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十四章1935年：大收編

1935年 很多年後，法國學者白吉爾評論國民政府在此次經濟危機中的表現，她寫道：“大量事實證明，國民黨政府對於發展私人企業的態度是相當冷漠的，在工商業蕭條的年份裡，南京政府竟然不願為瀕臨絕境的民營企業家提供任何支持，以幫助有關企業克服和渡過危機。” 榮家遭遇即是一例。榮宗敬因此很悲憤地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 “救榮”的一波三折，實在耐人尋味。 1934年7月4日，就在申新宣告“擱淺”的當夜，上海棉紡織業和金融界的大佬們聚集在榮宅召開緊急會議，榮宗敬身患重傷風，言辭之間涕淚縱橫，哪裡還見一年前那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壽公丰采。眾人均感棋局棘手，唯有政府出面施援可才能渡過難關。於是，大家公推榮德生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援，具體的方案是准予申新發行500萬元的公司特別債券，以政府予以保息。

當時的實業部部長是陳公博，他隨即派人赴滬調查，不久就端出了一份《申新紡織公司調查報告書》。報告大意是，認定申新的資產與債負相抵已經倒掛，並指責申新“無組織、無管理”，非速行清理債務和“改換經營組織”不可。因此，提議組成臨時管理委員會，由政府供給300萬元為營運資本，六個月結束，所有盈餘或虧損，併入公司債務債券內計算。報告最後認為，“倘今日仍以榮氏為中心，則外間已無信仰，中心無法可以維持。” 榮家對實業部給出的方案大吃一驚。明眼人一看，這就是要用300萬元收走榮家數千萬元的資產。陳公博還在報紙上公開表態，認為申新惟一的出路就是“收歸國有。”這一幕宛然兩年前的招商局案重演。 榮家兄弟當然不肯束手就擒，榮宗敬給蔣介石寫信，指摘實業部“不言救濟而言整理，不言調查而言估計，此中消息，實足令人寒栗。”在給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信中，他更是哀嘆說，“民商何罪，申新何辜。”榮氏的同鄉老友吳稚暉也幫著反抗，他在給陳公博的信中諷刺說，“中國吃豆腐者多，故冒險者少，弟雖個人決不敢效，實崇拜之至。”指白了說陳公博是乘火打劫。他進而說，“即如榮先生者，一個莽金剛，難免跌倒在眾小鬼之社會也。”吳稚暉是國民黨最資深的開黨元老之一，陳公博是共產黨“一大”代表，後來投靠汪精衛做了貳臣，因此，雖然對吳的辱罵惱怒已極，卻也只好唾面自乾。與此同時，全國棉紡織業也對實業部的提議群起反對，大家都知道齒亡唇寒的道理，申新一旦歸公，很快就會輪到自己了，無錫、天津、河北等地的紗廠聯合會紛紛通電行政院、財政部和實業部，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輿論。到8月，陳公博只好畏難止手，不得不將“由實業部整理”改為“由榮氏本人大加整理”，但是，發行特別債券等等，一概莫談。

這就是“救榮”的第一出鬧劇，榮氏想請個救援，沒有料到卻差點招進一個強盜。驚魂未定，第二出劇接著上演了。 榮宗敬為了擴張事業到處舉債，其中向英資匯豐銀行曾貸款200萬元，以申新七廠為抵押，到1934年12月，這筆借款到期，榮家無力清償，於是，匯豐提出公開拍賣七廠，這是一個擁有5.6萬紗錠、3000多工人的大廠。環顧國內棉紡織業，所有華商紗廠個個自保不暇，如果拍賣，勢必會落到日商手中。榮宗敬大急，他沮喪地對來訪記者說，“中國實業到此地步，前途實不堪設想。”接著，他說出了那句無比悲情的感慨，“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 在這裡，有一個疑惑需要說明，在危急驟然到來的時候，為什麼華商紗廠均陷困境，而日商紗廠卻會活得不錯？除了資本雄厚、技術和管理先進之外，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稅賦上的差別，這也是榮宗敬等人對政府至為不滿的地方之一。學者嚴中平在《中國棉紡織史稿》中舉例說，如果華商紗廠要用進口棉花，每擔先得交14至15銀元的進口稅，當棉花紡成紗後，每擔又要交8.5至11.63銀元的統一稅，這樣華廠的生產成本加起來就比日廠每擔要貴22到26銀元。據他的研究，華廠所承受的稅收和利息將近有日本人的五倍之多。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廠被匯豐公開拍賣，果然華廠無人應拍，日本豐田紗廠以225萬元一舉競走。消息一見報，頓時濺起軒然大波，國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寧可燒掉也不入敵手之慨。第二天，匯豐和日商前來貼接收封條，被工人用高壓水龍頭沖走。又一天，工會召開救急會議，推舉10個代表向政府請願，表示“廠存與存，廠亡與亡，不惜任何犧牲，誓死抗爭到底。” 全國實業界再度聲援，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會、上海總工會等紛紛表達抗議，上海的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更通過決議，“通告全市國貨廠商，即日起，對外商銀行實行斷絕往來，凡吾國上任，各須以身作則，切實履行。”國內各大媒體連日發表社論，一致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駐滬領事館出面協調，匯豐被迫同意解除拍賣，榮氏所欠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底全部還清。

