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倪柳之爭”的三個版本

這是兩個合作達十年之久的人，這是兩個在可怕的時代就早早種下信任之果的人，這是兩個曾經互相造就的人，這還是兩個在聯想史上反映不同側面的人。在分手之前，他們共同為聯想打造了中國電腦產業的奇蹟，在分手之後，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各種不同的傳言和故事甚囂塵上，紛爭的“狀紙”甚至一度擺上了羅乾和朱鎔基的案頭。 10餘年，倪光南和柳傳志共同製造了中國企業史上最曠日持久的一場人事糾葛，但直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完全搞清楚，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誰是正義者？誰又是那個在背後伸出黑手的人。 在現有的已出版的文字中，分析倪光南和柳傳志多年的戰役，幾乎均以柳說為主，遲宇宙的《聯想局》如此，凌志軍的《聯想風雲》亦如此。

遲宇宙認為，“倪柳之爭是柳傳志在自為而非自覺的階段，為自己及聯想種下的惡因所結出的惡果，是一個又一個小局累積而出的大局，它的結局是倪光南自聯想徹底出局，變成聯想史上的一個名字，一個符號，是博弈論中典型的零和狀態。” 可以說，是柳傳志自己造就了神，又毀掉了他。 誰是倪光南？ 倪光南的出現，在《聯想局》中被認為是“一個離奇角色的到來”，事實上，這個離奇角色到目前依舊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最具創造力的科學家之一。 倪光南1939年生於浙江鎮海，1961年畢業於南京工學院無線電系(現東南大學)，畢業後到中科院計算所工作，參予研製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台電子管計算機、第一台晶體管計算機，並和夥伴研製成功漢字輸入系統。 1994年被遴選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現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文信息學會理事長，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博導。

1974年，倪和柳有了第一次接觸。在五七幹校勞動的時候，同樣來自科學院的兩個人住到了一個房間，“柳覺得倪是個可以吃大苦的人”，倪欽佩“柳的文學功地和表達能力”，遲宇宙說。 開始是美好的，而後來的力邀，這更被傳說了很多版本。 1984年，柳傳志和11元老創辦了“聯想”，1985年早春，倪光南決定加入聯想，倪的加入在當時被柳認為是聯想的一次新生。 “我們決心選擇自己的產品，他（倪）跟我們一個室，我們早知道他的漢字系統，我們後來就想：能不能做這個產品，後來我去找老倪談，又和老張去。” 柳傳志邀請倪光南加入聯想曾經被描述為三顧茅廬，柳自己則說，怕夜長夢多，還專門跑去做倪光南的妻子的工作。

遲在書裡則對這段邀請進行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描述，說倪“一請便欣然走出計算所大樓”，他後來表示自己這次加入“一是漢卡一同的確需要強有力的市場推廣，二則是信得過柳傳誌等人。”（這和後來兩人之間的信任的崩潰是多麼奇妙的改變） 倪成為了聯想人，21年前的這一步，現在看來是如此匆忙，一個是用功且成就斐然的科學家，手上有一個科學成果希望推廣，另外一個則希望迅速擁有一個產品，然後幫公司實現成長。 就這樣，倪和柳走到了一起。 也許是出於對這位優秀的企業家的尊敬並希望在企業內部建立起一個技術上的神詆，早年的柳傳志幾乎是自己一手策劃起了對倪光南的造神運動。 首先是答應倪的三個條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訪，三不出席宴會。

除了這些條件，柳傳志還應承下倪提出的任何要求，對於人們的質疑，柳傳志如此解釋： “高技術公司得有一個技術形象，所以我們就堅決要求樹立老倪作為宣傳形象，第二，在辦公司的過程中，我覺得公司的品牌宣傳很重要，……我在外面宣傳已經挺多的，但宣傳我本身不合適，我希望有一個具體的形像出現。” 柳還強調，在公司裡面要宣傳就宣傳倪關南：“宣傳倪總外人不會反感，另外，就是為了科技形象。” 柳說的僅僅是一些表面的語言，事實上，遲宇宙在書中一再表示，把倪光南塑造為技術神詆的過程中，柳傳志幾乎到了毫無原則的地步。 1989年的一個事件，是柳傳志打造的倪光南神話的一個頂峰。 “1989年，倪光南在香港設計286主板的時候，柳傳志叮囑周曉蘭（時任香港聯想副總經理）：'設計出來的主板一定要在三審查清楚，再去生產。'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強令周曉蘭投入批量生產，結果出了大錯，柳要追求責任，周曉蘭和倪光南大吵起來。周曉蘭執意要給一個說法——到底是誰的錯。柳傳志知道周曉蘭的委屈，但他依舊狠著心腸對周曉蘭咆哮到：'和老倪發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這件事情，出了成績，是倪總的，有錯的話，你就得擔著，不行，將你調回北京。'”

在柳看來，倪必須被塑造成沒有任何瑕疵的技術領袖。 在這期間，倪和柳的配合被中國科學院的領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胡啟恆甚至說，“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個成功企業必須的條件，在許多企業的腸液史中都有過這樣的配合，你們已經具備了起飛的條件。” 在聯想的1980年代，柳在創造一個屬於倪的時代，而倪在這個時代裡，享受著一個技術領袖最寬闊的空間和自由，他所站立的位置，就是柳傳志本該站立的位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個階段：反對倪光南就是反對柳傳志。 在遲宇宙的書中，聯想出現倪柳之爭更多的是人事上的原因，而非市場和技術，技工貿還是貿技工的不同看法。 在90年代初期，在柳的縱容下，倪的感覺如日中天，所有公司的人事、管理和一切常規的製度都不在他的眼下。

