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章1875年：買辦救國

李鴻章看中的兩個買辦，一叫唐廷樞，一叫徐潤。他們是晚清“四大買辦”中的兩個。 在很多教科書和歷史讀本上，買辦是一個遭人鄙視的貶義詞，對它的定義是這樣的：“外國侵略者從僱用買辦從事侵略的活動中得到了好處，逐步形成為一種代理制度，這就是買辦製度。以後，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為外國侵略者服務並甘心充當他們代理人的中國人，如為軍閥向帝國主義借外債、買軍火的經手人，在帝國主義同反動政府之間擔任穿針引線、談判賣國條約的政客，以及販賣帝國主義腐朽和反動文化的掮客，都稱之為買辦。買辦這個名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便被賦予廣泛的意義，成為極不光彩的帝國主義奴才和爪牙的通稱了。”

“買辦”，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語，用現在通俗說法，就是跨國企業裡的中方職業經理人。在當年上海，它被翻譯成“糠擺渡”，也就是中洋之間的橋樑。 1757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限定廣州為全國惟一正式許可的對外通商口岸，並製定十三家官牙行經營和管理進出口貿易，實行國營的貿易壟斷，這就是所謂的“十三行”。 “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它們作為官設的對外貿易特許商，代海關徵收進出口洋船各項稅餉，並代官府管理外商和執行外事任務。 “十三行”中的從業者因此成為第一批從事合法外貿的商人集團。到19世紀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財富已非常驚人，其中一個叫伍秉鑑的人，他在1834年的家產約有2600萬兩白銀，幾乎相當於清政府三分之一的年度財政收入，被當時的西方稱為“天下第一富翁”。 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將伍氏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在這個榜單上有6個中國人，除了伍秉鑑，其餘五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紳、劉瑾和民國時期的“官商”宋子文。）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貿易專營權。從此，那些財力雄厚、商業經營理念先進，而且擁有特權的跨國銀行及貿易公司便成為了壟斷中外貿易的主要勢力，從“十三行”中散溢出來的人開始附依於外商，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買辦。 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廣東和上海商人——都是從買辦起步的。 由於洋行初萌於廣州，繼興於上海，所以兩地以及附近縣城便成了出產買辦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廣東的香山幫、江蘇吳縣的東山幫和浙江的寧波幫等。 《滬遊竹枝詞》謂：“糠擺渡名不等閒，寧波幫口和香山，逢人自詡瓜瓜叫，身列洋行第幾班。”在晚清“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香山人，席正甫為東山人。在上海，以寧波人的群體勢力最為龐大，朱葆三、虞洽卿等長期把持上海商業總會的會長職務。

很多西方學者在對晚清企業家的研究中，斷定他們缺乏“企業家精神”。費維凱在對盛宣懷的專題研究中認為，官僚工業家“固執地缺乏主動性”，因為他們與中國上流社會體制的聯繫，尤其是他們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參加科舉以及擔任政府官員的經歷，妨礙了他們進行冒險，從而窒息了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馬里恩·利維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將這種缺失歸咎於中國的家庭結果和家庭觀念，他在《近代中國商人階級的興起》一書中認為，商人把資本用於追求紳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標準，是他和他的後代不再是商人。”其結果是，中國商業領域出現了人才和資金的流失，當工業化機遇到來的時候，與日本相比，中國就缺乏實現工業化進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時期，惟一被認為符合企業家標準的商人群體是買辦，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紀中國的買辦》一書中用大量事實證明，中國買辦“就是傑出的熊彼特式的企業家”，到1900年，有多達1萬名買辦符合這個標準。 （出生於奧匈帝國的美籍經濟學家家熊彼特是“創新理論”的提出者，在他看來，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商業社會不斷地實現新組合，企業家從事的工作，就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

