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七章1911年：在革命的砲火中

（晚清求變風潮激發了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熱情，1911年春，17歲的湖南湘潭縣韶山沖農村青年毛澤東赴省城長沙求學，臨行前寫下此詩。48年後，他再回韶山，已成為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袖。） 1911年1月，盛宣懷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這時候，立憲運動擱淺，社會矛盾極端激化，革命黨人四處暴動，各省軍閥心懷鬼胎，大清帝國宛若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歷史的諷刺是，點燃這個火藥桶的人，居然就是過去40年間一直為朝廷打造實業基石、期望以此名垂後世的盛宣懷。 其事發端起於鐵路之爭，這跟盛宣懷歷來的國有化理念密切相關。 甲午之後，大興鐵路漸成熱潮，朝廷將之當成國策，民間看到巨大利益，國際資本也不甘失去機會。於是，它成了各方爭奪和博弈的最大熱點。

盛宣懷堅定地認為，鐵路必須國有化。他的邏輯是，鐵路既然是事關國家命脈的經濟事業，而且有如此豐厚的利益，則自然應該由國家來壟斷經營。所以，在過去的七年裡，他一直不遺餘力地修築鐵路，同時則密切關注各條鐵路的權益動向。在投資理念上，他的想法是：如果國家有錢，就堅決國營投入，如果沒有錢，就只好引進外來資金，但寧可藉款而不出讓股份，如果借款，寧借外債，不信內資。 1897年，英國公司提出修建從廣州到漢口的粵漢鐵路，盛宣懷認為這條鐵路線至關重要，如果路權為英國人所得，“恐從此中華不能自立。”然而，他又實在拿不出錢來修建，於是，他提議向美國財團借款興建，由他領導的中國鐵路總公司“總其綱領”。在他的主持下，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草簽《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400萬鎊，年息五厘，九扣，鐵路財產作保，借款期限30年。 1899年，合興公司代表來中國議立正約，並提出在韶州、衡州、郴州等處開礦，引起鄂、湘、粵三省地方不滿。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出面乾涉，揚言粵漢鐵路“美國必辦，斷不能讓他人”，於是在1900年7月，盛宣懷與之再簽《奧漢鐵路借款續約》，續約將藉款金額增至4000萬美元，並有兩條主要補充：第一，進一步擴大美國的路權，規定建築萍鄉、岳州、湘潭等支線，並速造淥口至萍鄉路線，從而使美國獲得沿線礦權；第二，粵漢鐵路及支線所經過地區不准築造與乾線、支線平行的鐵路。

盛宣懷的這一決策，被民間資本視為“出賣國家利益”，他則至死不予認同。在修築京漢、滬寧等乾線鐵路時，他一再嘗試的辦法就是向比利時、美國及英國等國際財團大舉外債，他曾為此辯解說，“設當日不費美約，則粵漢、京漢早已一氣銜接，南北貫通，按照原奏先拼力償比（比利時）款，繼償美（美國），最後償英（英國），不逾三十年，京漢、粵漢、滬寧三路，皆徒手而歸國有，然後以所贏展拓枝路，便利礦運，詎不甚偉！”他的思路表述得非常清楚：先靠外債把鐵路盡快建設起來，然後逐筆還債，大不了過了三十年，鐵路的所有權就全部都歸國有了。 可是，現實並不如他設想的那樣推進。粵漢線工程命運多乖，其後數年風波不斷。隨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大漲，要求收迴路權的聲音不絕於耳。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在鐵路事務上產生尖銳的矛盾，盛宣懷的國營壟斷理念遭到堅決的挑戰。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倡議不借外債、靠民間資本建造川漢鐵路，一時應者如雲，11月，朝廷由商部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准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鐵路幹線或支線，設立鐵路公司。 1905年7月，張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紳商會議，決議向美國合興公司收回粵漢鐵路的修築權，粵、湘、鄂“各籌各款，各修各路”，美方提出高額的轉讓價碼，張香帥指示“但期公司歸我，浮價不必計較”，最終以675萬美元贖回。此後，全國很快掀起了鐵路商營的熱潮，從1904到1907年間，各省先後成立18家鐵路公司，其中，13家商辦、4家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1家官辦。 在中國百年企業史上，能源產業（煤鐵礦及後來的電力、石油）和資源性產業（鐵路、銀行以及後來的航空、電訊業）一直是利益最為集中的領域，對其的爭奪及利益配置構成了國家經濟政策的所有標誌。這一特徵在晚清已經呈現得十分清晰。自洋務運動以後，國際公司最早投入到這些領域，國營資本緊隨其後，民間資本則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為頗小。一直到1904年以後，隨著《公司律》等法令的頒布，企業運作及股本權利有了相對的明確界定，特別是股份公司製度的出現，民間資本開始大膽進入能源和資源性產業。