對於這段日子，柳和倪都有清醒的認識。 柳傳志說：“只要我能將公司調動得住，為了表示對倪光南的一種尊敬和禮貌，可以將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則說：“從1984年到1990年以前，柳傳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絕對信任我，基本上，我說的他都支持。” 但柳傳志的絕對信任並沒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做技術的倪光南畢竟不是在管理上強勢的柳傳志。 首先對倪光南開始反感的據說是張祖祥——張是聯想的創業11人之一，並且曾經是倪光南親密無間的戰友，當年的邀請人中，就有他。 “張祖祥從1994年開始鄙夷倪光南，那時聯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聯想原定的董事有柳傳志，李勤，張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傳志極其為難，……增加倪光南勢必要改變董事會的結構。張祖祥不忍柳傳志為難，便將自己的董事名額讓給了倪光南，雖然爭端以犧牲結束，但他感覺倪光南權位慾望開始增加。不久，倪柳之爭就公開化了。”遲宇宙在書中說。

另外一個聯想的關鍵人物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則被認為是無法柳傳志再也無法調和的開始。 “1993年，因為研發中心屢屢無法成為'第三或第二結局'的支撐，投入800多萬元的多口卡項目又遭失敗，李勤與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認為失敗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則認為管理基礎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繼續加大對研發的投入，給技術人員更好的待遇，李勤則認為加大投入也沒有用。李與倪的矛盾由來已久，這是一個企業的運營官、部隊長與總工程師之間的矛盾，是利潤與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卻不這麼想。那一年北京聯想第一次沒有完成營業指標，倪光南便乘機到科學院告李勤的狀，罪責是：一、1993年沒有完成任務主要責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務正業學跳舞。……1994年3月的北京聯想已經混亂不堪，總裁室裡的矛盾已經激化，明顯的兩派開始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後者數量上居於完全的劣勢。柳傳志從香港趕回北京，隨後他在北京掀起了'聯想思想大討論'，以群眾運動的形式穩定了局面。

……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給'李總並總裁室成員(呈報董事長)'寫了一封信，聯想檔案中叫做《倪光南關於車隊問題給李總及總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責一個叫王威的傢伙在車隊造謠說：“小侯給倪總開車不安全。”倪光南認為這完全是捏造。 這封信成為導火索，也使柳傳志被引入了爆炸範圍。 柳傳志提出給倪光南換司機倪光南卻還是大發雷霆，無疑是向柳傳志暗示自己的憤怒。柳傳志原本認為倪光南只是對李勤有意見，萬萬沒想到倪光南會對自己有這麼大火氣，柳傳志連夜給倪光南寫了一封信。 “看了你給我的傳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處理司機的問題，我表示過非常明確的意見，當我知道他4次撞車，還在值班時喝酒時，我是堅決要求車隊將他掛起來的，而且，我要求他們立即換司機給你開車。……進一步講，我們可以作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講，我們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純潔，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個君子，但為人很固執，有時也很偏激，當你看誰好的時候，就什麼都好，當你看誰不好的時候，又可能覺得這個人處處不好。”柳傳志寫道，“從我內心講，我對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當作是一種光榮，我把和你的關係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當然，也可能有我沒有註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麼問題，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們10年相處的信任和友誼都一風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於眾，我對你的最大意見就是性格太內向，話一定要憋在肚子裡，而且，一定要積存夠了再講，有時候，明明是誤會，早講早解決，也一定不講，而且，一定覺得自己對。”

