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二十四章1956年：“絕種”

私人資本在中國的“絕種”，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私營企業家積極配合了政府的決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樂鬆生，他是國內最出名的百年藥號同仁堂的總經理，南方的領頭者則是最大私營企業集團上海申新公司的榮毅仁，他們先後都當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長，一時人稱“北樂南榮”。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營工商業者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營工商業宣告全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已經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同日，毛澤東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紡織印染廠視察。他風趣地對時年40歲的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現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老闆換了。”隨後他問：“公私合營後生產怎麼樣？”榮回答說；“比以前要好。”

在視察後，榮毅仁當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要在6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新華社記者問起榮毅仁今後的打算，他回答說：“我的企業已經實行公私合營，還準備實行定息的辦法，這樣每年利潤更有了保證。我已經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表示了決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潤以投資企業和購買公債的方式，用來支援國家的建設。我個人願意在任何工作崗位上來盡我的責任，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主義有貢獻的人。”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在20萬民眾的歡呼聲中，樂鬆生登上天安門城樓，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澤東主席獻上北京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喜報。由新華社攝影記者侯波拍攝的《樂鬆生向毛澤東送喜報》，第二天登上了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遠大的理想，已經開始變成現實，在我們的國家裡，已經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工商界報喜隊的一名代表裝扮成“天官賜福”的樣子來到會場向人們報喜，宣布全市205個行業、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第二天，在早春的細雨中，上海舉行20萬人的盛大遊行，敲鑼打鼓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據當時的報紙描述，“大會在誦讀完寫給毛主席的報喜信後，人群立即歡騰起來。無數氣球在人們頭頂上方飛舞，宛如五彩繽紛的海濤。鞭炮的青煙在濛濛細雨中凝結成一片片雲霧，久久揮之不去。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由西裝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組成的隊伍，諸多年老的資本家一邊扭著秧歌，一邊向周圍的群眾歡呼招手。從這一刻起，他們及其家屬將放棄剝削，學會本領，爭取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熱烈的人群中，榮毅仁大聲地朗誦道：“社會主義改造對於我失去的是屬於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友愛和信任，這是金錢所不能買到的。”

隨後，全國各大中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天津，盛大的遊行隊伍第一排是由一群資本家的太太們組成的，一年後的《人民畫報》對其中的7個人進行了追踪採訪，一位名叫龔錦的太太成了天津市第四醫院X光部的護士，沈恩秀進入天津人民造紙廠當了文化教員，張玉英成了社區托兒所的一名老師，岳東平進入夜校學習，蔣恩鈿大部分時間在做翻譯工作，另兩位也在“努力學習，爭取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應於1967年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基本完成的時間，比原計劃提前12年。這個速度不僅超出我們大家的預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預料。”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公私合營走得很快，這是沒有預料到的。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就當中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同時，蘇聯發生了一個大事件，1956年2月14日，蘇聯共產黨召開斯大林去世後的第一次全國黨代會，新任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秘密報告，對斯大林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這一秘密報告傳到中國後，引起領導人的特別警惕。它以及同年底發生的“匈牙利事件”，為中國1957年的“反右運動”預埋了伏筆。）