榮家再逃一大劫難。七廠之困緩解，斷血之虞猶在。接下來的第三劇，出場的則是一個更強的人物。 到了1935年4月，國內銀行界天地突變——具體景象將在下文細敘——宋子文重新出山，執掌國營化後的中國銀行，宋榮關係一向不錯，榮宗敬多次登門求援，甚至寫下口吻極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無力，不能有所主張，請於公暇賜一電話，約定地點與時間，俾得趨前領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諾諾多時，一直不置可否。 轉眼9月，兩人再次面談，榮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傾耳聽著，突然。他用十分輕描淡寫的口氣說，“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裡每月2000元的開銷由我負擔。”榮宗敬當場目瞪口呆。 數日後，宋子文終於拿出拯救計劃，這竟是一個比陳公博還要苛刻的方案：中國銀行將申新所有九家紗廠全部收下，然後發行企業債券，以新債券還舊債務，所有債務分為營運貸款、不動產抵押借款、銀行錢莊無抵押借款、個人儲蓄存款和榮家存款為五等，依次進行償還，並內定中國銀行總稽核霍寶樹為申新總經理。宋子文給出的惟一誘惑是，申新所欠銀行和錢莊的借款利息均由一分減為五厘。此案等於把榮家從申新一腳踢出。

這是申新擱淺以來最大的危機，也是榮氏創業三十多年來最凶險的時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勢力遠非陳公博之輩可比，他蓄謀半年，赫一出手，榮家倖存的機會已經渺茫。當時擔任榮宗敬助手的是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擔憂：“政商合辦之事，在中國從未做好，且商人無政治能力策應，必至全功盡棄。事關股東血本，生死問題，非努力理爭不可。” 榮宗敬四處找人說情，竟沒有人敢於出面得罪宋子文。時間很快到了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裡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債權人開會，決定申新的命運。與會五人，分別是浙江興業銀行的徐新六、上海銀行的陳光甫、中國銀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寶樹。這時，榮家兄弟已如盤中之物，頹頹然而任人分食。

會議開時，陳光甫居然稱病沒有到，替他來的是往來部經理李芸侯。宋在桌上特地擺了個大蛋糕，是為慶祝時用的。 70多年後，榮家後人對歷史學者傅國湧追憶當時情景：會議是下午2點開始的，宋子文叫霍寶樹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問大家有沒有意見。最後，李芸侯發言，他講話有點結巴，但是意見卻表達得很清楚：“這個辦法，敝行不能同意。”宋驚問：“光甫已同意了！”李說：“這筆款子是我放的，所以歸我負責。照這辦法，我行肯定要虧本，還望宋董事長大力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李所謂的虧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銀行1200多萬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虧至少50萬元。宋說：“那麼如何辦呢？中國銀行也是同意的。”李說：“或者把上海銀行借給申新的款項轉給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是發行銀行，問題不大，我們行就承擔不了。”眾人聽了，臉色驟變，宋說：“這樣就不能再談下去了”。會議不歡而散，桌上的蛋糕沒有人碰過。

就這樣，靠著陳光甫的仗義，榮宗敬從宋子文的虎爪下悚然逃生。其後的半年裡，申新各廠時開時停，苟延殘喘，榮家兄弟如同兩個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騰，全靠本能求活。 1936年10月1日，榮家與中國、上海兩行訂立“委託經營簽約書”，保住了所有權。到秋天，委靡了兩年多的市場終於發生變化，棉花豐收，價格下跌，紗、布價格上揚，市場轉暖，停工的申新各廠先後開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虧為盈，榮家終於熬出生天。 榮家顯然是幸運的，在本次經濟危機中，國營事業集團通過接收、控股等手段進入到原本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大量輕工業領域，如煙草、麵粉、糧食加工等等。僅中國銀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紗廠，約佔華商紗廠錠子總數的13％。

