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十八章被鴉片擊潰的帝國

正當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號江山”的時候，在炎熱的廣東，一個比他年長一歲、尖臉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讓自己的財富象泡沫一樣的急速膨脹。 這位名叫伍秉鑑(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當時極少數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擁有聲望的中國商人，他的個人財富超過任何一個晉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國當之無愧的首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一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鑑與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劉瑾、伍秉鑑和宋子文等六個中國人入選，伍是惟一的商人。

伍家並非老字號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親伍國瑩曾是潘啟家族同文行的帳房先生，後來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門戶，自創怡和行，伍秉鑑在32歲時繼承父業，歷二十餘年，終於超越同文行成為行商的領袖——“商總”。 伍秉鑑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二，一是誠實謙順、敢於吃虧的經商個性，二是與英美外資公司的、超乎想像的密切關係。 流傳至今的伍秉鑑故事，大多與“吃虧”有關。 1805年，一家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鑑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他對外商只說了一句話：“以後要多加小心”。還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鑑7.2萬元的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鑑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去。這些“小故事”讓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們的很多來往信函中，都稱伍秉鑑“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鑑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輩，雙方都在長期貿易中獲得了最大利益。東印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鑑經營，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而伍氏在經營上的才幹也讓洋人非常欽佩，有記載說，某次，雙方要盤點一筆百餘萬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計算清楚了，然後到伍家對賬，伍秉鑑根據核對出來的數據，當場就算出了兌付利息，竟與英商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對方極為驚訝和折服。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鑑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英國東印公司在對華貿易中賺得缽滿盆滿，引起了英國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不滿，壟斷地位被打破似乎已是時間問題，伍秉鑑似乎預感到了這一很可能出現的變化。因此，他在新崛起的、年輕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資。

威廉·查頓是東印公司的一位隨船醫生，後來獨立門戶創辦洋行，伍秉鑑與之合作，查頓在廣州註冊的洋行名稱就是貌似與怡和行“一胞雙胎”的怡和洋行。 1833年，英國的國際貿易政策終於發生重大變化，國會剝奪了東印公司對中國茶葉貿易的壟斷權，此後，東印公司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在伍秉鑑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大，很快佔有了廣州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在廣東商界，查頓有“鐵頭老鼠”的渾號。 伍秉鑑扶持的另外兩家洋行，一是英資的寶順洋行，它是東印公司的一家關聯企業，東印公司退出後，它繼承了與怡和行的大部分業務關係，其核心合夥人是托馬斯·顛地，此人個性張揚，桀驁不馴。還有就是美資的旗昌洋行，伍秉鑑與它的關係尤為密切。

旗昌的創辦人是羅密歐·羅素，1818年創辦於廣州，它一開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資的代理行，靠替大老闆打雜、跑腿起家。”1830年，來自波士頓的兩個年輕水手、約翰·福布斯和羅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的約翰·福布斯當時只有16歲，聰明伶俐，深得伍秉鑑喜歡，便收他為義子，怡和行為旗昌的所有業務做擔保，旗昌很快風生水起，據一些史料的記載，伍家在這家洋行中擁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揚鑣，羅伯特·福布斯繼續留在廣州，約翰·福布斯則回到美國，他把在中國賺到的錢全部投資於鐵路，成為北美地區最大的鐵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躍為美國最顯赫的商業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約翰·福布斯的曾外孫。