變化比計劃快，這是中國常有的事。不過，事情快起來之後，也會發生預料之外的狀況。正是在這次重要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向陳雲提出了一個“小問題”：為什麼東來順的羊肉變得不好吃了？ 東來順是北京城裡一家有150年曆史的老字號飯館，它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紙、勻如晶、齊如線、美如花”，投入湯中一涮即熟，吃起來又香又嫩，不羶不膩。 1955年，東來順搞了公私合營，改名為民族飯莊，從此它的羊肉再也涮不出原來的鮮美味道了，民間因此有人調侃說：“資本主義的羊肉經社會主義改造後，就不好吃了。”這些言論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裡。 陳雲對這一現像也早已觀察到了，自從公私合營之後，很多老字號的質量明顯下滑，除了東來順的羊肉，常常被群眾議論的還有全聚德的烤鴨，這家烤鴨店的烤鴨變得“烤不脆，咬不動，不好吃了”。陳雲專門針對東來順羊肉和全聚德烤鴨去做了調研。所以，當毛澤東向他提問時，他當即給出了回答。

東來順的問題是“我們輕易地改變了它的規矩”。東來順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這種羊，肉相當嫩。我們現在山羊也給它，老綿羊也給它，凍羊肉也給它，涮羊肉怎麼能好吃？羊肉價錢原來一斤是一塊二角八，合營以後要它和一般鋪子一樣，統統減到一塊零八，說是為人民服務，為消費者服務。這樣它就把那些本來不該拿來做涮羊肉的也拿來用了，於是羊肉就老了。本來一個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營後要求提高勞動效率，規定每天切五十斤，結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當然就不如原來的好吃了。 全聚德的烤鴨也是同樣的問題，原來的烤鴨用的是專門餵養100天左右的鴨子，有嚴格的餵養規矩，飼料主要是綠豆和小米，糧食統購統銷和公私合營後，烤鴨店的原料由國家統一調配，給他們的是農場餵養的老鴨子，結果自然是不好吃了。

毛主席問陳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陳雲坦言了他的看法，他談到—— 從北京開始發起全行業合營後，全國各地的私營工商業很快都公私合營了，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但是應該看到，現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工作僅僅是開始，並不是已經結束了……商店中的大店、小店，連夫妻老婆店，統統合營了。以北京為例，私營商業共二萬戶，僱店員的不到一萬戶，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員的。政府對於不僱店員的商店本來是要採取經銷、代銷的方式，但是高潮一來，他們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遞申請書，要求公私合營。沒有辦法，只好批准。他們人數很多，鋪子很多，如果一律採取對待資本主義商業那種方式，對營業是不利的。 陳雲還以自己家門口的一個小舖子為例，詳細闡述了他對個體小商業的看法，他說，“那是一個只能站兩個顧客的小店，但是它賣的東西適合那個地方群眾的需要，有文房四寶、牙刷牙膏、針頭線腦，直至郵票，樣樣都有。這種小舖子看居民需要什麼就賣什麼，對群眾很方便。他們賣的方法也跟百貨公司不同。百貨公司的信封，是成扎賣的，他們一個也賣。百貨公司的信紙是成本賣的，他們一張也賣。售貨時間也不一樣，百貨公司是八小時工作制，到點關門，他們是晚上十二點敲門也賣東西。這樣的鋪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夠存在下去。如果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幹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二斤半——指供給制時期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包括主食和副食）是二斤半小米。二尺五指穿的衣服（上身）是二尺五長。），一律三十塊、三十五塊發工資，我相信品種就不會那麼齊了，半夜十二點鐘門也敲不開了。全部改變以後，他們的經營積極性就會大為降低，對消費者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對這些人要繼續採取經銷、代銷的方式。這種小舖子可以向兩方面發展，一部分吸收到國營公司裡來，或者變成公私合營的商店；還有一部分，在很長時間裡要保留單獨經營方式。手工業者、攤販等，更要長期讓他們單獨經營。比如雕刻，如果這種人也組成合作社，進貨是統一的，銷路是統一的，那他的手工藝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餛飩擔怎麼辦？上海弄堂裡的白糖蓮心粥怎麼辦？對他們應該很寬很寬。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掛個牌子，報個名，登記一下就算了。把他們組織起來，每個人要在一個小組，統一進貨，統一經營，統一核算，那就有一種危險，即餛飩皮子就不是那麼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鮮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長期保留這種單獨經營的方式。把他們搞掉了，對人民對國家都是不利的。我們是要改組工商業的，但並不是每個小廠統統需要改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調整。如果輕率地並廠並店，就會給經濟生活帶來很多不便。”

陳云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我看社會主義社會，長時期內還需要夫妻店。”此外，他還對私營工廠的效率和質量下降提出了建議，認為，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後，原有的生產方法，經營方法，應該在一個時期以內，照舊維持不變，以免把以前好的東西也改掉了。 “不能保持好的品種、好的質量的情況，在統購包銷以後就發生了，因為我們沒有什麼競爭，統統是國家收購的，結果大家願意生產大路貨，不願意生產數量比較少和質量比較高的東西。” 在熱火朝天的1956年，東來順的羊肉變得不好吃了，看上去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問題。但是，敏感的人還是從中讀出了巨大的體制性隱患，它將困擾人們長達22年之久。就當陳雲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的同時，中國兩顆偉大的腦袋卻從制度層面上開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他們是顧準和孫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 此時的顧準正在中央黨校潛心學習，他從早到晚都鑽在圖書館的書庫裡讀書。