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618年開國到742年（唐玄宗天寶年間），唐政權對工商業的寬鬆政策衍續百餘年，其中也頗多反復與爭議。
《新唐書》記載一事；公元703年，當時執政的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有關部門要求重新課徵關市之稅。一位叫崔融的大臣當即上書製止，洋洋灑灑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徵了關稅，必然增加民間負擔，阻礙商品交易，最終會造成社會動盪，政府得不償失。武則天採納其意，打消了課徵的念頭。
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製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471—476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宣武帝時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518—520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复。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人。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