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二十六章1959年：最苦難的三年
（1959年，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因為建議計劃生育而遭到批判，這是他當年奮起應戰時的答詞。鼓勵生育的政策導致中國人口持續增多，1949年，全國人口5.4億，1964年為7.2億，到馬寅初去世的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得10.3億人。）
從1959年到1961年，後世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民經濟由前一年的瘋狂躍進陡然跌入空前的蕭條低迷。全國工廠關停近半，2千多萬新招職工被驅回農村。因糧食的短缺，廣大鄉村爆發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2千萬，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況。
如此慘烈景象的發生，有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用劉少奇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關於這三年的中國是否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後世有兩種不同的觀察。
英國《泰晤士報》在1960年11月9日的一則報導中說，“1959到1960年，將以大旱災被載入中國的歷史。在北方的廣大地區約有兩百天沒有下雨，也沒有下雪，在夏末乾旱中斷後，許多地區又被大雨所淹沒……共產黨人在天氣上一直難得是幸運的，但是過去這一年是最壞的一年。”據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撰的《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且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1960年，災情繼續擴大，北方持續爆發特大旱災，東部沿海省區則受嚴重颱風洪水沖擊，受災農田面積擴大到6546萬公頃。進入1961年後，災情未得緩解，大旱蔓延黃河、淮河和整個長江流域，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的小麥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減產50％，很多農田顆粒無收。 8月到10月間，東南沿海諸省遭受颱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的佔9次，為建國以來之最。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這三年發生的自然災情不能算是全國性特大災害。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描繪的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干燥度距離平均值圖顯示，三年全國干燥度距離平均值均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另外，據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表明，這三年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若以旱災而論，1960年的旱情輕於1972年和1978年。 《時代》周刊在1961年1月6日的一則報導中認為，“不是所有的西方觀察家都認為乾旱和洪水應該為糧食緊缺負責。他們指出日本的氣象報告顯示中國今年的氣象並無甚麼異常，他們懷疑所謂自然災害乃是被發明與誇大的，為的是掩蓋食物的短缺的真正原因：政府剝奪食物出口到國外換取工業建設用的機器與設備。”到9月15日，這家雜誌又引用香港大學經濟學家斯達特·科比（EStuart 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灣和中國廣東有著十分相似的天氣，天氣確實不好，但是香港農作物減產8％，台灣減產13％，在廣東則是30％，科比教授的結論是，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因為天氣，還有農民廣泛的士氣消沉。
科比教授的觀察應該是比較接近真相的，糧食的大幅度減產，既與自然災害有關，同時也是過激政策的後果。
“大躍進”的後遺症是嚴重的。首先是“放衛星”導致的高徵收。產量是虛的，徵購可是實的，1958年的糧食產量實際只有4000億斤，卻按虛報的7500億斤徵購，全國征了1095億斤，佔年產量的27.3％，已達到農村承受能力的極限，然而，1959年徵購卻高達1348億斤，佔年產量的39.6％，農民的口糧和下一年的種子也被徵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反私分，甚至抓人、關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壯年農民仍然被拉去大煉鋼鐵和大修水庫，在旱情嚴重的1959年秋冬，僅山東就有887萬青壯年在煉鋼鐵和修水庫，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東共荒蕪農田五千到六千萬畝。可怕的糧食危機就這樣降臨了，到1960年，全國的糧、棉、油和生豬擁有量分別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糧食產量實際已猛降到了2870億斤，而徵購額卻比上一年還要多，高達1408億斤。趙發生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一書中更披露了一個事實：由於對形勢的判斷失誤，中國甚至還在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中大量出口糧食，其中，1958年淨出口65億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淨出口94.8億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淨出口20億斤。