過去的三年裡，他通讀了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蘇聯理論家們的計劃經濟理論、黑格爾以及凱恩斯的著作，此外還讀完了《中古世界史》、和《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浩大而孤獨的閱讀經驗，讓他變成了一個獨立而尖銳的思想家。他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模式，漸漸形成了體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記中，他如此評論“一五”計劃：“工業建設，必需使用現代技術，迎頭趕上。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輸入的計劃工作，輸入的工業化方案，這不只是經濟建設上的教條主義，也不是從中國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東西。”這樣的言論在當年無疑是大逆不道。就在這時，顧准開始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與顧準達到了同樣思想高度的另外一個學者，是他的江蘇老鄉孫冶方。這是一個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1949年當過上海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與顧準有過同事的經歷。 1954年赴京升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接著又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所長。正是在這一時期，兩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顧準翻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與孫冶方進行討論，這段文字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後，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規律就仍然在這個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後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更重要。” 對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讓兩人的思想打開了一扇危險的窗口。 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誌上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 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他們破天荒地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事實上，在1956年前後，已有不少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思計劃經濟的運作規律，譬如孫冶方的堂兄、時任中財委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的薛暮橋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寫了《經濟工作中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提出了困擾內心的四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採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化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不過，當時的薛暮橋還不敢象顧、孫那樣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我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是一直把價值規律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聯繫起來研究的，認為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消滅以後，價值規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顧準和孫冶方超出同時代的所有人，他們因此成為了異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後，他們被並稱為“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先驅”。 在《試論》一文中，顧準更是展現了讓人仰止的道德勇氣，他無比大膽地寫道，“可以知道，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的全部細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全部預見，也不可能全部預見的。為什麼現在社會主義各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與貨幣經濟呢？應該從這個體系的內部關係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為一個會計學專家，顧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戰經典理論。他寫道，“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過；社會主義是實行經濟核算的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指明過。相反，他們確切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將沒有貨幣，產品將不轉化為價值。”