他告訴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當面將話談透，把心裡話全倒出來，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他說倪光南是個君子，他信得過倪光南，聯想現在正處緊要關頭，“如果核心部分鑼起鼓不起，則結果很難設想”。 柳傳志自以為如果倪光南迴信他尚可與其溝通，但他沒有等待回函。遲宇宙在書中頗為無奈的認為，倪光南的不予回信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柳傳志，也迫使柳傳志放棄再次溝通的希望。 “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規模集成電路設計中心，柳傳志最後時刻否決其提議，十年來第一次對他說'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傷害。……多年後倪光南頗為心酸地對一位來訪者說：'柳傳志十年裡面第一次向我說“不”，是以便條的方式，沒讓我下不了台，沒得罪我，沒開會否定我，他可能是怕傷我，別人不知道此事。'”

兩個合作十年的人，兩個曾經如此彼此欣賞的人，在經歷了這樣一次偶然的變故後，開始走向一個荒唐的新起點。 遲宇宙的《聯想局》對於倪柳的最後戰役，並沒有非常詳細的描述。他的標題就顯示了這種模糊的趨向。 “倪光南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量，儘管他在總裁室中獲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傳志面前則不堪一擊。柳傳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來摧毀聯想內部的貴族力量，使其變得毫不足論。柳傳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簡單。當年6月，柳傳志因病住院，出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討論確定聯想議事規則，討論清楚，多大的事情總裁定，什麼事情集體討論。柳傳志擺出了自己的意見，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會上和柳傳志吵了起來，倪光南稱，'應該董事長說了算，董事長是法人代表。柳傳志你這樣做違反公司法'。這是柳傳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會上正面衝突。倪光南以前的意見都能通過，那是因為他是通過柳傳志來做的，當柳傳志不同意的時候，沒人能同意他的意見。倪光南突然發現自己什麼事也做不了。柳傳志後來說：'倪光南當時有個錯誤估計，就是認為聯想沒有他不行。但沒有他我也能成，他就開始到院裡告我。院裡做了一番調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當時我內心實際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調查了我總要有點缺點吧，後來我就說，是不是我個人意見太第一了？其實我一點都不個人意見第一。真到我要動手的時候，他有什麼還擊能力啊。'” 柳傳志低估了倪光南，儘管他可以在企業內部把倪光南束之高閣，但對於一個擁有廣泛人脈和巨大科學聲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而言，他有太多的途徑可以讓柳傳志奔命於這場紛爭了。 遲宇宙認為：在這場戰爭中，“倪光南以失敗者的身份告別了聯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堅忍不拔和鍥而不捨的告狀行動，又給人以英雄的幻象。……倪光南通過組織告狀，能告之處他幾乎全告了。” “1997年，倪光南的狀紙遞到了朱鎔基和羅干那裡，朱鎔基和羅幹均做了批复，羅幹的批復是：'採取有力措施查清有關問題並向國務院報告查處結果。' “7月，中科院配合國家審計署和監察部，組織了院相關司局，配備財會人員共13人，赴香港對柳傳志和香港聯想進行了調查。路甬祥常務副院長21日在赴港調查組預備會上要求調查組'把事實徹底搞清楚，向中央寫個報告'。 “1997年8月22日，中國科學院做出了呈報'羅幹同志並呈基同志'的《關於香港聯想有關問題調查結果的報告》。在這份'秘密'文件中，科學院結論是：調查報告中所提之問題，均係工作中的不足和問題，並未發現個人（包括港方人員）違法違紀問題；對北京聯想和香港聯想管理中的問題提出的意見是中肯的，確實有必要進一步採取切實措施，加強和改進企業的管理。 “8月31日，聯想董事會出具了一個'機密件'《對倪光南同志反复舉報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同志一事的說明意見》，說：'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於個人目的，已超出正當行使公民權利的範圍。在倪光南同志離開北京聯想領導班子以後，公司的營業額和利潤連續3年均超過100%地增長，也進一步說明了聯想的領導班子以及柳傳志同志的經營管理水平和對國家對公司的突出貢獻。' “9月10日羅幹批示：'擬同意中科院黨組的調查報告中對聯想集團工作中的不足之處加以改進的意見。對聯想集團要繼續給予支持，同時也要進一步加強管理和監督，使聯想集團更加健康地發展，為我國計算機工業做出更大的貢獻。請鎔基同志閱示。'第二天，朱鎔基批示：'同意羅幹同志批示。'” 所有的告發似乎在1997年達到了高峰，而在這個高峰後，倪柳之爭已經到了必須有一方承認失敗的地步。在遲宇宙的書裡有過一段讓筆者驚異的描述，更讓人惶惑於這段人事戰役的離奇。 倪光南1997年的告狀先遵守組織原則，他先向曾茂朝遞了狀子，說柳傳志在上市時逃走了1.2億資金。曾茂朝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曾與倪光南對話。 “這條你不是要讓他掉腦袋？” “我就是要將他送進監獄去。” “聯想發展到今天不容易，罪與非罪的界限國家是清楚的，他夠不上犯罪。你將柳傳志搞下來，聯想怎麼辦？” “聯想好辦，找個年輕人。” 據說，倪光南後來並不承認有過這樣的對話，但流言的壓力，必須讓一個人離開聯想。 有一個可以確切的消息是這場戰爭在表面上結束於1999年9月2日上午9時30分，。這一天，在中國科學院7樓會議室裡，聯想集團公司董事長曾茂朝宣布：聯想解聘倪光南，贈予倪光南新單位500萬元人民幣。 “當事雙方——柳傳志和倪光南都沒參加解聘會。倪光南說他沒料到9月2日會對他公開解聘。他對記者說：'聯想無權解聘我'，'聯想想搞臭我'。4天后，倪光南通過互聯網向外界發了一封題為'請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致'聯想董事會'的公開信，要求給他申訴機會並請不要'解聘'其工作成果。” 但這樣的申述在巨大的旋渦面前，顯得如此虛弱，被激怒多年的柳傳志則說：“如果早知道倪光南會如此地告狀，我後悔請他進公司。” 1999年倪柳的結局是徬徨而無奈的，一方面是是“倪光南又通過互聯網向聯想董事會發布了《我的自我批評》，說解聘事件促使他深刻反思，覺得自己負有重大責任。50大慶已近，不能對節日氣氛造成不良影響，所以他決心作自我批評，盡快結束這一事件。” 而當倪光南對著電腦敲擊完最後一個鍵的時候，柳傳志正躺在北京301醫院中，他的秘書及時把《我的自我批評》打印出來送到他手上。他希望給倪光南寫一封信，但四易其稿，最終作罷。 “公關部隨後送來一份'官方文件'作為柳傳志回复倪光南的參考。其歡迎倪光南的積極態度，以冠冕之語調鼓勵倪光南積極向前看。柳傳志看完後愣了半晌，最終點頭同意：'就它吧……'” “就它吧”，柳傳志用這樣3個字，惆悵地結束了兩人之間長達5年戰役。 聯想歷史上最眩目，在今後也將不可能出現的一代技術神詆就這樣轟然倒下了，在遲宇宙的筆下，沒有人是失敗者，但又都是失敗者。 到底是倪光南造就了柳傳志，還是柳傳志造就了倪光南？這似乎是凌志軍在《聯想風雲》一直試圖說明的問題，在他看來，倪柳的逆向，到最後其實是人性的問題，當倪光南想盡辦法要“搞倒”柳傳志，並且認為柳的問題是一個個人品質、剽竊國家財產的問題的時候，柳對倪光南依舊給予積極的評價。 兩個不同的人，對於對方攻擊所採取的不同辦法，本身就是位置使然：柳傳志是話語權的擁有者和絕大部分媒體無法得罪的中國企業領袖，而倪光南則是一個在以自身名譽和“對國家對聯想的責任”奔走的科學家。 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他們之間，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1985年最重要的事” 從任何一個版本來看，倪柳的初戀都是美好的。 1985年12月，聯想成立1年召開了它的第一次總結大會。柳傳志在會議上對成立了一年的公司進行了總結。 “——KT8920大型計算機，獲得利潤60萬元；——中國科學院購買500台IBM的計算機，公司得以收取服務費70萬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員倪光南兼任公司總工程師，並把計算所的研究成果'漢字系統'帶到公司。” 柳把公司成立最重要的一件定義為倪的加盟。 遲宇宙的描述同樣在凌志軍的書中找到痕跡。 “倪光南個人生涯最輝煌的頂點發生在1985年他進入公司以後，此前他始終默默無聞，而公司早期的歷史中也處處閃耀著倪光南的光芒，……有些人認為'沒有倪光南就沒有了聯想，甚至就聯想2個字，都是得益於倪光南的發明。'” 早年的聯想和倪光南幾乎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沒有聯想，倪光南的漢字系統不可能如此快得走向市場，而沒有倪光南，聯想也不可能在早年找到支撐起公司的拳頭產品和技術領袖。 凌志軍判斷認為“倪和柳走到一起，更多是雙方的需求”。 “大型計算機的研製，我灑過汗水；國家級研究超過，我取得過；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我也拿過數次。但遺憾的是，這些超過至今還躺在獎狀上，一直沒有成為產品。” 柳傳志顯然明白什麼能夠打動倪光南，他用一句話就說服了倪光南，他對倪光南說：“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超過都變成產品。” 凌志軍給這段歷史加了一個標題：柳傳志、倪光南的共同夢想。 是啊，當兩者找到同一個方向的時候，歷史是和諧和美好的。但沒有人會想到1985年最重要的事，若干年後卻成為了聯想最頭疼的事。 如果要回顧倪早年的風光，我們會驚訝的發現，正是公司宣傳的作用，而非技術上的成就讓他熠熠生輝。 在凌志軍的《聯想風雲》中這一點更加濃烈。 “今天我們回顧公司當時的宣傳品，可以發現記者們都把目光集中在倪光南身上，當然有時候也會尋找別人，比如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在拍攝倪光南的時候，覺得他的身邊應該站個學生，順手來過李嵐，穿件白大褂，權當替代，那個春天是屬於倪光南的，別人都是配角。……柳傳志私下指示公關部：在我們公司，只許宣傳一個人，就是倪光南。” 當時的新聞稿，也更多的把倪光南作為一個改革中的實干科學家來宣傳。 “倪光南同志以出色的才華和頑強拼搏精神，在計算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倪光南）為國家創造了上千萬元的財富，改革開放，以來勇於開拓，堪為中年科學家的楷模。” 媒體更以錦上添花的手法對倪光南進行了包裝。 “最具市場眼光的科學家”、“才華橫溢的研究員”、“成績斐然的愛國者”、“具有改革觀念的科學家”、“大牌專家”、“開路者”、“聯想漢字系統之父”……倪光南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聯想。 