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劉鴻生因從事多元化經營而導致資金困難，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銀根越來越緊。我有幾筆到期的押款，銀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國銀行接受抵押，幫我渡過難關，您看可以嗎？”宋子文冷冷地問：“你用什麼作抵押呢？”劉答：“我全部企業的股票。”宋以嘲笑的口吻說：“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紙了！”O·S·是劉鴻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後回憶說，這是他終生最難忘的一刻。 白吉爾說國民政府在危機爆發的時候沒有對民營企業施以援手，她其實只說出了事實的一半。事實的全部是，政府居然在這種危急情景下，完成了對民營資本集團的致命一擊，這是一場十分殘忍而精妙的戰役，數十年後復盤，仍讓閱者手心出汗、唏噓萬千。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國金融業的主動權仍牢牢握在私人銀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銀行只有中央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兩家，它們的總資產只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11.7％，其餘資產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銀行同業公會的成員手中，其中，資本最雄厚的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銀行的總資產分別為9.75億元和4.25億元，占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三分之一，是中央銀行規模的三倍，儘管官股在這兩家銀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經營權仍掌握在私股那邊。中國銀行的大股東、46歲的總經理張公權儼然是銀行業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為滬上企業家的新晉領袖。 張公權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二十年前就因領導中國銀行脫離袁世凱政府而一戰成名。他年富力強、視野開闊，而且很有政治抱負，此時的他不但手擁巨財，而且領導著上海銀行同業公會，辦有《中行月刊》等雜誌，處處展示銀行家的話語權。他對孔祥熙的赤字財政政策一向不滿，經濟危機爆發後，他再三呼籲政府應該把財力引導到幫助遭受蕭條打擊的中國經濟上，而不該拿去積壓在公債上，他不斷在媒體和股東會上發聲，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須徹底改變”、“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費的支出，有成效地厲行節約，將儲備用於建設，以增加國家的建設”、“投資不應再只是限於商業金融的中心城市，而應該指引到內地地區去。”他的這些言論當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肉刺，必欲拔之而後快。張公權在行動上更是讓孔祥熙十分難受，為了表示對中央政策的憤怒，他大幅減少公債儲備，從1931年12月的7200多萬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500多萬元，並公開聲稱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債。中國銀行的資產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23％，幾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範效應下，民營銀行對公債的熱情大大降低，孔的赤字政策眼看著難行其道。

就在經濟危機最為嚴峻的時刻，孔祥熙施展合縱連橫之術，突襲中國銀行。他知道憑一己之力，還很難將張公權擊倒，於是暗中聯合了兩大高手，一是連襟國舅宋子文，一是黑社會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財經界的影響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辭職後，不再在政府系統擔任職務，而是發起組建了一家名叫“中國建設銀”的公司——我們不久將知曉這家公司的主營業務是什麼了，他與孔祥熙的關係很平淡，甚至可以說矛盾重重，不過此次卻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戰壕中。 1935年2月初，孔、宋在漢口開秘密會議，確定了突襲步驟，此案得到蔣介石的認可。 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發請柬，邀請上海金融界和實業界的大佬們開會商議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有錢又有槍的杜老大邀約，誰也不敢不給面子。會上，作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拋出一個動議，他建議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組成一個“三行小組”，對陷入絕境的上海工廠給予“盡可能的貸款援助”。