自1833年英國東印公司淡出中國之後，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和旗昌洋行成為勢力最強、控制對華貿易的三大外資企業，而伍秉鑑與它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淵源關係。 除了在對外貿易上翻手覆雲，伍秉鑑在官商關係的處理上也與前輩潘啟一樣的高明，他跟廣東的地方官員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動，《廣州府志》記載，“伍氏先後所助不下千萬，捐輸為海內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間，受經濟景氣影響，十三行商人陷入集體低迷，伍秉鑑先是將他在羽紗業務中的利潤所得全數拿出來，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然後又向瀕臨破產的行商放債200餘萬銀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於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無可撼動。 從一張油畫肖像來看，伍秉鑑長得非常清瘦，寬額、凹眼、細脖，一副南亞人的典型模樣，他個性低調，不苟言笑，據說“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他靠捐錢得到了一個三品的頂戴，不過，除了極少數的日子，從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對他的評價的是：“誠實、親切、細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充滿了商業智慧的低調商人，在有意無意中，扮演了“帝國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鑑的生意，從表面上看主要是茶葉和生絲的出口，而實際上，又與另外一項十分隱秘的進口業務有關，而正是這項業務，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情勢的“天地變色”，並進而造成國運陡轉，它就是鴉片貿易。 提煉鴉片的罌粟早在公元7世紀就由阿拉伯人傳入了中國，它被當成是治療疼痛的藥物原料。從17世紀60年代開始，在台灣、廣東和福建一帶，有人把鴉片與煙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屬奢侈品，吸食者為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員、無所事事的軍人和沈迷享樂的貴婦人。清帝國在1729年（雍正年間）明令禁止銷售和吸食鴉片――根據東印公司的記載，這一年輸入中國市場的鴉片為200箱，1796年（嘉慶年間）再次重申取締進口和種植鴉片，這時候，年銷售量已經達到了4000到5000箱。在對華鴉片業務中，英國商人出於利益的考慮，扮演了走私者的角色。從1729年到1800年，中國的鴉片進口增長超過20倍，成癮者約為10萬人左右。到1818年，英國科學家研製出更廉價、藥效更強的混合鴉片，它迅猛地擴大了消費市場。

一向以文明人標榜的英國人當然知道鴉片對中國的傷害性，然而在誘人的現實面前，他們還是選擇了利益。攝於清帝國的“鴉片禁令”，東印公司在公開的航運指令中禁止販運鴉片，“以免牽連本公司”，可是在實際經營中，則將鴉片的銷售權讓給持有該公司執照經營航運的走私快船去做。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形像地描述了當時鴉片走私的繁忙景象：做鴉片交易的機構，即所謂“窯口”，通常擁有二萬到一萬元不等的資金，他們在外國商館中付清購買鴉片的貨款，然後駕駛航速極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島的“躉船”上提貨，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龍”。這些船艇全副武裝，由六、七十個水手划槳，每邊有二十來支櫓槳，其航速令人吃驚。 1831年時，大約有一、二百艘這種走私艇穿梭於廣州周圍水域。鴉片從廣州向西運往廣西和貴州，向東運往福建，向北運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遠達山陝、京城。鴉片販子經常與黑道結交，也與山西票商們保持聯繫，以便轉摺資金。

在這種龐大的鴉片銷售體系的最上游，則由東印公司所實際控制。創辦怡和洋行的查頓在一份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承認說，“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東印度公司。”1833年東印公司退出市場後，繼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鴉片業務。對於這種不道德的陰陽做法，英國政府甚至公開予以支持，主持國政的惠靈頓公爵在1838年5月宣稱，“國會不僅不對鴉片貿易表示不快，而且還要愛護、擴展和促進這項貿易。” 後世學界一直有爭論：十三行商人、特別是伍秉鑑的怡和行到底有沒有參與到鴉片生意之中。 從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伍家最主要的業務，儘管鴉片走私可以獲取暴利，十三行行商們卻都避之唯恐不及。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寫道：“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幹這種買賣。

然而，更多資料顯示，伍秉鑑對鴉片氾濫難辭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來的怡和、寶順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鴉片生意的最大從事者。 醫生出身的查頓從創辦洋行的第一天起，就參與了鴉片走私，1830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鴉片生意是“我所知道的最穩妥又最合乎紳士風格的投機。在好的年頭，我估計每箱鴉片的毛利甚至可達一千銀元之多。”到1837年，怡和洋行擁有了12艘鴉片走私快船，它們穿梭於加爾各答到廣州的航線上，甚至還僱傭德國傳教士沿海北上，販銷到渤海灣一帶。 寶順洋行是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商，顛地在加入寶順之前就是聞名南中國海的海盜型鴉片販子，他所擁有的“水妖號”是當時最大的鴉片走私快船。旗昌洋行的販毒能力也不弱於怡和與寶順，它的“玫瑰號”、“氣精號”、“西風號”、“妖女號”走私船均經過特製改造，以速度快、火力強而著稱。

