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五章1900年：國變中的商人

受甲午國恥之刺激，借康梁維新的春風，帝國的洋務事業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可是，僅僅三年後，風雲再變。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問斬於北京菜市口，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潛逃海外，變法維新徹底失敗，是為戊戌政變。 變局的起端發生在上一年的冬天，11月，德國強占山東膠州灣，康有為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他隨即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此後三個月，光緒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變法所有內容，俱在之前多年已經被反复議論，絕大多數成朝野共識，可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被保守人士以及王公貴戚視為“人事清洗”，一時間，“帝黨”、“後黨”竟成水火不容的對立之勢。 9月，維新派向光緒密奏，建議重用握有兵權的工部右侍郎、山東巡撫袁世凱，由袁去殺掉慈禧最寵信的滿人將軍榮祿。袁向老上司榮祿告密。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寢宮，將之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緊接著，宣布臨朝“訓政”，廢止幾乎所有新政法令，捕殺維新派，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33歲的湖南人譚嗣同在獄中題壁詩曰，“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臨刑前又留絕命詞：“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志慷慨，其情悲絕，感動全國。

百年維新的血腥收場，意味著變革已經在帝國的正常體制內難以完成。當洋務派、維新派先後喪失了主導權之後，改革的主流開始從體制內的官僚、士紳、文人等階層，向體制外的力量轉移，改革的方式從和平的漸進式，向暴力、顛覆式革命轉移。用梁啟超的話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戊戌政變僅僅一年多後，風雨飄搖中的國家再遭劫難。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數万由貧困農民、小販和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突然發動對在華洋人的襲擊，他們搗毀教堂，衝擊租界，殺死中外教徒，數十年的深重屈辱轉化成民族主義的熊熊烈火。義和團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6月初，他們搗毀了長辛店鐵路和丰台鐵路，攻擊正在保定修鐵路的外國工程師，然而，向北京、天津進發，攻打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 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奧八國聯軍共2000餘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犯，雙方在廊坊附近發生激戰。義和團的拳民充滿了神怪氣質，他們宣稱穿上一件畫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種“神水”後就可以刀槍不入。 6月初，慈禧曾委派軍機大臣剛毅和趙舒翹前往涿州，親自驗看義和團各種“神功”是真是假，兩個老兄弟經過兩天考察，竟認定“神功可恃”，老糊塗的慈禧信以為真，於是下決心與諸國開戰。這很像60年前林則徐大人深信英國士兵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一個誤判的細節足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慈禧下詔與各國宣戰，號召“義民成團，籍禦外侮”。 8月14日，八國聯軍2萬人攻陷北京，洗劫三日，並衝進紫禁城，掠走大量珍寶，犯下所謂的“文明人”最野蠻、最不齒的罪惡行徑。慈禧化妝成東北老太太攜光緒皇帝倉皇西逃。後世將這一段很哀傷而奇異的歷史稱為“庚子國變”。

北京慘遭洗劫的同時，各國軍艦也氣勢洶洶地游弋在上海港、廣州港及長江沿岸，商業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難逃一劫。這時候，官商盛宣懷和士商張謇聯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戲”。 5月間，義和團鬧事北京的時候，盛宣懷就覺得大事不妙，他藉口到上海“考察貨物時價”悄悄南下，一邊打理實務，一邊密切關注時局。對義和團運動，他力主鎮壓，認為“拳會蔓延，非速加懲創，斷難解散。”他的觀點得到洋務派大佬們的認可。當時，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在湖廣，劉坤一在江浙，袁世凱在山東，也就是說最清醒的官員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來。當老太太悍然向八國宣戰的時候，四大總督都知道大禍將至，張之洞在聖旨下達同日，電奏朝廷，“懇請嚴禁暴民，安慰各國，並請美國居中調停”，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官員說，北京的電報發錯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這時候，盛宣懷提出“東南互保”方案。具體來說，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此疆爾界，兩不相擾”。