據當時編纂的《湘路新志》記載，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現全民入資辦鐵路的熱潮，甚至出現了“娟優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壯觀景象，“一時大紳富商咸以倡辦本省鐵路為惟一大事，如風起潮湧，蔓延全國……乃至農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紅白喜事槓行、洋貨擔、銑刀磨剪、果栗攤擔、輿馬幫傭，亦莫不爭先入股以為榮。” 這種連倡優乞丐都來參與辦鐵路的景象，在盛宣懷看來卻未必是佳事，修鐵路需要大資本投入，而且投資回報期較長，股散本弱，難成大事。而情況也確實如此，因缺乏規範化的管理能力和修築技術支持，很多商辦鐵路都進展緩慢。但是在這一階段，鐵路是民辦還是官辦，是用民間資本還是藉外國資本，已經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和民族感情問題，黑白對立，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 1909年，張之洞修築湖廣鐵路，在盛宣懷的遊說下，他一改四年前支持民間資本建鐵路的立場，以商股籌集不易為由，與德、英、法三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磅。此事公開後，當即激起大規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張之洞竟在此次風潮中“心焦難堪，嘔血而死”。他在臨終前的最後一份奏摺中，仍然搖擺於官辦、民辦的矛盾之中：“鐵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議，此次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關係繁重，必須官為主持，俾得早日觀成，並準本省商民永遠附股一半，藉為利用厚生之資，此尤臣彌留之際，不能不披瀝上陳者也。”

跟張之洞的搖擺相比，盛宣懷則一力堅持鐵路國有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妥協，導致了民間的企業家集團與朝廷的徹底決裂。當時著名的工商人士中，除了鄭觀應，大多對盛宣懷的這一決策不以為然，一向力主企業民辦的張謇持鮮明的反對意見，曾與盛、張一起發動“東南互保”的湯壽潛更是與之斷交。湯在1905年發動旅滬浙江同鄉會抵制英美公司修築蘇杭甬鐵路，並在上海成立由民間資本投入的“浙江全省鐵路公司”，自任總理。 1910年8月，郵傳部強行革除湯壽潛的鐵路公司總理職，不准干預路政。一向溫和的湯壽潛當即傾向暴力革命。在一年多後的辛亥革命中，他策動杭州新軍起義，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 1911年5月，就在當上郵傳部尚書不久後，盛宣懷上奏要求將已經民營化的粵漢、川漢鐵路收回國營，朝廷准奏，並委派曾當過直隸總督的洋務派滿人大臣端方督辦此事。盛宣懷則與英、德、法、美四國緊密洽談借款事宜。

後世視之，盛宣懷在鐵路事宜上，除了國有理念與民間有重大分歧之外，還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一是，缺乏與民營資本的坦誠溝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經驗認為，在朝廷的威權之下，民間資本從來都是“軟柿子”，招之即來，揮之則去。二是，在股權回收上，明顯欺凌民股。根據他公佈的方案，政府只還給民間股東六成現銀，另四成是無息股票，也就是說，投資人不但沒有任何的投資收益，還承擔了四成的損失風險。他的方案受到好友、當過粵漢鐵路董事的鄭觀應堅決反對，他分別給端方和盛宣懷發去急信，認為“如政府收歸國有，自應本利給還，不能虧本。若不恤人言，挾雷霆萬鈞之勢力，以實行此政策，恐人心解體。”盛宣懷接信後，置若罔聞。 於是，“路權回收令”頒布後，各省商民群起反抗。

1911年5月14日，長沙舉行萬人群眾集會，接著長沙至株洲的萬餘鐵路工人上街示威，並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緊接者，四川組織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宣誓“拼死破約保路”，參加者數以10萬計。當年與吳玉章在日本分道揚鑣的鄧孝可此時是保路同志會董事，他在《蜀報》上撰文《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 》，一改之前的溫和改良立場，十分激烈地寫道，“既奪我路，又奪我款，又不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萬萬人死盡，婦孺盡絕，雞犬無存或可耳！否則胡能忍者。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而今乃有盛宣懷如此橫蠻以迫壓我四川之人。”據記載，當時川人“得報展讀，涕泗橫流，且閱且哭。”盛宣懷已儼然成川民公敵。 （辛亥革命成功後，鄧孝可任四川軍政府的鹽政部長。他的弟弟鄧孝然繼承父業，專心商事。鄧孝然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外孫，就是當世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吳敬璉。）

