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地區，日本是中華帝國唯一從來沒有征服過的國家。在百年現代化的歷程中，中國與日本有三次站在相同的“成長線”上。第一次是19世紀70年代，兩國幾乎同時開始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第二次是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抗戰結束，兩國俱受到巨大的戰爭創傷；第三次便是當前，兩國經濟總量相當，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
日本在維新之初，也試圖“西為日用”。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寫道：在出發之前，日本的改革家們曾預想用“西方的技術、東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學識、日本的精神”作為日本變革的方式。然而1871年12月的一次歐美考察，徹底顛覆了變革者的觀念，讓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方式與實行近代化是相背離的”。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驚是“始驚、次醉、終狂”，他認定：“國家富強之途，要在二端，第一開發國民多數之智德良能，使進入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使國民破舊日之陋習，不甘居被動地位，進而同心協力於國家公共事務，建設富強之國家。”
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日本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改革教育制度，政府成立文部省，陸續發布《學制令》、《教育令》和《帝國大學令》，奠定了近代學制。第二是進行大膽的憲政變革，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時組建議會，實行立憲，“萬事決於公論”。明治政府於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製憲，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從而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新體制。
在經濟改革上，1870年12月，明治政府設立工部省，負責“監督和管理一切礦山；建設和保養一切鐵路、電報線和燈塔；制煉和鑄造各項企業使用的銅、鐵及鉛礦，並從事機器製造”。其後十餘年，日本相繼開辦了橫須賀製鐵所、橫濱製鐵所、長崎製鐵所、關口大砲製作所、石川島造船所等國營企業，其景象可以與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相互輝映。 19世紀80年代中期，就在李鴻章將輪船招商局重歸官僚管制的同時，在日本則出現了一次十分堅決的民營化，明治政府認識到國有官營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張推行民營化，明治維新啟蒙者福澤諭吉疾呼：“政府若為了富國，就認為可以做任何事情，與人民從事相同的尋常事業，甚至與人民競爭工商之成敗，其弊極矣。”伊藤博文則認為，明治政府創辦各種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實利，以誘人民”，當這些工礦企業在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以及培養技術工人方面完成了歷史使命後，政府就應該把這些官營企業售給民間商社。
正是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政府相繼把許多國營的工廠轉賣給私營企業家。日本的這次國企私營化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大野健一在《從江戶到平成》一書中記錄道：“除軍需工廠之外的國營企業均被私營化。此時，對於國有資產被賤賣給一些有勢力的商人（如五代友厚等）一事，使日本國內輿論嘩然，罵聲四起，到了1881年竟發展為政治醜聞。但事實是，私營化後的很多企業均通過裁員和追加投資等措施扭虧為盈。”私營化運動導致了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並出現了三井、三菱、關西鐵路等財閥型私人企業。 1895年，在甲午海戰中獲勝的日本獲賠白銀2.6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和現金，合銀3.4億兩，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的4倍。此筆巨資被大量用於修築鐵路，發展航運業、造船業和機械製造業，明顯提高了交通和工業水平。同時，日本乘機進行幣制改革，建立起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金本位制。中日國力差距從此越拉越大。
正是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導致了這兩個東亞國家後來截然不同的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