此議一出，當然引來實業家們的大歡迎，他們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的孔祥熙那邊，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張公權等人甫聞此議，一時間不知如何應對，如果反對，那就將與工廠主們勢同對立，如果同意，卻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張公權於是提出，貸款是當然的事情，不過要討論細節，並且，所籌資金應全數貸給工廠。孔祥熙當場一口答應。 15天后，實業界與金融界再度開會，還是杜月笙主持，為了形成輿論上的壓力，孔祥熙這次沒有到場，卻通過上海發行量最大的《申報》以電報的方式繼續倡議成立“三行小組”。此時，宋子文則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等組織中頻繁活動，還策動一些中小工廠主組成了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對銀行家集團形成了強大的催逼壓力。就這樣，上海企業家被人為撕裂成實業與金融兩個陣營，孔祥熙一時間成了上海經濟復甦的“大救星”。 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會，形成決議，由中國銀行牽頭組成援助財團，提供50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和一億元的抵押貸款。 3月20日，孔祥熙鄭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員會提交議案，決定發行一億元的以海關稅為保證的公債，張公權、陳光甫等人提出，此項公債必須用於援助實業界的抵押貸款，張還迅速開始安排貸款的有關細節事宜。 事件如果按這樣的邏輯演進，實業界當是最大受益者，銀行界儘管承擔了金融風險，也是應盡之責任。可是，接下來的峰迴路轉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就在一億元公債被確定後，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條讓人瞠目結舌的決定，政府出於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發它們的股票，一億元公債將不再按原來設想的貸給工商業者作救濟之用，而是要用來購買兩行的股票。孔給出的理由是，這樣可以增加兩家銀行的信貸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蕭條的困難。他並且以財政部的名義，指定了購買金額的分配，其中2500萬元和1000萬元分別購買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股票，3000萬元作為增加中央銀行的資本，剩餘的3500萬元作為彌補政府的欠債，對工商業的直接救濟貸款則一分錢也沒有。 這個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於，第一，銀行的定向增發沒有任何的溢價，第二，政府用來購買股票的錢正是它發行給銀行的公債。這好比讓豬吃自己的蹄膀。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股本分別為2500萬元和1000萬元，孔祥熙的增發購買計劃，讓政府一下子成了兩家銀行的絕對控股大股東。尤為霸道的是，孔祥熙直接宣布，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李銘、總經理張公權一起被免職，（在之前的中國銀行，李銘的董事長職務是像徵性的，實際掌控人為張公權。）張“升任”中央銀行第二副總裁——這是一個專門為他設立的職位，董事長和總經理之職由宋子文取代。根據中國銀行的章程，這兩個職務的任罷，需由董事會集體決議，孔祥熙身為財政部長，根本沒有這項任命的權限。孔和宋還一本正經地拍電報祝賀張公權升職，張以“勞累”為由拒絕到任，他讓人帶話給蔣介石說，如果孔祥熙這麼幹的話，中國銀行的鈔票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得一錢不值。蔣當然置若罔聞。 有意思的是，對於張公權的“升職”，在政府系統內惟一表示不同意的是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而他不同意的理由是，這麼大的事情，孔祥熙居然在之前沒有跟他有過任何的商量。斯人跋扈可以想見。 孔祥熙的最後一個難處是，他的任命最終還是要在董事會上進行表決。一些董事公開表示反抗。張公權日後回憶說，“既然股東們對這兩家銀行在私人管理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那麼，除了採用極端手段脅迫之外，政府是無法使股東們屈服的。”但是，孔、宋和杜月笙還是用各種明暗方式讓股東們屈服了，在3月30日的新董事會上，宋子文、他的弟弟宋子良和杜月笙都被增補進董事會，而代表私股的張公權、榮宗敬和周作民等人則出局。孔祥熙僅有的讓步是，答應由宋漢章出任總經理，而董事長還是由宋子文擔任。 在強行清理了張公權之後的一個月，交通銀行董事會改選，孔祥熙的親信如法炮製地再下一城。就這樣，中國、交通兩大銀行盡入官家之手。 事態演變之此。孔祥熙的棋居然還沒有下完。當時上海金融界，除了兩大行，還有中國通商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三家較為重要的民營銀行，它們的資產都在一億元左右。孔祥熙繼續鏖戰。