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上海被稱為“孤島”，這是一個十分貼切的隱喻。 上海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僅次於柏林、倫敦、莫斯科、紐約、巴黎和東京。在1937年底的保衛戰中，城市遭到毀滅性的重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書中認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戰中第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大都會。”據《申報年鑑》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上海喪失了70％的工業能力。大量難民湧進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從150萬猛增到400萬，數万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頭髮現了1.01萬俱屍體。 自戰事爆發後，楊樹浦、閘北、滬西、南市一帶均被日軍佔領，但黃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卻遭包圍而還未被進占，市政之權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這一區域，對外交通繼續暢通，對內商貿也逐漸恢復，進出口完全自由，所有交，每易形成自由商業市場，遂成一特殊的“孤島”，其範圍包括東至黃浦江，西至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蘇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區。著名的民國記者陶菊隱記錄道，“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聯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這一狀況維持了四年之久。

就這樣，所有的人們都被困在一個“孤島”上。 “島”的面積只有機槍子彈的射程那麼大，而危機卻像東海般的浩瀚可怖。整個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處在極其頹廢的狀態，即使是暫時掌握著權力的那群人，也會感覺生活索然無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顯得那麼的虛妄，只有絕望才是真實的。 在這麼一個充滿了末世感的怪亂世界，每個人——包括企業家們卻還不得不展開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島時期的上海工商經濟並不是蕭條瘡痍，而竟有過一段空前的畸形繁榮時期。 就在砲火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時候，繁榮的幽靈居然在廢墟和屍體上很快復活。到1938年底，租界內恢復生產和新建的工廠總數達4700多家，超過戰前兩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設工廠1705家。其中，傳統的紡織業復甦最為迅猛，據布廠業同業公會調查，至1939年，租界內新設織布、染織及手織廠823家，布機2.32萬台，日夜運轉每月可產棉布142萬匹，而工廠的利潤是戰前的兩到三倍。

這主要是源於下述原因：其一是人口激增，生活資料需求加大，消費品市場也就相應擴大，其二，人口集中又為租界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利於工業的複工生產，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反過來又使原料市場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點，租界是中國東南沿海惟一的“非戰爭地帶”，人流和商流自然向這裡洶湧匯聚，從而激發出別樣的熱鬧。 租界是彈丸之地，所有生產的原料需外來，而所有製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榮完全依賴於亞洲乃至全球政局的變幻。 先看國民政府的態度。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當即頒布了《禁運資敵物品條例》，將淪陷區貨物出口“概以仇貨論”，對國統區物資運滬也予以嚴格限制。但是，這一政策很快轉向，因為大後方經濟需要租界工商運作的支持，首先，這裡是工業原料和設備進口的惟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後方經濟完全服務於戰爭，以重工業為主體，民生產業十分薄弱，據張賽群在《上海“孤島”貿易研究》一書的研究，到1941年前後，大後方人口已經由戰前的1.8億急增到2.3億，所需棉紗須有160萬枚紗錠開工生產，而實際運轉的紗錠最多時也只有17.5萬枚，每年缺少的棉紗和棉布分別為12萬件和400萬匹，這些物資大都依賴於上海方面的供應。因而，國民政府不久便解釋稱，凡淪陷區內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區域內各國貨工廠之出品不能算作日貨，仍應准其運銷各地。偏據重慶之後，國民政府仍然在上海專設國貨運輸管理處，主持貿易事宜，並繼續對租界供應外匯，繼續維持“孤島”的外匯交易，這使得進口商可以不受外匯配給的限制，自由進口緊缺物資以牟利。