我們不得不啞然，這和若干年後媒體給予柳傳志的光環是多麼接近——“中國企業家領袖”、“改革開放的旗幟”、“中國IT領域的引領者”、“聯想之父”——他們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成為了聯想對外的旗幟。 倪光南身上光環的消退，和漢卡的走勢成了兩條相輔相行的線條。 1990年，在倪光南的主持下，聯想發布了七型漢卡，開創了漢卡銷售的新紀錄。倪光南試圖讓漢卡成為聯想永遠的搖錢樹，他甚至對充滿擔心、怕對手跟進的下屬們說：“不要緊，我們不斷推出新的版本，他們跟不上。” “至少在1992年之前總工程師的想法一直都很成功，聯想漢字系統的銷售數量，（1992年前）每年以7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到1992年10月，漢卡累積銷售已經超過60000套，這意味著全國的微機中每10台就有一台裝了聯想漢卡。”凌志軍說。 在華美的外衣下，一場巨大的市場危機已經出現——漢卡的命運在微機不斷成長的過程中，早已經被注定。 “1992年8月，公司銷售領導小組組長劉金全對全體銷售人員坦率得描述了一副黑暗圖景：'計算機市場硝煙瀰漫，劍拔弩張，國內外的計算機同行都以聯想集團為競爭對手。'這時候大家才知道，漢卡的銷售量已經在1991年12月達到了創紀錄的1701套以後，就開始下滑，在1992年財年的最初四個月，只售出5555套。完成計劃的67%。” 而1992年，倪光南的漢卡已經研究到第9代，也就是說，在他不斷完善他的漢卡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被市場拋棄了。當時計算機研究所所長曾經對倪光南說：“你要用戶插上你的漢卡，難道讓他拔掉原狀的顯示卡？” 聯想必鬚麵對新的市場選擇，柳傳志們必須尋找新的方向：是繼續靠技術去宣傳公司，還是以市場為導向，開發新的產品？或者把重點放到代理貿易上？ 1992年的12月，聯想漢卡銷售了2664塊，超出預定目標164塊，這成為了漢卡最後的瘋狂。 在同一個時期，微軟與聯想簽署協議合作開發“WORKS中文版”，當年被倪光南槍斃的軟件漢字輸入系統的研製正式開始，硬件漢卡的盡頭，已經清晰可見。不過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柳傳志還是認定公司需要倪光南這面旗幟。 和遲宇宙一樣，凌志軍認為，倪光南和聯想大家庭的決裂的開始，同樣源於人事和管理上的不同看法。 1993年極少介入公司日常管理的倪光南提出解除李勤的常務副總裁職務，他相信李勤應該為1993年聯想歷史上首次停滯不前而負責。他甚至希望拉來柳傳志和張祖祥採取一樣的行動。 凌志軍認為裂縫正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從這一刻開始，也許連柳傳志都開始意識到如果繼續任由倪光南發揮在聯想的巨大作用，“可控制聯想的基礎上”的他，也許將根本不可能再控制聯想（倪光南介入聯想管理是執行他董事的職能還是他希望脫離技術而轉向公司管理，把聯想帶往他所認為可以到的更高點，不得而知。）。 倪柳的徹底分手的開始，凌志軍的描述和遲宇宙的並無二致，首先是倪光南對公司在安排司機的問題上，和李勤有了一次公開的大爭辯，認為給自己開車的司機不安全，並且傳真柳傳志要求更換司機。這一刻起，柳傳志的內心，開始有了酸楚，他相信，聯想，又到了確立新的領袖的時候了。 “柳傳志立刻對倪光南的（在司機問題上的）含沙射影反感起來，他認定這封信的鋒芒是衝著自己來的，所以決心與自己的這位搭檔攤牌。”凌志軍寫到。 柳傳志寫了一封長信給倪光南，希望用信箋來進行攤牌和安撫，但失效了，凌志軍和遲宇宙的一致說法是，倪光南並沒有把這封信放在心上，他似乎依舊認為自己的這位過去把他塑造為神話的小老弟，僅僅是有點脾氣罷了。 於是，第一個“不”正式登場。在上海的集成電路項目上，在是製造“中國芯”還是繼續走市場渠道的關乎聯想未來的戰略抉擇上（當時楊元慶已經開始推廣E系列家庭電腦），夢想為自己找到另外一個技術的新起點的倪光南第一次被柳傳志拒絕了，他發函給倪光南和當時與倪光南在一起負責中國芯計劃的呂譚平，他提出了四個在上海設立開發中國芯的設計中心的條件，並且認為一一無法達到。 倪光南和柳傳志的這次意見相左，在我看來，也許是聯想歷史上唯一一次在戰略的問題上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最後的對話是無力的。 在和柳傳志見面討論無果後，倪光南最後質問柳傳志：“你說，我的想法怎麼不對？” “如果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怎麼辦？”柳傳志反問。 倪光南說：“意見不同我也要辦。” “一次戰略抉擇的分歧演變成為這對搭檔的決裂，說起來真是個悲劇。”凌志軍說。 和遲宇宙分析的不同，倪在凌志軍的書中更像一個“在內部自我感覺得不到公正的對待，既而到處申述，或者申述無效的受冤者”，而柳傳志則一會怒氣沖衝，一會兒又無奈而感傷。 未經證明的後來的三次會議上的爭吵氣氛決定了一場悲劇真的開始上演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對於個人行為的不同認知，成為了一個新階段的主流。 柳傳志認為倪光南“胡攪蠻纏”，而倪光南則在會議上分別說瞭如下的話：我永遠和你沒完、你這樣做違反公司法、我堅決和你幹到底。 凌志軍的這些描述並沒有說明來自會議紀要還是其他的文件，但從語言的粗暴來看，很難想像會出自一個溫和、忠厚的知名科學家之口。 “總工程師說到做到，和總裁'幹到底'”凌志軍在書中頗為無奈地說，“他向上級控告柳傳志作風霸道，進而控告柳傳誌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其值得懷疑的金額超過1000萬，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完全是一種你死我活的局面。他的舉報如果坐實，柳傳志也就從此完蛋。” 