6月30日，鄭觀應再寫信給盛宣懷，緊急提議，“查反對黨所說不公者，其意不過要以後之四成給還有利股票，照原議商議，不成，原銀繳還而已……恩威並製，迎刃而解。”一意孤行的盛宣懷還是無動於衷。 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人，槍殺數百請願群眾，下令解散保路同志會。被激怒的四川民眾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民變驟生，清朝廷緊急抽調湖北新軍馳援四川，導致武漢空虛，10月10日，在同盟會的策動下，數百新軍發動起義，星火頓時燎原。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統治的辛亥革命。督辦鐵路國有事宜的端方在資州被起事的新軍殺死——策動者之一就是已經加入同盟會的吳玉章，腦袋被割下來送到了武漢。

《清史稿》十分詳細地記錄了鐵路國有化導致帝國覆滅的整個過程—— 先是給事中石長信疏論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將全中乾路定為國有，其餘枝路仍準備各省紳商集自修，諭交部議，宣懷復奏言：“中國幅員廣袤，邊疆遼遠，必有縱橫四境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樞。從前規未善，致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準商辦。乃數載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帳甚鉅，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曠日彌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應請定乾路均歸國有，枝路任民自為，曉諭人民，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之幹路，應即由國家收回，亟圖修築，悉廢以前批准之案，川、湘兩省租股並停罷之。於是有鐵路國有之詔，並起端方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宣懷復與英、德、法、美四國結借款之約，各省聞之，群情疑瞿，湘省首起抗阻，川省繼之。宣懷又是會度支部奏收回辦法；'請收回粵、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換給，粵路發六成，湘、鄂路照本發還，川路宜昌實用工科之款四百餘萬，給國家保利股票。其現存七百餘萬兩，或仍入股，或興實業，悉聽其便。'詔飭行。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以收路國有，盛宣懷、端方會度支部奏定辦法，對待川民，純有威力，未為持平，不敢從命。川亂遂成，而鄂變亦起，大勢不可問矣。” “意外”釀禍後，朝廷宣布革去盛宣懷所有職務，“永不敘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國貨輪，逃往日本神戶。 《清史稿》最後給出的結論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塗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 “誤國首惡”四個字道出了歷史的無奈與殘酷。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有資本的自我瓦解是一個共同的途徑，我們至今沒有看到一個例外。後世人讀史至此，當惕然自醒。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返滬。當時，大生紗廠的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他是來參加開工儀式的。輪船開動時，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長江對岸的武昌城內火光沖天，隱約槍聲此起彼伏，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心生不祥之感，囑咐水手加速離去。 從留存至今的記錄看，他是惟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發的當世大企業家。 在歷史的節點上，日本明治維新的結束與清王朝的覆滅無比偶然地巧合在一起。 1911年，是明治44年，60歲的天皇患上了尿毒症，他於第二年的7月去世。而就在明治維新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似乎是一個命定遲早會發生的事情，無喜無悲，只有漠然。在過去的數十年裡，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傲慢的王族貴冑們卻從來沒有給出一丁點處理的智慧，他們看不到時代癥結之所在，一切苟延殘喘的作為都僅僅為了維護自己那點可憐的利益與尊嚴。