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唐之後，經濟治理重現了兩個週期性的大毛病：
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併不可遏制，成為貧富差距拉大的“變壓器”；
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財政對資源管制的依賴度越來越高，終而造成對民間資本的壓抑和剝奪，經濟活力漸趨衰竭。
兩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飢荒、洪澇，就會引發財政總破產前提下的社會大動盪。
相對於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強勢霸道，民間資本的流動也出現了日漸惡化的趨勢。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具體陳述了中唐之後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其一，奢侈消費。揮霍於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許多富商大賈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無度，表現出窮奢極侈的突出特點。晚唐時期，許多商人“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聘以康莊”。
其二，交通權貴。以錢鋪路，鑽營為官。許多富商大賈“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幸卿”，積極謀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長詩《估客樂》中描述富商大賈們竭力經營官場：“經遊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心已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勅。”到唐末懿宗時，用錢買官已是司空見慣。
其三，購買土地。與漢代相俾，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賈將大量資金用於購買土地，進行土地積聚，仍走著“以末匯財，用本守之”的傳統路子。代宗年間，大臣李翱在一道策問中說，在三十年裡，天下田畝被豪商兼併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極端不平衡。
其四，放高利貸。從唐太宗搞“公廨錢”之後，政府參與高利貸活動，私營高利貸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賈與貴族官僚紛紛以此謀求暴利，晚唐之後趨於劇烈。武宗在一則赦詔中指出，“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冑，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內富饒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債，損陷飢貧”。
其五，囤積錢幣。 “安史之亂”後，富人的財富安全感越來越差，於是將大量錢幣財富貯藏起來，造成社會貨幣流通的嚴重不足，朝廷多次下達“禁蓄錢令”，卻成效不大。德宗時的陸贄就箅過一筆賬：過去一匹絹，可以換銅錢3200文， 而現在一匹只能換1600文，絹貶值了一倍，這不是因為稅賦增加了，而是因為銅錢被囤積了起來。這種“錢重物輕”的現象，妨礙了商品經濟的順利發展。
從劉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條出路可見，工商業利潤基本上沒有向產業資本轉化，不存在積累放大的社會機制，而是進入了消費市場、土地和高利貸領域，其影響當然是負面的。若我們放眼於整部經濟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間資本的這五條出路幾乎是高壓下的民間資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時期，出現奢侈品消費劇增、文物價格上漲以及土地房產購買熱潮，並不代表經濟的複蘇，而更可能是資本從實業溢出的惡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