他即而描述柳傳志的反應： “1994年的最後幾個月，柳傳志一提到這個事情就激憤不已，他對張祖祥說：'老倪說昧心話，把我給告了。'張祖仍然想從中調和，因為他知道這兩個人的決裂對公司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柳傳志又何嘗不知道，但是他說：'你也應該考慮我的感受。'” 從公司恩怨到個人紛爭，倪柳早期的爭斗方向，開始往個人的細節上傾斜。 倪柳之爭的第一個高潮在1995年到來，這一年倪光南剛剛成為中國工程學院院士，“迫切地希望恢復他對公司的影響力。” 倪光南開始把狀紙遞到更高的層面，他到中國科學院，指控總經理在公司投資決策中獨斷專行，挾私報復反對他的員工；他檢舉柳傳志挪用銀行貸款，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惠州聯想工業科技院的產權不明不白，他還透露柳傳誌曾經突然撤換財務總監，把公司的552.58萬美元借給呂潭平等人擴張私人股權，讓後者在公司的股權從33.3%擴張到了43.3%。 “不把我打入監獄他絕不罷手。”柳傳志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1995年中關村正進入一個微妙的時期，因為同樣是院士的王選的存在，方正正在不斷更換總裁，聯想的境地當然也非常奇妙。 來自科學院的調查組第二次進駐聯想，柳傳志的委屈可想而知。 在給科學院的書面發言裡，柳傳志寫到：我和倪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我無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作為總裁，我將向董事會提出免去他總工的職務，同時請院領導考慮免除他聯想集團和香港聯想董事的職務。 柳傳志知道，自己必須做出更進一步的表態了。 而在這次書面發言後，中國科學院也第一次為這場讓自己左右為難的鬥爭做出了決定，1995年6月30日，聯想董事會宣布免去了倪光南聯想集團公司總工程師的職務，並對倪光南所反應的柳傳志問題做出了一一解答。 倪光南在科學院層面徹底輸掉了比賽。 在這次會議上，凌志軍認為柳傳誌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具備感染力的演講之一，他回顧了這段紛爭的來龍去脈，回憶了和倪的過去，解釋了紛爭中的種種因果，他判斷和倪的矛盾是“和他的關係的位置估計得過高，而不敢想像和其他同志一樣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最後，柳傳志說：“今天我的發言是最不像總裁的一次，11年了，讓我的眼淚忘情自由的流淌一次吧。請大家原諒。” 同樣在會場上的倪光南則平靜很多。他所表現出來的是讓所有失敗者都驚訝的平淡，在這個僅僅600來字的演講中，似乎只有最後一句話，表明他將繼續鬥爭下去，他說：“我希望能將意見反映到院裡，如果我還能工作的話，我始終將為聯想工作。” 倪柳的平靜僅僅過了2年，這期間他們如何相處不得而知。可以揣摩的是，倪光南已經無法相信中國科學院會在這件事情上給予自己支持，他開始尋求更高的部門來幫助自己。 1997年3月，更高級別的調查組進駐聯想，這支幾乎囊括了中國科學院、國家審計署、監察部和中紀委等各部門人員的調查組由中南海直接指派，朱鎔基和羅幹進行了批示。倪光南已經不相信科學院能夠“主持公道”了，他把舉報信直接遞交到了中國證監會、國資委和黨中央。 著名IT記者劉韌對柳傳志在接受調查進行瞭如下描述：“柳傳志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氣急敗壞：'一個調查沒事了，又換了一個新內容調查，如果他老是瞎編，你們老要調查，我還乾活不干？'” 柳傳志的心態可以理解，畢竟他以為自己的麻煩早已了解。何況，這次來的風暴顯然更為猛烈。 倪柳之爭從2年前開始就變的更加撲朔迷離，旁觀者更能夠說明問題，凌志軍在書中描述了一個叫唐旭東的人的觀點——他是聯想條約法規部的負責人，因為對公司有違法亂紀行為的監查權，他看到了更多不為人知的材料——他告訴凌志軍： “倪光南的告的事情觸到了一個人的根本，不再是工作上的分歧，不再是戰略上的分歧，而是對你的人格，人品的懷疑，是觸犯刑律的問題了。” 在某種程度上，倪光南和柳傳志都出現了人性上的紛亂，到底誰是正義的，到底誰又是把立場放在聯想的位置上？已經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了。 第三次調查在5個月後有了結果，和第二次調查並無兩樣，羅幹甚至找來路甬祥讓他轉告倪光南，表示國務院對倪光南的信不再批示。 倪光南的最高狀紙也失效了。但他依舊認為自己是在向腐敗做鬥爭，在和凌志軍的交流中，他把倪柳之爭歸結於私仇：“過去我們在科技路線上沒有分歧，我們10年合作，一直很好，他舉不出在1994年以前反對過我的任何一件事情，很明顯，是因為我告了他以後，他才開始反對我做的事情。” 倪光南徹底把柳傳志歸結為一個玩弄權謀者、一個腐敗和導致國家巨大損失的人，對於這一點，凌志軍沒有說出來，也沒有寫出來，但倪的這些言語，已經說明了一切。 遲宇宙和凌志軍關於倪柳之爭的最後一幕進行了幾乎相同的描述，倪光南的最後出局，其實早在1997年就已經被注定，2年後的解聘，可以認為是整個聯想的一致判斷。 在凌志軍的書中，有兩段柳傳志對倪光南的評價讓我們對這段幾乎令人啞然的爭鬥有了些須溫暖的感覺，在被無數次攻擊後，柳傳志評價說：“老倪的動機肯定沒有謀私，他這個人是不愛財的，不求那種小的虛名，他還真的就是技術至上，並不清楚整個市場是怎麼回事。” 另外，而在所有的結論都被定性後，他依舊保留了對倪光南的某種尊敬，他對凌志軍說：“倪光南在這一方面（錢財上）有一身傲骨。” 1999年的後半期，對於倪柳而言，都是極度疲乏的。他們似乎也已經不想再為這個問題而互相攻擊了。但一篇發表在計算機世界上，名為《裂變的痛苦》的稿子的出現，讓倪柳之爭從內部吵到了外界，然後在本該結束的21世紀，進入了新的無序和無奈——一如這些網絡所本身擁有的特質。 如果沒有網絡，倪柳之爭未必有後來的突然大熱。 