李鴻章所聘的唐、徐兩人是當時名望最高的買辦，也都在航運上闖出過大名聲。 唐廷樞（1832－1892）是當時最大資本規模的英商怡和洋行的大買辦。 （洋行是指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的貿易商行或代理行號的通稱，在早期，它也從事銀行業務，歐美人自稱為公司（company），日本人稱株式會社。）他的父親是一個美國傳教士的聽差，早年就學於一家教會學校，他的同學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據哈佛學者劉廣京在《唐廷樞之買辦時代》一書中引用當時人評語，說他“講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他在年譜中也自稱“受過徹底的英華教育”。青年的時候，他還用廣東方言編過一本《英語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學習用書。

30歲那年，唐廷樞進入怡和洋行。當時，美國因南北戰爭影響了棉花出口，英國、印度等國棉紡廠貨源緊缺，轉而向中國採購棉花——從這個細節可見，全球化的景像在19世紀中後期確實已經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唐廷樞抓住時機，在上海開設修華號棉花行，為怡和洋行收購棉花，很是賺了一筆錢。因才幹出眾，入行三年後，他就被提升為洋行買辦，並獲權掌管金庫。 1869年，唐廷樞向洋行老闆建議投資輪船航運業，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後開闢了上海至福州的輪船航線和對馬尼拉的航運，這一新業務為怡和帶來了豐厚的收益，一些輪運的年利潤率竟高達60％。唐廷樞一時在商界名聲大噪。他的競爭對手美商旗昌洋行老闆F·B·福士在一封信中認為，唐廷樞“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正因此，當李鴻章決意從買辦中為招商局尋找領導人選時，第一個就瞄準了唐廷樞。

比唐廷樞年少6歲的徐潤（1838－1911），其買辦經歷也十分相似。他15歲就隨叔父到上海，在寶順洋行當了一名學徒。寶順洋行為英國大鴉片商人顛地所創——此人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時，與林則徐對抗，被林認定“誠為首惡，斷難姑容”的英商代表——是南方歷史最悠久、最有權勢的洋行之一，徐潤從月薪10元的小學徒開始，到24歲時已升任主帳。 隨著清政府被迫開放各個口岸，寶順洋行在各地迅速“查看形勢，立行通商”，徐潤就充當了坐鎮上海，協調各沿岸分行的重要角色。他很早就預見到長江航運的重要性，竭力開拓長江輪運，在他的慫恿下，寶順從香港購進一艘叫“總督號”的輪船，稍事裝修後投入長江航運，該輪客貨兩用，還可拖帶4艘鉤船，每艘又可裝貨600噸，從上海到漢口一個來回，僅貨運收入就已將購船、裝修的成本收回，獲利實在豐厚。此後，寶順購置多艘江輪，在上海建成了惟一能容納海輪的寶順大船塢，還相繼開通了上海到日本橫濱、長崎的航線。航運業務讓寶順每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數千萬兩，在各洋行中盛極一時。徐潤也因此成為寶順洋行的總買辦。

到1866年，倫敦爆發金融風潮，所有英商企業都受波及，寶順的股東們開始拆股收縮，美商旗昌洋行乘機在兩年後收買了寶順全部的航運業務。徐潤離開寶順，開始獨立經營茶葉生意。當李鴻章為了招商局向他發出邀請的時候，旗昌的老闆福士也看中了他，並許以上海總買辦一職。徐潤最終決定跟唐廷樞攜手投奔草創中的招商局。 李鴻章任命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盛宣懷為會辦。唐、徐兩人當即重啟盛宣懷所議，大開門庭，廣招商股。 買辦出手當然與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兩人浸淫商界多年，都是名震南北的一時翹楚，而且在航運業均有成功的先例。他們很快招到50萬兩的民間資本，並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以收銀日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結，總帳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資金，成了股東。在此之前，中國的企業組織方式只有獨資和合夥兩種，輪船招商局公開招股籌資，成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而在從前，中國商人做生意從來只能視官府之眼色，哪裡有平等對坐的資格，更不要說“總帳公閱”了，輪船招商局別開洞天，已經有很規範的公司產權制度了，輪船招商局成立後，當即在長江航運中與洋商大打出手。當時，勢力最大的輪船公司是美國旗昌洋行、英國太古洋行，他們聯手訂立了“齊價合同”，壟斷航運業務。招商局在李鴻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運業務保證了公司的基本運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貸款，再加上唐廷樞等人的精明管理，讓兩大洋行感到巨大壓力，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裡，原本賺得手軟的洋行竟變得無利可圖，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兩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兩，到年底已是無錢向股東發放股息。而實力最強的旗昌洋行也同樣陷入困境，它的一百兩面值股票也跌到70兩，在競爭壓迫下，其股東會最終決定退出航運業，把公司轉賣給輪船招商局，開價為220萬兩白銀。

