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十五章1937年：沉船與拯救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十週年紀念日，而再過一個月，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十週年紀念。上海市中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近萬人湧進會場觀看慶祝儀式，並參觀了六個成就展覽。這時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顆“東方明珠”，全國金融業資產的四分之三聚集在這裡。 53％的對外貿易和25％的國內外航運通過這裡運轉，在現代製造業方面，上海是“民族工業的中心”，全國近4000家現代工廠中，有1200多家開設於此，無論是資本投資額還是使用現代新式機器、勞動力的規模，上海都堪稱第一。這一天的上海灘，到處洋溢著快樂的激情。但是，一本關注時局的雜誌《人民論壇》則刊登了一篇時評，題為《上海成立日慶典的幽靈》，作者寫到，“總有一個幽靈遊蕩在慶祝活動中：戰爭的幽靈。”
就在三天前，日本軍隊在北京附近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動了攻擊，它被稱為“七七事變”。從這一天起，中國捲入一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
8月8日，日軍攻入北京城。隨即長驅南下進擊上海，超過四百萬難民湧進租界，在後面的三個月裡，70萬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淪陷。 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日軍實施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超過35萬軍民喪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箭鋒直逼武漢，遙望重慶，東京宣稱將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戰爭爆發了。一切都變得身不由己。
在國家存亡的重大時刻，企業家們的事業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蠶絲在大風中飄蕩，大大小小的企業家跟那個時代中的每個中國人一樣，突然間與民族命運這個大道義站在了一起。
就在這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戰爭到來之前，中國商業界的人們在做些什麼呢？
先說宋子文和孔祥熙。就在戰爭爆發前的一個星期，他們做成了一筆效益超好的生意，7月1日，一家名叫揚子電氣的股份公司宣布成立，它收購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國營電廠——首都電廠。這是孔宋家族枚不勝舉的、利用權力、化私為公的經典案例之一。
在1928年，作為新首都的南京城的供電系統十分不足，以至於“燈光黑暗，為全國所僅見”（張靜江語）。南京在晚清時建了一家官辦的“金陵電燈官廠”，民國後更名為江蘇省立南京電燈廠，名為官辦，實際由民間資本經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當即將電燈廠作為“逆產”無償沒收，改名為首都電廠，它被歸入建設委員會轄下。隨後，政府將電廠抵押，從銀行套得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同時給予了大量的優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平價煤、低利貸款，甚至還以改善民生為名義由行政院撥款為電廠新增發電設備。在政策大力輸血、市場壟斷經營以及“首都效應”等多重利好的刺激下，首都電廠迅速壯大並實現了非常好的效益，在1928年劃歸國營的時候，電廠的固定資產僅有21萬元，到1937年就增至958萬元，增加了足足45倍，在很多年裡，企業的年均獲利率都在20％－25％左右，是當時國內效益最好的大型國營企業之一。
到1937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建設委員會以首都電廠需籌措巨額發展資金，而國家一時難以籌措為理由，提出將首都電廠以及無錫的戚墅堰電廠——它在1928年前也是私人企業，後被沒收歸為國營——向社會公開招收商股，“以提高社會投資”。這一建議在該年的4月1日獲得國民政府訓令批准。僅僅過了一個多星期，建設委員會就完成了首都電廠的資產評估工作。它還迅速擬定了具體招股辦法，主要內容為：第一，將首都電廠、戚墅堰電廠合併，組織揚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資本均定為1000萬元，除建委會各保留20％之外，其餘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辦理工作交給了一家叫做“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民營企業。