他拿下這三城的手法就要簡單多了，在三個月中，他挾央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資金實力，大量囤積通商等三行的通貨，然後突然一下子拿出來要求兌現，此舉行同擠兌，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當然無法抵抗，於是只好乖乖投降。 中國通商銀行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家銀行，創辦人是盛宣懷，此時的董事長是盛家親信、幾年前因拒絕“捐款”而被蔣介石通緝過的傅宗耀，杜月笙親自找他談話，後者很知趣地讓出了董事長職務，杜取而代之。四明商業儲蓄銀行是蔣介石老鄉“寧波幫”的資產（以寧波的四明山為銀行名），董事長為孫衡甫，實際控制人是“四·一二”事變中出過大力的虞洽卿等人，孔祥熙照樣不留情面，新任的董事長是財政部國稅局局長吳啟鼎。三行中資產最多的是中國實業銀行，董事長是當過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的龔心湛，孔強迫他辭職，由國民黨人傅汝霖接替。此三行中仍有一些私人股東，在後來的十年時間裡，孔祥熙控制的董事會竟然長期不分紅利，在最多的年份裡，每1萬元股本也就分300元利息，隨著通貨膨脹，私人股東的收益幾乎為零。 在這場大收編中，惟一漏網的重量級民營銀行是陳光甫的上海銀行。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劍橋中國史》給出的解釋是，“陳、孔在美國留學時是同學，有人說兩人是親兄弟。”另外更具說服力的解釋有兩點，其一，在1927年蔣介石進上海的時候，陳光甫的“募資首功”實在太大，他與蔣、宋、孔等人的私交非同尋常。其二，陳光甫與美國政府和金融界的關係十分密切，時任華府財政部長摩根韜是陳的密友，1935年5月，陳曾率中國財政代表團訪美，與摩根韜簽訂《中美白銀協議》，他是中美財經交往的最可靠的管道，於是他被當成一枚“外交棋子”保留了下來。 半年之內，孔祥熙利用經濟危機的“大好機遇”，一舉收編上海五大民營銀行，張公權等人潰不成軍。中國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轉，國營資本在全國銀行中的資產比例從不到12％猛增到72.8％。孔祥熙的“手術”做得十分徹底，10月，一直是中國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團組織和喉舌的上海銀行同業公會改選，領導權從職業銀行家手中被剝奪，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選為理事，公會徹底變色，從此淪為政府的一個附庸。 於是，到11月3日，孔祥熙宣布進行法幣改革，規定從次日起，全國的貨幣統一為法幣。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一、統一貨幣發行權，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這三大銀行擁有印鈔權，其餘所有銀行都不得再自印鈔票。二、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均用法幣。三、廢除銀本位制，禁止白銀流通，三個月內，無論個人或企業存有的白銀都要兌換成法幣，全部白銀歸國有以充法幣準備金。四、法幣與英鎊、美元掛鉤，實行外匯本位。從此，中國確立了統一的現代貨幣體制和金本位制。 還有一個要記錄的細節是，就在啟動法幣改革的兩個月後，孔祥熙又匆匆宣布新增第四家印鈔銀行——中國農民銀行。這也許是商業史上最奇特的銀行，它的直屬上司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實際控制者是大家聽到名字都要筆直立正的蔣委員長本人。很多資料顯示，這家銀行的業務並不是為農民服務，而是收取鴉片菸稅的主要渠道，它有無限量的印鈔權，其資金主要用於軍事活動。更離奇的是，從來沒有人清查過它的帳目，有一次，英國顧問李茲·羅斯爵士提出要看一下帳目，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蔣介石當時的反應，後者很生氣地說，“難道我有這麼一點自由都算是過分的嗎？” 在民國金融史上，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並稱“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國實業和陳光甫的上海銀行並稱“四小行”，國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七家之後，民間再無話語。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國164家銀行中，實收資本佔42％，資產總值佔59％，發行鈔票78％，純利潤佔44％。其後，國營力量有增無減，到1947年，全國銀行存放款總額的90％以上已為其控制。 11月份的法幣改革之後，陳光甫等人還有過最後一次掙扎，他以“適應金融統制的環境，另闢新途徑以謀發展”為理由，集結各民資銀行發起成立一個“不動產抵押銀行”，試圖以各家的不動產為抵押發行債權，參與流通，以形成一個國營體制外的結盟力量。這個方案報到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後，孔祥熙只使了一個招數就讓陳光甫等人知難而退，他提出必須由央行董事宋子良擔任該銀行的經理，否則立案不能成立。陳不願作繭自縛，只好悻悻然撤回申請。 