自10年前李鴻章隕亡後，最後的衛道者也消失了，帝國已經成了世界上一個最抽象、最做作的空殼。當它終於倒塌的時候，無非是一個悠長的惡夢隨晨霧一同消失。在帝國滅亡的過程中，壟斷的官僚資本集團的反動性，主要體現在其利益與廣大民間資本集團的衝突。因此，執政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如果在這時又發生其他的社會或政治事故——如外來政權的入侵、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經濟危機或者如清末的反對異族統治的暴動——那麼，就非常容易爆發革命。 在革命爆發的時候，對清政權已極端失望的企業家集團表現出了順應時代大勢的特徵。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則就是與強者結盟。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他感嘆：“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製勝”。但是，他想蓋新房子，卻也不願意放火燒掉舊房子。 10月12日，他從漢口坐船到安慶，得悉武昌爆發起義後，當即趕到江寧，求見駐防將軍鐵良，建議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隨後的形勢發展完全出乎預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江蘇宣布獨立，張謇在愕然之餘，不得不接受現實。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很快，他與上海同盟會取得聯繫，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成立通州軍政府，宣布和平光復。張謇的內心轉折與矛盾，反映了企業家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在武昌，10月的起義期間，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極度的恐慌。 《紐約時報》是第一個報導辛亥革命、並在標題中大膽預言“滿清統治恐將結束”的國際媒體，它在10月14日的報導中記錄道，“革命軍無法有效地維持秩序，漢口、漢陽以及武昌的貿易已經完全陷入停頓。勞工階層失去生計，並且正試圖搶劫。城內五十多萬人逃往鄉下。讓人們更感到危險的是，所有監獄的大門都被打開了，囚犯都獲得了釋放，他們在這座城市裡到處遊蕩”。 便是在這樣的亂景中，武漢的商人們起到了維持穩定的作用，沒有史料證明他們曾經直接參與了起義，不過，他們很快積極協助起義軍人，維護社會秩序，組織商團，驅趕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義士兵推選為軍政府督軍的是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他跟武漢當地的商賈和外國人有很良好的互動，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能說一口結巴的英語。在黎元洪組建的新政權中，武漢商會會長被任命為警察局長，而商會承諾借款20萬兩白銀給起義者。 在東南沿海，國內最重要的兩大商業城市上海和廣州的獨立起到了顯赫的示範效應，把清政府推進了絕望的深淵，對立憲失去信心的商人群體是幕後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來，李平書、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組織“革命軍餉徵募隊”，為陳其美積極募集錢餉。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消息傳來，李、虞與陳天天在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報館秘密開會商討，10月24日，陳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會人召開會議，議決以“聯絡商團、溝通士紳”為上海起義的工作重點，利用《民立報》宣傳革命勝利消息，激勵民氣。 11月3日，陳其美率同盟會會員火燒上海道，攻占城門，上海隨即宣佈光复，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在他的軍政府中，企業家的比例驚人地高，中國通商銀行總董、輪船招商局和江南鐵路局董事李平書擔任了民政總長，信成商業儲蓄銀行大股東沈縵雲是財政部長，信成銀行董事、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總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長，老買辦朱葆三、鬱屏瀚和大糧商顧馨一都擔任了重要的職務。 其中，虞洽卿是極其活躍的一個。上海光復後，一直參與其事的他自告奮勇，孤身冒險前往蘇州策反江蘇巡撫程德全，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程宣布起義，蘇州和平光復。蘇州在太平天國期間，數次爆發慘烈的攻伐激戰，千年錦繡古城累毀戰火，工商根基幾乎動搖。