奧妙全藏在這家神秘的中國建設銀公司身上。它是1934年由宋子文親自創辦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他在被迫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之後，轉身就成立了這家企業，當時他看上去已絕意仕途，他對張公權表示“決計棄官就商，且具做'中國摩根'意願”。從表面上看來，公司是根據《銀行法》和《公司法》註冊的私營公司，但實際情形卻遠非如此簡單。公司初期的發起股份中大部分來自國家銀行與最大的十幾家商業銀行，後來漸漸都轉移到個人名下，特別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的名下，其中，僅宋子文就以敦厚、悅愉、嘉禾等不同戶名擁有大額股份。公司的股東乃至董事和監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財政經濟的高官，就是活躍於商界的金融大亨，或者本身就是身兼二任的人物，彼此之間很難劃清界限。因此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與政府保持著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建設委員會的委員長張靜江以及3名常務委員中的張嘉和李石曾二人既是建設銀公司的發起人，又是公司的股東，而且張靜江還是排名第一的監察人，張和李則都是公司的常務董事。 （建設銀的註冊股本金為1000萬元，其絕大多數並不出自股東的私人腰包，而是各銀行參股的數額，到了抗戰後期，宋子文等人以極低廉的價格，從國營銀行的手中收購了大部分股份。）
在建委會在招收商股的整個過程中，不論是擬具章程，還是吸收股份，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既未刊登招股廣告，又未對外公開宣傳。 5月14日，揚子電氣公司在上海直接對外宣布資本業已募足。 7月1日，兩公司正式宣告合併，新組建的揚子公司董事長赫然就是宋子文。就這樣，建設委員會將其苦心經營近十年的國營企業，以招募商股的名義出讓給了特殊的私人公司。
中國建設銀公司、揚子電氣公司的創立以及首都電廠的私營化過程，就是一個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資本侵吞國家財產的惡例，其運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國家利益的名義進行收購，然後將獲得的利益私有化。參與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他們有的是職業革命家，有的畢業於歐美最好的大學，有的是虔誠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擔負國家重建責任的同時，他們的心思卻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的財產積累上，而且採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盜竊手段。這與其說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倒不如說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惡。
這是一段讓每個人讀來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應該出現在這樣的地方。但是，它卻無比真實而殘酷地呈現出了那個政權的內在荒誕性。在某種意義上，即將開始的八年抗戰將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延緩二十年，卻也讓這個政權多活了八年，在戰爭結束後，它仍然執迷不悟——甚至變本加厲地在原有的製度軌跡上愈行愈遠，四年後，它就被人民拋棄了。
與官僚資本集團的骯髒不同，民營企業家們則正在自己的事業裡各自奮鬥。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將迎來一個不錯的年份。
榮宗敬正在與工程師們潛心研製新的機器，預計每月可造紗錠5千，每天可造新式布機8台，性能比日本、英國的同類機器還好，價格卻便宜一半。在過去的三年裡，榮家經歷了地獄般的煎熬，好在上蒼保佑，終於滾爬了過來，申新事業從上一年秋天開始重回正軌。夏天，榮德生的四兒子、21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了，去年他剛剛與出生無錫望族的楊鑑清結婚，7月1日，風華正茂的小榮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致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劃，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老榮笑著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70歲的虞洽卿儘管在商場上已不復當年之勇，卻也剛剛渡過了生命中的一個風光時刻。 1936年10月1日，為了祝賀他的70壽誕，上海市政府與租界當局決定將一條橫貫上海鬧市區的馬路“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自開埠百年以來，之前只有老買辦朱葆三享受過這一榮譽。命名典禮是在熱鬧的跑馬廳舉辦的，滬上所有名流都盛裝與會，由他創建的“華商體操會”還進行了300人的檢閱表演。在過去的十年裡，這位以“大調人”出名的寧波商人的人生髮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他的主導下，小老鄉蔣介石得到了上海企業家集團的支持，從而打下了天下，可是後來，他的江湖地位日漸被後起的張公權、杜月笙取代，他苦心經略的銀行和交易所先後都易手他人，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三北輪船公司一直發展不錯，現在以9萬噸位的規模成為全國最大民營航運企業。
