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教授赴橋頭考察，汽車行進在甌江北側的山巒之中，董教授興致盎然地欣賞著四周的風景。
“橋頭還有多遠？”車子開了好一會兒了，董教授開始關心起目的地。
“馬上就到了。”陪同的人答道。董教授狐疑地望著前方，山巒仍在延伸著，前方並沒有熱鬧起來的跡象。
猛然，汽車偏離杭溫公路，駛進一條顛簸不平的土路。
頓時間，車搖人晃塵土飛揚，窗外一片模糊，等到視線清晰起來的時候，眼前已出現了數百個攤位，成千上萬的人群。
嘈雜忙亂的景象迎面撲來，而這一切彷彿是從地底下忽然冒出來似的。
“為什麼，”以學者特有的敏感，董教授發現了一個反常，“鈕扣市場不設在杭溫公路旁，而偏偏在這個山旮旯裡？”
從理論上講，市場的設點以交通便利為第一要素，但是溫州的許多市場不是在山里，就是在島上，往往是在一些水陸交通都不太方便的偏僻地方。
有人測量過，從橋頭到杭溫公路有3．5公里，橋頭人是憑什麼神力，硬是“牽”著市場多彎了3．5公里的土路？
1990年，物資部部長柳隨年在溫州考察，他到了宜山。
地方官員滔滔不絕地介紹著情況，忽然，他衝口而出的一串數字，引起了以嚴謹出名的柳部長的猜疑，“停停，你再念一遍看看。”
再念一遍：宜山的腈綸市場每年要從外地購進腈綸邊角廢料達17000噸，相當於34萬畝棉田生產的棉花。每年採購來的舊棉布達300萬匹，而每年從宜山推銷出去的再生腈綸衣褲為2億件，再生棉布，300萬匹。
看來沒聽錯。
柳部長一邊搖頭，一邊感嘆：如此巨大的物資流，每年在源源不斷地從全國各地運到一個不通鐵路、不通國道的偏遠的小鎮，這簡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那是多麼龐大的運輸量，需要多少節車皮呀。哪怕是讓物資部親自調度，也未必運轉得過來，可是溫州農民是怎麼做到的？
是啊，溫州農民是怎樣做到的？
1986年，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到溫州，其中一站他去了柳市：
走在忙碌的電器市場中，萬里一路看，一路問。
這是電煤燈，這是交流接觸器，這是礦燈配件……在一間攤位前，萬里問一位正在採購的東北客商：“你為什麼大老遠趕到這裡來？”
“這裡的東西便宜，貨齊，質量也還行。”
“你為什麼不到大城市商店或國營企業去買？”
東北人笑而不答。
臨離開柳市，要萬副總理講幾句，這位老政治家卻陷入了沉思。他當時的講話實錄如下：“如果這個市場在上海郊區出現，人們還可以理解，而在遠離大工業城市的浙南沿海小鎮上形成，這說明我們國家的工業還存在著很大的漏洞。像這類產品，國營企業完全可以生產。”
按說，國營企業的設備、技術、資金，哪怕是地理條件，都百倍地好過溫州。但是，為什麼國營企業競爭不過溫州農民的家庭工廠？
以上三位經濟學家、部長和副總理的疑問，只是無數“溫州之謎”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年，每一個到過溫州的人，都是帶著一兩個這樣的疑問離開溫州的。
有人說，溫州藏著無數的謎。
有人索性說，溫州整個兒就是一個謎。
溫州也一直被包圍在這些謎中，而顯得愈來愈神秘。
現在，我們終於觸及到開篇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核心了：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如此多的違背“經濟規律”的市場現象，是怎麼成為現實的？
“你去過杭溫公路嗎？”張仁壽幽幽地問我們。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仁壽是一位從溫州大山中走出來的中年學者。近二十年來，他為溫州寫了數百萬字的論文，可謂是浙江學界的頭號“溫州通”。但是他說，他是在某一天夜間站在杭溫公路邊上，才徹底悟出溫州的全部謎底的。
“站在杭溫公路邊，站上一陣，你會發現幾乎每一分鐘就有好幾輛汽車瘋狂地從你身邊開過。從溫州到杭州，一般要開13個小時，溫州人往往傍晚出發，天明到杭州，卸下貨後馬上再裝一車，開回溫州。為了趕路，每輛車都開得飛快，整條路上車燈首尾相連，晝夜不停，翻車事件幾乎每晚都有。那條路有很長一段是沿著山澗走的，車翻了要么是撞在山石上，要么就掉下深淵，死人的事常發生。有人說，全中國的公路，屬這一段最危險，全中國的司機中，屬溫州司機最野蠻，最玩命，這話可能一點不錯。”
張仁壽停了一下，然後緩緩地說，“而這種野蠻和玩命，就是溫州之謎的謎底了。”
他再說宜山。
“柳部長到宜山時，宜山已經通公路了。可是在1989年以前，從外地到宜山，要轉兩次車船，臨進鎮的十來里土路，卡車還開不過去，要再把貨翻到小一點的三輪車上，才運得進去。
在有的鄉村，則完全是靠農民的肩挑進去的。你能想像嗎？每年上萬噸的腈綸布就是這樣一擔一擔挑進去，織成布、做成衣後，再一擔一擔地挑出來的。 ”
肩出血，人玩命，溫州的市場還有什麼太多的神秘？其實，那麼多年來人們對溫州市場的所有不可思議，都是對溫州農民所爆發出的創造力的驚詫。
“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大多在相對偏遠的山溝里或海邊，其實也很好理解，在那些地方，計劃經濟的約束相對少一些。如果橋頭是在公路邊，很可能在興旺之前就被取締了。中國的經驗已經證明，對舊體制的最初突破，往往發生在舊體制束縛較為薄弱的地區。交通，原本是物資流通的第一要素，設備和技術，原本是市場競爭的首要條件，但是在那個時期竟都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其實是：哪里長期來存在現代商品生產的胚芽——家庭工業，哪裡農民的市場衝動和激情就表現得越為明顯。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會像催化劑一樣，使蘊藏在那些農民中的這股衝動和激情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更強烈地噴發出來——溫州專業市場在全國的先行一步，除了歷史、人文和時代的淵源外：百謎一解，就在這裡。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論證地緣與生產力水平的辯證關係時曾經寫道：
“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
不知道這段文字，足不足以讓隱藏在無數“偶然事件”背後的那個悠長深厚的“必然”顯出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