當時的招商局只有11艘輪船，全部資本額75萬兩，買下旗昌無異於“小魚吃大魚”。唐、徐沒有辦法募得這筆巨款，便與久在官場廝混的盛宣懷商議，盛大為讚許，並挺身願意出面籌款。可是，朝廷實在是國庫羞澀，他找到李鴻章，李表示“費巨難籌”，再去找兩江總督沈葆楨，他此時正注力於福建船政局的建設，也以“無款拒之”。盛奔走京滬之間，再三曉以利害，李鴻章最後同意從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撥銀50萬兩，沈葆楨則從他的藩庫中出50萬兩，這樣勉強籌齊了100萬兩。盛宣懷再與旗昌談判，軟硬兼施，讓後者同意先支付120萬兩，餘款分五年還清。就這樣，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為中國水域內最大的輪運企業，日後與盛宣懷終生交惡的徐潤在晚年《自敘年譜》中也承認，“商局根基從此鞏固，皆盛杏翁（盛宣懷字杏蓀，尊稱杏翁）之力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還清所有欠款，還有盈餘過百萬兩，成當時清政府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業，它的輪船試航英國倫敦及北美的檀香山、舊金山，很是張揚了一番威風。當時有個日本官員在參觀了上海的碼頭和輪船後，對盛宣懷說：“有了這個輪船招商局，你們大清的風雨茅廬中，總算有了兩張新桌子。”而李鴻章對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劉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來，最得手文字。”

在招商局站穩腳跟後，1878年，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北上，籌建開平礦務局。 煤是軍艦的動力原料，在軍用和民用兩方面均意義重大，中國華北煤礦資源豐富，卻一直缺乏開發能力，不得不從國外進口。開平礦務局是第一家以現代公司方式投資經營的煤礦企業。唐廷樞等人在前兩年就上書李鴻章，懇請開採開平煤礦，據他計算，在噸煤價格構成中，中國礦工工資所佔比例僅為英國礦工的一半，所以，獲利空間巨大。 開平礦務局從籌建到投產，非常順利，這一切俱得力於唐廷樞的精於管理。他在引進設備之前，對煤礦資源進行了仔細的勘察、化驗和計劃，訂購機器則根據開平的礦山地勢，力求實用，在聘請國外工程師時，更是親自面試，務求來者有真水平。便在建礦的過程中，為了運送煤石，唐廷樞在李鴻章的默許下，主持修築了從煤廠到豐潤縣胥各莊的第一條國產鐵路。

在唐廷樞的精細經略下，開平礦務局於1881年出煤，日產約為300噸，第二年總產3.8萬噸，到1899年，產量增至77.8萬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煤礦基地。從一開始，開平礦務局就與日本公司展開了天津市場的爭奪戰，當時日本煤炭在天津佔據絕對優勢，唐廷樞利用地利之便，以廉價殺之。據海關記載，1881年，天津進口日煤1.74萬噸，開平煤入市後，當年即減為0.54萬噸，三年後又降為566噸，市場基本為中國企業所控。 招商局在長江航運上的兩大國際對手，一是美商旗昌，它後為招商局收購，還有一個勁敵是英商太古，太古輪船公司的總買辦就是晚清“四大買辦”中的另外一個香山人鄭觀應（1842－1922）。鄭後來也被招攬進了招商局。在近代史上，此公不但以善於經營出名，更是一個堪稱偉大的維新思想家。 鄭觀應是唐廷樞的姻親，與徐潤是“兩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其叔父等人也為多家洋行的買辦。少年時，他就遊歷過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等地，17歲那年，也跟很多同鄉一樣，到上海寶順洋行做了一名學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創辦輪船公司，年輕的鄭觀應被延聘為總買辦。他很有經營謀略，曾經總結出辦好輪船公司的十條經驗，其中包括用人得當、加速船運週期、降低能耗、多攬客貨等等。為了降低能耗和運輸費用，他購買的輪船均為燒煤少、行駛速、裝貨多的新式輪船。在他的經略下，太古輪船公司後來居上，發展得極為迅速，據他自稱，“當太古開辦之時，只有舊船三艘，力與旗昌爭衡，尚屬得手，所以逐年添船，獲利更厚。”在唐、徐經營招商局的初期，其重要對手就是同鄉鄭觀應。 一個很隱秘的事實是，當初唐廷樞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說動鄭觀應出錢入了股，因此，鄭也是招商局的一個股東。就在旗昌被擊潰的1877年，鄭觀應與太古的合同期也正好到了，唐竭力拉攏鄭觀應入局，太古方面出高價挽留，鄭觀應再三考慮，還是續簽了五年僱傭合同。在他與唐廷樞的協商下，招商局與太古簽訂了“齊價合同”，從而以“雙寡頭”的方式壟斷了長江航運，兩家公司的利潤因此連年大漲。 很快到了1881年，鄭觀應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滿了。招商局又打起這位經營奇才的主意，這回是李鴻章親自出馬，他向朝廷上奏懇請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蹟載入廣東省志和縣的縣志以示表彰，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馬上抄錄了副本寄給鄭觀應，這對於鄭氏家族實在是一個無比榮耀的事情，鄭觀應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篤愛深知，曲為詳達，時與春噓，烏能承此。”不久後，盛宣懷又乘李鴻章南下之機，邀鄭觀應一同到吳淞口拜見了李中堂大人。