作為上海銀行家中的倖存者，陳光甫的上海銀行是惟一堪與國營銀行抗衡的民營金融機構。到1937年，上海銀行的儲戶共計15.7萬人，按當時人口4.8億計算，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該行開戶。上海銀行之所以沒有被孔宋吞沒，固然有種種傳言，不過，它獨一無二、面向平民的存儲理念也許是孔宋等人無從掌握的理由之一。正是一般公職人員、職員、教師、自由職業者、家庭主婦、一般個體經營者等小人物，把上海銀行的儲蓄存款額從1915年的57萬元增至1937年的近2億元，這個數字約佔全國私營銀行存款總額的十分之一。在1934年的大蕭條中，正是因他的斡旋和助力，榮宗敬等民族實業家才躲過了滅頂之災。
在川中，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剛剛舉辦了創業10週年的紀念會。在10年時間裡，民生公司靠著精細管理和大膽的擴張戰略，由一個只有一艘小汽輪的企業發展成擁有30多只輪船、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公司，重慶上游至宜賓、下游到宜昌的所有華商輪船公司都被併入了民生系統，到1936年，民生開闢沱江航線，四川境內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隻出沒。在長江上，民生成了所有外資航運公司敬畏的對手，老牌的太古、怡和公司要求中國買辦每週提供民生的航運情報，以研究對策。 10年前的那個憤怒書生現在已成了一個精於商道的大企業家，惟一不變的是他仍然抱懷著深重的憂患感，在創業10週年的紀念會上，他說，“我所見著的還在這些事業的背後，在撐持這些事業的險阻艱難者，為了事業忘卻了自己，為了增加事業的成功，忍受個人的困苦。如果整個公司的人有這一種精神，就可以建設一樁強固的事業；如果整個民族有這一種精神，就可建設一個強固的國家。”
化工領域裡的范旭東與盧作孚一樣，正處在事業的巔峰期。 1937年2月5日，由他創辦的南京錏廠正式投產，生產出了第一批國產的硫酸銨。硫酸銨可以生產硝酸，製造炸藥。當時國事已劍拔弩張，消息發布，國人為之一振。在過去的10年裡，中國的純鹼產業在他手上孕生，從1927年到1937年，永利的純鹼年產量翻了3番多，“紅三角”牌純鹼遠銷日本、印度、東南亞一帶。在天津，永利鹼廠、南開大學和《大公報》被合稱為“天津三寶”，分別代表了那一時代工業、大學和新聞業的最高水準。永利鹼廠的主體廠房南北高樓聳入雲天，碳化廠房高32米，共有8層，蒸吸廠房高47米，達11層，不但是華北第一高樓，更是塘沽乃至整個天津的標誌性建築。范旭東的科學救國之心十分摯熱，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中國如其沒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來：不趁熱，不憚煩，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至心皈命為中國創造新的學術技藝，中國決產不出新的生命來。”從1930年起，他就想建設中國的硫酸產業，他向南京實業部提出報告，希望財政撥出2000萬，600萬辦鹼廠、800萬辦硝酸廠、600萬辦硫酸廠。然而，政府給出的批复公文卻句句空話，無一實事，讓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後來三年，他奔波於各家銀行之間，竭力融資促進這個項目，終於在1933年獲准成立南京錏廠，設計能力為年產硫酸銨5萬噸。 1937年2月的投產成功讓他非常興奮，他在日記中寫道：“列強爭雄之合成氨高壓工業，在中華於焉實現矣。我國先有純鹼、燒鹼，這只能說有了一翼；現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兩翼，我國化學工業就可以展翅騰飛了。”
在1937年的7月之前，除了中國的企業家們之外，絕大多數的外國觀察家也對這一年的中國經濟充滿了樂觀的展望。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4月份的報告中說，“不能不給予中國政府以積極的熱情，在農業、工業和交通等所有戰線上，發展的計劃正在推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一個經濟發展的時期現已到來。”英國駐中國商務參贊也在報告中說，“中國私人資本家是能夠使他們適應現代經濟需要的，這一點的表現在於私營華人企業，例如麵粉工業、紡織工業、電氣工業以及其他許多工業數目都見增長。這種增長體現了中國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數人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所抱信心。”
然而，7月7日的砲火打斷了這所有的一切。
榮家經略了三十多年的龐大產業聚集於上海和江蘇，全數都在日軍的砲火覆蓋之下。淞滬會戰時，日軍與抵抗的十九路軍在閘北和滬東一線展開激戰，榮家的幾家工廠都在戰區內，均為日軍攻擊的目標。