他認為，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進的理念，“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能的。全社會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具體的經濟核算單位則必需劃小，至少以每個生產企業為單位進行核算，巨大的生產企業，其具體核算單位還必須劃小。”他像先知一樣地對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統計劃經濟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很多年後仍能撫摸到思想的灼熱。 1956年，是很多人記憶中的“最後一個春天”。隨著“一五”計劃接近尾聲、公私合營的全面完成以及糧食危機緩解，新國家的建設蒸蒸日上，幾乎每月都有重要的工業項目勝利建成的喜訊。第一輛國產汽車下線了，第一架國產噴氣式殲擊機試飛成功了，鷹潭至廈門鐵路鋪軌工程全部完工，全國所有縣通了電報，95%以上的縣通了電話，大部分縣都建立了有線廣播站。 這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識分子經過幾年的改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讓很多人大大松出一口氣。日後來看，這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階層的消失。 4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廣議國政，輿論因此歡呼“春天來了”。 在農村，正在開展一場影響深遠的“合作化運動”。幾年前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又以合作社的方式被收歸為集體所有，它為幾年後的人民公社奏響了前曲。到年底，中國五億農民基本上都被納入到100多萬個合作社之中，開始了集體化的生產和生活。剛剛當上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描繪了他的家鄉成立合作社前後的情景：“在合作化高潮捲到這個村子裡的時候，熱烈的場面真是動人。高級社成立前幾天，號召大家積肥獻禮，每隻船都出動了，罱得滿船的河泥，把幾條河都擠住了。幾村的人都穿上節日的衣服，一隊隊向會場裡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產積極性的奔放，使得每個人都感受到氣象更新……肥料加到地裡，青青的水稻那樣得意地長起來，使農民心花怒放……農民們從田裡回家誰都懷著興奮的心情，'700斤'沒問題，接下去的口頭禪是'一天三頓乾飯，吃到社會主義'。” 一年多後，費孝通開始對合作社經濟模式產生了懷疑，並因此受到批判。二十多年後，中共中央對這次合作化運動進行了反思，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在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 經濟上的成就，也為社會環境的寬鬆創造了條件。春暖花開的時候，團中央和全國婦聯召開了一次研究婦女的著裝座談會，提倡婦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 《中國青年》也發表文章，號召：“姑娘們，穿起花衣服來吧。”報紙雜誌紛紛向大家推薦新的服裝樣式以及搭配方法，並諷刺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婦女。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繼舉行了盛大的時裝展覽會，最新時裝裡有傳統的旗袍，也有各種款式的花衣服。 《人民畫報》還以兩個整版介紹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但是，對於許多女孩子來說，穿花衣服的號召又引起了新的煩惱，因為市場上的花布種類太少，買到一塊中意的花布並不容易。 《中國青年》雜誌呼籲，“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國婦女兒童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願意穿花布外，最少有三億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三億人身上，如果花樣不好看，六億人看了都要不舒服。” 在城市商店裡，日用消費品比前些年都要豐富一些，電子管收音機和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是最受歡迎的商品，它們被老百姓並稱為“四大件”。 在1956年，創辦了南洋菸草的簡玉階以87歲高齡去世，他在回憶文章《我的喜悅和安慰》中說，“看見洋商的紙菸在中國市場上被徹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這個多年的願望今天實現了。” 9月30日，老上海的商業名人劉鴻生也去世了。在臨終前的那個深夜，他在病床上用極低沉的聲音，對四子劉念智說了最後幾句話：“四兒，你從國外回來後，一直跟在我的身邊，你應該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擔心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怕企業倒閉，另一件是怕子女墮落，在我死後搶家當。現在這兩件事都由共產黨給我解決了，企業不會倒閉了，子女不會墮落了。我可以安心地離開你們了……”話畢，即陷入昏迷。 次日早上，69歲的劉鴻生斷氣時，劉念智正在參加“十一”國慶遊行，他擔任了上海市工商聯的遊行大隊大隊長，沒能守護在父親的身邊。 8點鐘，他在遊行隊伍中突然聽到廣播喊人：“劉念智，鴻老剛剛去世，你趕快回去罷！”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一次會議上，榮毅仁當選副市長，這是榮宗敬兄弟自創業經商以來，第一位榮家子弟擔任政府公職。不久前，毛澤東與陳毅等人議論國內著名的資本家時說：“這榮家是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國際上稱得起財團的，我國恐怕也沒有幾家子。”榮毅仁的“紅色資本家首戶”稱號由此得來。據回憶，在代表大會期間，已經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親自南下為榮毅仁助選，陳毅對代表們說，“我匆匆趕回來，因為毛澤東給了我一個特殊任務，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請投榮毅仁一票，把他選上副市長。” 