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聖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居然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響應。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得聞此議，也非常認可，並積極參與促成。幾位總督中，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與李、張等人又有心結矛盾。這時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出面勸說，張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劉猶豫，復引餘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由此可見，劉坤一聽了張謇的進言，終於決定提著腦袋搞互保。

張謇搞掂劉坤一後，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之中，“憂心焦思”，力圖說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全中國最有信用的人之一。況且，他們也不希望江南戰亂，損害了已有的商業投資。互保動議竟然得到了實施。經過盛、張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煙滿天的時候，南方終於沒有發生戰事。 《清史稿》記錄此事，認定“宣懷倡互保議。” “東南互保”在中國政治史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聖旨被當成“亂命”，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瓦解，皇權殞落，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而讓人意外的是，促進此事者，卻是一群注重實業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懷在當時的官階只是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而張謇更不過是一個已經下海經商的狀元，其他活躍的人還包括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湯當時是浙江一個學堂的校長，後來與張謇合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企業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則是南洋公學（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監督（校長），後來創辦過造紙廠。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代史上，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的成功，得益於開明理念、社會聲望、商業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智慧。 庚子國變後，慈禧被嚇破了膽，由“極左”而變得“極右”，日後講出了“傾舉國之力，與洋人結歡”、“寧與洋人，不與家奴”等等著名混話。為了跟列強談判，她又想到了李鴻章，於是急命李復職直隸總督，從廣州赴京與列強談判。 李鴻章奉詔北上，途中路經上海，專門召見剛剛忙完互保事宜的盛宣懷。兩人在位於寶昌路（現今的淮海中路1517號）的盛家花園促膝對話兩晝夜。燭火明滅黯淡月，天公不語對枯棋，其情其景，竟比30年前曾國藩與趙烈文的那場夜談更為淒切。臨別，77歲的李中堂與比他小20歲的盛宣懷，持手相看淚眼，留下六字曰，“和議成，我必死。”

1901年冬，李鴻章簽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賠款條約《辛丑條約》，賠款列強共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共計9.8億兩，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為8800萬兩，也就是說，辛丑賠款相當於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總和。 （賠款數字是按當時中國人口約為4.5億人來計算的，每人被攤派一兩銀子，以此作為對中國人民的處罰。）11月7日，李在京郊賢良寺鬱鬱而亡，臨終時“雙目猶炯炯不瞑”。 李鴻章去世，大清國失去了最後一根支柱，苦風淒雨，大廈已是搖搖欲墜。李鴻章嘗對自己作如下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他的死敵、維新派人士梁啟超認為李的局限在於對製度改革缺乏認識和堅決心，“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梁啟超因此說，“吾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 李氏臨終前一日，俄國公使還逼他在條約上簽字，他呈慈僖太后《絕命詩》一首曰，“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言辭淒慘，若秋風落葉。 跟恩師曾國藩一樣，他傾畢生之才智沒有能夠拯救這個給他帶來了無上榮耀和漫天恥辱的帝國。學者劉廣京在《劍橋中國史》中對他的基本判斷是：“李畢生對外國的意圖始終懷疑。他同外國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堅持維護中國的利益。”遙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風華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鴻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條約》剛剛簽署，少年李鴻章心憂國難，做《入都》一闋，詩內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時傳誦京城。然而，在其後的將近一個甲子裡，他卻連續簽下《煙台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及《辛丑條約》，成了人人唾棄的“賣國第一人”，1979年版的《辭海》稱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李鴻章另有一首《二十自述》詩：“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