在曠日持久的倪柳網絡大論戰中，更多的觀點和難以考究的材料開始紛繁的出現了，倪的同情者似乎也首次超越了柳傳志的支持者，開始佔據上風。 另外一方面，聯想在21世紀的多次變故也讓這個被認為中國最優秀的高科技企業成為了眾人的焦點，“聯想原罪”、“聯想不是我的家”甚至引發了兩次大辯論，這也在客觀上，把倪柳之爭重新帶出了水面。 關於倪柳的網絡版本，我認為主要存在二大觀點。 爭論一：聯想原罪？ 21世紀的頭一年，對於聯想而言是忙亂的，這種忙亂更多是源於刊登於1月3日《計算機世界》上的一篇文章，這篇用八個版的篇幅、題為《痛苦的裂變》的特別報導首次披露了聯想成長過程中的倪柳之爭，這也是第一次在權威的國家級媒體上出現了聯想不想听到的聲音。據傳媒消息，聯想在此間停止了對《計算機世界》高達千萬元的廣告投入。聯想集團稱：由於該文有大量失實報導，集團法務部正在與各方磋商提請訴訟事宜，此前雙方必須停止所有的經濟往來。 由此開始，一系列質疑聯想的稿子開始甚囂塵上，其中“BLOGWAY”（博客為什麼）上的《質疑聯想原罪》，更因為大量內幕的揭批而成為了互聯網上的一個熱門網站。 王育琨在《失去聯想》中具體描述了《痛苦的裂變》促使聯想怒撤2000萬廣告費的經過和原因。 “由於聯想對中文媒體強大的控制力，關於'柳倪之爭'的討論，信息不對稱，成了一邊倒，除聯想官方言論外，'反方'意見幾乎不能發表。2000年1月3日，《計算機世界》新千年第一期以8個整版篇幅發表《痛苦的裂變》，因為該文涉及'柳倪之爭'的根源，且不合聯想官方口味，被聯想處以停止近2000萬廣告費的懲罰，那麼，《痛苦的裂變》究竟在哪裡冒犯了聯想？這點聯想沒有挑明。 本來，這篇文章是《計算機世界》記者蔣青玥通過對計算所和聯想發展的調查研究寫出來的，它探討了科技體制改革、科技產業化、企業和研究所關係等問題，不應引起聯想官方的反感，但文章披露了某些鮮為人知的情況，這可能得罪了聯想官方，例如《痛苦的裂變》專題中《纏繞的痛苦和委屈》一文，專門寫“柳倪之爭”，蔣青玥這樣寫道： “倪認為柳犯下不可饒恕的大錯為，柳傳志在沒有通過北京聯想董事會的情形下，私自將北京聯想從中國銀行借來的錢轉借了552萬美元給一個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導遠的呂譚平等四人。” “港方人員於1998年離開了香港聯想的經營管理層，帶走了約2億股的股票，但貿促會僅有1500萬股權，原本素昧平生的香港人沒花多少力氣，便依仗聯想人勞動創造的財富搖身一變，成了億萬富豪，而為聯想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倪光南和柳傳誌等創始人卻幾乎赤貧（2000年1月的柳傳志還沒有拿到後來的股權）。” “柳的這種貸款行為可能已構成違法。因為國家明文規定，非金融機構不准借貸資金，貸款給私人負債持股也是違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調查結論中確認，柳傳志向港商提供巨額貸款確有其事，但未對此行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評價，並指出柳個人確實並未從中獲取好處。” 也許還有一些，但僅僅這些披露，恐怕就足以若惱聯想官方了。 首先，呂譚平等人在香港聯想上市後確實成了數十億港幣的富翁。聯想曾大張旗鼓的在媒體上宣傳聯想想出多少個“百萬富翁”，但為什麼出了幾十億港幣的“億萬富翁”反而不宣傳？非但不宣傳，連披露一下都要受到製裁呢？ ……呂譚平等與香港聯想原來的另一股東貿促會相比，“貿促會僅有1500萬股權”，為什麼呂譚平等能比貿促會等多拿1.8億多股呢？是因為藉了552萬美圓，簡單做一個除法，呂譚平借錢買到的股票價格大約為3美分（合港幣2毛多），而據聯想老員工說，香港聯想上市時，他們從股市上買到的股票是港幣2元多。更令人羨慕的是，呂譚平不但揀了便宜貨，而且連腰包都不用掏，難怪聯想有人說，“如果當初這552萬美圓借給我，我不就成呂譚平了。”剛進聯想時呂譚平不過小康水平，這552萬美圓他當然承擔不起，好在一切有聯想擔著。 後來聯想官方為平息由此引起風波，曾大力宣傳呂譚平的貢獻，好像不給呂譚平這麼多好處就對不起他。現在高科技公司給乾股也是有的，不過拿“乾股”後這些人要留下來做貢獻。哪有箱呂譚平一樣，拿了2億乾股（後來聯想股票1分4，就是8億股），造成香港聯想巨虧，然後拋股套現後，就金盆洗手，一走了之呢？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這之後，網絡上質疑聯想的稿子越來越多，質疑聯想的最大聲音往往集中在兩方面，第一是股權迷霧，特別是香港聯想的問題上的負債持股，如王和蔣所說，柳傳志憑什麼借522萬美元給呂譚平？ （柳傳志後來在凌志軍的書中公開對調查組解釋是出於北京聯想控股香港聯想的前提條件。）第二是聯想在早年的創業當中，有多大程度是鑽了國家的空子，柳傳志到底有沒有用非法的、灰色的手段為聯想聚斂財富？ 這兩點和倪光南當年的告發也不謀而合，倪光南始終認為，是柳傳志借款給呂潭平導致了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另外柳傳志個人有腐敗和經濟問題，這在他給國務院寫的信裡都有明確表示。 2005年1月當年撰寫《痛苦的裂變》的蔣青玥在他創辦的WHY博客上發表了一封給審計署的公開舉報信，在信中他表明了自己介入“倪柳之爭”的過程和立場： “我從1999年9月2日，中國聯想集團召集新聞發布會，公開開除倪光南院士以後，開始以記者身份介入此事。……《痛苦的裂變》長篇報導，因其中4000多字觸及“柳倪之爭”的根本問題，首次在主流媒體上質疑：1994年香港聯想上市，柳傳志在資本運作中可能已涉嫌嚴重的違法違紀問題，而導致當時柳傳志主導的聯想集團停止了在計算機世界報業集團每年約2000萬元人民幣的廣告投入…… …… 聯想自《痛苦的裂變》之後，開始不斷解密並向輿論界拋出一個又一個關於“柳倪之爭”的解釋。我從未間斷對於此的關注，並於2003年5月開始，試圖繼續對它進行調查。