日方對租界經濟的放鬆也出於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開戰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日本仍與英美維持著外交關係，所以對租界不敢公然攻擊，另一方面，日本經濟也需要上海“孤島”的支援，日本是一個戰爭資源基本不能自給的國家，其重工業所需的石油、鐵砂、銅等全數依賴進口，即使棉花、木漿、硫酸等工業原料也大多需要進口。在這種情形下，上海“孤島”成為日本獲取、轉運戰略物資以及套取外彙的中轉市場。日軍對租界實行的是“和平封鎖”，即只禁止中國船舶的海上交通運輸，對第三國船隻雖時有阻攔，但並不完全禁止進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進出上海港的輪船噸位中有將近六成屬於中日以外的第三國，當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掛了外國國旗的中國船隻。

“孤島”還成為歐美各國在遠東地區的商品交易中心。進入3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歐洲局勢的緊張，各國均在某種程度上對進出口貿易實行了統制政策，敵對國之間更是開展了經濟戰。特別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對英國海上運輸線處處加以破壞，而且對中立國船隻向英倫三島進行嚴厲封鎖。相應的，英法集團及北歐諸國也對德國進行了貿易封鎖或限制。在這種博弈中，英國將上海當成了原料品和動物產品的市場來源。而德國也藉道西伯利亞鐵路，將顏料藥品、五金機械、化學產品等商品運送到滬，以換取其急需物資。 正是因為這些微妙而獨特的因緣際會，“孤島”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開戰後的1937年底，各歐美輪船已經恢復了南北洋和長江航線的航運，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開至倫敦、馬賽等歐洲城市的直達班輪，至10月基本恢復至戰前水平。其國內航線也相繼重新開通。上海很快恢復了全國貿易中心的地位，據朱斯煌主編的《民國經濟史》記載，在進口方面，1937年的進口總值為5.08億元，1938年因戰爭降至3.76億元，但隨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後三年分別達到14億元、29.76億元和34.1億元，出口的數字也類似，1937年為4.04億元，1938年降至2.22億元，其後三年上升為3.92億元、13.67億元和19.29億元。其出口在全國所佔比重已高於戰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兩國在上海租界區的投資佔它們在華投資總額的72.6％和64.9％。

孤島經濟的複蘇速度是驚人的。在1938年1月，租界內各工廠的僱工為3.19萬人，到4月就增到13.07萬人，到年底更增到23萬人。大大小小的針織廠、麵粉廠日夜加班，仍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利潤因而高到嚇人。以針織業為例，線襪的利潤為37.2％，絲襪為43.4％，羊毛襪為62.6％，衛生衫為79.2％，羊毛衫為54％。這種高額的工業利潤為各企業帶來了大量的盈餘。以榮家為例，在租界內有申新二、九廠兩家紡織廠和福新二、七、八廠三家麵粉廠，其盈利遠遠超過戰前，僅申新九廠一家在1939年的盈利就高達1000萬元，榮家一舉償清戰前所有巨額積欠，榮德生還在1939年發起組織廣新銀公司，投入於銀行業務，成為滬上名符其實的巨富。當時的一個調查表明，由於“孤島”時期各行業新設工廠增加，所需機器數量十分可觀。加上外匯暴縮，外國機器價格太高，各廠不勝負擔，於是原來向國外進口機器的企業，無不改用國產機器。各機器廠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於是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加上鋼鐵和機價步步暴漲不息，故各廠無不市利三倍，營業鼎盛，獲利亦厚，成為機器工業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黃金時代”。