當悲劇發生的時候，放衛星最積極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慘的地方，全國的衛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衛星”的信陽地區最耀眼。三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440餘萬畝，為全國最慘烈的省份，一向為豫東南“魚米之鄉”的信陽地區更是餓死一百多萬人，很多鄉村絕炊絕戶，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受中央委託去河南實地調查的王任重回憶說，“（信陽）西平縣因為放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1萬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檢討中，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從1959年春季開始，糧食危機就已經燒進了大城市。 2月，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發現，在北方最普通不過的捲心菜居然成了“配給物資”。它的記者描述道：“儘管上個月中國政府號稱糧食增產了102％，但是城市的糧食配給的定量卻被削減了，捲心菜開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給物資的列表，之後洗衣服的肥皂也開始需要配給，每人每月的食糖被減低到略高於一磅。在沿海的廣東省出現魚肉短缺，上海則是難以買到肉食。”在隨後的兩年裡，關於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報導不時出現，1960年5月16日的報導稱，“來自某個公社的消息說那裡50％的兒童都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雖然沒有大量的歉收報導，但是很明顯中國把廣東的農產品運到城裡給產業工人，或者賣到國外換取外匯，在一個地方，農民使一輛火車出軌，搶奪了把他們的穀物送往北方的列車。”在8月22日的一則報導中，記者援引福州一位母親給她在香港的兒子的信說，“要不是你寄點錢回來，我們一年也吃不到一塊肉。”
實際的情況，與《時代》記者的零星描述相去並不太遠。到1960年6月，北京庫存糧食只夠7天的銷量，天津僅夠10天，上海已無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度日，連一向為中國糧倉的東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鋼鐵企業武漢鋼鐵廠存米無多，工人們只好發明了“超聲波”蒸米法，把大米連蒸幾次，使之膨脹而能“填飽”肚子。清華大學則成功地發明了“增飯法”：一鍋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乾煮40分鐘，然後第一次加水120斤。過15分鐘，第二次加水200斤。再過15分鐘，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鍋以後，最後加水100斤，等10分鐘，就可以開飯。這個辦法被當成重大科研發明廣為推廣。
9月，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地群眾“低標準，瓜菜代”，大搞代用食品。不久前還在為“糧食多了怎麼辦”而日夜攻關的科學家們專門“研製”出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桿曲粉、人造肉精、小球藻等等，這些名詞看上去很“科學”，其實就是把原本當肥料或餵豬的玉米、小麥桿子碾碎了當糧食吃，所謂“人造肉精”則是一種食用酵母。
代食品中，最有名的是“小球藻”，這是一種水面浮生植物。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認為小球藻不僅是很好的精飼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社論寫道：小球藻“蛋白質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麥高3倍多”。 “用小球藻試制的糕點、麵包，質高味美，清香可口”。
一個名叫周孜仁的學生，當時就讀於成都五中，他在回憶文章中詳細記敘了當年培植“小球藻”的經歷：把原來宿舍區供學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為“藻類繁殖池”。先滿灌清水，再加上小便。因為據說“小球藻”在小便濃度較大的環境裡，繁殖尤為迅速。接著把“藻”苗倒進去，攪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發綠，繼而發黑，最後發臭，藻類培養宣告成功，於是舀出兩桶往大食堂的鍋裡倒，同時，向水池補足新尿兩桶。如此反复，以確保同學們每頓飯裡都有充足的小球藻。
就在國內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的同時，在外交上則同時發生了一件大事，1960年7月16日，蘇聯突然宣布召回全部援華專家，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徹底決裂。
中蘇關係自斯大林去世、特別是赫魯曉夫發表了“秘密報告”之後，就變得別彆扭扭。 1958年初，毛澤東提出“反教條主義”，對蘇聯發展經濟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認為蘇聯的根本問題是“見物不見人”，依靠官僚技術階層和他們制訂的規章制度管理經濟，其要害是限制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蘇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也不能理解，該年7月26日，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一篇電訊稿，透露部分蘇聯官員和專家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以為然，甚至在報紙上對熱火朝天的人民公社運動隻字不提，這很是讓中國領導人惱火。
這種矛盾很自然地反應到數千名援華專家身上。曾任鞍鋼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的馬賓在三十年後對歷史學者羅時敘講過一段回憶：1958年，他在北戴河親耳聽了毛主席關於鋼產量由535萬噸翻番達到1070萬噸的講話，會上群情激昂，有人當場做詩曰，“坐八百看一千，土辦法不花錢，大家一起努力干，年底一定會實現。”馬賓對這是目標很是懷疑，可是卻不敢公開質疑，回到工廠後，“蘇聯專家規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爐拼命裝料，眼見就是胡來，不合格的鋼也出爐了。煉鋼車間把規章都燒了，對產品質量也不進行檢查了。”後來的結果是，鞍鋼生產出來的一級鋼軌的產量由過去的93％降低到了42％。