李鴻章逝後，曾有人預言他的“幕中第一紅人”盛宣懷肯定是鴻運到頭了。沒有想到，他仍然是屢當重任。究其原因固然頗多，而最緊要的一條則是，帝國之內實在沒有人比他更會辦理實業了。 1901年12月，他被加賞為太子少保銜，第二年2月，授工部左侍郎，進入中央決策機構。 從戊戌變法失敗，到庚子國變，中央威嚴盡失。變革力量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後來十年，孫中山的革命黨不斷起義，激進思潮日漸蔓延。而中國企業成長的主流，也從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轉而為由下而上的民間創業熱潮。 1900年之後，張謇的大生紗廠進入全盛期。在義和團事件中，北方大亂，南方卻未受影響，而局勢動盪，造成洋紗進口明顯減少，機紗市場價格挺俏。這年秋天，張謇在日記上高興地寫道：“廠事復轉，銷路大暢。”到年底，大生獲純利達11.8萬元。從1901年到1907年，張謇一口氣先後創辦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業，赫然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張謇經商十分成功，不過作為士商代表的他卻志不在此。 在“東南互保”中綿盡全力後，他繼而起草了一份《變法平議》，提出四十二條具體的改革意見，呈遞給朝廷後，竟無任何下文。失望之餘，他決心從實業、教育入手，在民間層面實現自己的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嘗對人說，“我知道，我們政府絕無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範圍內，得尺得寸，盡可能的心而已。” 張謇的盡心構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徹底改造自己的家鄉南通縣。而實行的辦法就是“父教育，母實業”，把南通建成一個帶有自治性質的模範城市。 1903年開春，張謇在南通創辦小學，那時普遍一般都叫“學堂”，張謇稱“學校”很是超前，十年後，新生的民國教育部才通令全國一律改稱學校。張謇的小學分為本科和講習科。 4月23日，本科生復試的試題是他親自擬的，經義兼國文的題目是“先知先覺釋義”，歷史題為“三代學制大概”，地理題為“中國生業物產大概”，還有兩道算術題。 據記載，考試那天，大雨滂沱，學生都是撐著油紙傘來的，監考的教習中就有以後鼎鼎大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另外還有多位日本籍教習，張謇壁立校門，淋雨迎候每一個學生。學校開學前夜，張謇和一個助理逐一檢查學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舉蠟燭，他拿錘子，在每個房間門口釘名牌，把釘子敲牢，直到後半夜。他為學校立的校訓是，“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為了提高教師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東會上提議，把旗下一家墾牧公司原來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為紅股份，給南通師範學校450股，公司職員460股。 南通原本是個偏處一隅的小城，在張謇辦廠之前，城內人口不過4萬，沒有任何工業，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們按農業社會的節奏過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小城被一條叫濠河的河流所環繞，千百年來有“富西門，窮東門，叫花子南門”之謂，張謇便把自己的事業都投注在南門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這裡建一座中國最好的模範城，隨著他的企業日漸增多，荒蕪的城南竟漸成氣象，南通舊城內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狹窄，寬不過兩間，只能通人力車，南邊的新城則道路寬廣，可通汽車，沿著濠河和模範路，南通師範、圖書館、博物苑、更俗劇場、南通俱樂部、有斐旅館、桃之花旅館，以及女工傳習所、通海實業銀行、繡織局等等企業及公共設施比鄰而興，南通向外界展示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張謇經商一生，所積財富數百萬兩，大多用於教育和地方建設。他的平常生活十分儉樸，每餐不過一葷一素一湯，沒有特別客人，不殺雞鴨。 1903年，他應日本博覽會之邀去日本考察，買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艙客票，有人驚訝於他的節儉，他答曰：“三等艙位有我中國工、農、商界有誌之士。一路與他們敘談振興實業之大事，乃極好良機，求之不得。”他曾計算，經商二十多年中，用在公共事業上的工資、分紅可記150多萬兩，加上跟他一起辦企業的哥哥所捐，總數超過300萬兩。 張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嘗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斯人的眼光與胸懷，實為百代僅見。 