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西方世界正在經歷數十年不遇的嚴重經濟危機，許多人眼巴巴地瞧著東方尋找未來。不僅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要過好幾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這場危機標誌著西方退出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開始，同時也標誌著亞洲尤其是中國將再度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在距今並不久遠的時候，中國失去了那個位子。
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其無人比肩的地位彷彿當今之美國。如果中國經濟延續當前的增長勢頭，一兩代人之後中國將再度實現榮耀。今天，中國經濟產出僅佔世界總產出的6%。深刻理解那些造就中國經濟的富庶，而後又將之摧毀的力量，對於每位嚴謹的中國經濟觀察者來說，都至關重要。因此，不妨將本書的第一章視為“中國經濟史入門”——歷史的脈絡將引領我們了解這個國家曾如何登上全球經濟的巔峰，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又怎樣從這個位子上摔了下來。擔任本章嚮導的是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教授，他不僅對中國經濟史進行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經濟史學的權威，他付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追尋久遠的歷史和數據。麥迪遜個人主頁http://www.ggdc.net/Maddison。他近期的著作有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近期重新出版的關於中國的著作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960-2030（OECD，2007年）堪稱傑作。譬如，或許正是通過他的估算，我們才得以知道10世紀至15世紀期間，中國的人均GDP要高於歐洲，1820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33%（2003年中國GDP的全球佔比為這個數字的一半）。麥迪遜閱讀了大量史料，其中大多為中國學者的研究和記載。中國人對待自身歷史的嚴謹態度很少有別的民族能夠相比，也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歷史文獻和資料。不過並不令人意外的一點是，伴隨著一個個王朝的迎來送往，宮廷幕幃深處的密謀、王侯將相的沉浮佔據了史籍的主題，這個國家的經濟史相對被忽略。或許，應該作出改變了。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迥異於宋、明、清等王朝統治時期的國家：以工業為主導，不再是農業社會；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見了游牧民族的覬覦和侵擾；全球貿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與絲綢之路時期相比）；同樣未曾有過的還有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然而徜徉歷史，我們仍會發現驚人的相似時而躍於歷史畫卷之上。譬如，官僚機構與商業精英之間的關係隨著歷史演進而變化，有時候是健康的（如宋朝），有時候很糟糕（如明朝後期）。再如，當今農業在經濟中的地位不如以前顯著，但政府仍將農業問題視為國家政策的重心。
華夏大地經歷的第一次重要的經濟轉型發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個王朝，儘管總的說來經濟凋敝困頓，但為宋朝時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第一次轉型打下了基礎。短暫的秦王朝統治殘暴，秦始皇因實現中國統一而在歷史上留下了深深一筆，但鑑於這位帝王焚書坑儒的暴行，以及他治下民生困苦的情形，我實在沒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絲。漢朝一度實行了休養生息政策，但仍然未能實現經濟轉型，並且最終陷入國家分裂。隋朝時期，中國重獲統一，在全國推行均田法（將土地耕種自由還給農民）。但隋朝將有限的賦稅收入用於開鑿大運河和軍事遠征，因而這一增長模式未能持續。唐朝迎來經濟繁榮的盛世景象，對外貿易取得很大發展。但是商業（包括鹽業）仍然在國家專賣制度下鮮有發展，土地國有製度最終崩潰，相應的稅基消失。宋朝之前，中國經濟已經在跌跌撞撞中行走了千年。