這種躍進做法讓蘇聯專家很是不解。廣西有了新建的煉鐵廠要請蘇聯專家去指導，可是專家們從報上看到那個廠煉鐵是用木柴燒的，就死活也不肯去。齊齊哈爾的富拉爾基鋼鐵廠是完全由蘇聯人援助建成的，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技術水平最好的特種鋼廠，在生產汽輪機的大型鍛釘時，中方為了創造記錄，違反既定的工藝規程，熱火朝天的一噸猛幹，結果煉出大量的廢品。一些蘇聯專家對鋼鐵領域發生的盲目過熱很擔心，他們向蘇聯使館做了反映，再由使館向中方上級提意見，結果當然引來很大的反感。
發生在鋼鐵領域的衝突並非個例。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二0二廠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這個工廠是研製核武器部件的，當時正處在設計階段，蘇聯專家按常規提出設計工作應分為三步，即初步設計、技術設計和施工設計。但中方認為，在當前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應打破常規，三步並做兩步走，取消技術設計環節。為了說服蘇聯專家，中方特別組織他們參觀了創造萬斤畝產記錄的徐水縣，試圖用中國農民的“放衛星”精神打動他們，誰料，專家們一到田頭，又對糧食產量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在爭執不下的情況下，中方決定不聽蘇聯人的意見了，結果在後來的施工過程中，不斷遇到麻煩，大大小小的修改達幾百次之多。
在水利和電力系統服務的別斯托夫斯基報告說，“中國同志決定簡化電力裝置，這將降低它們的可靠性，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將導致事故的發生。”哈爾濱火電廠專家組組長克利莫夫在1959年7月到10月間向中方遞交了10多封抗議信和申訴信，報告工廠違反鍋爐的操作規章貿然躍進，但一直無人過問，最後引起工廠大爆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最可笑的是北京航空學院，它要求蘇聯專家幫助設計時速3700公里的飛機，這讓他們十分的為難，因為只有火箭才能達到這樣的速度。
1959年初，很多蘇聯專家向國內抱怨，中方的一些企業撤銷了按蘇聯技術方案和技術規程設立的技術部門，取消了必要的技術規格和標準，他們表面上仍留在崗位上，享受薪金，承擔合同規定的生產責任，但實際上已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責。武漢冶金公司的12位蘇聯工程師說他們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工作了。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一設計院的中方領導有8個月沒有與蘇方專家見面。
最能生動地體現中國自主性的事件，是“鞍鋼憲法”的誕生。
鞍山鋼鐵廠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被稱為是“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子”，“一五”計劃時期，鞍鋼共完成基建投資總額15.45億元，佔全國同期冶金工業基建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五年累計，鞍鋼共生產鐵1090萬噸，鋼846萬噸，鋼材566萬噸；分別佔全國同期總產量的54.3%、50.8%、42.91%，可謂是半壁江山。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寫了《關於工業戰線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在列舉大量事實後，提出要“繼續徹底地批判堅持一長制、實行經濟和技術掛帥、依靠少數專家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路線，堅決地貫徹執行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依靠廣大群眾辦企業的無產階級路線；繼續徹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和賈桂思想，進一步樹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使運動一浪高一浪地向前發展。”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非常興奮，於3月22日作了重要批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10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幹，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馬鋼即蘇聯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它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管理和技術標準，被尊稱為“馬鋼憲法”，是蘇聯工業模式的一個驕傲。 “鞍鋼憲法”的提出，顯然是針對“馬鋼憲法”而言的。
“鞍鋼憲法”的核心經驗有兩條，一是“兩參一改三結合”，二是政治掛帥。
“兩參一改三結合”即是：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生產、技術、管理等改革和改進上實行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它被認為是“我國對工業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一條極具特色的重要經驗。”
關於政治掛帥，時任鞍山市委第二書記、鞍鋼黨委第一書記兼經理袁振的表述是這樣的：“鞍鋼憲法的基本內容，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堅持大搞群眾運動，堅持不斷革命，堅持總路線、大躍進。鞍鋼憲法是毛澤東思想在經濟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無產階級辦企業的根本路線。”遼寧省委書記李東冶則直接將“鞍鋼憲法”與“馬鋼憲法”進行了對比，他說：“鞍鋼憲法的實質是什麼呢？中央批示中指出，實質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問題，就是黨的領導，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馬鋼憲法是什麼？一不要黨的領導，二不要群眾運動，三是單純技術觀點。”
5月23日，冶金部在鞍山召開現場會議，號召全國企業學習和推廣“鞍鋼憲法”。