從張謇等人身上，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在國難亂世之中，新生的企業家階層並不是一群只知道維護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隨波逐流的人，他們在很多時候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理性是其他階層的人們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們因自己的事業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在有些時候，竟讓人覺得他們也許是真正勇敢的人。 在晚清，張謇與盛宣懷是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的兩大代表人物，對比兩人事業格局，十分有趣。 自1895年之後，盛宣懷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鋼鐵、礦產、鐵路和銀行等領域，這些公司均屬於資源性行業，需得到強大的政府政策扶持，因壟斷而具有暴利性。張謇的事業則在紡織業、圍海養殖等民生產業，在這些領域中，進入已無門檻，國際資本聚集，是一個充分競爭性市場。兩人事業，上下游涇渭分明，竟隱然成了規律，在後來一百年的中國經濟中，國營資本大多循的是盛式路徑，而民營資本走的正是張謇道路。 1900年之後，就當張謇的紗廠生意十分興隆的時候，江浙一帶的民間資本也迎勢而上，紛紛投資於現代的民生產業。其中，對日後影響最大的是無錫榮家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興麵粉廠在無錫西門外梁溪河畔的一個土墩上悄悄開業了，它的佔地有17畝，工人三十個，最顯眼的是它有四套法國造煉的大石磨，引擎60馬力，磨出來的麵粉又細又白，每日夜可出面三百包。它的主要投資人是榮宗敬（1873－1927）、榮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資3.9萬兩白銀。榮家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起事期間，無錫遭遇戰亂，榮氏一門幾乎滅絕，其父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倖免於難，十多歲時，兩兄弟就背著一個小包裹到廣州、上海等地謀生計。因頭腦活絡、手腳勤快，他們竟慢慢的有了一些積蓄，到1896年，他們與父親一起在上海開出了一間廣生錢莊，自己當起了小老闆。又過了幾年，錢莊生意清淡，父親也因病去世了，兄弟倆決定轉行去做麵粉廠。 當時國內已開業12家機器麵粉廠，最出名的就是老狀元孫家鼐家族開辦的阜豐麵粉廠，保興是最小的一家。工廠從一開張那天起就不順利，當地鄉紳告榮家兄弟私圈農田，還投訴他們搞了一根大煙囪正對著學宮，有礙風水。一場官司風波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也很差，頭一個月就積壓了上千包，因為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銷路在北方，榮家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對那邊的市場是兩眼一抹黑。開廠一年多，其他股東就灰心喪氣撤了資，兩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辦了註冊。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來的。榮家兄弟漸漸顯出了經營上的才幹，他們先是物色到了營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裡隨機放進一塊銅元，做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 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製面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製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就翻了一番，不久後，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採購。 榮家兄弟是一對十分奇特的組合，兄長榮宗敬長得濃眉方臉，英氣逼人，做起事來雷厲風行，手段霹靂，弟弟榮德生則面圓耳長，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篤定，穩健保守。兩人在衣著上的區別也很明顯，老大喜歡穿西裝，整日髮蠟閃閃，老二終年是青衫長褂，一付鄉紳打扮。這種截然迥異、頗為互補的個性也充分體現在生意上，甚至成為了榮氏事業得以壯大的最重要的保證。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痴迷者。在進口美製麵粉機時，需12萬兩白銀，茂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的錢，榮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兩成，其餘兩年還清。榮德生有點遲疑，他則認定，“只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達之日。”1905年，就在麵粉廠剛上正軌之後，他當即提出“吃著兩頭，再做一局”，再辦一家棉紡廠。從此，榮家靠麵粉、紡紗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構築出一個驚人的商業王國。當然，他的冒進個性也常常陷企業於巨大的危機，1907年，榮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機失手，造成數万元的巨額損失，連他先父創辦的廣生錢莊都搭了進去，被迫倒閉關門。