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使得國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產業經濟，那麼武帝推行的稅收改革則讓全國的中產階層全數破產了。
公元前119年，漢軍與匈奴主力再次決戰，與此同時，山東（太行山以東）發生重大水災，七十餘萬饑民無以為生。在軍費大增和緊急救災的雙重壓力下，桑弘羊和張湯向武帝提議，向全國有產者徵收資產稅，是為“算緡”。根據頒布的“算緡令”，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都要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字，規定凡二緡（一緡為一千錢）抽取一算（兩百文），即一次性徵收百分之十的財產稅。而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四緡抽取一算。
“算緡令”頒布後，有產者大多不願主動申報，出現了“富豪皆爭匿財”的景象。於是，武帝使出了最強硬的招數，兩年後頒布“告緡令”，鼓勵舉報，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
這個“告緡令”相當於發動了一場“挑動群眾告發群眾”的“人民內部鬥爭”，此令一出，中產以上的家庭幾乎都被舉報，社會秩序頓時大亂。朝廷內部對這一法令頗多非議，武帝不惜用殺戮的辦法來對付所有的反對者，時任長安行政長官（右內史）義縱不願嚴格執行“告緡令”，藉口舉報的人都是亂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將他處以死刑。時任大農令顏異也對這一政策持不同意見，最後以“腹誹”的罪名被處死。武帝委派張湯、楊可、杜式等酷吏嚴格落實“告緡令”。
這場舉報運動持續推行三年之後，“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多被告發抄產，政府沒收了難以數計的民間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連皇家園林上林苑裡也堆滿了沒收來的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