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關龍是最早進城的農民之一。
這位義烏北部山區陶界嶺村的村民，走出大山的時候已經36歲了。 1978年前後，他一一直在福田鄉附近擺攤賣針線，1979年，他隨著幾位同村人挑著擔子進城了。他們先是在稠城鎮最繁華的縣前街旁邊找了一塊空地，後來又轉移到了北門街一帶。
10月的一個清早，他還在睡夢中，忽然被人一把從被窩裡拉到了大街上。
天濛濛亮，街上已一堆一堆地站滿了人。
就這樣，懵懵懂懂地立在街上，他聽說縣里要發什麼證，要求他們憑各自鄉村的證明，三天之內到縣政府去領。
朱關龍嘟嘟囔囔了一陣，又轉回去睡覺了。
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命運就在這個懵懵懂懂的早上改變了。
《小百貨敲糖換取雞毛什肥臨時許可證》。
這就是朱關龍領到的證。
一個很拗口的名稱，長長的一串，乍一看讓人還摸不著頭腦。
但是，就是這個拗口的《臨時許可證》，成了中國專業市場發展史上的一件重要歷史文本。
在義烏工商局的檔案室，我們從一包已經泛出微黃的存檔文件中，找到了它。
頒發這一臨時許可證的通知這樣寫道：
為了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搞活農村經濟，促進農副業發展，發揮優勢，根據我縣傳統經營小百貨敲糖換取雞毛什肥行業的優勢，利用他們串鄉走戶、收舊利廢、變廢為寶、活躍經營的特點，特頒發此許可證。
1980年10月，中共義烏縣委、縣政府頒發了這種許可證，發放數為7000份。
從證件的名稱和通知看，無疑保留著當時“以糧為綱”的痕跡，但它的發放卻無疑是在鐵桶般的計劃經濟藩籬中放開了一個不動聲色的缺口。它意味著，義烏縣從政策上承認了敲糖幫的合法地位，從而也間接地肯定了由這些敲糖幫組成的小百貨集市的合法性。
若干年後的今天，人們把這一許可證視為中國小商品市場落地時的第一聲啼鳴。也就是從此之後，經商農民怀揣許可證，可以名正言順地跑到外地去做生意了，他們的足跡開始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把全國各地的小商品運到義烏，再從義烏把它們運往全國各地。這些獲得許可證的7000餘名農民，便也成了專業市場歷史上的第一代正統的創業者。
80年代初，農村土地承包到戶的改革已初顯成效，各地農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了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提高，日用消費品的需求也同步驟升，而從事小商品販運及買賣的人仍然很少。因此，對於取得“合法護照”的義烏敲糖郎們來說，這自然是一個千載難逢的黃金歲月了。
許多年後，朱關龍向人講述了這個《臨時許可證》的奇妙效用。
有一年，他的攤位購進了一批塑料眼鏡，有稍息說，在廈門這種眼鏡很好賣，他就打算去那裡碰碰運氣。誰知，眼鏡攤剛一擺開，就被當地工商所沒收了。
那可是300多副眼鏡呀，是他朱關龍除了一條命以外的全部家當。
他死皮賴臉地跟進了工商所，說好話，沒用；遞香煙，沒用。
“再胡鬧，我就把你押回你的老家。”很嚴肅，看來他碰上的是一位講原則的干部。
“回老家？我老家可是同意我做生意的。”朱關龍被逼到了絕境。
“證件，你有證件嗎？”
一急之下，朱關龍忽然想起了那張《臨時許可證》，幸好他隨身帶著。
一雙遲疑的眼睛，讀了一遍，看看朱關龍，又仔細翻看了一遍。
撥個電話給義烏。那是一台老式的搖把電話搖得朱關龍的心裡七上八下的。放下電話，臉色好像放晴了，又挖著耳朵想了想。
“你，還有眼鏡，可以走了。”
1981年11月，稠城鎮上的攤位已增至300多個。這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了。
現在還找不到任何資料可以反映出，當時縣領導們頒發7000份《臨時許可證》的初衷。
從“臨時”兩字可以猜測，他們的用意，可能是投石問路。
即使今天，義烏人也習慣性地把1980年前後視為小商品市場發育的“自發形成”階段。事實上，在1980年之後的兩年時間裡，關於那個小商品集市的爭論在義烏縣政府的大院裡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因為，根據當時有關部門的條文，這個集市至少違反了三項政策：農民不能棄農經商，集市貿易不得經銷工業品，個體戶不允許批發銷售。
如果僅僅是走村串鄉地做生意，還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現在是300多個攤位明晃晃地擺在了縣城裡，上面來人，鄰縣來客，誰來都能看到，指指點點的人難免少不了。
一度，義烏的一些部門，對它採取了勸、堵、趕的辦法，有的還寫信給省裡，報告說義烏出了個“資本主義的小溫床”。
看來，單是有個《臨時許可證》還不行，羞羞答答也不行。
允許？不允許？
無數雙眼睛盯著義烏縣的領導班子，你得給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