一個多月後的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提出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在外交照會中，蘇方提出的理由是，“最近，中國方面在處理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問題上開始推行一條顯然是對蘇聯不友好的路線，這與條約的規定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間通常的關係準則是相抵觸的……所有這些都傷害了蘇聯專家們的感情，中國方面對他們的不信任引起了他們的憤怒，使得他們被迫向蘇聯政府提出回國。”從7月28日到9月1日，蘇方撤回專家1390人，停止派遣專家900多人，同時中止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343份，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257項。到1960年12月，留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只剩下一個人。
蘇聯專家的撤走，是中蘇兩國在多種立場、利益上的分歧的總爆發，兩國關係從此徹底毀壞。
“撤走令”事先毫無預兆，今日貿然下令，明天卷席走人，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充分體現了赫魯曉夫粗暴、獨斷的領導風格。就在這一年的4月初，中國的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還呈送了一份報告，認為“專家工作有了很大的改進，專家們心情舒暢，幹勁充足，工作效率顯著提高”，5月20日，國務院按照慣例發出了下一年聘請蘇聯專家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各部門做好續聘和增聘的工作，直到6月17日，國家科委和外國專家局還聯合製訂了蘇聯專家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研攻關的分工管理辦法，並下發全國。這表明，儘管兩國在過去幾年有種種的摩擦、爭吵和不愉快，卻沒有導致決裂的必然性。可見，7月的“撤走令”來得有多麼的突然和絕情，它不但擾亂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
不過，後世也有專家對“撤走令”的客觀後果有自己的觀察，沈志華在《蘇聯專家在中國》一書中便認為，蘇聯專家的全面撤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過去似乎估計過高。他認為，“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據他的研究，自“156”工程完成之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援助重點放在了軍事工業上，特別是核武器的研發上。從一千多名經濟專家分佈來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國防企業及與國防工業有關的部委和科研機構中，還有一成多為冶金、化工和水電專家，在煤炭、石油、建設、輕工、農業及鐵路運輸等部門，都只有極少量專家，最少的1個人，最多的7個人，而在水產、糧食、紡織等部門則已經沒有蘇聯專家。因此，就如同在農業領域發生的問題一樣，蘇聯專家的撤走對工業經濟的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經濟的衰退大多是因為決策的失誤。事實上，蘇聯人的撤走造成了兩個聯帶性的後果。
一是因悲情而引發的新一輪激進。 1958年之後，中美關係因台灣海峽問題持續緊張，美國太平洋艦隊遊戈於東部海域，在西面，中國與印度因領土糾紛爆發區域性戰爭，而中蘇關係一緊張，整個北方地區又受到威脅。於是，一種孤立感以及因此而引發出的巨大悲情，使得中國領導人陷入更大的自我封閉和自傲情結之中。
二是因外來威脅的加大，導致了工業佈局的畸形化。一些原本設立在東北和沿海等地的重要工廠內遷到中部地區，工業佈局以“備戰備荒”為戰略的指導，到1964年，開始大規模的“大三線”建設。
內外交困，時局艱險，年輕的共和國在它的第十個年頭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難。讓人嘆息的是，在這期間，中央決策又因種種原因發生了幾次進退搖擺。
在災情初起的1959年，鋼產量的指標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300萬噸。這一年的7月到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本決定對當前的失控景象進行反思，而最終的結果卻以更激進的方式閉幕，對“大躍進”持有不同看法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等人遭到嚴厲批判，會議最終達成的共識是：形勢大好，前途光明，繼續大躍進。
廬山會議的風向突變讓中國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機會。到1960年初，決策層內的反思聲音再起，各種經濟指標被壓了下來，可是，中蘇關係交惡後，激進情緒再度陡然升溫，又提出要煉“爭氣鋼”，爭取當年生產鋼2000萬噸。正因為這種政策上的失誤，使得局勢日漸惡化，最終釀成重大的悲劇。
一直到1961年，為了走出絕境，中央才逐漸調整激進的經濟政策，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當時主要展開的工作有兩塊，一是解決吃飯問題，二是把工業速度降下來。
當務之急，自然是緩解糧食危機。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糧食產量，是絕無可能的事情，而僅僅靠清華大學的“增飯法”，卻只能暫時騙騙肚子。於是，中央政府採取特別方式，從進口糧食和減少城鎮人口兩個方面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國務院決定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先是確定進口150萬噸，很快就增到250萬噸。經辦此事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回憶，在對待進口糧問題上，當時黨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為不久前還在喊糧食吃不完了，現在突然要向萬惡、腐朽、即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國家買米吃，丟不起這個臉，因此，糧食進口工作一直處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相關事宜是委託香港的中資公司華潤和中國銀行經辦的，先是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法國訂購了大量糧食，後來連美國糧食也通過轉口貿易進來了。從1961年到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
