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羸弱，意味著地方自治空間的加大。北洋政府時期出現了三種自治的試驗：
一是軍閥自治。如張作霖父子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廣西、陳炯明在廣東，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號稱“模範省”。其特點是：產業務求完備，自成一體；注重農業、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以鄰為壑，家國不分。這都是諸侯經濟的典型表現。如統治山西三十餘年的閻錫山曾創作《努力實現歌》：“無山不樹林，無田不水利，無村不工廠，無區不職校，無路不整修，無房不改造，無人不勞動，無人不入校，無人不愛人，無人不公道。”宛如桃花源或社會主義的理想圖卷。他在山西境內修鐵路，刻意不採用1.435米的標準軌道，而修1米窄軌，其意就是“閉門成市”。
二是商人自治。民國初年，各地的諮議局以及商人總會擁有財力和武裝力量，聲勢強大。 1923年3月，漢口總商會向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發出了一份《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提出仿效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建立一個“真正的城市聯盟”。 1924年，直系、皖系軍閥交戰，上海的行政體系全數癱瘓，時任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發動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平定混亂局面，他大膽提出“廢使、撤兵、移廠” 三項主張，要求建立上海非軍事區，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為淞滬商埠會辦，一時成為上海最高行政首腦。在以後的三年裡，總商會成了上海的實際管理機構。企業家階層的參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呼應，胡適、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所謂“好人”，就是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即以從事農工商業及勞動者執政，而除去現在貴族軍閥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
三是建設模範城市或實驗公社。此舉以南通張謇為最傑出的實踐者，從1903年開始，張謇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張謇在這裡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師範學校、話劇劇場和圖書館，南通成為當時全國最出名的新興城市之一，梁啟超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 1922年，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造一個類似南通的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無錫的工廠裡搞一個“勞工自治區”。後世以他們為榜樣的，有重慶北碚的盧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陳嘉庚等。
從1894年張謇下海從商到1924年虞洽卿“會辦”上海，這30年是中國商人階層的光榮時期，他們逐漸控制了幾乎所有的重要產業，並在民間擁有強大且正面的影響力——1922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全國“最景仰之人物”，70歲的張謇得票數最高。兩千年以來，商人階層在國家事務中的重要性，此前從未達到過如此的高度，之後也望塵莫及。
然而，由軍閥、商人及自由知識分子共同參與的這些自治試驗，最終都被證明是無效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它們因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和政治理論支持，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道：“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棱兩可，缺乏條理和毫無效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所處的政治地位的性質不那麼明確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