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被殺後，劉秀稱帝，建立東漢政權。劉秀是南陽的遠裔劉姓宗族，他這一脈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勢力，跟隨劉秀創建東漢政權的“雲台二十八將”，大多是豪強世族，戰爭時期，地方勢力乘機廣佔田園，營建塢堡，擁兵自重。
劉秀披上帝袍之後，馬上轉換角色，仍然要削弱世族勢力。政策的動刀之處，還是土地兼併和人口兼併。
東漢政權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中多處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農”等，劉秀也數次下詔釋放奴婢，可是成效卻非常微小。到了公元39年，在執政十五年之後，劉秀終於痛下決心，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國嚴格檢核墾田頃畝和清查戶田，以徹底杜絕兼併之勢。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劉秀為了殺一儆百，處死帶頭鬧事的大司徒歐陽歙，其弟子千餘人集休上書求情，劉秀不准。為了對抗，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劉秀四處彈壓，恩威並施，總算把叛亂平息了下來，可是，豪強勢力實在太大，頑疾始終不能徹底根除。到了後來，劉秀一聲嘆息，只好與之妥協，他留下了八個字，曰“苟非其時，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認時機不到，不如息事寧人。
中國自從形成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之後，歷朝新建，首要任務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權可得，“削藩”不成，中央與地方、政府與財閥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必永無寧日。東漢初建，豪強除而不盡，光武帝就學不成漢武帝了。
東漢一朝再沒有出現強權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円漸增強，史家唐長孺認為：“州郡僚佐中所謂大吏右職照例由本地大姓壟斷。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數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帶有世襲性。……我們認為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在莊園經濟之下，自由的民間工商業者顯然並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各地方豪強一方面握有行政權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種專營政策，形成了無與競爭的世族經濟。
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下，“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而整個社會的公共資源及財富聚集在少數家族的手中，又會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
在這個意義上，由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數百年，歷史的事實證明，缺乏集權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樣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及物質文明發展的經濟制度。與中央集權相比，分權自治所可能——或者說必然帶來的戰爭等暴力威脅，給人民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在這樣的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深深地陷人集權與分權的兩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