工業的繁忙自然帶動商業和金融的興旺。由於周邊地區戰火不斷，江浙地區的商賈地主和銀行家紛紛將公司和業務搬遷到租界內，整個1938年，新增491家商號和160餘家銀行機構，年終結算，全市所有銀行和錢莊除了一家之外，竟統統盈利。 由於租界與國外的海運通航無阻，加上與內地交通的恢復，各地的豪門富戶攜帶大批錢財避災來滬後，過著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給市場造成了虛假繁榮的景象。上海的百貨業主既供應中、低檔適合廣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適合“富豪避難者”所需要的高檔奢侈品，所以整個零售商業空前興旺。小百貨業原集中在南京東路、廣東路、金陵東路一帶，這時發展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門路）等。這些地段的小百貨商店要比戰前增加一倍甚至三倍。據估計，1939年零售同業共有千餘戶，比戰前增加了一倍左右，租界內的幾條商業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雲，其中，金陵路商號277家，西藏路商號242家，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商號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貨市場上，幾乎天天早晚顧客盈門，人如潮湧。

當時上海的六大百貨公司營業空前興旺，商家為進一步招徠吸引顧客，大肆裝修門面。金陵東路的小呂宋百貨商店把商場的地面全部翻新，採用厚玻璃內裝電燈，每晚燈火輝煌，進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宮。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後每天平均營業額達百萬元以上。據商店老職工的回憶，當時天天生意興隆，“每天從開門到打烊，顧客始終絡繹不絕，下午更是擁擠，商場內人如潮湧，櫃檯旁擠滿了顧客。平均每個職工一天內要接待顧客五、六十人，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還經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營業額較1938年時增長了五倍半，利潤額更增長十一倍以上。 據魏斐德的記錄，“至1941年初，上海出現了奇特的繁榮，人們幾乎無法預訂到一個房間，以至若要看一場週末電影也得預先訂票，夜總會則鱗次櫛比”。一個名叫瓦尼婭·奧克斯（Vanya Oakes）的旅行家描述了當時租界內外國人的生活，“美國人與英國人的生活似乎與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且其飯局、跳舞以及飲酒的次數均比以前更多了。大部分人受僱於大公司，其薪水則用美元或英鎊結算，所以隨著中國貨幣的貶值，他們的美滿生活又回來了，至少當時是如此。”不過，這位作家接下來則寫道，“然而，上海人在暗中卻已經飽受著不斷蔓延的毒氣之害，正如一個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預示著整個家庭的大混亂一樣。”

奧克斯的觀察是準確的，發生在孤島的所有繁榮都是畸形和糜爛的，甚至是令人絕望的。財富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其餘的都是待宰的羔羊。孤島時期，物價長期上漲，投機活動猖獗。 1939年前後，儘管生產迅速恢復，效益好過戰前，但是很多工廠還是藉種種理由將工人工資按戰前的70％－80％發放，勞工階層的境況實際上趨於惡化。 （這樣的狀況在日占區和國統區同時存在，據張公權在《中國通貨膨脹史》中記載，1944年重慶的香煙和玻璃製造業勞動者的實際工資約為戰前的57％，而公用事業、機器設備製造業和印刷業尚不及40％。）據日本學者岩間一弘在《1940年前後上海職員階層的生活情況》一書中披露，在戰前，上海工人生活費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別佔53.2％和8.3％，而到1940年，由於物價高漲而實際收入停滯，食住開支占到了總支出的82％以上。如果說，1936年時上海工人的生活費用指數是100，那麼到1941年3月時，食品價格是774，房租是385，燃料是636，日用雜品則是599。奧克斯說，“以前花100元買的物品，如今得花365元，與物價的上漲相比，工資的漲幅是極為微小的。”當時的報紙用無奈嘲諷的口吻報導如下：“物價象吹斷了線的風箏，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飛升。公用事業的工人一再罷工，電車和汽車只恨不能像戲園子和旅館掛牌客滿。銅元銀幣全搜刮完了，郵票有了新用處，暫作輔幣，可惜人不能當信寄，否則擠車的困難可以避免。生存競爭漸漸脫去文飾和麵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恥並不廉，許多人維持它不起……”

