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雛軍的每一起併購對像都是老牌的國有企業，而其談判過程之詭秘、成交速度之快捷都讓外界充滿了種種猜測與想像，而他本人似乎對此毫不掩飾。在一次與記者的交談中，他十分率性地說：“國有企業好進入，如果我不要的話，浪費也是浪費了。”
這些言論的發表，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在某種意義上，日後如龍捲風般爆發的災難是顧雛軍自己發動和醞釀的。
2004年8月，東征西伐的顧雛軍又手起刀落連續完成了兩起收購行動：他以1.84億元收購了商丘冰熊冷藏設備公司，並承諾投資15億元搞製冷工業基地；然後又收購了上市公司華意壓縮。這個月的9日，香港科技大學郎咸平教授在復旦大學演講，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直指顧雛軍使用“七板斧”伎倆，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席捲國家財富。數日內，國內各大報刊、網站將郎咸平的演講內容廣為刊登，輿論一時沸騰。
正在併購興頭上的顧雛軍顯然沒有意識到來者之大不善。他一貫喜歡用高壓和激烈的手段對抗外界的任何質疑，此次當然也不例外。 8月13日，顧雛軍向郎咸平發出了嚴厲的律師函，聲稱郎咸平的演講對其造成了誹謗。郎咸平在3天后召開媒體見面會，公佈了律師函，聲明“絕不會更改或道歉”，並控訴“強權不能踐踏學術”。 8月17日，顧雛軍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了起訴狀，以涉嫌誹謗罪起訴郎咸平。兩個相差3歲（顧雛軍出生於1959年，郎咸平出生於1956年）、都有著一頭灰白頭髮、性情都很剛烈的中年男人開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戰爭。
郎咸平對顧雛軍的諸多指責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收購過程中，格林柯爾與原來控股大股東之間存在關聯交易，“收購當年大量拔高各項費用，造成上市公司巨虧，第二年壓低各項費用，使公司一舉扭虧”。在這一條上，郎教授說對了事實罵錯了人，顧雛軍其實也算是半個受害者，無非他拿人公司替人消災，一肚子的有苦難言。二是動用科龍電器強大的現金流來完成各項收購。郎咸平通過財務計算得出，顧雛軍大量挪用科龍的資金進行收購，他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於加快國有企業退出的思路，將收購與改制打包在一起，僅用9億元資金就換走了價值136億元的國有資產，玩了一場雙方互惠互利的雙贏遊戲。
郎咸平由科龍現象得出結論：“中國在'國退民進'中出現的問題與當初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極為相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地侵吞國有資產。”此論一出，對顧雛軍的質疑很快升級為傳媒界、學術界乃至政界對“國退民進”戰略的激烈爭論。一時間觀點針鋒相對，一些學者認為郎咸平論點偏頗，對中國企業變革的大方向有誤讀，不夠寬容。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還發表演講，呼籲輿論環境要“善待企業家，不要把他們妖魔化”。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則為郎咸平大聲叫好，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左大培研究員等10多人甚至聯名發表聲明“聲援郎咸平”。這場大論戰頓時掀起驚濤駭浪，中國經濟界幾乎所有重量級的學者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護“顧”衛“郎”，鮮明對立，構成近20年來經濟理論界規模最大、火藥味最濃的一次大論戰。
局勢突變至此，顯然大大出乎顧雛軍的預料。在這場風波之中，他和格林柯爾成了雙方論戰的“道具”，尷尬無比。任何一位被公眾關注的企業家，其成長經歷如同一座由很多塊大大小小的積木壘高的塔，哪怕其中有一塊是不牢固的，都有可能造成整個積木塔的動搖或倒塌；而顧雛軍的經歷中又實在有著太多可疑的、經不起推敲和實證的“積木”，即便在平時已是搖搖欲墜，又怎麼經得起郎咸平們疾風驟雨般的追打拷問？
10月24日，“風暴眼”中的顧雛軍在北京的一次研討會上露面。他說：“我這次是莫名其妙捲進了不應該由我們企業界討論的事，再次當了所謂中國經濟改革爭論的一方，我根本就不想參加這個爭論，也不想討論這件事。”4天后，“不想討論”的顧雛軍卻再次高調作出了反擊。他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經濟研究所協辦，舉辦了“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研討會。會上，企業經濟研究所罕見地為科龍出具了一份驗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經驗的報告書。第二天，這個報告書的摘要以廣告的方式被刊登在各大財經媒體的版面上。顧雛軍頗有點得意地說：“外面很多評論讓我恍若隔世，彷彿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現在又是一夜之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沒有問題。”