在鴉片生意如此猖獗的情景之下，以伍秉鑑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親密的商業夥伴們都在從事這個非法的業務，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私運鴉片被官府查獲，伍秉鑑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其他行商被罰5000兩，罰金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由這些細節看見，怡和行即便沒有直接參與鴉片業務，也至少起到了掩護和包庇的作用。或許，商人的賺錢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實的真相。 數據顯示，從1826年開始，一向出口大於進口的中英貿易出現戲劇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間，有將近1000萬兩白銀由中國淨流出。從東印公司退出的1833年到1837年，英資洋行從66間增加到156間，他們絕大多數從事鴉片走私。到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增加到可怕的四萬箱，比1834年大幅增長一倍，是二十年前的一百倍，其數量已經足供1000萬癮君子吸食。在徐中約繪製的“鴉片貿易路線圖”中，能夠清晰地看出，非法的鴉片貿易已經蔓延到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域，毒素滲透至每一條毛細血管。與此同時，白銀外流的速度同樣驚人，僅廣州一地，每年流出的白銀就達到3000萬兩，白銀外流造成了銀貴銅賤的局面，一向穩如泰山的中央財政遭到巨大威脅。 在展開瘋狂的鴉片貿易的同時，英國人同時還試圖擺脫對中國茶葉的進口依賴。東印公司在印度東北部人煙稀少的阿薩姆地區成立了茶葉公司，頒布開墾法案，承諾凡是到這裡種植茶樹並外銷的歐洲種植園主，可獲得本地區多達3000平方米的土地。東印公司在阿薩姆地區野蠻驅逐從事游牧業的原住民並大量砍伐森林、開闢茶山，同時還投巨資建立鐵路、公路等運輸網。從此以後，印度紅茶取代中國茶葉成為歐美市場的主要供貨基地。 由上述陳述可以發現，貿易的天平是怎樣傾斜的。 也正是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幹的重臣、福建籍官員林則徐（1785－1850）南下禁煙。 1839年（道光十九年），農曆正月二十五日（公曆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只帶了幾名貼身隨從，悄悄抵達廣州。非常巧合的是，這一天，正是伍秉鑑的七十歲壽辰，滿城官員、商人和文士都趕去為這位財勢熏人的十三行“商總”暖壽。 可以想像的是，在那次盛大的壽宴上，欽差大臣的到來是一個最熱烈的耳語話題，人們都在猜測即將開始的禁煙運動將以怎樣的方式展開並結束。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夾在林則徐與洋人之間的，正是眼前這位七十歲的巨富壽星。 伍秉鑑久聞林氏官聲，知道此行非同小可。第二天的清晨，他早早安排兒子伍紹榮去各大商館，警告外商們，不要往刀尖上撞。然而，那些鴉片商人卻不以為然，他們既不返航，也不銷毀，而是把裝滿鴉片的躉船開到大嶼山南部藏了起來。情報很快傳到了林則徐的耳朵裡，這成了伍秉鑑勾結菸商的罪證之一。 從禁煙的第一天起，林則徐就把伍秉鑑和十三行商人看成了菸商的同謀。伍紹榮將外商上繳的1037箱鴉片交給林則徐，希望能就此結案。而在林看來，這顯然是企圖蒙混過關，他認定怡和洋行的查頓和寶順洋行的顛地是最重要的敵人，前者“盤踞粵省夷館，歷二十年之久，鴉片之到處流行，實以該夷為禍首”，後者是“著名販賣鴉片之姦夷”、“誠為首惡，斷難姑容”。林則徐下令提拿二人，傳訊他們“聽候審辦”。 “鐵頭老鼠”查頓見局面不妙，先行躲回英國去了，而顛地卻非常強硬，竟然提出要林則徐頒發親筆護照，擔保他能24小時內回來作為條件。盛怒之下的林則徐當即派人鎖拿伍紹榮，將他革去職銜，投入大牢。伍秉鑑派人前去說項，林則徐斷然拒絕說：“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 伍家一再與顛地協商，勸其交出鴉片，平息爭端。但是，對立的事態並未因此平息。在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支持下，顛地逃出廣州城。林則徐下令封鎖外國商館，斷絕糧、水等供應。而伍秉鑑則讓人偷偷給外國人送去食品和飲用水，這件事，後來也成了伍家通敵的罪證之一。 3月28日，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義律，不得不將鴉片悉數交出，總計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繳出7000箱，寶順洋行繳出1700箱，旗昌洋行繳出1540箱，三大洋行的繳出量佔總數的一半。 6月3日，林則徐主持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菸，將兩萬餘箱鴉片全部銷毀。 11月，道光皇帝下旨永久性地停止中英貿易。 禁煙事件發生後，回到倫敦的查頓通過下議員史密斯晉見首相巴麥尊，力陳對華開戰，他還帶去了大量的地圖和情報資料。後來，巴麥尊在一封給史密斯的信中說，“基本上是藉助於你和查頓先生，那麼慷慨地給我們提供有幫助的情報，我們才能夠獲得如此滿意的結果。”與此同時，在印度的鴉片市場上，受禁煙消息的影響，鴉片價格狂跌至每箱200元，怡和洋行乘機購入囤貨，後來在中國市場上以每箱800元的價格售出。 一年後的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據一位美國商人的記錄，伍秉鑑當時“被嚇得癱倒在地”。 7月，英軍攻陷浙江定海，9月，林則徐遭革職處分。 1841年5月，英軍長驅攻至廣州城下，伍紹榮受命前去與義律談判，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按協議，英軍退至虎門砲台以外，清軍於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銀元賠款。這筆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鑑所出最多，計110萬元。 