8月13日，申新五廠遭到攻擊，中日軍隊在廠區附近激烈交戰，工廠停產，日軍佔領廠區，所有設施全部被毀。隨即，申新六廠、七廠被戰火燒毀，多部機器紗錠被日軍拆毀；福新一、三、六廠被日軍強佔為辦事處和軍用材料的倉庫。設備最為先進的申新一廠、八廠被轟炸機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險遭不測。日軍把紗料當被子，機器和麵粉包被當掩體。
11月，上海失守後，榮家在上海的最強對手日本豐田紗廠——就是兩年前競購申新七廠未遂的那家日資企業——乘亂僱傭了一批日本浪人和流氓衝進申新八廠，用重磅榔頭把殘餘的126台精紡機盡數砸毀，車頭、馬達、油箱全部敲爛，皮帶盤、滾筒也都打得粉碎，還把倉庫裡的棉花、棉紗、棉布全都掠走。 11月15日，無錫淪陷，日軍搶走茂新一廠倉庫裡的4萬袋麵粉，然後放火燒毀廠房機器，大火燒了半個月，榮家的發祥地變成一片瓦礫。申新三廠曾經為國軍製造過軍用服裝，更成日軍報復對象，他們用硫磺火藥和柴油焚燒了工場和倉庫。
戰事中，無錫、上海兩地企業設備被毀紗錠18.7萬錠、布機2726台、粉磨36部，榮家產業三去其二。面對慘景，榮家兄弟束手無策，他們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盡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帶，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全部運出來給中國軍隊做軍糧。
范旭東的化工廠在戰爭中也幾乎全部淪入敵手。
盧溝橋事變前夕，日本軍艦已經開入天津塘沽港，范旭東恐有大變，當即組織人員拆遷設備，退出工廠。工程師們將留在廠內的圖紙有的燒毀，有的秘密保存，以為日後重建做技術準備。工人們拆散了石灰窯頂部的分石轉盤及遙控儀表、當時代表最新技術水平的蒸餾塔溫度傳感器以及碳化塔的部分管線。拆下來的儀器和圖紙分批乘船南下，經香港轉道武漢和長沙，之後又陸續轉移進川，成為大後方重建的重要財富。
1937年秋，日本軍部華北開發公司授意其下屬的興中公司奪取永利鹼廠。由於永利鹼廠在國際上負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過合法手續，“名正言順”地得到產權。興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幾次“拜訪”留守的李燭塵，大談“日中親善”，企圖與永利合作。李燭塵置若罔聞。刀根又請三菱公司出面商談，提出由三菱以民間財團的名義提供技術和資金進行，由兩家合辦永利。李燭塵以公司章程明文規定“必須是華籍人士才能入股”為理由拒絕。日方還不善罷甘休，又幾次找到范旭東，要求把永利鹼廠買下來。範答：“廠子我不賣，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本軍部終於失去耐心。 1937年12月9日，刀根拿著預先擬好的將鹼廠交給興中公司接辦的協定文本，逼迫李燭塵在文本上簽字。李燭塵忍無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風範，怒斥：“世界上哪有強盜搶了東西還要物主簽字的道理！你們做強盜也太無勇氣了。”第二天，日軍下令強行接管永利鹼廠。刀根及日本興中公司的人員進入廠內。范旭東在塘沽的產業就此全部落於日本人之手。
南京錏廠同樣沒能逃脫被奪厄運。這個剛剛建成的工廠已經達到國際水準，能夠生產製作武器所需的化工產品，日軍逼近南京時，有意將這個亞洲第一流的大廠完整保存下來，他們通過各種不同渠道，逼范旭東就範，只要他願意合作，就可保證工廠的安全。範斷然拒絕，答复說：“寧舉喪，不受奠儀”。
南京戰事打響後，范旭東下令將凡是帶得走的機器材料、圖樣、模型都搶運西遷，搬不走的設備也要將儀表拆走，哪怕是搬不走的主要設備或埋起來，或盡可能拆下扔進長江，以免為強寇所用。 8月21日、9月7日、10月21日，日機三次轟炸南京錏廠，廠區共中87彈，狼藉一片。與范旭東一起把工廠苦心建起的科學家侯德榜痛不欲生，他每天在被毀的車間裡轉悠，摸摸這，摸摸那，像瘋了似的，人人知他心碎，莫敢勸。直到南京淪陷的前夕，侯德榜才最後一個登上撤離的最後一班船，隨同者後來回憶，那天下雨，侯痴痴眺望工廠，全身盡濕，竟渾然不覺。
日軍進城後，三井公司將南京錏廠據為己有。 1942年，日人又將該廠的設備拆運到日本，安裝在九州大牟田東洋高壓株式會社橫須工廠，為日軍生產炸藥。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必將南下進攻上海、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內遷至重慶。這時候，局勢仍然十分危急，日本軍艦一定會沿著長江水路快速西進，攻克重慶也是指日可待。日本軍部的“三月滅國論”應是據此推算出來的。於是，如何阻斷長江，已成當務之急。如果要靠軍隊在水面上或沿線進行狙擊，幾乎沒有任何勝算。於是，沉船斷流成了惟一的選擇。中國的航運企業在這一時刻拯救了國家。
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最重要的輪船公司分別是國營的招商局和兩家民營輪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達公司。早在8月12日，國民政府就實施了“江陰沉船計劃”，三家公司的24艘船隻，計4.3萬噸，就被鑿沉於江陰黃山下游的鵝鼻嘴，其中，招商局沉船7艘，計1.37萬噸，占公司江海大輪總噸位的四分之一，三北和大達的沉船噸位分別為2萬噸和1萬噸。 “江陰沉船”原有兩個戰鬥目的，一是隔斷航線，讓日本軍艦無法從東海攻入長江流域，二是將長江內已有的日本軍艦“關門打狗”，可惜，這個秘密計劃被一個叫黃秋岳的漢奸出賣給了日軍，使得日艦趁著江面還沒有完全堵塞的時候，連夜逃出長江，計劃功敗垂成。黃秋岳後被砍頭示眾。