從事後的效果看，這次研討會、報告書及軟文廣告起到了負面的效應。顧雛軍好像越描越黑，在公眾印像中，他顯然已經成了侵吞國有資產的符號化人物。就在研討會召開的同時，審計署悄然進駐科龍電器展開調查；11月，深圳證券交易所與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一起進駐科龍總部，對其財務問題進行集中核查。 2005年1月，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以關聯交易為名對顧雛軍進行公開譴責，科龍股價應聲大跌。
此時的顧雛軍兵敗如山倒。公眾輿論的指斥，終於影響到家電業務。在2004年的前9個月，科龍還產生了2億元的利潤，而第四季度劇烈滑坡的銷售把全年業績再次拉入泥潭。 2005年4月，科龍電器發布預虧公告，稱全年虧損約為6000萬元。 5月，中國證監會以涉嫌違反證券法規為名正式宣布對科龍電器進行立案調查。公司的正常經營業務頓時亂成一團。所有銀行均對科龍全面停貸，有的甚至直接截留經銷商的回款。從6月起，全國空調、電冰箱供應商陸續停止對科龍供應原材料，科龍生產線開始逐步停工。有記者前往科龍順德基地採訪，寫道：“半年前還熱火朝天的車間突然變得死寂，從空曠的生產線邊走過，彷彿嗅到了墳墓的氣息。”
這段時間，顧雛軍一直在北京四處奔波。他知道潰敗已成定局，現在唯一可做的是將科龍盡快出售，以求全身而退。他先後向長虹、海信等業內同行拋出繡球，不過他又明確地對外表示不會賣給TCL和海爾，因為“他本人不看好這兩家企業的發展”，即使身處絕境，此人亦不改張揚無忌、好指點江山的本性。 7月29日，顧雛軍突然與所有的部下失去聯繫，第二天他們被告知，“顧雛軍被佛山市公安人員帶走控制起來了”。
聲譽掃地的顧雛軍回天乏力，身陷囹圄的他，眼睜睜地目睹這些年來處心積慮得來的財產被眾人瓜分。 9月，他在看守所裡與青島海信的代表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這家山東的彩電企業最終以6.8億元的出價意外地成了科龍的新主人。收購合肥美菱是顧雛軍繼科龍之後最得意的手筆。 10月，上海的《每日經濟新聞》率先披露，老牌彩電企業四川長虹有可能收購格林柯爾手中的美菱電器股權，這項交易最終在2006年春季達成。被顧雛軍收入囊中的亞星客車也很快逃離將沉的大船，揚州市政府迅速凍結了格林柯爾所持的股權，一年後，東南汽車成了新的收購者。所有被顧雛軍染指過的公司中，襄陽軸承也許是受傷最輕的一家。顧雛軍被拘留的新聞一傳出，襄陽區政府就宣布解除與格林柯爾達成的股權轉讓協議，該協議一直沒有得到中國證監會的正式批复，此時因禍得福。
10月26日，中國證監會對科龍電器的調查結果正式曝光。該報告稱：“顧雛軍等人及'格林柯爾'係有關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龍電器財產累計發生額為34.85億元。”2006年1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對科龍集團的現金流走向進行調查，發現不正常的現金流量累計超過75億元。 8月，一拖再拖的科龍電器2005年的年報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這又是一個挑戰股東心理極限的數字：高達36.93億元的巨額虧損，一舉刷新了當年度內地上市公司虧損紀錄；牽涉93宗訴訟官司，數目之多也創下近年來內地上市公司涉案之最；公司的淨資產則為-10.9億元。
就這樣，從潘寧“被迫”退休的1998年冬天算起，7年之間乾坤倒轉，中國內地效益最好、最具現代氣質的家電企業淪落為一家虧損累累、官司纏身的“爛公司”。
在顧雛軍出事後，與潘寧有過交往之誼的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發表評論認為：“不是科龍改制才給了格林柯爾機會，而恰恰是沒有及時改制。科龍的主要教訓就是潘寧時代沒有及時發起並完成產權改革，否則顧雛軍就不會有入主的機會。”他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讀科龍的報導，被一個問題折磨：要是還由創業老總潘寧那一代人領導，科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嗎？知道歷史不容假設，可忍不住就要那樣想……科龍的結局似乎是時也，運也，命也。欲哭無淚。”
周其仁教授給專欄文章起了一個很特別的標題，這是嚴謹的經濟學家們很少採用的語式——《可惜了，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