因為是惟一的“和平區”，又缺乏適當的管制，租界內的投機活動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從1939年起，上海的股市就失去了控制，投機者們將戰爭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議的高價，貨幣兌換率隨著每一個謠言而上竄下跳。滬上流行一句順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1939年9月，納粹德國悍然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40年5月，德國全面進攻荷蘭、比利時與法國，歐洲時局大震，上海投機客乘機以每大包1000元的價格購買了大量棉花，儲存在倉庫裡，以致阻滯了國內市場以及正想將棉花運往歐洲的外國貿易公司，當月底，價格上漲到2000元一大包。然而，投機客沒有料到德法交戰那麼快就有了結局，他們仍然持貨不放。 6月25日，法國被迫與德國簽署停戰協議，日本迅速迫使法國維希當局向中國船舶關閉口岸，人為上漲的棉花市場應聲崩潰，50多家進出口公司一夜破產，股市行情更是一落千丈，前幾日還在外灘的樓頂花園舉杯狂歡的商人，現在從那裡跳樓自殺。

奧克斯很感慨地評論說，“騙局！大騙、小騙、巨騙，猶如棉紗事件一樣，剝奪了人們的必需品，危及了整個城市的生活。”而左翼作家夏衍的描述則更殘酷，在他看來，上海的情況是“二十四層的高樓底下還有四十八層的地獄。” 接下來講“孤島”上的政商恩仇，那是另一出更精彩、更血腥的黑色電影。 日本入侵中國後，分別在北京和上海扶植了兩個傀儡政府，1938年12月，國民黨的二號領袖人物汪精衛出走重慶，發表“艷電”公開投敵，接著在南京成立了“維新政府”。從此，重慶的蔣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衛政府以及西北的共產黨武裝，遂成為中國政壇的三大勢力。表面中立的上海租界就成了各種政治勢力角逐鬥力的主戰場——日本人、重慶國民黨人、共產黨人、汪精衛政權以及歐美各國混雜一堂，局面交錯複雜，宛如一個“間諜公園”。在這個遠東最大的冒險場上，企業家則是一個搖擺不定和麵目模糊的群體。在今後的10多年裡——從1938到1949——即將發生的事實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在國家政權不穩定的前提下，財富的持續性積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經濟成為一種被動性工具，企業家將從此“隱身”為一個不再重要、缺乏話語能力的群體。 在孤島時期，絕大多數的企業家對日本佔領者採取的是消極和冷漠的不合作態度，他們為此甘冒財產和生命威脅。穆易是上海一家中型造船企業——興中機器造船廠的總經理，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船舶工學科，早在1932年的淞滬戰爭時，穆易就加入了由商人和文人組成的抗日救國會，並是執行委員之一。抗戰爆發後，日本佔領了江南造船所，欲請技術出眾的穆易出任所長，遭到他的拒絕。穆易的大學學長、日本造船局局長重光親自登門勸駕，他很不解地問，“為什麼在日本留過學的中國學生回國後總是要抗日？你看抗日救國會的委員中，除了一人是留學英國之外，其餘都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以忠君愛國為中心，中國民猶存，國猶在，你是大學教授，教本國學生要忠君愛國，如果要我做漢奸，也是你們的恥辱。”重光一時結舌，無言以對。 1937年的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軍找到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蘇錫文，在浦東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此外，日軍還物色一批商人，在外灘正金銀行樓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協會”，委員名單中有當時滯留滬上的二十一個知名企業家，包括紡織大王榮宗敬、南市水電公司總經理陸伯鴻、雜糧業同業公會主席顧馨一、南京自來水公司總經理姚慕蓮、知名商人尚慕薑等等。據《大美晚報晨刊》報導，12月24日，召開上海市民協會的第一次準備會議，會後，委員們“將其宣言及協會章程，送達日本駐滬陸海軍當局，請求諒解。” 這一消息發布後，當即震動滬上，很多人視之為漢奸行為。有記者問榮宗敬，市民協會為什麼不報備國民政府，卻向日軍當局送達，榮答，“此事如呈請中國政府當局，勢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須勇往直前，作減少人民痛苦之舉，無須懼怕，只須宗旨純正，可不問其結果如何。”