歷史走進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占開封，宋王朝被迫南遷為界，宋朝分為北宋和南宋兩段時期。不論遷都之前還是之後，中國經濟均達到了繁榮的程度。鑑於遷都的不菲代價，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宋朝時期，人均收入增長了30%，人口增長了1倍至接近1億，與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稱革命性的變化。 1127年，宋朝都城由開封遷至臨安（今杭州），那時臨安還只是個東部沿海的村莊。當時，大量人口為躲避金人統治而南遷。移民在南方進行了大規模的圍海造田活動，官府興修了灌溉設施，並從越南引進早熟稻種占城稻，使得南宋經濟持續繁榮。耕地不足迫使農民不斷想辦法開墾新的耕地，發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遷後糧食運輸可以藉助大運河漕運，從而降低了糧食運輸成本，這在此前各個朝代都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可以說，這是經濟繁榮的第一個理由，即農業生產力的繁榮以及耕地面積的擴大。由於當時中國是農業經濟體，這一點很關鍵，但還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術創新的繁榮時期。活字印刷技術帶來了造紙業的興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傳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會流動性。我們將在第六章詳細談到，時至今日，教育仍是關乎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關鍵。四川的商人中間開始流通起有金銀鑄幣支撐的“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歐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後來才知道，從易物貿易到借助貨幣大大地節省了交易成本。對世界經濟敞開門戶也對當時中國經濟的繁榮發揮了作用。福建的造船業興盛起來——既為滿足沿海軍事防禦需求，也是貿易的需要，大宋與中東、南亞的遠洋貿易發展起來。作為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術都大量湧入臨安。臨安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羅馬、佛羅倫薩、阿姆斯特丹、倫敦，都在它之後。
宋朝富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儘管官營壟斷了鹽酒茶的生產和貿易，但民間工商業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私營的鋼鐵廠生產出不斷改進的生產工具。工商業獲得極大發展，市肆中興起各種行會（公所），決定並管理著市場價格。 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歐洲城市中的行業公會組織被認為對創建歐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會在中國的形成，比歐洲早了500年。
但是，這些行會沒有像歐洲那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國自上而下成一統的官僚體系，是資本主義萌芽未獲充分發展的原因之一。有志於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鄉紳富室可以通過科舉登朝入仕。對很多人而言，這是脫離有風險的商人命運，步入擁有穩定收入和體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徑。有學者認為，這一點導致資本主義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發展起來。 （下面還將談到）。
宋朝對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長期以來中國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條件下千方百計增加糧食產量的不懈努力的一個側影。在中國，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國和歐洲的這一比率分別為19%和28%。請看表1.4，1993年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08公頃，同期美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73公頃，印度人均耕地面積為0.19公頃。在中國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始終伴隨著耕地面積的極度匱乏。隨著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於耕地不足，人們大面積上山毀林墾荒，禁止拋荒的做法在中國比歐洲早了8個世紀。中國從未像18世紀的歐洲國家那樣，出現“公共”的地塊用於放牧。時至今日，土地都被用於農業耕種。
耕地的缺乏不僅深深影響經濟發展，也給中國文化和飲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國飲食結構中蛋白質主要來源於雞肉和豬肉，這類家禽（畜）的飼養不需要專門的農場，因而更為經濟。此外還有豆類和淡水魚類。阿根廷人喜食牛肉，僅僅是因為天賜的巨大草場使他們得以享受這種奢侈。在中國歷史中，官僚體制一般都對農桑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如興脩大型灌溉工程，扶持農作物品種培育，修建糧倉（用於軍事征伐），印發農事指南（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給予了極大的便利）。這些做法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而提高農業生產力是應對人口持續增長的唯一辦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並不總是將商人階層看成朋友，這一點在明朝尤為明顯。
