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溫州鞋是否就真的那麼不可救藥？鞋匠王躍進斷然否定。
“你想想看，溫州每年要出2000多萬雙皮鞋，起碼有2000家以上的皮鞋廠在生產，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一日鞋'，就是20萬雙，怕是萬分之一，也有2000雙。誰能保證一萬雙皮鞋裡，沒有一雙壞的？”
這是一種“難免論”，但這顯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溫州，還有許多人則認為是外地人把溫州鞋的名聲搞臭了。
這就是“背黑鍋淪”。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考察溫州，溫州人曾同他就偽劣皮鞋問題有過一番“經典探討”。
那天，李瑞環興致勃勃地出現在溫州鞋革市場上，他到了一家皮鞋廠的攤點上就不走了，一邊拿過一雙皮鞋看看、擰擰，一邊開口說道：
“我這次來溫州，就帶了一個溫州皮鞋的問題來。現在外面有兩種觀點，有的人說溫州皮鞋穿半年就壞，是坑人。也有的說溫州皮鞋就是更新換代快，價格便宜，壞了就買新的。我想听聽你們的意見。”
他闖到的那個攤位，是溫州海螺皮鞋廠的，廠長邵奇星剛剛年過30歲，自這次與李瑞環交談之後，他被溫州人目為“替溫州辯護的英雄”。
當時，邵奇星應聲答道：“作為產品，質量當然要保證。但這裡也有一個價值取向問題。溫州皮鞋才二十來元一雙，如果上海皮鞋也是這個價格，會不會也做出像溫州這樣的皮鞋？溫州皮鞋本身價格就是這樣，至於中間商拿到北京賣六七十元一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這番話，並非他的發明，在溫州，這套邏輯十分深入人心，並成為他們生產低價產品的“理論支柱”。
1990年，我們在溫州採訪，見到街上有兩元錢一條的“金利來真皮皮帶”出售，不由得大驚，拿在手上翻來覆去看，竟看不太出破綻。那攤販倒實在，朗聲說：“別看了，是馬糞紙做的。
買一條回去，有大場面時系系，兩元錢買個面子，便宜不？ ”
我們恍然大悟，“但是如果有人拿這兩元錢皮帶到別處賣二十元呢？”
攤販睨視著我們，一笑：“那是他的本事。”
當時，李瑞環聽邵奇星講完，笑著說，“對對，我聽懂了。”
邵奇星接著說：“這種二十來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壞一雙，一年穿兩雙，也只五十元，同外頭那種六十來元一雙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這樣一年就可以穿兩種款式了。問題是北方人拿過去賣到七十多元，那消費者當然會認為應該穿一年了。”
李瑞環笑著連聲道：“對，溫州應該宣傳宣傳。昨天晚上我看夜市，碰到一個賣珍珠的女孩，她也這樣說，很痛快。”
前一天，是李瑞環到溫州的首日。當晚，他信步走人溫州夜市，體察民情。在一個小商品攤位前，他饒有興致地低頭細看，突然，他指著一串在燈光下晶瑩發亮的珍珠項鍊，問攤主：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
攤主是個年輕的女孩，她當然知道眼前的人物是誰，但她不假思索地說：“假的。”
當下，陪同李瑞環的當地領導心中大驚，有的連臉色也變了。政治局常委面前賣假貨，那還得了。只聽那女孩繼續說：
“這些都是仿製品，沒真的，所以便宜。”
一席坦率話，說得眾人哈哈大笑。李瑞環對攤主豎豎大拇指，含笑離去。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當作真的賣，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賣，那就沒錯。
溫州人的邏輯似乎很正確。
但是，為什麼全中國的消費者就是“不理解”他們呢？
儘管“邵英雄”的“背黑鍋論”頗能夠自圓其說，並道出了一定的事實，但是，這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
因為，溫州貨的問題絕對不能全部歸咎於流通環節的不暢或“北方人”把他們的名聲搞臭了，否則以溫州人的精明，問題早就解決了。
幽靈到底因何而生？
當我們回眸浙江專業市場的發展長河時，我們便有了更深層的發現。
我們發現，浙江專業市場的產品被視為假冒貨或偽劣貨而屢屢遭到曝光，是在1986年以後，而那正是農村專業市場進入全盛期、市場產品首次面向都市消費群大規模進入城市的時候。
這是新一輪“農村包圍城市”。麗在這一進軍中，市場貨卻遭到了出乎農民意料的強烈抵觸。
在此之前的市場貨，絕大多數是面向農村市場銷售的，它主要由兩大類組成：
一類是把城市裡的積壓產品或廢舊原材料“激活變新”。
這一特點在當年的溫州十大市場身上體現得非常突出，如宜山再生商品的原材料是城里工廠不願回收的腈綸布腳料，蕭江的編織袋生產是城里工人不願做的苦力活，柳市的低壓電器則是被國家明文規定的報廢電器，等等。
而橋頭鈕扣市場在這方面更為明顯。橋頭最早交易的鈕扣大多是商場積壓的低檔鈕扣，橋頭農民曾經把遼寧阜新百貨站積壓了10年的500萬粒鈕扣和廣州百貨公司批發部積壓了20年的24噸鈕扣全部變成暢銷貨。很顯然，這些積壓了10年、20年的鈕扣已不可能在城市中暢銷，它們的去向只能是農村市場。
另一類則是由鄉鎮企業生產的低檔廉價小商品。
當時，在市場中曾有兩句話很風行，那便是：“別人不要的我要，別人不生產的我生產。”這裡的別人就是指城裡的國營和集體企業，也就是說，浙江省最初的鄉鎮工業是以生產國營企業不屑生產的日用小商品起步的，哪怕是義烏、紹興等市場，其早期銷售的產品也無不是以低檔廉價為特徵的。
這樣的產品，在農村銷售時，農民對它們的接受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障礙。當廣大農村已設覆蓋之後，它們便又大膽魯莽地湧向了城市，特別是湧進了大中商場，這次，它們遭到了迎頭一擊。
從城里人的角度看去，說這些市場貨是“假冒偽劣”似乎並不為過。
首先，它們在農村銷售時大多沒有或不重視品牌。有資料顯示，80年代末，在來福門市場上銷售的溫州皮鞋，僅有“宏順”、“東方紅”、“東風”等五六個牌子，其餘的僅有產地，而無品牌。進入市場之後，農民銷售員迅速地發現了這個短處，而他們的彌補手法也非常地簡單：要么花點錢向城裡的企業買些商標貼貼，叫做“掛戶經營”或“聯合經營”，要么索性從外國雜誌中找一些世界名牌，一冒了之。這難道不就是名副其實的“假冒”？
其次，這些產品的低價往往是與低質相聯繫的，進入城市後，像那種“兩元錢買個面子”的消費觀念並不能為成熟的都市消費者所接受，再加上流通渠道的層層加價，稱之為“偽劣”，好像也不太冤枉。
這樣的假冒偽劣，套用一句城裡很流行的歌詞則是：我們的農民兄弟們“真的不是故意的”。
在浙江數千家專業市場中，儘管有個別造假制劣者，但95％以上的經營者是誠實的，他們僅僅希望城里人能夠喜歡他們的產品、來買他們的貨。然而，市場就是這樣地嚴酷，當不適當的商品出現在不適當的場合的時候，產銷者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