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一二、五百強夢，激進主義成主流
1996年5月，一本名為《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的政論著作橫空出世，首印5萬冊就在20天內銷售一空。這本書的五位作者都還只是大學畢業不久、30歲上下的文化青年，他們在書中對美國超級大國地位提出了強烈的質疑，美國駐華使館還專門約請作者交談。這在當時被視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一個像徵性事件。
樂觀的氣氛始終瀰漫著整個商業界，人們相信奇蹟可以瞬間誕生，一夜之間就可以打造出一個帝國。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競標大會上，一位去年剛剛因奪得“標王”而名噪一時的酒廠廠長滿懷豪情地說道：“1995年，我們每天向中央電視台開進一輛桑塔納，開出的是一輛豪華奧迪，今年，我們每天要開進一輛豪華奔馳，爭取開出一輛加長林肯。”最後，這家酒廠以令人瞠目的3 .212118億元蟬聯“標王”。當有記者問投標數字是怎麼計算出來的，他爽快地回答：“我也沒怎麼算，這就是我的手機號碼。”
此時的中國有理由自豪，人們目力所及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前景，消費市場空前活躍與繁榮，本土公司充滿活力和激情。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漸進式改革看上去也是最成功的。
北方的俄羅斯經濟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經濟改革以來，俄羅斯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持續下滑。為了支持葉利欽政府，西方提出了102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計劃。 《新聞周刊》在一篇報導中寫道：“中國正在每一個領域製造令人驚奇的巨大影響，從台灣海峽到美國商店的地板，這都是1979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所沒有被預見到的。一個強大的中國開始出現。作為一股經濟力量，中國正進入和改變著全球市場，有些時候甚至制定了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在很多人看來，“中國世紀”的腳步聲已經傾耳可聞了。受樂觀景氣的影響，上海的股市從年初的537點上漲到了11月的1200點。
中國經濟的複興是市場型新興企業集體崛起的結果，與此同時發生的事實是，那些老牌而陳舊的國有企業則已經徹底跌入了谷底。發生在最大工業城市上海的景像是一個縮影。從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進行“退二進三”（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的城市戰略轉型，大量的工業企業被解體或遷出中心市區，這是一個十分痛苦和艱難的過程。
近10年間，創造過無數輝煌的上海紡織業先後破產終結41家，銷號200多家老企業，棉紡錠從原來的250萬錠壓縮到70萬錠，60萬紡織職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崗分流。這期間，上海失業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53%，其中1990年到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更是高達13.17%而這僅是登記失業人數。
上海的景像在國內其他老工業基地大量存在，必須記住的是，數以千萬計的老國營企業職工們為城市經濟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這期間，“上市指標”成為政府救活國有企業的“最後一把米”。在上市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及銀行對企業的撥款或貸款，先變成了債權，接著又變成了股權，然後通過股票發行都一股腦地賣給了股民。它一方面讓已經陷入絕境的國有企業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還“意外”地解決了居民儲蓄增長過快的“籠中虎難題”。
當最危險的時刻來臨，政府對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發生了實質性的逆轉。儘管國有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輸血”得以暫時維持，但由此也使新興的資本市場成了一個冒險家的樂園。為了拯救數十萬國有企業，中央政府最終決定採取“抓大放小”的戰略，“放小”就是藉鑑“諸城經驗”，而所謂“抓大”，就是全力扶持那些從市場中衝殺出來的國有企業，把它們盡快送進“世界500強”。
“世界500強”原本只是美國《財富》雜誌的一個排行榜，它以銷售額和資本總量為依據對全球企業進行排行，每年10月定期公佈。 1989年，中國銀行成為第一個出現在“世界500強”排行榜的中國公司。但是在當時，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評選，企業家們也並不在意，每年數百億美元的銷售額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 1995年，《財富》雜誌首次將所有產業領域的公司納入評選範圍，也正是在此刻，中國的新興公司第一次將進入“世界500強”作為自己的目標，青島的海爾公司明確提出要在2006年進入“世界500強”排名，在隨後的半年內至少有近3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進入“世界500強”的時間表。漸漸地，“世界500強”變成了一種圖騰，深深地植入中國企業家的“集體無意識”之中。