賠款贖城只是暫時保住了廣州的平安，在後來的一年裡，中英軍隊多次交鋒，清軍屢戰屢敗，接連失去廈門、寧波、上海等重要城市，1842年8月，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條約內容包括：賠款2100萬銀元（換算成庫平銀為1491萬兩），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須與英國協商英商進出口貨物需繳納的關稅，這意味著中國失去了重要的關稅自主權。 有史料記載，就當清政府與英軍在南京展開談判的時候，曾有朝廷官員舉薦伍紹榮北上參與談判，而就在他趕赴南京的途中，清代表已經匆匆簽下了《南京條約》。在條約簽署後，十三行成為2100萬元賠款的重點捐繳對象，1843年春天，廣東官府要求行商繳納300萬銀元，限六日內全數交清，其中伍家認繳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 對十三行打擊最大的還不是賠款，正如伍秉鑑從一開始就非常擔心的，鴉片戰爭的爆發，同時意味著十三行商人的命運終結。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從此之後，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貿特權不復存在。十三行的子弟們後來相繼投靠洋行，成為一個新的、同樣充滿了爭議的買辦商人階層。作為清朝三大商幫之一，十三行率先退出歷史舞台似乎是一個信號，它意味著中國市場的開放是外來的、被迫的和外商優先型的。這也是人們理解中國現代化路徑的一個角度。 歷史以最殘酷的方式對“精明而懦弱”的伍秉鑑實施了報復。 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鑑在內憂外患和責備辱罵聲中去世，終年74歲。在此前的幾個月，他還寫信給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J·P·庫森說，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飄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 爆發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在沉重而鏽跡斑斑的國門上轟開了一個血腥的缺口。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時刻，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 後世的中西方學者對於鴉片戰爭的評價有微妙的差異。中國學者大多數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於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鎖國的狀態。 卡爾·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中論述道：“無論他們認為是什麼社會、宗教、朝代、或國家形態的原因，導致了中國過往十年來的慢性反抗，以及現在聚為一體的強大變革，這個暴動的發生，無疑得益於英國的大砲將一種名叫鴉片的催眠藥品強加給中國。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滿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 進入當代之後，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國的學者，也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這場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彭慕蘭寫道，“仔細研究可知，鴉片是促進世界貿易、加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對中國是如此，對歐洲、美洲也是如此。”費正清等人也認為，“戰爭如果沒有因鴉片而爆發，可能也會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樣爆發。” 很多人帶著複雜而惋惜的心情解讀這一個影響世界走向的轉折。 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從1700年到1820年的一百二十年間，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為零，同期，美國為72％，歐洲為14％，日本為13％，全世界的平均增長率為6％。據此，日本人杉原熏做了一個有趣的“歷史隔斷”，在他看來，如果世界結束於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經濟史的主體就會是東亞的奇蹟：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有節制但穩定地提高，結尾的簡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遙遠的大西洋沿海有相當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長率。 與麥迪森的統計和杉原熏的觀點類似，彭慕蘭和王國斌認定，歐洲與中國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是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的。而在這個時間點之前，“在我們能夠對其進行計量的範圍內，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經濟因素中佔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等，看起來都大致相同。”甚至根據彭慕蘭等人的研究，中國比較富裕的地區――主要是指江南地區――遲至18世紀中後期，在相當意義上極具經濟活力，相當繁榮。可是，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後，一個單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為變革的發動機，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應”。 