把“四大行”、“三小行”的印章一把抓到手後，“哈哈孔”再也聽不到討厭的雜音，他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管理國家了。不過，這位財政部長的惟一本事，好像就是不斷地發公債和印鈔票，然後同時不忘了往自家的地窖裡搬錢。 從1927年開始，南京政府就一直不停地靠發公債度日，在1932年的公債暴跌風潮中，宋子文曾經公開承諾，公債的償本支付的期限再也不會改變。到1935年底，政府的到期未償付公債額為12億元，為此支付的本息達1.26億元，孔部長顯然不想掏——或者說他也掏不出這筆錢，於是，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 1936年2月1日，財政部宣布將要發行14.6億元的“統稅庫券”，這筆公債要用來將各種已發行的證券兌換回去，它的年息還是6％，不過償還期則要更長。 這個方案十分的流氓，好聽一點是“卯吃寅糧”，難聽點就是讓豬再吃一次自己的蹄膀。消息一公佈，銀行界和持券人大為憤慨，媒體上的討伐之聲響成一片，公債市場的價格應聲大跌。 2月中旬，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召開募債會議，孔祥熙拉來杜月笙和另外一個黑幫領袖張嘯林與會，兩個大流氓往那里大大咧咧地一坐，與會者只好乖乖地舉手同意。讓孔祥熙高興的是，這次公債發行再也不需要跟張公權鬥爭了，幾大銀行都已在他的控制之下，它們承購了所有的庫券。不久後，他又發行3.4億元的“善後庫券”，至此，南京政府的債務高達創記錄的18億元。 除了發公債，孔部長還不斷地印鈔票，法幣的流通量在1935年11月是4.52億元，到1937年6月就增多到了14.77億元，新增貨幣的一半是沒有通貨做保證的。 沒有可靠的政府信用做擔保的公債市場是一個無比危險的市場，不過對於孔祥熙等人來說，這卻也是最好的投機市場。在1935年之後，上海金融界出現了一個人人皆知、沒有註冊的“三不公司”。 “三不公司”的“董事長”是孔祥熙，“經理人”是財政部次長徐堪、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和宋子良，徐、陳不但是孔的親信，還是宋藹齡的“橋牌搭子”，陳同時更是宋子文的大學同班同學。這三人的名字各加一個“不”，就是“不堪、不行、不良”，是為“三不公司”。 （坊間也有稱為“四不公司”，除了徐、陳、宋三人外再加上孔祥熙，是為“不祥、不堪、不行、不良”。）公司的“總部”設在外灘15號中央銀行三樓的陳行辦公室，陳負責透露政府信息，徐堪具體電話指揮，宋子良則調撥頭寸，他們的主營業務就是散佈各種內幕謠言，操縱公債投機。 政府歷年來發行的公債種類繁多，而且信用抵押薄弱，政策變更隨意，於是給投機帶來了巨大的空間。 “三不公司”就利用自己的官府背景和中央銀行的資金勢力，暗中坐莊，時而哄抬，時而打壓，讓行情數日一大變，從中漁取暴利。其中，“九六公債”一案就堪稱經典。 1935年，“三不公司”透過大陸銀行儲信部、福大號錢莊對外散佈傳言，宣稱“九六公債”即將停止交易，引起散戶大恐慌，公債價格跌到每百元僅值6元，創下上海證券交易所黑板上有史以來的最低價，實際上，“三不公司”化成許多戶頭大量吃進，結果賺到手軟。據當年曾參與其事的中央信託局儲蓄處經理祝世康、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李立俠和孔祥熙秘書譚光等人回憶，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三不公司”從公債投機中獲利超過3000萬元。 從30年代中期開始，有關政府大員“善於”撈錢的民間傳聞就不絕於耳。 1934年，大教育家、也是國民黨元老的蔡元培在他的日記裡抄錄了該年12月26日上海《江南正報》的一篇文章，內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範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3500萬元，孔祥熙1800萬元，孫科4000萬元，張靜江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據當代學者陳明遠的換算，1935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2008年人民幣60元。 《江南正報》屬左翼報紙，其數據未必足信，不過嚴謹的蔡元培將之抄錄在日記上，可見事實輪廓大致如此。 在百年企業史上，1935年3月的孔張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標誌性意義，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一次大決戰。千百年間，自有貨幣流通以來，中國民間的金融組織就沒有被官方控制，特別是明清兩代的錢莊、票號十分發達，成為社會自由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自1935年之後，政府突然將金融業收入囊中，自由經濟之脈從此斷絕。 美國學者帕克斯·小科布爾在《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書中認定，“這次對銀行界的突然襲擊，就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的關係來說，是南京政府統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戲劇性的一次大變化。”