無奈，因我當時在健康上已因勞損過度，患病一年有餘，加上一些未曾預料的干擾……進展實在緩慢…… ……由於《痛苦的裂變》已經直接觸及“柳倪之爭”最要害問題，此後，聯想已經自行地，不斷解密，也有幾位出色的記者，就此采寫了一系列詳實的報導。雖然他們全系“柳說”，“倪說”們幾乎找不到場所發言。 ……我的調研、採訪過程、全部證據都放在Why博客中“質疑聯想專題”中，它也可看作2000年1月3日，“痛苦的裂變”之續集。 在能夠查到的所有的文字中，只有這篇文章直接點明了作者想要看到的結果——和倪光南要和柳傳志幹到底一樣——作者如此希望自己在告發柳傳志事件中能夠得到一個結果：“20萬元人民幣起家的聯想，走到今天，我認為柳傳志是有功的，至於功過是五五，還是四六開，恐怕尚需時間檢驗。主觀意願上，我個人並不希望近60歲的柳傳志受到過於嚴酷的責罰，我個人希望，在刑事上，他為自己過錯受到如同劉曉慶那樣的處罰。” 爭論二：淡化倪光南？或倪光南為什麼？ 在凌志軍、遲宇宙甚至更早年的《聯想為什麼》等書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成功的聯想，在80到90年代，似乎也只有聯想的微機是他們看到的，而在聯想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曾經試圖涉足的領域非常之廣泛。為什麼所有的見諸媒體的文字，刊印的書籍很少涉及聯想的其他產業板塊或者曾經試圖進入並有可能獲得成功的板塊呢？又為什麼，除了漢卡之外，倪光南對於聯想個人電腦、聯想打印機、聯想OFFIC、聯想程控交換器方面作出的獨特貢獻從來沒有人去正式分析呢？ 淡化倪光南或者將燈光下的倪光南僅僅集中在一點，幾乎成為了所有公開文字的基礎。 網絡上的一篇文章認為，如果倪光南的技術第一能夠長期進行下去，今日的聯想也許不僅僅在個人電腦領域成為領頭羊了，甚至可能在通信設備領域同樣成為另外一個華為（當時聯想在通信設備領域領先華為）。 方向東如此評價技術上的倪光南： “對於倪光南，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再不屑的人都得正視倪光南這20年來的技術眼光，從漢卡、微機、程控交換機、打印機、主板等，都是最好的印證。直到今天，細心的人都可以發現（我想柳傳志應該比任何人都會明察秋毫），沒有一個公司作為背景、近乎一無所有的倪光南，依然頑強地在中國IT業四處點燃技術之火，無論是國產CPU、集成電路、自主NC、國內Linux還是永中Office，都深深打著倪光南的烙印，星星之火隨時都會燎原。倪光南會有弱點和缺點，但是在技術判斷的敏銳和技術追求的執著上，業內可能還找不到第二個人。……今天誰要低估倪光南，誰可能就會跌眼鏡！誰要是高估聯想技術創新的成功概率，誰也會跌眼鏡。” 也許對於技術的推崇讓網絡上大批博客熱衷於挖掘倪光南在技術上的閃光點，很多人在評價倪柳之爭的時候，往往會認為倪是一個偏執的科學家，是一個創新精神閃耀的全身心投入的實幹者，而把柳定義為一個輕技術而重工貿的企業家。在這樣兩個人之間的戰爭，早已經決定了誰會是失敗者。 立場決定了語言。當這些技術至上的“業內人士”一次又一次站在這塊石頭上不斷重申倪光南之於聯想的價值的時候，沒有人可以苛求他們——畢竟在聯想1994年前的歷史中，幾乎每一件產品的出現，都離不開倪光南的殫精竭慮。 但是，很少有媒體和記者們，真正去了解這方面的真相並將之公佈。在一定程度上，當聯想越長越大的時候，退步和犧牲的往往是個人，曾經被聯想送進監獄的孫宏斌如此，倪光南也如此——聯想已經容不得個人來打擊了，哪怕他是親密的友人還是曾經的功臣。 方向東無奈地認為：迄今為止，為聯想帶來創新的最多、功勞最大的人，依然是倪光南，依然無人可比。可以說，聯想如果與創新有關聯，那麼這個鏈結上一定有一個大大的名字叫“倪光南”。但是，眾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名字“創新”般地消失了，……鬥爭的失敗者已經永遠不可能捲土重來，倪光南已經是真正的“赤腳”企業家。鬥爭的勝利者名利雙收，江山一攬，永遠是“偉大”的企業家。 他的指向明確而犀利。 方興東的博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倒柳挺倪”的最大陣地，幾乎在他所有的稿子裡，都表明了個人對技術至上的倪光南的支持，在聯想一方面，則更傾向於楊元慶而非柳傳志。 除此之外，大量網友在意的則是“倪光南為什麼”？ 當曠日持久的爭辯耗費掉這個曾經中國最具備創新意識的科學家的激情的時候，他為什麼要在這場懸殊的戰鬥中一直走下去？ 是如他所說“為了國家的利益不蒙受重大損失？”還是在一些書中認為的“個人受到排擠和打擊後，出於找回公正的位置？”、或者是“為了挽回一個院士的榮耀，繼續走技術至上的道路？”再或者“出於人格上對柳傳志的鄙視和個人的攻擊？” 拋開兩人之間的恩怨是非，方興東的一句話倒可以作為這場戰役的一個補白： “倪柳之爭最大的損失，不是兩人的損失，而是由此造成聯想技術研發的斷裂。十多年建立的研發精英隊伍後來幾乎流失殆盡！” 在這個意義上，倪柳之爭都是失敗者。 人性的戰爭從來不可能在一個階段的歷史中找到位置，當把它放到更長的歷史長河中去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清晰而淡定地看到更多的真相。 2005年，柳傳志61歲，倪光南66歲，在中國人看來，他們已經是可以在家安享晚年的老人，這一年，柳傳志還在為聯想收購了IBM個人電腦事業部的問題而苦惱，倪光南則仍舊堅守著科學的態度在尋找中國IT業的出路。 他們開始忙自己的事情，並且都不再為當年的“倪柳之爭”說更多的話。 我更願意以網絡上一個叫薛冰雷的作者的一句疑問，暫時發落了這個話題：倪光南需要我們這麼迅速的立傳麼？ （把聯想從20萬，帶到數百億資產的、在很多方面令人肅然的柳傳志難道不是嗎？） 無論是柳傳志還是倪光南，作為依舊在不同領域堅持著的兩個老人，我們還遠遠沒有看到透著光亮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