榮的解釋是軟弱的，在市民協會成立後，上海市商會、總工會、教育會、農會等二十多個團體聯合集會並發表聲明，宣布該協會為“非法組織”，並“勸告全市同胞，勿與該組織合作。忠告報載之參加分子，切莫自絕國人，自毀人格。” 緊接著，更激烈的懲罰行動出現了。 12月30日，陸伯鴻由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寓所外出，被一個化裝成水果小販的國民黨特務開槍打死，顧馨一的家中則被投擲了一顆手榴彈，榮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脅，後被迫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出市民協會，接著避走香港。 1938年4月15日，“大道市長”蘇錫文乘車外出，被人投彈未中，有路人五名遭池魚之殃。 暗殺仍在進行中，但漢奸還是屢出不絕。 1938年10月16日，前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當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的傅宗耀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如果說顧馨一、榮宗敬等人的委曲求全，都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家業，那麼，傅的行為則令人不齒。早在十一年前，他曾經因為不願藉錢給蔣介石而遭到通緝，後來他長期避難於日本人控制的滿洲國，與日人走動密切，他嘗咬牙切齒地說，“我的身價5000萬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蔣上。”此時，他投靠“敵人的敵人”，甘願當一個漢奸。 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懷的義子，隨著他的投敵，盛氏子弟也相繼投靠日本人。早在這一年的1月1日，日軍就任命盛宣懷的外孫邵式軍為“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接收了國民黨財政部稅務署和江蘇省稅務局，接印視事。在陸伯鴻被殺、榮宗敬出走之後，盛宣懷的孫婿、台灣銀行買辦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協會”的頭腦，週的親家尤菊蓀則是協會的活躍分子。 作為清末民初最顯赫的商業世家，盛門附逆，成一件百死難贖的恨事。在八年抗戰期間，邵式軍成了上海首富，時人記載，“邵逆式軍，在偽組織中，由統稅局而稅務署，聯任首長，前後八年，缺最肥，時最久，故擁資亦最富。”盛門僅有的抗日者，是被視為“花花公子”的邵式軍胞弟邵洵美，在孤島時期，他以美國妻子項美麗的名義出版了兩份宣傳抗日的雜誌《自由譚》（中文）和《公正評論》（英文），他還秘密翻譯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Prolonged War”）。 與盛家子弟一起為日本人效力的還有滬上黑社會“三巨頭”之一的張嘯林。 上海淪陷後，青幫老大黃金榮閉門不出，拒絕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則公開反日，他在“馬當沉船”中表現勇敢，避居香港後，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收集情報和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 1940年，他在重慶國民政府的支持下，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的總龍頭。 “三巨頭”中只有張嘯林媚日投敵。他主辦了一個“新亞和平促進會”的漢奸組織，公開投降日本。他用日本人撥給的武器彈藥，裝備手下門徒，專門為日軍強徵糧食、棉花、煤炭等物資。他仗著關係多、地理熟，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蒐集物資的範圍日益擴大，甚至從安南（越南）採購煤炭，運到上海，再轉銷華中一帶，從中謀利。 投靠日本人，盛家子弟和張嘯林得到的最大好處是全面接管了杜月笙原來的鴉片買賣和賭博業。美國財政代表尼科爾森早在1938年12月底就報告說，“日本人方面，始終要求保證與黑社會勢力的長期合作，他們相信，這是保證控制上海外國人地區——即租界地區的最好辦法，因為一旦他們得以調動這些黑社會力量，就能製造動亂、逮捕抗日分子和中國政府的代表、攻擊中國政府的銀行，以及破壞中國貨幣的穩定……而日本人保障黑社會分子與其合作的惟一武器，便是鴉片和賭博業。” 蘇錫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後的第一號佈告就是公開徵收鴉片菸稅，煙民必須領取執照，執照分為三等，甲等納稅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當了“上海特別市”市長後，依然如法炮製。