很快，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等六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它們的共同特點是：
具有國有資本的背景，在市場競爭中證明了企業的競爭能力，還有一個傑出的企業家。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就這樣，圍繞著“500強”的目標，一個由上而下的“抓大戰略”逐漸成形了。
在進軍“500強”的運動中，當時全亞洲成長速度最快的韓國大宇集團被人們當做榜樣。過去30年，由於政府的強力支持，大宇從一家註冊資金只有l萬美元的小貿易公司奇蹟般地成長為一家規模驚人的綜合企業。它獨特的製造業與金融業“混業經營”的模式引起了中國企業的強烈興趣，在很多人看來，它是東方式的，是完全可以被“移植”到中國來的。在當時國內的經濟學界和決策層，培植若干家能夠進入“世界500強”的超大型企業集團幾乎是一個共識。人們認為，這種規模龐大、無所不包的航空母艦式的財團式企業是抗擊國際競爭風險的最好模式，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象徵。
進入“世界500強”的美好憧憬以及對“大宇模式”的仿效，把方興未艾的多元化熱浪推到了一個新的高潮。每一個行業都充滿了無數的商機，所有的人都變得迫不及待，擴張、再擴張，企業家們還遠遠沒有學會控制自己的慾望。日後的事實將證明，在多元化的浪潮中，那些失去理智和控制力的企業家都將自食其果。
企業的激情繼續在燃燒，這種浮躁現像在已經取得勝利的家電產業尤為突出。本土家電企業在打垮了跨國公司之後，迅速地陷入了更為慘烈的“內戰”。由於所有的企業都處在相同的技術層面上，所以“內戰”的武器還是價格戰，以及一輪又一輪的以“技術創新”為噱頭的“概念大戰”。在其後的幾年裡，中國家電企業不斷宣布自己實現了革命性的技術突破。有人曾經對這些“新技術”作過一個黑色幽默式的描寫：譬如“光觸媒空調”被宣稱是“21世紀空調業的重大突破”，其實就是在過濾器上加裝一張含有活性炭的過濾網，活性炭潮濕了，就拿出來曬曬太陽，其成本不到1元錢；“無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進入綠色時代的標誌”，其實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註入一些藥劑，成本不到10元，卻可以靠這個技術概念拉抬200元的售價；採用了“數碼景深電路”的“數字彩電”，其實是把彩電技術中的電子束原理進行了一個新的概念描述；“環形立體風空調”是某大空調企業投入上億元開發出來的專利性技術，其實就是在風葉上裝了一個定時器，讓它定時上下左右變換而已。
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很多國產家電企業都信誓旦旦地要設立技術中心，但最後人們發現，這些所謂的技術中心都不過是一些炒作的題材而已。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海爾公司發明出了“地瓜洗衣機”，隨後又根據消費者需求研製出了“打酥油的洗衣機”、“洗龍蝦的洗衣機”，這些故事當時為傳媒所津津樂道，甚至被寫進了大學的教材。一個經濟學家質疑說：“這點地瓜，挑到河邊井邊用手洗，省力省錢又乾淨，為什麼非得費水費電費時間地用洗衣機呢？”這種對產品創新的曲解和誤導，最終讓中國家電業的技術進步陷入了形式主義和技術空心化的歧途。實際上，一直到2008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家電製造基地，但是仍然無法完整地製造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國彩電”、“中國冰箱”或“中國空調”。
在狂飆突進的多元化浪潮席捲下，企業家們似乎已經失去了認真、寂寞地做好一個產品的耐心。 “我認為中國人有點急躁。”在中國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學者大前研一有點擔憂地說，“中國的機會太多，以至於中國的企業家很難專注於某個領域，並在該領域做出卓越的成績，但專注是賺錢的唯一途徑。可口可樂專心做可樂，成為世界消費品領域的領先者。豐田專注於做汽車，成為日本利潤最為豐厚的公司。進入一個行業，專業化，然後全球化，這才是賺錢的唯一途徑。”
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只想在五年之內就學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學的，這正是中國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個連續反饋的過程，如果你只是這樣'濃縮'地學習，然後匆匆忙忙地採取行動，或者是讓其他人來對組織進行改造，這簡直就像個'人造的孩子'。”
事後證明，中國企業集體躍進“世界500強”的夢想更多的只是一種青春期的衝動，並很快被隨之而來的亞洲金融風暴打斷，但在當時，大前研一的這種聲音卻很少有人能聽得進去意外轉折，國退民進新國策1997年2月1 9日，93歲高齡的政治家鄧小平走到了生命的終點，這位老人最終沒能在香港回歸之日親赴見證。 7月1日，飄揚在港島上空整整一個世紀的英國米字旗緩緩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