12月，日軍攻克上海、南京後，政府在江西馬當組織第二次沉船，1938年4月，沉船18艘，計2.5萬噸，參與企業除了上述三家外，還有民營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此後，在鎮海口、龍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鎮等長江水面又相繼實施多次沉船計劃。這一慘烈的自毀行動，成功地阻止了日軍沿長江快速西進的戰略，西部的抗戰大後方得以保全。在這過程中，招商局沉船佔總噸位的40％，虞洽卿的三北損去一半，杜月笙的大達全數損失。
在長江沿線，一艘又一艘裝滿亂石的鐵船自鑿沉淪，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禮。 “沉船”是一個極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國企業家在家國存亡之際，以自己的方式無比悲壯地展現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種拯救。
除了沉船阻敵，航運公司還承擔了運輸西遷軍隊和物資的重任。自晚清以來，中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流域，到1937年6月，全國（東北除外）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有3935家，其中，約70％集中在上海、武漢、無錫、廣州、天津等5大城市，其中僅上海就有1235家，佔總數的31％。戰爭爆發，上述地區先後全數淪陷，於是，能夠抓緊時間西遷多少企業關乎國運商脈。
各家航運企業原本在長江上為了生意打得不可開交，現在則拋棄前嫌，空前團結，大家在南京成立了“內河航業聯合辦事處”，並沿上海、鎮江、蕪湖、九江、漢口和長沙一線設置分處，統籌安排，日夜搶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三萬噸輪船被政府無償徵用。上海淪陷前，有146家企業以及1.5萬噸的設備，隨同2500名工人，先轉移至武漢，後來再入四川。
1938年6月，日軍調集30萬軍力攻擊中部重鎮武漢，中國軍隊組織100萬人進行抵抗，這場“武漢大會戰”這是抗戰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當時的武漢地區有中國最重要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和多家兵工廠，聚集在此準備向西內遷的企業256家，佔當時全國內遷工廠總數的55％，各種設備器材10.8萬噸。就在戰事激烈展開的同時，航運公司冒著炮火和空襲，日夜搶運，到10月25日武漢失守，絕大部分器材被轉運沒有落入敵手。
武漢失守後，長江中游航線全部被切斷，入川門戶宜昌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戰略目標。當時堆積在宜昌碼頭的商用和軍用器材超過12萬噸，此外還有油料1萬噸，各類公物6萬噸，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員、技術工人、大學師生和難民在3萬以上，不誇張地說，這裡幾乎集中了中國兵器工業、各類機器工業和輕工業的生命，是國家僅存的一口元氣。
這時候，日軍飛機天天轟炸宜昌，隨時有可能被攻陷，招商局、三北等公司已經精疲力竭，更可怕的是，距離長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情況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西運的重擔猛地壓到了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企業民生公司的肩上。個頭瘦弱的四川企業家盧作孚來到了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
當時，民生公司可用的輪船24只，按平時的運輸能力，40天大約只能運1.4萬噸，要將十多萬噸物資在一個多月內全部運往重慶，幾乎沒有可能。盧作孚召集人員通宵開會，他們參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經驗，決定採取分三段運輸的辦法，按照40天時間，設計出一個嚴密的運輸計劃，宜昌到三鬥坪為第一段，三鬥坪到萬縣為第二段，萬縣到重慶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才直接運往重慶。對船隻航行時間、物資裝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緊湊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將運輸能力發揮到極限。各單位則清理自己的設備、器材，配套裝箱，按輕重緩急，依次分配噸位。