就是在鼓勵大鳴大放的大氛圍中，圍繞如何對待私人資本、如何搞好合營企業的問題，發生了幾場大爭論。如果說，顧準和孫冶方代表了共產黨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高度，那麼，來自私人資本階層的人士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爭論最早起源於1957年1月的上海。 就在榮毅仁當選副市長的代表大會上，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遞交議案，建議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在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之後，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5月17日，北京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贖買20年建議”，供全社會討論。李康年還擬出了一些具體的執行方法，他建議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闢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在發給資本家的22億元贖買金中留出十分之一，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李康年的建議，當即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在工商界內部，有人支持李康年的提案，認為此議保障了私人資本的長期權益，也有人反對，認為定息已經成了有名無實、有害無益的東西，再拖20年怎麼受得了。雲南省工商聯副秘書長聶敘倫就說，昆明有的飲食店業主半年只有七厘錢的定息，有的一戶每季只有四分錢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戶的帽子。北京市第二五金工業公司副經理於熙鐘說，中小戶青年工商業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長定息20年的意見都很生氣，有的甚至說再提就咬他的耳朵。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畢鳴岐說，提出定息延長20年，工人階級反對是理所當然；民族資產階級中多數的人也不會接受，而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子女也不會答應。 而一些參與了執政的人士則從意識形態的高度反對李康年提案。中國民主同盟黨員、時任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就認為，李氏的主張是“是消極性的表現，想一輩子吃剝削飯”，工商業者應該認識到，現行的贖買政策是國家對他們進行改造的一種安排，也在於使他們安心改造。李康年的錯誤在於“把贖買視為國家欠了資本家一筆債，非還不可；拿定息是理所當然的，是光榮的事。這種想法是不利於改造的。因為他們把剝削可恥的根本道理都忘記了。”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四千字的長篇文章，對千家駒的觀點進行反駁，他說，“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對於“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指責，李康年說，“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他還認為千家駒把財產贖買與資本家改造等同起來，是混淆了政策，“因為和平改造方針有二個內容，一，對物（生產資料）——贖買（利用、限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生產機構。二，對人（資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為社會主義勞動人民。兩者之間雖互相關連，而各有區別，他說贖買是對他們進行改造的一種安排，似覺不可理解。”最後，他還認為“贖買應從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應該象千家駒所說的從1949年算起，因為“如果贖買確定為1949年開始，則八年以來所開新廠新店怎麼辦呢？其問題有工人階級勞動所得而由政府鼓勵他們創辦的，又將怎麼辦呢？” 就在李康年的“贖買20年建議”引起眾多爭辯的同時，5月15日至6月8日，統戰部邀集全國民主黨派以及工商聯負責人在北京召開一個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工商界人士紛紛談及公私合營企業在管理上的種種弊病，並對現行政策提出了批評性意見。當時的《人民日報》對此進行了多次、詳盡的報導。 瀋陽市工商聯副秘書長馬春霖說，私方人員一向有精打細算的習慣和經驗，在試制新產品、提高生產率和技術措施計劃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錢多辦事。現在企業擴大了，好排場作風在企業中逐漸滋長，一般工廠都設有八大科，每個車間又在科的系統下設有八大員，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的現象非常嚴重。私方人員提過意見，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諷刺，說小家子氣，作坊作風。 一些人談到合營之後私方人員生計困難。四川省工商聯秘書長李仲平說，成都市一個機電廠廠長（私方人員），有技術，每月收入40元左右，家裡六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長支，今年沒長支了，生活很困難，專業公司要他自己想辦法，他說，我的資本都交了出來，我人在工廠，叫我到哪去想辦法呢？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經叔平說，據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後，有少數小商小販因生活所迫自殺了。經叔平提出，要解決小商小販生活困難的問題，就要給他們適當自由經營的出路，不要把自發工廠叫“地下工廠”，叫“地下工廠”就意味著不合法，而他們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為什麼不讓他們做呢？ 