民國史專家王業鍵在《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一書中的觀點也類似，他評論說，“中國幾個大銀行家曾經是中國商界中最有政治影響的一批人物，如今他們的聲望就這樣消除掉了。這個事情不僅表明了政府對中國金融界的完全統治，而且也說明了企業家作為一個有力量的階層是終結了。” 經此一戰，曾經意氣風發、十分強大的上海銀行家集團被打成一盤散沙，他們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所形成的獨立性完全被裁除。張公權被逐出銀行界，他後來投靠國民黨系統內的政學系，一度當過鐵道部長，卻與金融再無因緣，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述往事答客問》中說，“政府當局把銀行拿過去並把它們當作國庫來利用，而我則認為，銀行就是銀行”。一度控制了半壁江山的“江浙財團”風光不再，陳光甫、李銘、吳鼎昌等知名銀行家的地位大大下降，他們後來都進入國民政府任職，在孔宋的指導下工作，一直到抗戰之後，才再度發揮了一些作用，這當然已是意料外的後話了。在並不遙遠的八年前，正是靠了“江浙財團”的鼎力金援，浙江寧波人蔣介石和他的軍事集團得以立足上海，清除異己，確立政權。而在此次大收編過程中，幾乎所有幫助過他的同鄉和金主們全部受襲，傷痕累累，這應該也算是一次命中註定的報應。 收穫最大的當然就是以公權力為武器的密謀突襲者。 杜月笙靠“主持公道”換來了通商銀行的董事長和中國銀行的董事，他自己的中匯銀行得以保全，後來成為獲利最好的私人銀行之一，白吉爾在《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一書中對這家銀行的業務描述是，“它座落在愛多亞路（後來的延安東路）的一幢豪華大樓裡，主要作用是洗錢，把販賣毒品、賭博與賣淫賺來的黑錢再重新流入正常的商業渠道”，此外，他是三家日報和一家通訊社的董事長，其中包括發行量最大的《申報》，他還進入政府的法幣準備管理委員會以及民間的上海物品證券交易所和銀行公會。從此，這位神秘的黑社會領袖繼虞洽卿、張公權之後，成為上海金融界——乃至整個中國商界最有權勢的人物，儼然成了民營資本的第一代言人，這種轉換實在帶有太強的諷刺意味。甚至有專家考證，如果不是兩年後爆發了中日戰爭，杜月笙很可能成為上海市市長，這已經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 蔣介石的中國農民銀行由幕後而到前台，一躍躋身“四大印鈔銀行”之一。孔宋更不待言，他們不但成為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實際控制人，而且乘機大大壯大了自己的私人事業，在收編中，他們大肆吃進四明和中國實業銀行的私人股份，構成了一個官商不分的經營格局。宋子文跟孔祥熙結盟，不但掠取了“天下第一大行”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寶座，還順便拿下了廣東銀行，這是一家有22年曆史、廣東地區最重要的私人銀行，在蔣介石從廣東北上時，曾經給予北伐軍很大的支持。在白銀危機的後期，它一度被迫停業，宋子文承諾組織力量拯救這家銀行，而代價則是他必須要當董事長，他的另外一個弟弟宋子安要當董事，他當然如願以償了，廣東銀行得救，它仍然是一個純粹的私人銀行，不過主人則是一個官商難辨的人。跟哥哥的操作手法類似，宋子良得到了中國農工銀行。 從孔宋等人身上，人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觀感：一個擁有絕對公權力、卻懷藏私心的名牌大學經濟學博士，對於一國的經濟來說，也許是最大的禍害。 1935年3月是一個轉折時刻，從此，強大的國營資本集團與身份曖昧的官僚資本集團結成了堅不可摧的利益同盟，它時公時私，左右逢源，形成了最惡劣的製度，最終敗壞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綱常。 中國經濟史專家杜恂誠在分析近代中國社會階層排序時很精闢地論及，“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之間的8年中，雖然政府早已有意對國民經濟實施全面控制，並已有若干準備措施的實行，但總的來說，國民收入的分配還是以市場化分配為主的。從1935年政府實施金融壟斷起，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階層排序發生了變化，其唯一變化是特權官僚單獨成為第一等級，上層工商業者變為第二等級，以下的社會層次序列不變。特權官僚之所以單獨位列首席，是因為那時的國民收入分配已開始演變為以非市場化分配為主的模式，特權官僚利用對資源和信息的控制權，在製度製約和權力製約雙重缺損的條件下，可以有比上層工商業者絕對領先的自利機會。管制權越多，信息越不透明，特權官僚自利的機會越大。” 孔宋的官商模式，甚至比晚清的盛宣懷模式還要糟糕許多，盛氏靠辦實業起家，他創建了眾多支柱性產業，順便夾帶了不少的“私貨”，這大抵算是“建設性腐敗”，而孔宋則以金融投機為主業，對實業毫無興趣，其行徑是不折不扣的“掠奪性腐敗”、“破壞性腐敗”。 到1936年，羅斯福的新政終於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美國經濟從谷底爬了出來，國民經濟狀況得到顯著改善，失業人口大幅減少，羅斯福因此在這一年成功連任總統。