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四大製度建設上的最大貢獻是推行科舉制。
科舉始創於隋，奠型於唐。政府通過定期考試來選拔官吏，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有人計算過，它們的總字數在90萬字左右。這種定期考試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1300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是對軍爵制的演進，從此，文武二士都擁有了公平地進人體制內的通道，不再成為反對的力量。早在唐代，就有人發現『其中的奧秘，趙嘏曾賦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曾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閏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社會精英中的第三個集團——商人階層，則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開國皇帝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緊閉商賈從政之門。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張將商人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囑咐重臣房玄齡：“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準備的，那典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區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軍士穿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穿黑色的。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過去數百年間，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困擾著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莫不與此有關。直到科舉制出現，才從制度上切斷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的打擊可謂不留情面。有一次，禮部修編《氏族志》，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太宗大為光火，他說：“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麼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麼能以崔家為第一等！”於是，他親筆硃批，提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在他的干預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 中評論道：“儘管太宗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
正是在製度和公眾觀念的雙重催動下，世族門閥的力量逐漸蛻化，中國社會自此完成了從世族形態到士紳形態的轉型。所謂的“富貴不過三代”，確實是唐宋之後的景象，乃對平民社會的一種另類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