接下來，唐、徐和盛三人輪番上陣，勸說鄭觀應轉投招商局。 冰雪聰明如鄭觀應，此時“心若轆轤，殊難臆決”。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總經理冷士唯更是私交甚篤。進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來也是明擺著的：就職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華人之首的總買辦，進了招商局肯定將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後；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的跌了身價。他在給唐廷樞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不計薪水之多寡，唯恐舍長局而就短局，有關名譽。”這些眼前的得失倒還不是他最優先考慮的，讓他再三遲疑的，其實還是招商局的官商體制，他的顧慮有二，一是“所慮官督商辦之局，權操其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二則是將來“日有起色”，鑽營者必多，“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讒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 不幸的是，鄭觀應所慮竟然在日後一一應驗，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思慮再三還是決定轉投招商局。他說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經營格局尚不穩健，“若不早日維持，恐難自立，我國無輪船往來各通商口岸，更為外人所欺辱。”最後七字，是來自鄭觀應的內心召喚。 1882年2月，鄭觀應與太古的合約期滿，3月，他接受李鴻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幫辦一職。 三個大買辦先後都毅然告別優厚而且能夠世襲的洋行生涯，轉而為朝廷所用。這在當時商界堪稱奇事一樁。日後讓人唏噓不已的是，唐、徐、鄭三人自投身於官督商辦事業之後，其經歷竟是同樣的坎坷悲情。唐廷樞逝於1892年，據當時人稱“身後蕭條，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報。”也就是說，沒有給子孫留下什麼財產。徐潤後來被盛宣懷趕出招商局，又經歷多年磨難，逝於1911年，所積財富不過萬兩。鄭觀應逝於1922年，家財也十分有限。 “四大買辦”中，唯獨東山席家，一直恪守買辦身份，子繁葉茂，富貴百年。人生運勢隨國運而動盪，是非得失如此詭異，讓後來者真正一言難盡。 在19世紀末，全國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僱有10名買辦計算，全國買辦人數即為1萬人。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少的人數了，而且他們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長江流域沿線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財富階層。在近現代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脫離了土地、具有獨立特徵的的企業家階層。 （據白吉爾的計算，到1920年前後，洋行總數為9511家，買辦人數超過10萬人。） 買辦階層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開化。 “四大買辦”都是買辦世家。唐廷樞一門四兄弟都是大買辦，他的子侄輩十餘人也繼承衣缽，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務超過半個世紀。徐潤一家，從他的伯父起到眾多表弟、子侄共十餘人，都服務於寶順、太古、禮和等多家洋行。鄭觀應一家也大體類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東山席家。席氏的第一個買辦是席正甫（1838－1904），他與徐潤同歲，19歲那年到上海的錢莊做學徒，後進英商匯豐洋行當跑街，僅6年後就升上了買辦。在他的促成下，李鴻章以鹽稅為擔保，向匯豐借款200萬英鎊，開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筆商業性外債，也從此拉開了匯豐與中國政府的長期政治貸款合作，從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匯豐借款17筆，絕大多數都由席正甫一手經辦，其中最大的一筆是他與“紅頂商人”胡雪巖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萬兩用於鎮壓新疆地區的叛亂，這些借款的年息居然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貸，清政府財政因此更加的拮据。從席正甫進匯豐到1911年前後，外商在上海開設大小銀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東山親戚擔任買辦，席家祖孫三代14人，先後在6家英商銀行、2家美商銀行、2家日商銀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銀行出任買辦，幾乎囊括了當時主要外商銀行的買辦職位。 