彭慕蘭等學者所得出的結論，在史界引發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他們至少從一個非常機巧的角度復原了歷史的兩個側面： 其一，在工業革命中，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和財富總量，與其工業化的時機、速度以及成功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既有的經濟總量絕不是惟一的決定因素，與之相比，技術革新構成了工業化進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國，總體上缺少推動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 其二，工業革命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東亞地區的，它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都與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為被接受方，中國乃至所有東亞各國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擊都是巨大而慘烈，甚至是毀滅性的。 本書敘述至此，讀者已經隱隱聽到了越來越近的歷史跫音，它的左足繫著明亮的進步，右足攜著黑色的災難，步步艱辛，步步驚險。 對於搖搖欲墜的帝國而言，幡然覺醒還需要一段痛苦的時日。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先是陷入了一場內亂，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發動太平天國運動，不久佔領南京，慘烈的戰火席捲十六省，一直到1864年才被殘酷鎮壓下去。這期間，1856年，英法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劫掠並焚毀了西方工程師參與建造的圓明園，清廷被迫簽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俄羅斯人則乘亂蠶食了超過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北方領土。 內亂和外辱，讓中央權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戰。在對太平軍作戰的時期，由滿蒙“八旗”和綠營組成的中央軍屢戰屢敗，朝廷不得不允許下層漢族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力量抵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乘機崛起。這些地方軍閥為了籌集軍餉，在各商業市鎮“設局勸捐”徵收“釐金”，這一制度的推行實際是地方自治力量強大之始，可怕的“藩鎮現象”重新出現。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模式在帝國覆滅的前夜仍然沒有找到之相配套的、有持續效率的經濟治理制度。 同時期的西方各國，在超越了中國之後，並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嘯前行。 1844年，美國畫家莫爾斯發明了電報。 1848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國”，民主風潮如暴風雨般席捲歐洲大陸。 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在英國倫敦舉辦，這是世界博覽會的開端，有600多萬人參觀了一萬多種最新發明的工業品，其中包括軌道蒸汽牽引車、高速汽輪船、起重機和收割機，《泰晤士報》評論說，“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各族群第一次為同一目的而動員起來。”1855年，法國巴黎人承辦了第二屆世博會，人們看到了橡膠和混凝土。 1859年，達爾文發表偉大的，以生物進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的理論，從此，進化論成為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原創理論，“物競天擇”成為新的文明共識。 1860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林肯宣布廢除奴隸制度，讓400萬黑奴獲得了自由。 1861年前後，瑞典科學家諾貝爾開始研製液體炸藥硝化甘油，而更年輕的美國人愛迪生當上了報務員，在未來幾十年裡，他將發明留聲機、電燈、電話和電影，並創辦通用電氣公司。在此時的歐美大陸，鐵路、火車、電報和大型電動機械已得到廣泛的普及。 所有這一切，對於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人來說，都聞所未聞。 在世界文明史和經濟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審視中國工商業的衍變，是一件十分驚心而具挑戰性的工作。在很長的時間裡，這是兩個各自有著軸心的車輪，它們偶爾有交集，但緊接著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們對彼此的好奇和窺探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氣息。 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中國人控制了東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活動，它將周遭列國都視為“藩屬”，提供了一整套基礎於農耕文明的文化準則和工商規範。當歐洲人進入到這一片領域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甚至在一開始，僅僅是一些好奇的、充滿了崇敬之心的採購者，中國人也只是把歐洲人視為必須容忍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入侵者，這與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景象非常不同。這種均衡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中期才被徹底擊破。 而這正是本書終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