進口糧食需要外匯，能夠換回外彙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於是就縮減棉布的供應。 1960年，全國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一尺。據外貿部的計算，每人減少一尺布，用於出口可得5美元，全國總計就是3500萬美元，能多進口10億斤麥子。
歷史學者陳明遠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記載，四川城鎮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褲，1959年，布票一下子減少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個子小的還能做件上衣，個子大的就頂多混條褲子了。到1960年再減半，只發3尺7寸布票，當時買一雙襪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個人一年分到的布票只夠買10多雙襪子。 1961年的上半年，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夠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山東城鎮每人的布票更只有1尺6寸。物資的空前短缺，可見一斑。
即便全國人民少吃減穿，還是無法緩解糧食危機。 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精減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客觀的話，在糧食供應無法增多的情況下，這個不無殘酷的決策最終起到了緩解的作用。
從1958年起，為了大煉鋼鐵，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力被徵調到城市裡，在三年里共新招收了職工2500多萬人，城市人口從9900萬陡增到1.3億，這自然造成了糧食的供應緊張。當經濟突然大蕭條後，工廠里馬上出現了人浮於事的景象，紡織工業停了500萬錠，食品工業三年增加了55萬人，很多工廠的工人無工可做。根據計算，從城裡精簡兩千萬人，可減少供應糧食30億斤。中央的《精減通知》指出，“這次精減的主要對象，是1958年1月以來參加工作的來自農村的新職工（包括臨時工、合同工、學徒和正式工），使他們回到各自的家鄉，參加農業生產。”
從精簡政策實施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2800萬人。事實表明，這一政策緩解了城市供應的緊繃狀況，也對農業的休養生息起到了復甦的作用。以堅忍和溫順出名的中國農民從來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支撐者，他們在正常的年景裡貢獻廉價的農產品，一旦發生危機，廣袤的農村就成為成本最低的“洩洪區”，這種景像在日後將一再發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工商經濟的成長從來就在吃“農民的紅利”，城里人虧欠農民的實在太多。
在2000多萬被精簡下鄉的人中，就有一個16歲的農村青年名叫魯冠球。
魯冠球的家鄉在浙江省蕭山縣的金一村童家塘，與杭州市隔錢塘江相望，他從小的夢想就是能夠進城當一個工人。 1958年，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小學還沒有畢業的他就被徵調進了蕭山縣城，在一個打鐵合作社當上了鍛工。三年學徒期滿，工資從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這讓他很是滿意。可是就在新工資拿了2個月之後，他突然被精減掉了，捲起鋪蓋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後，他回憶說，“那時，我想得很清楚，不種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籌了110塊錢，搭起草棚開了一間修理鋪，開始為村里修自行車。那時農村自行車少，生意很淡。”
發生在1961年的這次大精減在少年魯冠球的心裡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金一村距蕭山縣城不到兩公里，可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去工作過，他說，“我發誓從此不再進城，我就在農村辦工廠。”二十年後，一心想做工人的魯冠球成了中國最著名的農民企業家。
在設法緩解糧食危機的同時，還必須把過快的工業速度降下來。
1961年的一季度，各項工業指標發生重大潰亂，25種主要工業產品中，除了食糖，其餘均比上一年的四季度下降30％到40％，決策層這才承認現實，開始踩急剎車。在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各項指標大幅下調，提出“堅決後退”和“必須退夠”，毛澤東無奈地說，“退得夠，這樣好。無非是外國人罵，說中國人不行。我們現在就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沒有學會，還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麼辦法？”
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它一方面繼續強調“國營工業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的經濟組織。它的生產活動，服從國家的統一計劃。它的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同時，則把大躍進時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勞分配”，對遭到批判的計件工資制等製度予以恢復。
1962年，全國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壓縮到了46億元，僅為1960年384億元的12％，到年底，全國關停倒閉的工廠數達4.4萬個，佔1960年9.6萬個企業數的44.8％，也就是說，在一年時間里關掉了將近一半的工廠。其中，冶金企業減少了70％，建材企業減少50％，化工企業減少42％，機械企業減少31％。同1960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業下降57％，鋼產量跌到了667萬噸。在當時的工業界，把關停工廠和精減工人統稱為“拆廟搬和尚”。