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公方私方人員的關係上，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曾經當過上海市副市長的資本家盛丕華說，公私共事關係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私方人員的職權問題。許多私方人員反映他們的苦悶說：多做了工作，怕被說成是爭奪領導權；少做了又怕被批評為不負責任，覺得進退兩難。湖南省工商聯秘書長彭六安說，公方人員以改造者自居，相處時總強調階級關係，私方人員得不到企業和黨以及社會輿論的支持，例如有個私方人員有了一件發明創造，但報紙發表時卻說是工人的。有個民建會員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議，已經試驗成功並達到國際水平，但輕工業部對這件事評價很低。在私方人員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術卻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經驗卻安排下車間。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屬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員、工人家屬一樣到醫院去治療。 安徽省工商聯秘書長胡慶照說，安慶市國藥總店公私合營時，公方讓私方提意見，私方提了意見，公方代表說，我是政府派來的，我們對你們客氣，你們卻把它當成福氣，神氣起來了。私方人員就不敢再提意見。後來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國藥總店全體職工開大會對證，私方人員在這種場合下哪敢再說話。胡慶照還說，合肥市一個搪瓷廠的私方人員，為了研究一件產品，不慎把儀器弄壞了，有個團員，不分青紅皂白，說他是破壞分子，並把這事登在黑板報上，他氣得跑到民建會去哭了一場。 廣西省工商聯秘書長張國英說，南寧和行臘味店的公方，是個轉業軍人，用軍隊的方法來管理企業，7點鐘上班，私方人員遲到一些馬上批評；私方人員第二天6點半到店，他叫職工不要開門。職工問為什麼不准私方人員提早進店，他說，他們是資產階級，沒有改造好，他們還會偷錢的。他整天站在櫃檯看著。私方人員為了避免嫌疑，就高聲報告每筆營業收入。在工場裡，私方人員聽見公方代表的皮鞋聲，工作已做完的還得東模西摸，表示還有工作做。梧州市興華電池廠私方人員是技術副廠長，廠裡改變電池配方時，他提出在沒有試驗成功時不要大量生產。公方代表對他說，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壞生產？不准你發言。結果因質量不好，損失四十多萬元。 還有人對“一五”計劃中的失誤進行了批評。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鬍子嬰說她到西北視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廠搬遷西北以後的情形。她說，當初在遷廠遷店時就有盲目性，沒有很好研究當地的情況。在提出遷廠遷店要求時，好像皇帝選妃一般，點著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遷到洛陽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這樣並不是太合適的。遷到蘭州去的麗華墨水廠實際上除了水是當地的以外，什麼原料仍都從上海運過去，結果成本反比從上海運去的墨水價錢高。第二，動員時亂許願，說什麼住洋房，牛奶當開水喝等，而實際情況不是那樣。第三，吃飯住房樣樣都分等級，以致造成很深的鴻溝。第四，凡是給領導提意見就認為是落後，甚至提合理化建議，也看成是搗蛋，蘭州麗華墨水廠一位會計因為提合理化建議竟調到別的單位去。從上海遷到蘭州去的王榮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員王嘉明的兄弟因為提意見，被調到百貨商店當辦事員。蘭州財貿部田廣仁部長對信大祥的職工報告時說，“你要民主，我要專政；你要自由，我要紀律”。甚至在大會上罵王榮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錢。這位田廣仁部長去買皮包竟打掉一個私方人員的牙齒，結果告到派出所給了六塊錢的藥費糊糊塗塗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陽有的機關買布不給布票，問題鬧到專業公司，專業公司經理反把責任推到私方人員身上。此外，鬍子嬰還談到蘭州大中華菜館勤雜工打私方人員、信大祥職工打私方人員，向專業公司、民建、工商聯反映都得不到解決。談到有些轉業軍人以功臣自居，轉業幾年仍不學習業務，認為過去有功，現在應該享福了。 老資格的民主人士、當過輕工業部部長的黃炎培還談到了“內外有別”的苦惱。他說，“當部長總想做些部長的事，我管八九十個廠，我想把局長、廠長的名單抄一份在辦公室掛出來，秘書說，黨總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說政務院還要公佈名單呢，這有什麼保密。不久，我在一位黨員司長辦公室看見一個名單清清楚楚掛出來了。”他進而還點名批評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實在是充分地表現出不關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義的作風。” 天津造紙公司經理董少臣提出了“撤出合營企業公方代表”的大膽建議，他說，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資本沒有技術經驗，是搞不好生產的。私方人員自己覺得併不是飯桶，過去他們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業；況且合營已經一年多了，國營企業的管理方法也學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張：在一個企業裡，只要有黨支部的，在黨支部領導和支持下，把生產管理權交給私方執行一年，試試看行不行？他說，把職權交給私方，把私方這筆“財富”挖出來，把公方代表調到真正需要的崗位上，這也是增產節約。 北京裕生祥電機廠副廠長吳金萃則對“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口號表示了異議。他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學習是沒有問題的，但不是具體到每個工商業者都可不加分析的向每個工人去學，也可以說學的時候不能把每個工人的各個方面都籠統的，一概的去學。因為，工人階級存在於我們國家裡，當然也存在於我們自己所存在的工廠、商店裡。