此次幸賴虞氏斡旋，竟得保全。因襄助有功，他被任命為上海都督府的顧問官和閘北民政長，還當過江南製造局代理局長。 廣州發生的景像也十分類似，兩廣總督張鳴歧宣稱在內戰中保持中立，他還想仿效十年前的“東南互保”，在旁觀中選擇立場。他下令集中兵力加強廣州防務，嚴禁報紙登載有關革命的新聞。 10月29日，由粵商自治會會長陳惠普發起，廣州七十二行商總商會等商人組織參與，共百餘人在愛育善堂集會，認為“現專制政府萬不可恃”，決定“應即承認共和政府”，他們隨即派人向總督府和革命黨人兩方面表達商人承認共和製度的意思。 11月8日，革命軍向廣州步步推進，張鳴歧棄城出逃，次日，商紳各界代表在諮議局集會，正式宣告“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及臨時機關”，“宣布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全國”。 1912年1月1日，從美國歸來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2月12日，6歲的小皇帝溥儀發布《退位詔書》，清王朝歷時228年覆亡。第二天，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 正如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不無悲觀地寫道的，“一種力量只能為另外一種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種原則所推翻。”共和政體在中國的誕生，很像一個匆忙製造的“仿製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佩弗曾評論說，“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正因如此，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某種原則性，譬如對獨裁的反抗、對民主的嚮往以及對國家建設的承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是幻覺。 帝國覆滅，民國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獲取政權的政治家們到底有怎樣的治國藍圖和多大的實務才干呢？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總長，1912年1月3日，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對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歷史學者章開沅的解讀是，““崖就是邊際的意思。這話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沒有實際辦過實業，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 甚至在大軍閥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 這年8月，孫中山赴京與袁世凱談判。兩人面晤13次，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袁是傳統中國里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紮紮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然而，他沒有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一無所知，孫正相反，滿頭腦的愛國理想卻“道不得行”，他認定當今中國第一要務是修鐵路，因此在密談中他表示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20萬里。袁表面大表讚賞，轉身卻對幕僚說，孫文是個“孫大砲”。 袁世凱當上了民國大總統，孫中山果然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袁世凱順水推舟，把他當年專為慈禧太后特製的豪華花車撥給孫總理使用。就這樣，孫中山率領大批失業的國民黨人，坐著花車到全國各地視察去了，他還拉上只會打仗的大將軍黃興當漢粵鐵路督辦，甚至寫信邀請躲在日本神戶的盛宣懷一起來共襄大業。事後來看，鐵路總公司化去官銀110萬兩，卻沒有修成一寸鐵路。到1998年，全中國的鐵路還沒修到7萬公里，歷史學家唐德剛因此在《袁氏當國》一書中無奈地評論說，“中山先生要在民國初年建20萬里鐵路，豈非大砲哉？” 孫中山的經濟理念很有國有化經營的傾向。 1912年4月5日，他曾說了這樣一番話，“餘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採擇顯理佐治氏主義施行於中國，中國無資本界、勞動界之爭，又無托拉斯之遺毒。國家無資財，國家所有之資財，乃百姓之資財。民國政府擬將國內所有鐵路、航業、運河及其他重要事業，一律改為國有。”顯理佐治，後世翻譯為亨利·喬治，是一位主張土地國有化的美國思想家，他所著《進步與貧困》一書深受孫中山的推崇，認為“深合於社會主義之主張”，“實為精確不磨之論”。 