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災難性後果，日後有無數論文和書籍進行了反思、總結。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二五計劃期間（1958年－1962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6％，遠遠低於一五時期（1953年－1957年）的10.9％。據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的測算，“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全部損失，估計是1000億元，幾乎相當於一五期間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
在三年災害時期，還有兩個經濟事件值得記錄，一是包產到戶的試驗和夭折，二是大慶油田的發現。
“吃飯不要錢”、“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只在很短的時間裡讓農民感到幸福，很快，計劃經濟的低效率和荒誕性便非常清晰地一一呈現了出來。 196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頒布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但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卻被肯定和固化了下來。
這年6月，陳雲回到家鄉青浦縣小蒸公社做了半個月的調研，同行的秘書周太和、經濟學家薛暮橋等人在日後都回憶了那次難忘的行程：
地處上海城郊的青浦縣古來是最富足的魚米之鄉，可是，“大躍進”之後，這裡的農民也只能頓頓喝稀粥，吃不飽飯的時候，農民把原本用做綠肥的紅花草也吃光了。陳雲等人走在小鎮上，看見許多農民門口晾著麥桿，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後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桿重新晾曬後，放在簸箕裡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陳雲問一個老農婦，這麼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婦說，攢起來能有一斗。陳雲大驚。他很快猜出了答案：這是農民們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乾淨，然後再把麥桿分回到家裡，私下留了一點口糧。陳雲感嘆地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他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
陳雲去參觀公社的養豬場，幹部們告訴他，去年一年公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要負擔16元，建豬場，搞基建還化了7萬元。陳雲算了一筆帳，允許私人養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為6％，實行公養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只生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竟高達89％。這麼強烈的對比，又讓陳雲大吃一驚。
更讓陳雲吃驚的荒唐事還有不少。到了傍晚，陳雲聽到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在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應該論根賣，怎麼會用碗賣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後通過國營商業渠道，運到縣里，再從縣里用汽車、小船運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隊、小隊分，到了基層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店員捨不得倒掉，就只好用碗來賣了。陳雲聽了直搖頭嘆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江上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城裡去賣。實行統購統銷之後，青浦縣禁止漁民私自販售，捕上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國營的縣水產公司和下屬的收購點，再由它們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運輸，自然就耽誤了時間，把活魚硬生生運成了死魚。漁民只好把鮮魚做成鹹魚上交，從此，上海城裡的鮮魚越來越少，甚至連鹹魚也因為運輸費和手續費一加，價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陳云了解到這一情況後非常驚訝。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談話，勸他們准許漁民直接去上海賣魚。那些負責人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要改變現在的供銷社制度。陳雲聽罷，沉默良久，然後深嘆一口氣，對周太和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在其後將近二十時間裡，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黃浦江里的死魚。
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當它固化成型之後，即便是它的設計者也無力變更它內在的邏輯，這正是陳雲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與老鄉們交談時，陳雲問，“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眾答，“好人。”陳接著說，“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回到北京後，陳雲給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隨附三個調研報告，其中包括《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等。