邵式軍的父親邵月如與盛宣懷的侄子、蘇民銀行董事長盛文頤合夥，組建了一個“宏濟善堂”，它的職責就是控制上海市場上的鴉片進口和分配，厲行鴉片行和煙民的許可證管理以及負責徵收菸稅。 “宏濟善堂”在上海地區直接管轄的鴉片行就有58個，盛文頤還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購地種植罌粟。盛門和張嘯林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開支持，“宏濟善堂”內有三名日本人為最高顧問，一個叫北岡的日軍上尉甚至直接擔任了一個“禁煙分局”的局長。 抗戰時期，鴉片的產銷以及稅收，成為日占區最大的經濟收入。日本在東京成立了“亞洲發展會”，統一領導全亞洲的販毒事業，日軍在滿洲的長春、奉天（瀋陽）、旅順以及哈爾濱都建立了工廠，日夜生產嗎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還控制了兩條國際販毒通道，一是從土耳其到滿洲的陸路，二是從日本本土到大連的海路。在整個販毒體系中，上海“孤島”是最重要的消費和貿易集散地。 1939年，在重慶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遞交的一份報告中，記錄了日占區內毒品產業的繁榮：在蘇州，鴉片業是稅收的主要來源，據報有500家煙館。在北平則有314家官方認可的公共鴉片館。漢口有32家鴉片批發鋪、340家鴉片館以及120家經營鴉片的旅館，每天向5.5萬個煙民銷售4000盎司的鴉片。整個南京城內，註冊從事毒品銷售的販子多達2400人，其中許多是警察，他們將毒品賣給6萬成年人乃至兒童，而這占到南京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在廣東的某些地區，據說米販子和毒品販子的人數比例為1：3或1：4。汪精衛政府每月可從安徽、浙江和江甦的鴉片銷售中徵得300萬元的稅收，佔據總稅賦的三分之一，而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構還可得到300萬元的銷售分成。據魏斐德的計算，“在1938年，日占區的鴉片銷售額佔了日本政府總預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華軍隊的軍餉。” 自陸伯鴻事件後，政治暗殺一直是“孤島”上的一種生死方式。那是無比黑暗的歲月，沒有一個人的明天是確定會到來的。 1939年2月被稱為“恐怖月”，短短一個月中，租界內發生18件政治兇殺案，死者21人，被打傷10人。 2月19日為農曆元旦，汪精衛政府外交部長陳籙被軍統特務射殺，兩天后，李鴻章的孫子、曾當過輪船招商局董事長的“安徽首富”李國傑也在新閘路寓所被打死。 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張嘯林被殺。這月11日，張公開接受汪精衛政權與日本特務機關聯合頒發的浙江省省長委任狀。三天后，張嘯林在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張公館接待客人，正談得十分熱鬧時，院子裡突然傳來貼身保鏢林懷部和司機的吵架聲，張嘯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訓斥道：“吵什麼！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就在這時，林懷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槍，子彈從張的嘴裡打了進去，又從後腦勺鑽出。林懷部打死張嘯林後，將手槍往旁邊一放，點起一支煙吸著，從容地坐在大門口的一條板凳上，等著法國巡捕房來抓他。 在張嘯林被殺的兩個月後，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別市”市長傅宗耀在熟睡之際，被人用菜刀劈下頭顱。 在過去幾年裡，傅一直是國民黨特務追殺的第一目標，而主持其事者就是杜月笙。日本軍部為了保護傅宗耀，專門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園洋房作為他的官邸，家中僕從如雲，僱有23名心腹保鏢，層層俱有守衛，戒備十分森嚴。擊殺傅宗耀的，是他最親信的“兩代義僕”朱升源，朱是傅的專職炊事員，從他的父親開始跟隨傅家達數十年之久。杜月笙將之成功策反。 10月10日是“雙十節”，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園”設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駐滬軍政頭目、偽市府官員。傅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臥室後，用菜刀將之劈死，然後像往常一樣，拿了買菜的籃子，從走廊推了自行車，在崗哨的眼皮底下緩緩走出官邸。 （刺殺雙奸的林懷部和朱升源居然都得生還。林被租界法院判有期徒刑1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獎勵給他1萬元，新中國成立後，他在上海市房管局工作，一直到年邁退休。朱升源則在軍統安排下輾轉到了重慶，在那裡，他領到了5.2萬元獎金。） 如果說，刺殺傅、林，是對漢奸集團的政治震撼，那麼，接下來發生的銀行互殺案，就是一種妄殺無辜的政治恐怖活動了。 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雖退到重慶，但仍在滬留有辦事處，對上海的工商金融等業盡其所能的加以管理。 1938年，日商與法、意商人均擬在滬設立證券交易所，以圖操縱市面。國民政府經濟部與財政部電飭上海各同業公會，嚴厲禁止他們參與其事，同時，會函上海特區法院，指摘這是一種違法行為。 ]在國民政府的干預下，整個“孤島”時期，上海的各類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復營業。重慶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對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滲透，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等堅守上海，法幣是最重要的流通硬貨。 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衛政府成立帶有中央銀行性質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鈔票被稱作中儲券。汪政府限令，江浙滬等八省居民必須在三個月內將法幣全部兌換成中儲券，其兌換幣值為2比1。這意味著，法幣一下子被人為貶值了一半，並在沿海諸省徹底出局。 1月20日，汪政府在外灘15號——原國民黨中央銀行的舊址成立中儲行上海分行。 中儲券的出現讓重慶方面萬分惱怒，一個叫謝芝庭的銀行家據傳將出任中儲行上海分行行長，軍統特務當即把他槍殺在熱鬧的大都會舞廳，製造了一起轟動一時的血案。國民政府財政部還專門在上海設立“中央特種宣傳處”，舉辦“拒用中儲券宣傳周”活動，租界當局也支持國民政府，巡捕房出面召集商界開會，如發現使用中儲券，將立即送法院懲處。汪精衛方面當然不甘示弱，它派人到中國銀行強迫存儲，然後與租界方強勢交涉。中儲券漸漸在市面上開始流通，這時候，重慶方面決定採用更為極端的做法。 2月20日上午十點半，六名穿著中式長衫的男子走進外灘15號，其中一人直趨二樓的經理辦公室。這些人拔出手槍四處亂射，隨後扔出四顆自製炸彈，其中兩顆爆炸，把大廳的玻璃震碎一大片。一名守衛的警衛前來阻擊，被當場擊斃。雙方槍擊，從大廳打到門外。下午，軍統特務在街頭、醫院接連打死五個中儲行的科長和職員。如此一來，中儲行的職員嚇得不敢上班，外灘15號前門可羅雀。 3月21日，又一名中儲行的科長被打死。擔任汪政權行政院副院長、中儲行行長的周佛海氣急敗壞地從南京趕到上海，寫下手令：“中、中、交、農（即中國、中央、交通和農民四大銀行），一律槍斃。” 22日凌晨，八名汪系特務衝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號的農民銀行職員宿舍，敲門謊稱是巡捕房查戶口，房門一開就衝進屋子，先是打滅電燈，然後對準正在熟睡的人一陣掃射，當場打死7人，重傷5人，然後揚長而去。幾乎同時，另一批特務衝進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96號的中國銀行宿舍區，持槍挨家挨戶把人們喚起，擄去128人，幾小時後再次撲來，又綁走70人。到了一個關押地後，以抽籤方式拉出三人，當場槍斃。 24日，汪系特務又綁走交通和農民銀行的3名職員，再用炸彈襲擊中央銀行的兩個辦事處，炸死8人，炸傷36人。這樣一來，四大行只好宣布暫停營業。 4月22日，蔣系特務以牙還牙，派出三名特務衝進大華醫院的病房，用利刀劈死一名在那兒看病的中儲行業務科長。汪系當即報復，醫院血案發生的一個半小時後，特務就再次到極司菲爾路抓走9人，槍殺其中三人（其中一人重傷未死），其控制的《中華日報》在第二天報紙的頭版標出大字標題：“以三抵一，信守諾言。” 汪蔣雙方如此濫殺無辜，滬上頓時風聲鶴唳，3個月間，社會秩序大亂，銀行不敢開門，職員不敢上班，富人爭相轉移財產，窮人瘋搶糧米油鹽，連花旗、大通等外資銀行也停止開立美元支票存款戶頭，隨時準備撤離上海。證券公債的行情更是劇烈動盪，狂跌狂漲，一日之間的高低價差之大前所未有。後來，在一些老銀行家的居中斡旋下，上海總商會和上海銀行公會分別上書重慶和南京政府，雙方才勉強答應停火。 發生在1941年春天的銀行互殺案，充滿了末日的血腥氣息。正是在這樣的恐怖中，“孤島”走進了它最後的時光。那是一連串的暗殺、綁架與搶劫的雜交曲。 自開年以後，不負責任的、荒唐的政治暗殺或經濟犯罪就此起彼伏。春節那天，滬上最大的八家歌舞廳遭到炸彈襲擊，其中5家是在夜間的一個小時內同時發生的。 1月27日，10名劫匪公然登上鬧市區的一輛公共汽車，強迫乘客們交出外套和節日禮服。