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〇八、物價闖關，冒險失利掀驚瀾

1988年，中國迎來了一位尊貴的美國客人，他的名字叫米爾頓，弗里德曼，這是第一位到訪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並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他的一項建議竟引發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場震盪。 弗里德曼之所以受到中國政府的禮遇，自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20世紀80年代後期，整個世界動盪不安，自由化浪潮席捲東歐。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發動激烈的社會改革，它最終導致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就在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發表了一書，在這部影響甚廣的著作中，他認為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並系統地論證了計劃經濟的局限性。在導論中，哈耶克寫道：“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

這部著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及時提供了理論武器，在中國日後也被一些人奉為至寶。 而此時的中國則處在又一個經濟高燒期。幾年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列車再次駛入經濟周期的敏感地帶，隨著輕工產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更趨激烈，更為嚴重的是，推行了四年的物價“雙軌制”終於釋放出它所有的負面能量。 《經濟日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恰在此時，弗里德曼來到了中國。 作為芝加哥制度經濟學派——這個學派以倡導經濟自由主義而聞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被認為是當時國際最知名的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大師。在一次會談中，一向堅持自由市場的他給中國經濟開出了自己的“藥方”，極力主張中央政府放開價格管制，並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香港《信報》引用他的觀點說，“不應該把放開價格與通貨膨脹混為一體，如果放開價格，僅是部分商品會漲價，在最初幾天，人們可能會感到痛苦，但很快會發現價格並不一定會輪番上漲。”

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買倒賣的投機者。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尚處於嘗試階段，一些官員或官員的親屬利用“價格雙軌制”等政策造成的計劃和市場差價，憑藉手中的行政權力佔有計劃物資，到高價市場出售，以謀取暴利，深為廣大民眾痛恨。 一次戲劇性的對話後來廣泛流傳。在四川考察時，弗里德曼對四川省長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省長請教說：“教授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糾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聳聳肩，沒有回答。事後，同行的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發表文章說：“我是有答案的，但我當時沒有說。我的答案是，把所有老鼠的尾巴都一同砍掉，事情就解決了。”

弗里德曼很快在中國找到了知音，與他一樣，想把“中國老鼠”的尾巴一次性砍掉的，還有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領導。 他們顯然意識到，當前物價的不正常波動是計劃體制和“價格雙軌制”造成的，要擺脫體制怪獸的纏繞，必須用非常的霹靂手段，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到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價格大師弗里德曼的建議給了中央領導層理論上的依據，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基層企業職工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則讓中央信心倍增，那次調查的結果表明，75.3%的人讚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們生活水平暫時低一點也行”。於是，中央決定放開管制，取消物價“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 於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物價闖關”運動迅速拉開了序幕。 1988年3月，闖關行動從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開始，當月，上海調整280個種類商品的零售價，這些商品大都屬於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漲價幅度在20%到300%之間。 4月，國務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價格變動、給職工適當補貼的方案。 5月19日，新華社電稱：“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動，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

這一調價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國。從5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 但“物價闖關”卻很快全面失控，通貨膨脹隨之而來，更可怕的是，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瞬間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搶購風。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實際的供求脫節。以電扇為例，當時中國有200多家電扇廠，年產量達3 400萬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從兩年前開始，國內產銷就出現供大於求的狀況，電扇積壓非常嚴重，但是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裡的所有電扇均被一搶而空。在貴州、雲南等偏僻省份，人們甚至為了搶購毛線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物價上漲讓全國各個階層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學的教師因為物價飛漲，無法維持生計，公開在校園裡擺攤賣起了餛飩、麵包、雞蛋和冰棍。 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 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 .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 .70%的基礎之上。 ” 與此同時，搶購風誘發的通貨膨脹還造成了生產物資的空前緊張。 5月份，上海市所有電廠存煤不足兩天，數十萬家企業奄奄一息。 8月28日，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峰，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本申請購買。 9月26日的美國《商業周刊》以《中國改革路上的彎路》為題報導說：“今天，中國的改革正在失控。為了應對危機，物價改革在上個月被凍結。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給中外投資者帶來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國目前正在進入緊急控制狀態，澳大利亞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旨在恢復消費者信心的地毯式運動……”

“物價闖關”後來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開始調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此次失利，表現為商品搶購和物價飛漲，它對於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是負面的，但並沒有招致毀滅性的生產崩潰；然而，這對全國民眾的改革熱情卻是一次重大的挫敗，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價格雙軌制”下大發橫財的“官倒”更為痛恨，並由此產生了“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的印象。 事實上，“物價闖關”並不是一次簡單的經濟政策的失利，它所引發的社會震盪仍繼續蔓延，中國社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又一個不安期。當改革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可以藥到病除的時候，一場更大的波瀾已經積蓄好力量，只等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