就當陳雲在家鄉做調研的同時，在安徽、廣西等地正刮起一股包產到戶的“單幹風”。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安徽曾經是最積極的省份之一，可也是付出代價最大的地區之一，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安徽總人口淨減439萬人，而在之前的六年間，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記載，“安徽可能是人口減少最嚴重的，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為全國平均數的3.5倍多”。正是在如此的絕境之下，1961年2月，省委書記曾希聖提出“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聯產到戶責任制新辦法，先是在每個縣搞“責任田”試點，然後漸漸推廣，在短短兩個月裡，就讓全省39％的生產隊都推行了新政策。曾希聖還在3月底專門給毛澤東寫信，為“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做法進行辯護。國家糧食部專門對該省肥東縣兩個叫做路東和路西的生產隊進行了對比調研，路東隊實行的是責任田模式，結果夏收糧食畝產112斤，秋收畝產245斤，而吃大鍋飯的路西隊，夏收和秋收畝產分別是100斤和195斤。幾乎就在安徽搞包產到戶的同時，廣西的龍勝縣也開始分田單幹的試驗，全縣1994個生產隊有一半把土地分包給了農民。農村工業部部長鄧子恢親自南下做調研，並給予了肯定，其子鄧淮生後來回憶，他曾問父親對包產到戶的看法，鄧子恢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幹，是農村經濟管理的一種形式，因為土地所有製沒變啊！好比工人計時做工和計件做工，單位時間內生產多少個零件。農民也一樣，一年內交多少糧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農民種地為何不能也採取這種辦法？”
安徽和廣西的做法，引發一場大爭辯，《人民日報》專門闢出專欄進行討論，贊同者認為這是提高農民積極性和增加糧食產量的好辦法，反對者指責這是在走農村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一種大倒退。 7月，頗受壓力的安徽省委專門給中央打報告，希望得到政策上的肯定。到這一年的11月，安徽的“責任田”已經推廣到91％的生產隊。此外，甘肅、浙江等地也開始學安徽，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一書曾引用當時甘肅農民的話說，“我們的腦子想進步，就是肚子太反動了。”
1961年11月13日，中央表明了態度，在這一天發出的《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文件中，明確指出，“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幹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因而也是不正確的。”不久後，曾希聖因“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而遭到批判並被撤去職務，贊同包產到戶的鄧子恢等人日後也因此紛紛受到批判，鄧被認定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從此，早萌的包產到戶改革嘎然而至。它的複燃將在17年後的1978年，而發動之地居然仍是安徽。
1960年4月29日，4萬多人聚集在黑龍江的薩爾圖大草原，北方的春天，雜草已經長起，但是大風刮在臉上還是乾澀而微有寒意，這年的雨季來得特別早，人們站在泥濘不堪的草地上，每個人的臉上都亢奮不已。一條巨大的橫幅在空曠的草原上非常醒目——“石油大會戰萬人誓師大會。”
在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最讓人振奮的一個時刻，同時，在中國企業史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中國的東北發現了大油田。
就跟很多的古老發明一樣，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認識並使用石油的國家之一。早在公元前一世紀，人們已在陝西延長一帶發現了石油，把它盛入容器用來點燈，《漢書·地理志》稱之為“可燃之水”。北宋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一詞，宋人用石油製作石燭、墨和用於軍事的“猛火油”。但進入近代之後，中國人在石油上的運用遠遠落後於西方。 1903年，德國人在陝西探得油礦，第二年，清廷籌辦延長石油官廠，鑿出第一口油井。可悲的是，一直到1934年，全中國祇有延長這一口井在出油，每天出150斤，聊勝於無。 1939年，地質學家孫健初在甘肅玉門發現油田，到1949年，玉門油田年產原油8萬噸。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質專家在中國進行了二十年多年的勘探，最終得出結論，認定中國大陸的地質構造不會有大油田。
1950年代，中國組織多支勘探隊遍走全國尋找油田。 1953年，地質部部長、地質學家李四光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認定在東北的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有可能存在大油田，可是，直到1957年，只探得石油儲量0.56億噸。在“一五”計劃中，石油工業是惟一沒有完成指標的部門。因為石油缺乏，連北京的公共汽車都不得不燒煤氣，每輛公共汽車上都要背上一個碩大的煤氣包。
1958年，在李四光等人的堅持下，勘探人員在松遼盆地展開重點勘探，1959年9月26日，位於黑龍江省安達縣大同鎮的松基三井突然噴出原油！大油田被發現了。因為噴油之日非常接近共和國的十年國慶，因此，這塊新發現的油田被命名為“大慶油田”。
大油田被發現後，石油工業部當即從各地抽調了7萬石油工人和轉業軍人會師薩爾圖，由石油部部長余秋里和副部長康世恩親自率領，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大會戰。當時條件之惡劣難以想像，工人睡在簡陋的帳篷、木板房、牛棚、馬厩裡，日夜作戰，無怨無悔。在這支令人生敬的石油大軍中出現了建國後最著名的工人——“鐵人”王進喜（1923－1970）。