經歷了元朝末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瘟疫災難之後，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會恢復了穩定，但經濟沒有出現較大勃興，科技創新也比宋朝時少了很多。明朝初年，開國皇帝洪武大帝試圖使農業實現自給自足，切斷鄉村與市鎮間的聯繫。他輕視商業，對商人苛以重稅，強制小工商業者每月一次登記貨品（設立這種多餘的規則是官僚體系提高商業成本的慣用手法），限製商人參加科舉考試。但隨著明朝社會經濟的發展成熟，商人的地位發生了很大轉變，並對其與官僚階層的階級關係產生了深刻影響。商人得以為國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項目融資，參與鹽的壟斷經營。明朝還設立了專門的商籍，商人階層再次獲得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文官的機會。
15世紀初葉，位於北京的紫禁城開始動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運河得到修復。大運河在宋朝都城南遷之後被棄置，而明朝將都城遷往北京顯然是出於對北方蒙古人侵擾的擔憂（換成別人可能遷往相反的方向，明王朝的選擇至少顯示了它應對威脅的極大自信）。這一時期，對外探險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和規模。約2000餘艘江南製造的大船載著鄭和及他的船隊七下西洋，航海足跡踏遍非洲海岸、南亞和中東等地。這些探險活動花費巨大，在鄭和於第七次航海途中病逝之後，船隊返航，原航海費用轉用於修築長城以抵擋蒙古人的侵擾。然而，修築長城從未能真正將敵人擋在關外——對於對華夏虎視眈眈又驍勇善戰的蒙古人而言，不足一人高的城牆絕非難以逾越的屏障。實際上，儘管今天很多人將萬里長城視為華夏民族的偉大象徵，但在古代，似乎很少有人這麼認為。在中國歷史的很多時點，修建長城其實意味著中央政權將自己圈圍起來撤退。明朝無疑就是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明王朝愈加關閉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 15世紀中葉，鄭和船隊的文獻檔案被焚毀，沿海港口被關閉，日益龐大的國家官僚體系重新掌控了國際貿易。在國內不安定因素的干擾下，中國再一次使自己絕世而居。
外臨蒙古人實力漸強並與北方游牧民族聯合，構成明朝的外圍威脅，國內政治經濟烏煙瘴氣，明朝的氣數最終在一場經濟危機中走到盡頭。 17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全球白銀（白銀被當作貨幣尤其是納稅之用）貿易枯竭。白銀囤積成為普遍現象，朝廷賦稅面臨絕收，雪上加霜的是發生了嚴重的飢荒，成為壓倒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清朝（1644～1911年）的統治疆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國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最初的150年，中國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經濟體。從很多方面說，當時的中國好比當今之美國。滿族征服者躍下馬背學習農桑，他們意識到，龐大的官僚體係可以幫助巨大的帝國正常運行，當滿族人騎著馬匹在北方草原游牧時，還鮮有時間和精力研究官僚制度。清朝時期他們不僅融入了華夏傳統文化，還逐步自視為華夏藝術和文化的守護者。
明朝期間止步不前的糧食產量在1650～1750年間獲得了極大提高，為1700～1820年迎來人口生育高峰奠定了基礎。在此期間，中國人口膨脹了一倍多，人口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時期歐洲的兩倍，而人均收入增速仍保持了原有水平。這一時期還引進了很多新的糧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馬鈴薯），豐富了食品營養。同時，農民的賦稅卻低於以往任何時候（直到1770年清政府開始提高農業稅率）。
同時，中國的國土面積也得到很大擴張，從1680年的600萬平方公里，擴張到1820年的1200萬平方公里——1697年征服蒙古，1683年征服台灣，1720年西藏進入清帝國版圖，1757年將新疆納入版圖。福建的茶葉、景德鎮的“官窯”和很多地方數不清的“私窯”燒製的瓷器遠銷海外，創造出巨額貿易順差，白銀滾滾而入。 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GDP的整整三分之一，人均GDP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90%，體現了管理經濟的高超技藝。