階級是由人集成的，我們就找到了這個階級裡的人——工人和店員，要向他們學習，然而發現他們（也可以說原來就知道他們）並不那樣理想，他們的品質並不那樣高貴，他們的言行當中有很多我們看來不能去學。比如工廠裡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愛惜公共財物，浪費材料，損毀工具，有的不遵守勞動紀律，有的請病假去逛公園遛商場，有的打人罵人，甚至偷東西……不一而足，在商店裡有的店員服務態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積極，具體表現出來不是理想的工人階級品質，這些品質在我們身上去之猶恐不及，萬萬不能去學。 在所有的發言者中，最讓人印象深刻、觀點最為激進的是既辦過私人企業、又有經濟理論修養的糧食部部長章乃器——他同時還是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作為20年前的“七君子”之一，他不改直言本色。在過去的一年，他以發表文章、講話的方式闡述了很多自己的觀點，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關於生產效率和官僚主義。章乃器問：“何以有些公私合營企業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營時期呢？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甚至有些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呢？”他的答案是，存在官僚主義。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之所以有較高的工作效率，是因為資本家除了要圖利之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圖利，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他們並不愚蠢，他們很會精打細算。他們知道，只要一個人能做三個人的事，就可以大賺其錢，同時也搞好了企業；反之，如果五個人只能做一個人的事，那就要破產。而現在的某些企業、機關在人事方面“德重於才，以資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公然存在的。 章乃器進而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可能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卻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闢。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還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 第二是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章乃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在全行業合營後，已經基本上消滅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成為一個革命階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說它是紅色資產階級是說不到什麼誇張的。他甚至說，他不贊成對資產階級的改造要“脫胎換骨”這種提法，以為這樣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來，使人望而生畏。工商界進入社會主義，能交出企業而無所留戀，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進入社會主義還好些。 第三是反對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他說，現在已經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經“脫胎換骨，超凡入聖”。這種人很危險，他們會在有意無意中變成了特權的人物。如果深入地進行檢查，可能會在他們的身上發現痕跡不斷加深的“小資產階級”的烙印。我坦白地說，我很怕做聖人。做了一名高級幹部，人們平時對你提意見有顧慮，接近也有顧慮，已經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聖人，在一片歌頌聲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隨便說一句話人們就把它當作“聖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飯睡覺都不自在，那可真有點活不下去。 章乃器等人的觀點是大膽的。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人民日報》、《大公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刊登了這些言論，有附和讚同，也有反對駁斥，一時非常的熱鬧。 到6月8日，風向突然大變。 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 》的社論，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爆發10萬市民示威遊行，呼籲實行新的經濟政策，期間發生暴亂，納吉·伊姆雷出任新總理，宣布取消一黨執政，組成四黨聯合政府，退出華沙公約組織。11月4日，蘇聯紅軍進入布達佩斯。兩年後，納吉被判處死刑。在匈牙利事件中，死亡2700人，另有約20餘萬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從此，一場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開始了。 就在這一天，從上個月15日就開始的統戰部座談會仍在進行中，在上午的會議上，很多人還沒有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因此發言仍然踴躍，當年跟隨范旭東創辦精鹽廠的李燭塵此時是食品工業部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和民建中央副主委，他還在發言中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熱火朝天地掀起了幫助黨整風、對黨提意見的浪潮，全國工商界座談會上，大家都談得很好。