長江三峽，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可以充分爭取時間，航運人員盡量不空耗一天、一點鐘，甚至一分鐘。搬運裝卸工最多時有2000多人，日後盧作孚回憶當時景象：“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的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上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的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的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的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那些日子裡，盧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揮中心，收發報機24小時不停地響著，上游各港口、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工作人員日夜堅守崗位，處理各種電文，所有電文都經他親手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每個環節都瞭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時運走多少噸物資和哪些船在運，知道每隻輪船在什麼位置，知道哪些物資在哪個港口卸載，知道哪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船……深夜時分，他則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遇到的困難。他鼓勵部下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拼命。”
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隻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為報效國家，盧作孚只收取極為低廉的運費，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一噸，而同時也在參與運輸的外國輪船要收300到400元。民生的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裡，日夜不眠的盧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砲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此次宜昌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蹟般地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三分之二機器物資，又過了20天，當長江水位降到沒法組織大規模運輸時，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廢鐵。
後來史家將盧作孚組織的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民國作家徐盈在《中華民國實業人物誌》中評價：“中國的敦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克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盧作孚也自認：“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鉅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軍人們的尊重，馮玉祥將軍在寫給盧作孚的一份信中稱讚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馮寫道：“貴公司人材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敦刻爾克大撤退”發生在“宜昌大撤退”後的1940年5月，當時，德軍橫掃歐洲，近40萬英法聯軍退縮到法國東北部的港口敦刻爾克，在10天時間內渡過英吉利海峽退到英國本土，為日後反攻保存了實力。）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付出了極大犧牲。整個抗戰期間，民生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 1938年以來，民生有9只輪船被炸沉、6只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
儘管招商局、虞洽卿、杜月笙和盧作孚使盡全力，可是因為失地實在太快，大多數的工廠並沒有來得及遷到四川內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為止，除上海、武漢遷出304家工廠外，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九江、蕪湖、濟南、鄭州、廣州、武昌、太原等地僅遷出42家工廠，青島、石家莊、廣州等地企業全部為敵所有。一直到1941年，各地內遷企業數總共為639家，約佔當時全國工廠總數的15％。