然而，“康乾盛世”不會永遠持續。清朝中後期，腐敗日益嚴重，農業稅率一再提高，農民起義時有發生。儘管1820年之前農業生產率獲得較大提高，但此後一直到20世紀末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大運河淤塞，黃河堤壩年久失修，糧食和其他貨物在國內難以運轉流通，鄉村越來越頻繁地受到洪澇災害的侵襲。政府失去了民心。
正如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很多朝代曾經所為，一旦國家變得虛弱，中央政府就會進一步關閉門戶——當經濟下滑的時候，閉關政策也會加速。到19世紀40年代，清政府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沒有沿海防禦工事，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並非由中國挑起的與外國勢力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生成並加劇。這些西方國家日漸強大，而中國的衰落日甚一日。 19世紀中葉，英國每年買入中國茶葉，英國商人開始對只買不賣的貿易局面感到沮喪。出於扭轉貿易失衡等目的，一艘艘裝滿鴉片的船隻駛入中國。 1839年兩萬箱鴉片被查獲並在虎門銷毀後，英國商人慫恿英國政府發動戰爭，並且，他們達到了目的。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海軍控制了香港島。其他外國勢力紛紛效尤，在中國多個“通商口岸”劃分地盤，設立租界。到1917年，19個國家控製或實際影響著中國92處港口（只有48處保持了海關關卡，其餘均為外國船隻的“停靠港”）。
整個國家內部也四分五裂。 1850年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運動首領洪秀全揭竿廣西，在農民中享有巨大威望，一時應者云集。太平天國後定都天京（今南京），一度佔領了半壁江山。太平天國提出打倒清王朝統治，驅逐外國侵略的口號。洪秀全不僅是個民族主義者，也是早期的理想主義者。在土地政策方面，太平天國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明確主張廢除封建土地所有製，規定消滅一切私有財產，實行共有財產製和平均分配。洪秀全實行清教徒式的管理方式，規定禁賭、禁鴉片、禁酒（或許他相信賭博、鴉片、酒精會削弱這個國家及其百姓）。有學者將洪秀全視為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但是，洪秀全的政權很快暴露出紀律鬆散、腐敗、權力爭鬥激烈、治理能力差等問題，未能獲得國內精英的支持。 186年，太平天國最終被清政府和外國勢力聯手殘酷絞殺。
然而，清王朝的命數未能延續多久，慈禧太后窮奢極欲的生活，華麗浩大的皇家工程進一步削弱了清帝國的財政實力。 1912年中華民國的誕生宣告了清朝統治以及封建帝制的終結。
歷史的車輪邁入20世紀，但在探討國民黨失勢大陸和新中國經濟建設得失之前，值得追問這樣一個多年來困擾中外學者的問題：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曾經輝煌富庶無人比肩的強國為什麼會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包括麥迪遜在內的一些學者，將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歸結為官僚體系。對於經濟而言，官僚體系既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也有著消極的製約影響——維持其利弊之間的微妙平衡，時至今日仍是大多數經濟體必鬚麵對的難題（我們將在第八章詳細談到這個問題）。
一個專業的、受到尊敬並掌握著很大權力的官僚體係是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朝代的特色之一。這一制度優勢明顯。在歐洲，拿破崙是提倡“為有才能者開路”的第一人，比漢代的舉孝廉制度晚了好幾百年。科舉制度始自唐朝，在宋朝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考試更加公平，在選拔全社會最優秀的人才進入國家官僚體系方面更有效率。成為朝廷官員將帶來較高的社會聲望和經濟利益——科舉制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能夠確保選拔最聰明能幹的年輕人入仕。 16世紀到17世紀期間，共計10000～15000人被選拔為朝廷官員，考試難度之高令人難以置信（據估算，考生至少需將43萬字的儒家經典背得滾瓜爛熟）。
他們是社會的精英群體，而且沒有反對者（黨）。這與歐洲截然不同，後者的政治環境中存在著不同的力量，共同參與權力的角逐。
與歐洲相比，中國的歷史朝代中從未出現過擁有稅收權力和兵權的封地貴族。在歐洲國家，國王和王后經常需要與貴族協商談判，通過提供貸款，提供軍隊，或為貴族徵兵提供資金來取悅貴族。中國的帝王無須為此傷腦筋——他控制著軍隊，也通過官僚機構直接控制著帝國的其他資源。
中國也未像歐洲那樣，形成擁有土地和權力的強大的宗教勢力。這一點也是中國與歐洲歷史發展進程的極大不同。在歐洲，教會通過下轄教區收取多種賦稅，手握生殺大權，能讓你上天堂，也能讓你下地獄。宗教勢力對歐洲政壇的深入染指和控制貫穿了整個歐洲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它們資助侵略，打壓政府，折騰出各種各樣的麻煩。教會還與國王爭奪民心。同樣，中國的帝王無須為這些事煩憂。事實上，中國帝王扶持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對人生的思考方式。如果有人膽敢違反應該遵從的社會秩序，他將不能獲得來世。漢代，提倡服從世俗政權的儒家在政治上取得獨尊地位，成為意識形態中長盛不衰的指導思想。對來世的承諾使得人們容易被有政治意圖的另一群人操縱，也是不能控制來世的政府的短板。