孫中山的國有化思想，至少在鐵路事務上，與盛宣懷是十分相近的。所以，他寫信邀請後者返國襄助修路。他在1912年3月15日的信函中寫道：“興實業以振時局，為今日不可少首。執事偉論適獲我心。弟不日解組，即將從事於此。執事經驗至富，必有以教我也。”（執事不是一個職務，而是當時對人之尊稱。）盛宣懷則在回函中為他的鐵路國有化辯解說，“民間資本微而利息高，不可使投入鐵路股本，須留以辦其它實業。語語皆如鐵鑄，宜乎中外歡呼！” 孫中山的國有化思想在當時並沒有形成政策，其得到實踐要等到1927年之後。 1911年之後，隨著清政府的覆滅，國營的洋務企業大多被民營化。其中最具標誌意義的是，當時最大的官督商辦企業輪船招商局的股權變革。 招商局一度是洋務運動最顯赫的成果，被李鴻章自詡為“開辦洋務來，最得手文字。”可是，自從唐廷樞、徐潤被逼走之後，官商接手，日漸暮氣重重，最後竟落到了嚴重虧損的境地。 國營企業的一切弊端，在招商局身上都無比生動地一一呈現。首先是體制僵化，管理極度混亂。在國營體制下，沒有人真正對企業利益負責，於是，從督辦、總辦到所有管理者，大都是“豪滑之徒”，“六總辦、三董事、一顧問，無一非分肥之輩”，被薦入局內的人，則是一些“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四不像”，他們掛名企業，坐地分肥，冗員無窮，據1908年的統計，招商局總局有各等管理人員207個，每年薪水開支7.4萬兩白銀。 局內貪污成風，一個叫楊士琦的督辦上任不久，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持私分了10萬兩的漕運費用，他還給朝廷寫了一份自我表揚的報告，稱“官督商辦，已著成效”。於是在這種督辦的領導下，全局上行下效，互相串通，以貪污為能事，在船運業務中，夾帶私貨，少報客位，多報開支、偷漏客貨、私收倉儲費用等等，成了公開的現象。這種企業怎麼可能有競爭的能力，到1895年前後，招商局在長江航運中的優勢已經消失殆盡，太古、怡和等外國公司再度橫行中國江海，“航路攙奪，主客之勢互易。”更為可笑的是，連漕運業務也出現了虧損，漕運原本是李鴻章為了扶持招商局專門給予的政策性扶持，到了後期，漕運業務也被洋行爭走不少，在1897年，太古就曾經與北洋軍私下簽訂了每年裝運軍米的合同，1902年，太古奪走了運河漕運量的60％。從1898年到1911年，招商局的漕運竟結虧98萬餘兩。 在經營極度混亂的同時，雪上加霜的是，政府還把這家國營企業當成了“提款機”。因中央財政空虛，清政府以各種名目向招商局攤派，1899年，朝廷規定招商局每年在分配紅利之前，需先上繳兩成盈餘，“以盡報效之悃”，此後，企業所得利潤的68％作為官利上繳，13％作為“報效”上繳，其餘的19％才按股權進行分配。此外，捐款項目更是層出不窮，凡是一個新事業出現，招商局都是重要的出捐對象，盛宣懷便以創辦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及達成館為名義，要求招商局每年捐款8萬兩。 到晚清後期，招商局更是成了北洋軍隊的“免費運輸隊”，繼盛宣懷之後，袁世凱曾經控制招商局長達五年之久，在這期間，從接送官兵到運輸軍需，都是招商局免費承擔，甚至連外國官員到華訪問，也要招商局出船免費護送。 1897年，總理衙門諭令招商局派輪船專送俄國使節由滬返津，為時13天，費銀8232兩，這筆錢“禀報作為報效。”據民國初年編纂的《輪船招商局節略》記載，“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數十萬，商情敢怒而不敢言。”鄭觀應在1909年算了一筆帳，招商局歷年的各類攤派費用高達130萬兩，相當於公司總股本的三分之一。 從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中，外國公司在中國江海航線上的船隻總噸位增加了2.32倍，作為國內最大輪船公司的招商局則毫無作為，其噸位比例下降到17％左右。從1903年到1906年，是全國經濟較快成長的時期，招商局竟然仍然面不改色地連年虧損，“四年之內，產業既有減無增，公積亦有少無多。仰且虧空百萬，局勢日頹，人人得而知之。”就這樣，在長達17年的時間裡，招商局不僅盡失市場優勢，而且毫無積累，反而淨虧45.7萬兩，成了一家名副其實的虧損大戶。 任何一家國有企業，只有爛到骨頭里的時候，管制的手才會不請願地稍稍鬆開，這幾乎是一條“公理”。到晚清末年，招商局已是百病纏身，官督商辦體製完全成為約束企業發展的桎梧，民間的力量開始浮現。 1910年6月，在國事飄搖之際，招商局召開第一次股東年會，與會股東500餘人，會議通過提案，決定“注重商辦，所有用人之權即由商主之。”1911年8月，在股東們的爭取下，郵傳部終於頒布《商辦輪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承認招商局“完全商股”，“悉按商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兩個月後，辛亥革命爆發，又過了四個月，皇帝遜位，也就是說，在清政府即將覆滅前的半年，招商局才終於獲得了資本上的自由。 然而，商辦招商局的招牌油漆未乾，很快又成為新政權的爭奪之物。 1911年12月，新成立的上海滬軍都督府都督陳其美致函招商局，要求“派員駐局為會長”，董事會討論後決定予以回絕，回函稱“毋庸派員”，可以指派一人隨時來局交涉，同時還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以戰事停止為度”，二是交涉人員不得乾預局務。