在3月份，多名商人被綁架，其中包括上海金業交易所的副總裁、崇美化工廠總經理、義泰興煤號老闆以及華商紗廠聯合會的一個負責人，“古怪和外國類型的恐怖活動成了本市的時尚。”在4月的最後一周，“歹徒暗殺了4個銀行僱員，日本憲兵試圖接管納稅人華人協會，警察向他們開槍，結果誤殺了上海警察局局長的保鏢，暴徒並向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炸彈……虹口'小東京'地區最大的兩家戲院引爆了定時炸彈，傷了16個日本人。”5、6月，租界內發生三件轟動的暗殺案，一個名叫印佔卿的華籍探長、上海年紀最大的法國籍律師達商男爵和名叫赤木親之的日本警務處長被殺死。 7月，兩枚威力驚人的定時炸彈分別炸毀了滬寧線的鐵軌和靜安寺路上的《國報》報社。 8月，又是一個恐怖的月份，汪精衛控制的《中央日報》大樓發生了爆炸和火災，一名叫稽鯤生的銀行家在一家夜總會門口被殺死，黃浦江渡輪“潮州丸”在外灘碼頭髮生大爆炸，滬光大戲院和金城大戲院被炸，煤炭進口公司和中一信託公司的總經理分別在家門口被綁架，大舞台劇院的老闆差點被刺客打死，日本三菱公司的一個倉庫被燒毀。 9月，《申報》圖書館的工人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卻發現竟是一顆炸彈，它被黏在三本書的空心封面裡，幸好打開的時候引爆電池已經沒電了。 1941年的整個秋冬，上海仍然在絕望中沉淪，對於勞工者來說，自1927年抗戰以來，物價已經上漲了10倍，生活像一個讓人窒息的、空氣日漸稀薄的死屋。連最起碼的秩序也不存在了，乞丐和小偷肆無忌憚地從大街的貨攤上盜竊食品，直至攤主無貨可賣為止，警察卻熟視無睹。瓦尼婭·奧克斯在遊記中以厭倦的口吻寫道，“上海是邪惡與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難以置信的貧困並存的城市，是輪盤賭的輪子飛旋、槍聲頻頻和乞討聲充斥各處的城市。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飄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壞、不正常的貿易、通貨的混亂、日本狡猾的滲透、難民的湧入、物價無休止的上漲、歐洲戰爭的爆發以及它在靜安寺路上的反響，上海已成了難民與歹徒的俗氣之城。”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炸沉炸傷戰艦40餘艘，擊毀飛機260架，美軍死傷3600人。美國隨即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同時，日軍進擊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兩個商業中心，上海與香港。是日凌晨，駐滬日本海軍向黃浦江中僅剩的2艘英、美砲艦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它們在2小時內投降。美艦“韋克”號很快就掛出了白旗，英艦“彼得烈爾”號則在日機的轟炸中沉沒。 破曉時分，日本陸軍在細雨中從蘇州河各橋開進公共租界，中午即佔領整個租界。上海海關、英商匯豐、麥加利、沙遜、有利等6家銀行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銀行及大批企業全被日軍看管。英、美領事館人員被迫集中於英國領事館和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幾同囚禁。 1942年1月6日，日人對租界的工部局董事會進行改組，由日本大使館參事岡崎勝男任總董，漢奸袁履登為副總董。董事中只有兩名歐洲人，其餘不是日人就是漢奸。萬國商團被解散，158名軍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謀生路。就這樣，開始於1845年的上海租界歷史，十分諷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終結了。日軍在上海實行了嚴格的保甲制度，從此結束了混亂不堪的“孤島”時期。 日後的“孤島”研究者常常被這個命題所困擾：當日本軍隊沖進租界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抗？上海這座具有革命傳統的中國最大城市，為什麼如此“溫順”地接受了屈辱的統治？瓦尼婭·奧克斯也注意到了這個細節，她在1939年的報導中記錄了上海人與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決心，但是當她於1941年底回到上海時，卻感覺到了“中國精神的崩潰”。她疑惑地問中國朋友，為什麼他們變得如此消極，竟接受了日本人的佔領？ 部分的事實可能是，在過去的四年裡，人們已經絕望於現有的境況，特別是恐怖活動的隨意性和失控，導致了人們對於秩序的極度渴望——不管這種秩序以何時方式進行，以及來自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