最後一點不同在於，中國城市中興起的各種行會堅定地服從於官僚階層，而歐洲的行會在16世紀至17世紀期間發展起自己的行業規則，隨著財富的增長，行會對所在城市乃至地區政壇的影響力也在上升。這一點可能是因為17世紀以前的歐洲，不是由統一的民族國家組成的。城邦、小公國、教會、貴族都控制著部分土地。在這種分割治理的環境裡，城市中的商人有足夠的空間積聚財富，因而資本主義能夠成氣候，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金錢營造影響力，僱傭軍隊來保護自己。而中國在此之前很久已成為統一的國家，商人從未獲得機會贏得立足之地，如果他們過於強大，就經常面臨著要么被收拾掉，要么服從官僚與之合作的局面。
因而，總體說來，帝王和官僚機構自漢代以來就是權力的擁有者和支配者。與這種統一的權力體係不同，歐洲的歷史也是各種力量，包括物質的、經濟的和精神上的力量之間的角逐史。
中國的官僚體制運行了好幾百年，對於農業（20世紀50年代以前農業一直在經濟中佔據基礎地位）來說，一般具有積極的作用，因為官員需要保障城市的糧食供應，保障軍隊給養，保障朝廷和自身的優渥生活。以研究中國科學發展史著稱的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官僚體系（尤其是在治理溫和的宋朝時期）是社會進步的源泉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官員選拔制度使得有賢能的人能夠進入權力體系。這對社會整體來說是有益的，意味著國王、教會以及封地貴族精英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得以避免。縱觀中國各朝代的戰爭，莫不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而在歐洲，軍事征服只是意味著與所有相關勢力的談判的開始。羅馬衰落之後，歐洲一直等到歐盟成立，才在同一個旗幟下統一起來。當然，歐盟絕對不是民族和單個國家政府的終結。
但是，官僚體系誕生的那一天也埋下了自身毀滅的種子。官僚體係是自身權力和地位的保護手段，它通過嚴格的管控、課以重稅和壟斷所有重要領域，阻止了企業家階層的形成。某些朝代管控較鬆，如宋朝和明朝初年。但即使是在這些時期，也沒能夠像歐洲那樣，發展起獨立的富人階層和強大的資本家階層。
官僚體系如常運轉，直到15世紀世界發生改變，歐洲步入現代社會。這是一個新的世界，經濟不再僅僅是農業，還包括工業。這也意味著一些因素開始變得非常重要，比如教育，因為創造財富需要的是精明的頭腦，而不僅僅是手把鋤頭掘地；比如技術創新，因為工業不僅創造出生產手段，還對科技進步產生了激勵。創新精神成為現代社會的主導精神。創新精神提出問題，然後去尋求答案，在這一過程中尋求進取，因此勢必與既有權威及舊的生產方式發生衝突。
李約瑟認為，這個時候，中國的官僚體系碰到了障礙，它不能夠使自己服從於新的權威和科學方法，不願意工商業繼續推動創新。此前通過舊有方式取得的成功，富有權勢的既得利益集團，地位日漸鞏固的儒家思想（主張穩定壓倒一切），都意味著舊的體係依然存續。同一時期，西方在工業、技術和企業的合力之下日漸強大，繼而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推動價值創造，進而帶來財富。
1792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Lord Mc Cartney）精心籌劃後來到中國，在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皇帝。這個故事中最廣為人知的場景是清帝國斷然拒絕了英國的貿易請求，也因而帶有幾分這個古老帝國對西方世界的睥睨韻味。事實上，當時英國真心希望開展對華貿易，以進入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馬戛爾尼使團帶來的600個箱子裡，裝滿了行星儀、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和各式各樣最新式的數學儀器。至少在麥迪遜等學者看來，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並且也不願意認識到外部世界的巨大進步，已經顯露出幾分清帝國疲弱和無知的跡象。
扯遠了，還是回到1912年，繼續我們的故事。
清朝滅亡時，中國人均GDP已降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隨後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經濟狀況極其糟糕。 1890～1952年間，人均GDP年增長率為零（經歷了好幾次經濟衰退），根據麥迪遜的估算，整體GDP年均增長僅為0.6%。這意味著生活水平基本上陷於停滯。 1928年國民黨掌握了政權，宣布了部分減稅措施，如裁撤釐金稅（清咸豐時期為鎮壓太平天國籌措軍餉而對國內土貨交易徵收的一種稅），並開徵一些新的稅種，如進口關稅（外國勢力繼續通過協定關稅獲得關稅收入，直到1943年條約港口被廢除）。國民黨中央政府在上海設立了中央銀行，引進紙幣發行，當時央行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斷印鈔，以彌補巨額財政赤字，主要是軍費開支。紙幣的氾濫導致1937～1941年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