買辦的收入之高，在當時無任何職業可比。席正甫在匯豐的年薪約為10萬兩，可換算成5萬擔大米（每擔約150斤）。除了規定的年薪，另外還有兩大塊財源。一是洋行給出的佣金，買辦無論是組織貸款、買賣外匯或辦理匯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達12％，最低的也有0.12％。佣金之高非常可觀，後來曾經當過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曹汝霖早年也當過買辦，他曾經拿出放款所得的佣金，與日商合辦了一家中華匯業銀行。 比佣金更大的收入來自買辦們的自營生意。按當時慣例，洋行不禁止買辦創建自己的企業，所以，幾乎每個買辦都有自營買賣，而且這些生意大多與洋行業務有很強的關聯性。譬如，唐廷樞就開有錢莊、當舖、保險公司、茶棧和棉花行，他還跟鄭觀應合股辦了兩家輪船公司。徐潤則在上海、湖北、江西和廣東等地開有連鎖商號，專門收購生絲、茶葉和棉花，為寶順洋行提供貨源，賺取差價。因為掌握了洋行的進貨權，所以，買辦的話語權就特別的大，唐廷樞和徐潤所服務的怡和、寶順都是當時最大的洋行之一，他們聯起手來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緊俏商品的定價權，在進招商局前，兩人甚至還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絲業公所和洋藥（鴉片）局，與各口岸的公所“互為維持”，左右了長江流域的茶葉、生絲和鴉片的貿易。鄭觀應的生意做得也很大，他開有茶棧、鹽號、雜貨號、錢莊和輪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長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設有“代客辦貨”的攬載行——也就是物流服務公司，鄭觀應在很多攬載行里擁有股份。席家的投資同樣龐大，開有銀樓、錢莊和紗廠，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路擁有大片地產，1905年，清政府創辦戶部銀行（三年後更名為大清銀行），是為中央銀行，席家以多個私人身份投資入股，合計得1320股，大約佔銀行總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東。 如此錯綜龐雜的生意，讓買辦們變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虛言。在他們崛起之前的兩百年間，國內商業多為晉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別在長江流域，靠販鹽和生絲買賣起家的徽商勢力最盛，然而到19世紀後期，買辦財勢已隱然超越，當時上海便有諺語稱，“徽幫人再狠，見了山上幫（指東山幫），還得忍一忍。” 有研究者考據，到1900年前後，席家資產已經超過1000萬兩之巨。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可以與慈禧太后修頤和園做一個比照。 1885年，慈禧太后沒有錢過生日，硬是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朝廷因此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並在三年後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此事被認為是1894年甲午中日海戰失利的重要原因。慈禧到底挪用多少海軍軍費一直有爭議，據頤和園管理處的《頤和園》所記載，佛香閣等56處工程估價為318萬兩左右，以重修水操學堂名義撥款68萬兩撥款，各地督撫以“海軍經費”名義另外集款260餘萬兩。後世學者估算總費用在1000萬到1400萬兩之間，民國史家羅爾剛在《清季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考》中的計算是：“吾人今日雖無法考出其確數，然必在一千萬兩以上則可斷言也”。由此可見，1000萬兩對於一手掌控帝國的慈禧太后來說也算是一個頗大的數目，且影響到國防，最終導致了國運的陡轉。而一個買辦家族，其資產就可達到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駭人了。 買辦生涯如此穩定而多金，三個香山人卻相繼棄之轉投，究其原因，除了商業利益的評估外，更大的衝動應來自於他們對國家的報效之心。 1870年前後，距鴉片戰爭已經三十年，這期間，一方面洋貨大量進口，侵蝕瓦解著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基礎，導致中國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勢力日益深入中國內地，開礦、行船、辦企業，掠奪各種資源、滲透把持中國經濟命脈。其情其景，國人莫不憂心。 買辦一族，是當時中國人最早接受“西風”的，也可以說是最先開化的。他們日日與外商接觸，有的還從小接受英美教育，對先進的商業理念和現代國家觀念有深刻的認識，而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對中國的落後和國民之愚昧最有切膚之痛。唐廷樞的同學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回國後，也在上海寶川洋行當過一段時間的買辦，他回憶說，“買辦之俸雖優，然操業近卑鄙”、“以買辦之身份，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也。”