陳其美後來又幾次去函，要求派員入駐，董事會均以“此事關係重大，非本會少數董事所能議決”為藉口，婉言回絕。 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組建中國民國臨時政府。當時，政權不穩，令不出南京，而且國庫根本沒錢，急得陸軍總長黃興“寢食皆廢，至於吐血”。於是，在臨時政府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革命家們做出了三條決議，其中第二條就是專門針對招商局的：“籌措軍餉，擬將招商局抵押一千萬兩。”抵押的接受國是日本。 第二天，廣東北伐軍總司令姚雨林以“陸軍全體軍官將校”的名義致電招商局，發出“抵押招商局，暫借於中央政府以充軍用”的命令，電文限招商局在48小時內作出答复。姚總司令的命令遭到招商局抵制，在董事會上，除了兩位廣東籍董事表示贊成外，其餘人都拒絕表態。 22日，招商局復電政府，要求放寬期限為10天。 23日，黃興電令陳其美，如果招商局不立即作出答复，就派軍隊對該局“下拘獲候令。”招商局仍然抵抗，董事會分別緻電黃興和孫中山，提出“中央政府必須有相當擔保並相當利益，才可有詞宣告各股東，不致臨期反對。”為了引起輿論關注，這份電報還被刊登在上海的報紙上。 隨後幾天，雙方仍然拉鋸。 2月6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親筆寫函給招商局，說明“政府因於軍需國用孔亟，非得巨款無以解決民國之困難”，並對董事會的抵製表示理解，提出委派專員與企業進行更進一步的溝通。四天后，政府特派陳其美、汪精衛參加了招商局的特別董事會，在再三的討價還價後，董事會最終同意借款，同時則提出幾項優待條件，其一是“本利俱由中華民國政府擔任償還，不使招商局受絲毫之損害”，還有一條則是要求“擴張其外洋航線，予以相當之補助津貼。” 這場借款風波，政商對立，劍拔弩張，驚險非常，堪稱企業史上很奇特的一幕。招商局董事們的行為，表明在當時的氛圍中，企業家階層正呈現出前所未見的博弈力量。這項借款事宜達成後，英美兩國擔心日本從此控制招商局，便積極阻止，最終以招商局借給滬軍都督府50萬兩了事。 虛驚一場的招商局從此進入完全商辦時期，一直到1932年，它又被蔣介石政權以無比強勢而血腥的方式收回為國有。 （因軍餉無著，南京國民政府除了將輪船招商局抵押外，還試圖以合辦漢冶萍鋼鐵廠為條件，向日人借款。實業部長張謇堅決反對，他在給孫中山和黃興的信中說，“凡他商業，均可與外人合資，唯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唯日人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則煤鐵之富，甲於五洲，鄙人嘗持一說，謂我國鐵業發達之日，即日本降服我國旗下之日”。1912年1月29日，中日“合辦”漢冶萍草約在日本神戶簽訂。此舉引起各方反對、責難。2月18日，孫中山諮复參議院，宣布此借款已取消。） 清帝國的滅亡，在商業世界引起的另外一個連鎖效應，是“天下第一商幫”晉商的“殉葬”。 山西商人從明朝中葉起就以善於經營而崛起，他們在中國北方以及俄羅斯等北亞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網絡，控制了綢緞、茶葉貿易和錢莊生意。而他們最大的商業模式創新發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遙縣，一個叫雷履泰的人發明了“通匯通兌”的票號模式。在當年的貿易往來中，商人們遇到的最頭痛的難題是異地匯兌，十萬兩白銀的重量就有2.5噸，往來搬運，不但費用高而且風險很大，這一直是千百年來商業貿易最棘手的難題，因此催生了兩大生生不息的“衍生行業”，一是押錢的鏢局，二是各地的劫匪。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顏料行的掌櫃，他發明了“匯銀於此，取銀於彼”的匯兌模式，他設計了一套完整的匯票防偽辦法，能夠保證異地兌換的安全性。他將顏料行改成了票號，起名為“日昇昌”，掛出的牌匾就是四個字“匯通天下”。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日昇昌在國內主要城市開出35家分號，形成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匯兌金融網絡。受其啟發，山西商人紛紛涉足票號業，有清一代，全國共有知名票號51家，其中43家為山西人所開，僅平遙、太谷、祁縣三地就佔了41家，日昇昌所在的平遙縣城西大街上，一度比肩林立了十多家票號總部，其顯赫尊貴，堪比後來的紐約華爾街。因為匯兌靈活，誠信可靠，連朝廷的官銀和王公貴族的存款也大多託付於山西票號，可以說，晉商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他們也因此成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幫。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經過山西時，山西票商盛情接待，支付了這個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銷，日昇昌因此還得了一塊“急公好義”的御匾。然而，戰亂給票商造成了慘重損失，京城一帶的山西票號分號被搶劫一空，帳本被燒。