從民建會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來，有些工商業者對於“鳴、放”是有顧慮的，他們的顧慮不是沒有原因的。到了下午，座談會基調驟然大變。 6月12日，全國工商界的反右派鬥爭開始。而第一個遭到批判的就是章乃器，他被認定是“第一號大右派”、“右派的祖宗”。倔強的章乃器寫出三萬言的反省材料《根據事實，全面檢查》，這引來更大、更憤怒的批鬥浪潮，民建中央整風工作委員會還迅速編著出一本《章乃器反共三十年》。 1958年1月，他被撤去糧食部部長一職。 開始於1957年夏季的這場反右派運動，日後被認定是一場災難，全國有55萬人被打成“右派”，工商界是首當其衝的“重災區”之一，數以十萬計的人士受到公開批判，僅據8月5日的新華社新聞稿報導，各地劃出的右派分子中較為知名的就有：北京——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劉一峰；市工商聯常委閻少青，裕生祥機電廠副廠長吳金萃；上海——市紡織工業公司副經理汪君良，公私合營新現代勞英教材工藝社私方經理黃苗夫；天津——市工商聯主任委員畢鳴岐，市工商聯常委榮子正；武漢——市工商聯主任委員王一鳴，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雲南——民建市主任委員楊克成；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錢孫卿；福州——市工商聯主任委員劉棟業；河北——省工商聯秘書長高振聲；四川——省工商聯秘書長李仲平，康心如；等等。 在鋪天蓋地的大運動中，連一向積極配合國家政策、剛剛當了上海市副市長的榮毅仁也被波及。 在過去幾年裡，榮毅仁與年紀、背景相近的盛康年（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經叔平（榮毅仁的大學校友、華成捲煙公司總經理）、嚴諤聲（上海著名報人）等人相從甚密，（盛康年的父親是盛丕華（1882－1961），早年與虞洽卿等人合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是東南銀行、中一銀行的董事，1949年後曾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常常在一起搞“星二聚餐會”，大鳴大放時期，盛康年等人認同李康年的“20年贖買建議”，還發表了很多批評性言論。反右開始後，他們被認定為“榮盛小集團”，是“搞小圈圈的人，密謀策劃，拉幫結派，在工商聯和民建中排擠左派、打擊積極分子”。盛康年先後寫了11次書面交代，嚴諤聲也寫了9次材料。榮毅仁悲觀地認定“這次我們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後來，是毛澤東親自出面保他，才算沒有受到公開批判。 1957年8月1日，上海市有關領導與榮毅仁談話，榮說：“不談大道理，談小道理，我跟黨是相依為命的。”兩年後，僥倖過關的榮毅仁被調離上海，赴京出任紡織部副部長。 （所謂“榮盛小集團”到1983年才被平反。盛康年因為思想包袱很重，成天悶悶不樂，吃爛酒，於1965年10月因食道癌去世，年僅51歲。） 到1957年底，開始於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了，這五年中，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10.9％，GDP平均增長率達到9.2%——這個數字與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數9.4％非常接近，佔世界份額為5.5%。在亞洲地區，中國與日本並列為工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兩國的經濟總量相近，而後來崛起的韓國，此時的經濟總量只相當於中國的山東省。 （到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1955—196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8.5%，1960—1965年為9.8%，1965—1970年為11.8%。） 毛澤東認為，速度還可以更快一點。早在1956年8月的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他就發表了著名的“開除球籍”的論斷，他說，“中國是有6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因為沒有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1956年是400多萬噸，1957年可突破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超過10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建國祇有180年，它的鋼在60年前也只有400萬噸。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這時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國的時間表是50到60年。 1957年的10月4日和11月3日，蘇聯相繼成功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更增加了毛澤東的緊迫感。 11月，他第二次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慶典，赫魯曉夫告訴他，蘇聯將在15年後超過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毛應聲回答說，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正是在這種熱烈的赶超情緒下，一個新的名詞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 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11月13日，在《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中，又出現了“躍進”這個名詞：“有些人犯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毛澤東對這兩篇社論十分欣賞，盛讚使用“躍進”這個詞的人，“功不在禹下”。他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就這樣，“大躍進”成了下一個年份最嘹亮、最激進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