這種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買辦的人格中。因此，國家稍有召喚，他們自會義無反顧。唐廷樞在回顧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態時就說：“自置輪船攬運貨物，以收利權，此正富國便商之要務也。”，在一次股東會上，他更慷慨地對眾人說，“樞、潤不慮資本之未充，亦不慮洋商之放價，惟盼各幫聯合，共襄大舉，使各口轉運之利，盡歸中土，此事固創千古未有之局，亦為萬世可行之利。”其言辭鏗鏘，百年後讀來猶有金石聲。 這些人中，以鄭觀應的觀念最為先進，他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改良思想家。 鄭觀應在太古當買辦的時候，就開始寫作《救時揭要》和《易言》兩部書。據鄭觀應研究專家夏東元的考據，《救時揭要》始寫於1862年前後，刊刻於1873年，《易言》則完成於1880年，創作的原因是“目擊時艱，凡屬臣民，無不眥裂”，“每於酒酣耳熱之下，聞可以安內攘外者，感觸於懷，隨筆札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在這兩部書中，鄭觀應第一次提出強國之道除了兵戰，還要進行商戰，“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 身為買辦，鄭觀應跟容閎等人一樣，對華人地位的低下深以為恥。他寫道，“我華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議罰，決無寬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國營生，漁我中國之利，反不循我中國之規矩！此意何意乎！” 要商戰，首先要學西方，“效其技藝，臻於富強”。這一觀念並不新鮮，自魏源之後，時人俱有此論，這在當時的洋務派已成共識，超人之處在於，鄭觀應繼而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第一，他從孟子“國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出發，出人意料地引導出民間資本是商戰主角的結論。作為航運業的大家，鄭觀應早就對洋務派所辦實業有冷靜的觀察，他看到當時兩大輪船製造企業，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局的經營都非常不順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資金匡乏，三是質量粗糙，而在他看來，如果讓民間商人來造船，不獨“資用可以源源不窮”，而且技術也易於精良，“商人造，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輪，而精粗美惡自有天淵之別矣。”這一從產權清晰化的角度來論證企業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經濟學的精髓，迄今視之，仍為公理。更讓人驚奇的是，鄭觀應還將國營資本、民營資本與國際資本進行了有趣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附資於官，勒索很多，以至無利可圖，而附資於洋商，則有可靠的利潤。恐怕連他也不會料到，這個觀察竟然在一百年後還在生效。 第二，鄭觀應認為徒慕西方的技藝之長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這個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實行君主立憲。他在《易言·論議政》一篇中對比了中西政制的優劣，明確指出：中國由於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故於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惟在上之人權衡自秉，議畢即行，雖紳耆或有嘉言，末有上達……於是利於上者，則不利於下矣；便於下者，則不便於上矣。”而“泰西列國則不然，其都城設有上、下議院。上院以國之宗室勳戚及各大員當之，以其近於君也。下院以紳耆士商、才優望重者充之，以其邇於民也。凡有國事，先令下院議定，詳達上院。上院議定，奏聞國主。若兩院意議符合，則國主決其從違。倘彼此參差，則或令停止不議，或覆議而後定。故泰西政事舉國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鄭觀應此論可謂驚世駭俗，已算是“異端邪說”。當時的政界和學界僅有少數先知先覺者形成了類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燾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學者王韜則在1879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國應實行“君民共主”的主張。從時間上看，買辦鄭觀應的論述都早於兩人，因而後世學界公論，鄭氏是第一個提出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人。十多年後，在《救時揭要》和《易言》的基礎上，他又寫出更為轟動一時的《盛世危言》。 鄭觀應的這兩部書都由他自費刻刊，分送給親朋至交們，唐廷樞、徐潤均得贈拜讀，並深以為然。這種理念上的一致，是他們做出相同選擇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這些買辦意外的是，後來的事實演進卻大相庭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