自太平天國戰亂後，儘管經歷了改朝換代、軍閥割據及蔣介石的北伐剿共等重大的政局變故，儘管中原大旱、長江黃河水禍時有發生，但是近80年來，中國並沒有爆發全國性的、持久的戰爭。這個古老的國家從來有超強的傷口自我癒合能力，人們總是能夠尋找到生活下去的辦法和勇氣。與曾國藩哀嘆“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的時期相比，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皇帝不見了，共和政體和新的國家治理制度已經確立，洋人不再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天朝”的驕傲已經喪失，新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觀念每天都在不斷地引進，擺脫了科舉牢籠的青年人和知識分子開始用前所未有的視野和角度思考自己的國家。
在經濟建設上，中國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據美國學者阿瑟·楊格在《中國財政經濟情況：1927至1937年》一書中提供的數據可見：到1937年，全國擁有了近4千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11.6萬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8.9萬公里的電話線和7.3萬個郵政局。廢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還清了大部分的外債，開始獨立行使關稅主權。中國基本形成了門類齊全、規模可觀的重化工業和輕工業產業格局。南京政府還完成了幣制改革，由一個“白銀帝國”轉型成了與國際接軌的金本位制國家。上海成為遠東最繁榮的金融和商業城市，北京、廣州和武漢都成為百萬人口級的大都市。中國的棉稻麥也基本實現了自給，經濟學家何廉說：“農業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之路”。中國還是外商投資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據侯紀明在《外國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1840－1937）》一書中的計算，到1937年，共吸引外資總額達25.6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裡僅次於阿根廷和印度－緬甸－錫蘭（在當時這是一個統一的英屬殖民地）。
問題當然也是一大堆。在把皇帝拉下馬後的第十六個年頭，一黨獨大的中央政府又回來了。軍人的勢力過於龐大，中央財政被軍事支出“綁架”。憲政改革的步伐十分緩慢，漸進式的改革思維總是被顛覆型的熱血理念所掩沒。曾經一度崛起的的民營資本集團被強勢的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聯盟打敗。國民黨與共產黨因政治理念的決裂而形成了武裝對抗的局面。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億計的農民沒有享受到任何的現代化成果，國家的任何進步或動盪都好像與他們無關。而在城市裡，新誕生的工人階層飽受壓榨，生活悲苦。在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黑社會是公開的“第二政府”。
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挫折感的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十分轟動的講述上海商界和市民百態的長篇小說，他的書名就形像地定義了當時的年代特徵：。十八年前領導了“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回顧這段時期說：“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知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滅損這二十年總進步的淨贏餘。”從來不會算金錢帳的胡博士居然用上了“淨贏餘”這樣的經濟學名詞，可見他的心裡是撥拉了一會兒“算盤”的。
在1937年，西方人對中國的觀感也與幾十年前大大不同，而且表現得興趣越來越濃。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Pearl·S·Buck）成了新的文學明星，她將在一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是她創作了一部關於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
賽珍珠的少女歲月是在江西廬山的一棟美式小木屋中度過的，她像一個中國人那樣地經歷了好年景和可怕的饑饉，經歷了血腥混亂的革命以及狂熱且不切實際的改革。她在書中寫道，“當我生活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時候，是中國人民給了我最大的愉快和興趣。當人們問我他們是何種人的時候，我回答不出。他們不是這或者那，他們僅僅是人民。我無法給他們下定義，正如我無法給我自己的親戚朋友下定義一樣。我與他們如此接近，曾與他們如此親密地一起生活過，無法給他們下定義。”
然而，隨著戰爭的爆發，中國成了一個被拋棄的巨人。日本侵華被西方輿論認定是一場他們不應該牽涉太深的“亞洲戰爭”。美國剛剛從大蕭條中緩過神來，那時的它並不像二十世紀中後期那樣，樂於當一個事事插手的“世界警察”，羅斯福政府只是表示了一下遺憾和譴責。英、法兩國不敢得罪已經與納粹德國和意大利結為軸心聯盟的日本，它們均做旁觀狀。西方世界對中日戰爭的立場轉變將發生在整整兩年之後，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同盟國需要在遠東有一個並肩作戰的盟友。