在艱難的經濟轉型過程中，美國的公司組織也率先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伯勒和米恩斯通過對200家美國大公司——其中包括42家鐵路公司、52家公用事業公司和106家製造業公司的調查發現，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變得日益明顯，一種新型的公司治理制度正在誕生。一些不同於前輩的創業者也出現了，1936年，斯坦福大學的兩個同班同學戴維·帕卡德和比爾·休利特在舊金山的一個車庫裡創辦了惠普公司，他們在昏暗的燈光下通宵達旦地工作，發明並生產了各種小玩意，50多年後，這個車庫被命名為“矽谷誕生地”。在這一年，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這是IBM在遠東的第一個辦事處。 羅斯福新政的成功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國家干預主義的信心。也是在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凱恩斯主義因此成型。這位曾經服務於英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批評了以前的工資和就業理論，提出有效需求是預期可給企業主帶來最大利潤量的社會總需求，而為了增加有效需求，必須由國家實行干預。羅斯福的新政模式與凱恩斯主義互為配套，成為了主宰日後幾十年西方經濟思想的主流。碰巧的是，與凱恩斯主義背道而馳的另一個歐洲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也在這一年發表了《經濟學與知識》，他提出了“知識分工”的概念，並一如既往地反對計劃經濟，他相信自由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哈耶克的聲音在當時遭到了譏笑，一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1988年，他寫出了，人們才認同他的觀點：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 在歐洲，戰爭的陰霾開始出現。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崛起成最強國家，8月份在柏林舉辦的第十一屆奧運會成為希特勒展示國力和倡導雅利安人種優勢的最佳舞台。他違背國際公約，出兵強行吞併了非軍事區的萊因蘭地區，英、法兩國居然視而不管。 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德國與意大利簽訂聯盟協約，不久後日本加入，從此形成了一個邪惡的“軸心三國”，它們將改變歷史和自己的命運。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很悲觀地寫到，“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兩年後，他的國家被希特勒第一個吞併。在中國，偏據西北一角的毛澤東是最早看到這一歷史可能性的中國人之一，他在7月15日預言，希特勒將在歐洲發動侵略。 美國和歐洲經濟的複蘇，也影響到了1936年的中國，自入秋以後宏觀經濟漸漸走出了大蕭條的泥潭，開始呈現轉暖的跡象。但是，工商業元氣大傷，除了投機活躍的上海公債市場之外，其餘乏善可陳。 在這一年，最讓人擔憂的還不是經濟，而是越來越惡劣的戰亂局勢。日本在華北虎視眈眈，隨時有南下入侵的可能。而蔣介石卻還在全力剿共。 9月，他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親任總司令，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 12月4日，蔣親抵西安督戰，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舉行紀念“一二·九”的示威遊行，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三日內以實際行動答復學生要求。 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是為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美、英、蘇及其他社會力量的斡旋下，蔣介石於兩週後得釋。他承諾與中共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國共內戰暫告一段落。 1937年1月，胡適為《大公報》撰文《新年的幾個期望》。他寫道，“多年夢寐裡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過去了。我們在全國歡呼的喊聲里送出了舊年，迎進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個期望是“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第二個期望是“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 與樂觀的胡博士相比，剛剛被趕出銀行界的張公權則做出了一個悲觀的預測，他把1936年的經濟景象稱為是“螺旋形的通貨膨脹”，他預言說，沒有節制、不計後果的赤字政策將可能讓國家在幾年內破產。 不過，他們兩人的期望或預言都沒有變成事實。因為，日本人的侵華戰爭很快就要全面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