王進喜是玉門油田的一個鑽井隊隊長，他領導鑽井隊創造了月進尺5000米的全國紀錄，成為中國中型鑽機最高標杆單位，被命名為“鋼鐵井隊”。 1959年，他進京參加建國十年大典，接著就奉命率隊趕到東北參與大會戰。很快，他成了新的典型。
據當時的報紙報導：1960年3月25日，王進喜和他的鑽井隊到達薩爾圖車站，一下車，他一不問吃，二不問住，而是逢人就問三句話，“我們的鑽機到了沒有，井位在哪裡，這裡的最高記錄是多少？”他所在的鑽井點在馬家窯，在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後，王進喜的腿被滾落的鑽桿砸傷，他卻顧不上住院．拄著拐杖纏著繃帶連夜回到井隊，從安裝鑽機到完鑽，他一連7天7夜沒有離開工地，這口井成為大會戰後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處高壓區，打到700多米時突然發生了井噴，強大的高壓液柱衝出井口，一場大事故眼看就要發生。要壓住井噴，當時惟一的辦法是往泥漿中加水泥和黃土，可是，由於沒有攪拌機，倒進去的水泥沉在泥漿池底，與泥漿無法溶和。就在這時，王進喜扔掉雙拐，縱身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在他的帶動下，工友們也紛紛跳進入。經過三個多小時，井噴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鑽機，工進喜身上卻被鹼性很大的泥漿燒起了數十個血泡。記者寫道，“這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壓井方法。”
因為工作不要命，王進喜被稱為“鐵人”。在4月29日的誓師大會上，王進喜登上主席台發言，他高喊，“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活一口氣，拼死幹到底，為了把貧油落後帽子摘掉，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話音未落，全場吼聲震天。
1960年，大慶產出原油97萬噸，從大會戰開始，大慶逐漸探明了一個含油面積達800多平方公里、地質儲量達22.6億噸的大油田——截至2006年8月，大慶油田探明儲量達到61．3億噸。到1963年底，開發建設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三年多時間裡開採原油1155萬噸。
大慶油田的發現，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強了中國工業的自主能力。同時，它也湧現了“鐵人”王進喜這樣的典型人物，並形成了一系列的經驗，它們成為全中國的國營企業學習的標杆。其中最出名的是：
“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辦老實事，說老實話，嚴格要求，嚴明紀律；
“四個一樣”——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乾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幹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幹工作一個樣；
“學兩論”——石油部給每個工人配送了毛澤東所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形成日日學習的製度。石油部長余秋里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全部工作的指針，'兩論'是會戰的靈魂。這兩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讀，反复地讀。讀了毛主席的著作，就會感到頭腦清醒，渾身是勁，就有辦法；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什麼事情也搞不成。”職工白天上班時把“兩論”帶在身邊，晚上則集中學習，時人賦詩曰，“青天一頂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紅；人人手裡捧毛選，'兩論'學習方向明”。
大慶的這些做法逐漸被總結和規範為經驗和製度，在全國廣泛推廣。這些經驗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氣質，弘揚集體主義和“只講付出，不求回報”的奉獻精神，充分強調基層工人的勞動主動性，它與之前的“鞍鋼憲法”一起，構成了一套極其富有中國特色的工廠管理制度。
在1963年12月的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宣告，“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論在數量或者品種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給了！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一直到周恩來對世界宣告“石油自給”時候，國際上仍然無法判斷這條新聞是真的還是假的。
儘管中國在1960年就開始了石油大會戰，但是，它是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大慶油田對外的稱呼是“安達農墾總場”。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大慶精神大慶人”的報導，日本媒體才首次確定“中國的大慶油田，確有其事”，但是，他們依然搞不清楚油田究竟在什麼地方。
又過了兩年，1966年7月的《中國畫報》上刊登了一組大慶油田的照片，日本人從一張油田工人的服裝衣著上判定，“大慶油田是在冬季為零下30度的北滿，大致在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他們又從一張煉油廠反應塔的照片上推算出大慶油田的大概規模——日本人從反應塔上的扶手欄杆開始推算，得出反應塔內徑約為5米，據此，他們推斷，大慶煉油廠的加工能力為每日900千升，如以殘留油為原油的30%計算，原油加工能力為每日3000千升，一年以360天計算，年產量為100萬千升。
到10月份，日本人又從《人民中國》雜誌上找到了王進喜的報導事蹟，他們分析道，最早鑽井是在安達東北的北安附近下手的，並且從鑽井設備運輸情況看，離火車站不會太遠。在事蹟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王進喜一到馬家窯看到大片的荒野說：“好大的油田！把石油工業落後的帽子丟到太平洋去。”於是，日本人從前滿洲國地圖上查到“馬家窯是位於黑龍江海倫縣東面的一個小村，在北安鐵路上一個小站東邊十多公里處”。就這樣，終於把大慶的地理位置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