對中國局勢一直比較關注的是美國《時代》周刊，這可能跟它的創辦人亨利·盧斯出生在山東青島有關。 1937年1月的周刊第一次詳細報導了正在崛起中的共產黨力量。編輯在“編者按”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幾乎完全是神秘的，將近10年的時間裡，他們行踪不定，與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進行戰鬥。”向《時代》提供了這組報導的記者之一是埃德加·斯諾，他是極少數到延安採訪了中共的外國記者，10月，他根據自己的採訪手記，撰寫並出版了十分暢銷的《紅星照耀中國》。 《時代》還第一次刊出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照片，這是一個頭戴八角帽、神情沉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記者對他的介紹很簡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在今後的70年裡這家周刊將六次以這個東方政治家為封面人物，最後一次居然是在他去世了29年後的2005年。
到年底，《時代》周刊做出一個更有傾向性的決定，它將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Man of The Year”——選定為蔣介石，而不是連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或新登基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主編們引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一句話作為選擇的理由，它聽上去非常的奇怪，充滿了西方人的偏見：“中國近來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構成一個警告，更是一個最後的信號，即白種人的負擔將由一個更願意承擔的日本接過去。白種人在遠東的統治即將結束。”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賈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難，只有少數人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
年過七旬的虞洽卿沒有走。他思量再三，決意留下。 8月淞滬會戰的時候，百萬難民擠進彈丸之地的租界。虞洽卿再次擔當“調人”，他奔走呼號，發起成立上海難民救濟協會，自任會長，英商邁克·諾登為副會長，該會設30餘處收容點，按期支付代養金，先後收養難民8萬餘人，發放81期給養，共計970餘萬元。為了阻止日軍西進，他的輪船或被沉江或被徵用，全盡了一個公民的責任。日軍佔領上海後，對港口和海面進行全面封鎖，全市陷入米荒。又是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業公會開會，倡議成立上海平糶委員會，他懇請各公會先行墊款，以便購買南洋大米，保持物價平穩。為了避免運米輪船被日軍擊沉，他與意大利商人合開中意輪船公司，船掛意大利和中立國挪威、巴拿馬國旗。所運大米均按市價7折出手，差額由各公會捐款補貼，平糶米共辦30多期，被頌為善事。
也是在這段時間，各方政治力量角逐上海灘，象虞洽卿這樣的老牌商界頭面人物自然是拉攏的對象，他又收到了夾有子彈的恐嚇信。這是他繼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年的五卅運動之後，第三次遭到政治勢力的生命威脅。在充滿了詭異和動蕩的亂世，企業家總是被要求選擇立場。虞洽卿於1941年春离滬去了重慶。 1945年4月26日，他因急性淋巴腺炎突發去世，彌留時遺囑捐獻黃金千兩，“用以支持國民政府抗戰。”虞氏隕後，國民黨政府贈匾額一副，上書“輸財報國”四字，此匾迄今仍懸於浙江省慈溪市東郊伏龍山下的虞洽卿故居。數十年後，虞氏事蹟寂為人知，其老宅倒是因建築精巧而成當地的“重點保護文物”，偶有遊人踏春參觀，仰見此匾，只當是一塊尋常的、稱頌亡者的俗物而已。
榮家兄弟決定一走一留。上海淪陷後，他們的性命十分危險，畢竟在過去的那麼多年裡，他們一直是日本紡織和麵粉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最大敵人。兩兄弟決定分擔去留，較為溫和、一直駐守無錫的榮德生到上海主持總務，大哥榮宗敬先離開躲避一下。
1938年1月4日深夜，榮宗敬從榮公館的後門出走，乘上轎車疾馳黃浦江邊，在月色掩護下登上小火輪，悄悄逃亡香港。一個月後，65歲的他因焦慮過度，導致腦溢血突發，不治而逝，臨終遺言曰，“那些廠子，來之不易，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裡……你們好自為之，善自為之。”他的靈柩一直沒有入土，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家鄉無錫。戰爭期間，榮家在上海、江甦的所有麵粉、棉紗工廠，除了租界內的申新二廠、九廠之外，或毀於戰火，或被日本公司接管，或遭浪人砸毀，全無倖免。
此時，戰火由北而南，沿東南海岸線殘酷蔓延，這一線正是中國商業經濟最為繁華之地，自1870年的洋務運動以來，這個國家所積蓄的商業財富幾乎毀之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