有聽出“如果”那兩個字裡隱藏著的萬千玄機。
戴國芳的一句“赶超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國家而言，曾經意味著一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國力強盛的象徵物。冷戰期間，美蘇對抗在相當長時間裡其實是一場關於鋼鐵的競賽，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了“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而美國在鋼鐵工業上的投入也不遺餘力，很多年裡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鋼鐵大國。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對鋼鐵也情有獨鍾。在綜觀天下大勢後，他總是以鋼鐵為最重要的指標，並尊之為“鋼鐵元帥”。正是基於如此濃烈的鋼鐵情結，毛澤東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國家戰略。 1959年，他提出赶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在這一赶超目標下，他發動了“大躍進”，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帷幕，國門開放，百業俱興，第一個被引入中國的大型項目，便是上海的寶山鋼鐵廠。這一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的中心議題，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就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后，總投資達214億元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根樁，它被國內外輿論視為一個具有像徵意義的工程。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鋼鐵工業一直處在快速膨脹的階段，年均產量增長超過20％，1992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
2001年之後，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一步造成了鋼材的全面緊缺，中國全境再掀煉鋼狂潮。大型國有鋼鐵公司紛紛宣布投入巨額資金開建新項目，地方的中小型鋼鐵工廠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鋼鐵業原本是一個巨額投入、長期產出的行業，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動下，它竟成了一個可以短線投機的暴利型行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流傳著“五個一”的說法，“生產1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100萬噸的產能只需1年建成，1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讓其他行業的人聽來近乎傳奇，就連一向被視為暴利行業的房地產業的企業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万科地產的當家人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請問我們的企業家，你們當年搞輕紡和一般製造業的時候得多少年收回投資？現在搞重化工業投資竟然提出1年回收，那不是投機是什麼？”
有資料顯示，2002年前後，全國的煉鋼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平均規模不足年產70萬噸，其中200餘家的平均規模還不到年產10萬噸，“散、亂、小”的問題非常突出。 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同比增長96％。與鋼鐵行業相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最高決策層的共識。 2003年年底，宏觀調控的大閘終於拉下。
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製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再發文《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 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審計署、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就這樣，戴國芳和他的鐵本，被捲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驚濤駭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