生死關頭，身在無錫的榮德生捧著自家田單及房屋單契，火急燎燎地趕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榮宗敬從爛泥中拉了出來。 後來二十多年中，這種危急景象居然發生了多次，榮宗敬舔盡傷口，依然猛打猛衝，榮德生則在後面掩護救難，每每把兄長和公司從懸崖邊拉回。就這樣，榮家事業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擴張。 1900年前後，中國商業界還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那就是洋務派最重要的礦務實業——開平礦務局被英國人騙走了。這個騙局牽涉英、德、美三國，甚至還是由一個後來當上了美國總統的年輕人操盤的。 開平煤礦由李鴻章決策、大買辦唐廷樞一手創辦，到1895年之後，它跟招商局一樣，落入了佩著頂戴的官商之手，出任督辦的是恭親王的親信張翼。煤礦的發展需要不斷的資金，朝廷沒有資本注入，而張翼又不願意讓商股在總股本中佔據優勢，於是他選擇了對外舉債。 1899年9月，張翼通過德國顧問德璀琳向英國墨林采礦公司借款20萬英鎊，以開平礦務局的全部資產作為抵押，代表墨林跟張翼談判的是一個時年25歲、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的美國年輕人。他在三十年後成為美國的第三十一任總統，在他任內爆發了著名的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 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地質系的胡佛是一年前來到中國的，他對勘探金礦充滿了興趣，在張翼的幫助下，他曾經在120名大清騎兵的護衛下，在華北一帶四處探險，他還為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胡華。在成為墨林公司駐天津代表後，他寫了一份《開平礦務局報告》，內稱，“這項產業肯定值得投資一百萬鎊，這個企業決不是一種投機事業，而是一個會產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實業企業。” 1900年6月，義和團在天津起事，很快蔓延北方，京津一帶驚恐萬狀。胡佛和很多外國人一樣在天津公館內被圍困了一個多月。而此時，張翼也躲進了英租界的家中。一個多月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某日，英國駐天津領事親自帶兵衝進張宅，以張家養有大量鴿子為由，認定“疑與拳匪相通”，逮捕了張翼，把他關在太古洋行的一個舊廚房裡。 當時，慈禧已經西逃，京津被聯軍控制，“通拳匪”是一個不用審判就可以殺頭的罪名，張翼被嚇得魂飛魄散。在被關押了兩天后，德國人德璀琳出現了，他告訴張，天津的煤棧被燒毀了，唐山礦區亂成一片，為了避免戰火，他建議將開平煤礦掛上英商的招牌。他隨即取出一份事先擬好的“護礦手據”，內容是委任德璀琳為礦務局總代理人，“委派古斯塔·馮·德璀琳為開平煤礦公司經紀產業、綜理事宜之總辦，並予以便宜行事之權。聽憑用其所籌最善之法，以保全礦產股東利益。”也就是同意德璀琳可以自行處理一切事宜。德璀琳說，只要張翼簽了字，由他向各國使館擔保性命無虞。張翼簽字，第二天就被放了出來。 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權”的德璀琳跟胡佛坐在了一起，前者代表開平礦務局，後者代表墨林公司，簽訂了出售合約，價格是像徵性的八英鎊。根據這份合約，“開平礦務局所有之地產、碼頭、鐵路、房屋、機器、貨物，並所屬、所受、執掌或應享有之權利、利益，一併允准、轉付、移交、過割與胡佛……胡佛有權將其由此約所得的一切權利、數據、利益，轉付、移交與開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約帶回墨林公司後，得到了5000美元的獎賞，這在當年是一筆不菲的報酬。接著，墨林又轉手將開平賣給一個名為“東方辛迪加”的英國財團，12月28日，新組成的開平礦務有限公司在倫敦註冊。在簽署正式“移交約”的時候，昏庸的張翼又被耍了一把，中文合同與英文合同存在明顯的表達差異，中文為“保管、託管”，英文則為“出售”。為了安撫這個慷慨的大官商，胡佛則答應張翼可以擔任終身“駐華”督辦，其所持有的3000股開平老股可換成7.7萬新股，此外還給他20萬兩白銀用於打點上下。第二年2月下旬，英軍進駐礦區，升起米字旗，胡佛被任命為新公司的總辦，並得到8000股的公司股票。他搞了半年的接管工作，在寫給董事會的報告中稱，“我們的任務完成得令人滿意，而留給我們後任的乃是一個前程遠大的企業。”（胡佛後來又在中國待了不少年，1904年，他還曾向南非斯互金礦輸出華工，收取了43萬銀元的佣金。至此，他成為美國第一個在中國發財的百萬富翁。1913年，胡佛攜大量財產返回美國，在舊金山開設了自己的公司，成為商界知名人士。從1921年開始，他當了8年的商業部長。1928年11月6日，當選為美國總統。） 開平礦務局被騙走後，闖下大禍的張翼一直刻意隱瞞此事，直到1902年11月，因為一次“降旗事件”才被捅了出來。當時煤礦懸掛了清朝黃龍旗和英國米字旗，英國人認為轉賣事宜已經抵定，就強行降下黃龍旗，結果引起礦工的強烈抗議。有人將此事密告袁世凱，騙局才告白天下，頓時引起朝野震驚，當時輿論稱，“不特為環球所稀聞，抑且為萬邦所騰笑”。清廷責成張翼赴英國起訴墨林公司騙取煤礦一案，隨張一起去的，是因翻譯《天演論》、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出名的著名學者嚴復。這場國際官司一直打到1905年底，張翼花費了百萬白銀，經過數月14次的開庭審理，法庭最終的判決卻是，承認墨林有欺騙行為，但仍然以“無法強制執行”為理由將煤礦判給英方。清廷不敢得罪英國，此事居然不了了之。 就在胡佛操盤騙取開平的時候，惟一提出抗議的是一個比他年長8歲的中國商人，他叫周學熙（1866－1947），時任礦務局總辦。根據規定，在“移交約”上需有督辦、總辦一起簽字，週拒絕簽字，並因此憤然辭職。在其後十年中，週學熙為了奪回開平，謀篇佈局，大開大闔，商戰從清朝一直打到民國，最終卻還是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