王公官吏們帶著存摺或銀票逃到山西，要求兌現銀錢，票號東家們挖出自己窖藏的銀子，咬牙兌付。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帝國搖搖欲墜，與之關係密切的票號也病入膏肓，時局穩定時，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戰亂，票號首先遭殃。 1911年武昌起義，各地票號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僅日昇昌在京城等5個城市被搶的銀子和財物就達15萬多兩。天下更易後，清政府所欠的巨額債務無人承攬，票號遭到滅頂之災，據計算，晉商因中央財政破產而造成的損失超過1200萬兩白銀。更致命的是，票號模式受到了新興的商業銀行的挑戰。一些先覺的票號掌櫃曾經商議將票號改組為銀行，但是，亂局之下重組無術。 1913年，在袁世凱政府財政部的牽線下，山西票號提出向美國銀行團借款500萬元銀洋作為本金，以重組票號體系，但終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絕借款。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號，被拖欠的債權達3100多萬兩白銀，日昇昌17個分號中債權近300萬兩白銀。各地軍閥更是摧逼甚急，廣西軍政府端著步槍衝進日昇昌的票號，強行提走10萬兩前清官銀。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出了一條轟動中國商界的大新聞，“天下票號之首”日昇昌宣布破產。報導描述道：“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當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晉商“殉葬”後，中國的金融中心從平遙縣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場的上海。穿馬褂的票號日漸式微，著西裝的銀行取而代之。 就在日昇昌破產的8個月後，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寧波路八號的一個石庫門房子裡開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後簡稱上海銀行），資本7萬銀元，職工只有8人，總經理是34歲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生陳光甫（1881－1976），他問員工，“我們該怎麼服務於顧客”。員工答，“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多少，一千元還是一百元，我們都要熱情接待。”陳說，“你們只答對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錢不辦，我們還是要熱情接待。” 陳光甫辦的不是第一家民資銀行，但卻是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銀行。在之前，所有的票號、銀行均將攬資對象定位於政府、企業和有錢人，陳光甫卻把目光對準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一元帳戶”，只要有一元錢就可以在他的銀行里開戶，上海銀行因此被同行譏笑為“一元銀行”，但是，正是這種平民理念讓陳光甫別開天地。他將西方銀行業的經營管理方法和製度逐步引入中國金融業，先後開創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儲蓄種類。他很善於從國人的消費中發現外資銀行無法看到的商機，中國人在辦紅白喜事的時候有送禮的習慣，上海銀行因此發行了紅色、素色兩種禮券，專門用於饋贈。 （關於銀兩、銀元與銀行券：在我國貨幣史上，白銀自漢代起成為貨幣金屬，實行的是銀兩制。1910年，清廷頒行《幣制條例》，以“元”為貨幣單位，重量為庫平銀七錢二分，成色是90%，名為大清銀幣。1913年，袁世凱政府公佈《國幣條例》，規定重量七錢二分、成色89%的銀元為貨幣單位，所鑄銀元因有袁世凱頭像而俗稱“袁大頭”。在這期間的市面上。銀元和銀兩一直並用。全國約有20多家銀行擁有發鈔權，其發行紙幣被稱為“銀行券”，持券人可隨時要求兌換為現銀。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廢兩改元”，發行全國統一的鑄有孫中山頭像的銀元，1935年，又實行幣制改革，宣布廢止銀本位，推出全國惟一的紙鈔，稱為法幣。以大米為換算單位，清朝中晚期一兩銀子價值人民幣150—220元左右（2008年）。本書中兩、元並用，請讀者留意。） 此外，與傳統的錢莊所不同的是，陳光甫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上海銀行積極向民營棉紗、麵粉工廠放貸，甚至還吸引工廠主成為銀行股東，這讓它在隨即到來的工業化浪潮中大獲其利。在此後二十多年裡，陳光甫先後在國內開了八十多個分行，還在美國、英國設立分支機構，儼然成為最重要的民資銀行家。 從雷履泰到陳光甫，中國金融業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