此間經濟的積極方面表現為外國對華投資較為繁榮，截至1933年，中國GDP的2.5%是外國企業創造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將近一半投向上海，其餘主要投入東部沿海鐵路建設。鋪設鐵軌長度從1890年的10公里，增加到1950年的22238公里。當然，這些外國投資並非純粹的商業投資，尤其是在許多領域侵害了中國的主權。後來的形勢急轉直下，日本侵略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華北地區幾乎被夷為平地。八年抗戰勝利後中國又陷入國共內戰，經濟政策或國內經濟狀況沒有任何改善的機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人均GDP已降至1890年的水平，也就是說，中國又輸掉了6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濟完全由政府接管，強有力的官僚體系製定所有政策。這是非常有20世紀特色的官僚體系，以發展工業為重心，徹底摒棄舊的經濟管理方法。但是顯然，這一官僚體係與古老的傳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契合。經濟政策沿襲蘇聯模式，核心的計劃經濟指揮中心坐鎮北京，分配撥付全國的資金和主要資源，組織交通，制定價格，將國民經濟與外部世界分離。權威部門尋求科學的方法組織經濟，進行大量複雜的數學運算，以實現供需平衡。
中共執政的前30年，國民經濟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長。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在購買力平價基礎上比較不同時期各個國家的經濟狀況），1950～1977年間，中國人均GDP翻番，整體經濟規模擴大了34倍。我們分別看看農業和工業領域發生的變化。
麥迪遜提醒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前，中國農業並非真得像我們經常聽到的那樣，是“封建”的，至少不是世界傳統意義上的封建。沒有貴族治下的大片封地，雖然有富裕者和相當普遍的貧困；也沒有形成封建莊園，大多數農民靠耕種自己的土地生活，或為他人耕種獲得相應酬勞（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農民或農奴僅能糊口而已）。革命之前的一項調研顯示，只有10%的農村家庭沒有土地，平均每戶耕地面積達到1.7畝，可以養活6口人。然而，中共對於農村土地改革有更宏大的規劃。農業改革緊緊圍繞提高農業生產率，以實現農業對工業的哺育。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共借鑒了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模式，但並非照搬，中國農業集體化（公社）的規模較蘇聯擴大很多。
20世紀50年代初，將近半數的耕地被沒收並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獲得了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後，中國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基層政府組織成立互助組，按生產需要統一調配勞力、耕牛和農具。 1956～1957年，平均每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集中了160戶農戶的土地和勞力，只有5%的集體土地由個人耕種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億農戶併入26000個人民公社，平均每個公社有農戶4600戶（是蘇聯集體農莊規模的30倍）。由此開始了紅紅火火的“大躍進”，那一時期，幾乎所有土地都由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被寄予自給自足的厚望。但是，由於農業管理不當，農民種糧意願低落，造成糧食收成崩潰。災荒發生後，一些災情嚴重的省份沒有向中央或鄰省請求調入糧食救災，因為請求調糧就等於表明本省發生了嚴重的災荒，1958～1962年間，至少600萬人死於飢餓或飢餓引起的疾病。
1962年以後，農業集體化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約由30戶農戶組成的生產大隊是農業生產的基層單位。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得以保留和擴大，農貿市場悄然出現。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在一些有勇有謀的地方乾部的支持下，安徽和四川的農戶開始重新獲得對土地的事實上的自主權。之後發生的事，我們已經知道，是載入史冊的。
對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個30年農業增長率是第一個30年的兩倍多，人均GDP約為第一個30年的三倍。
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優先發展工業。農業政策，包括“大躍進”，或多或少旨在盡可能多地從農業中獲取資源投入工業。沒有人真正關心服務業——事實上，教育、醫療、食品和娛樂，所有這些都是由國家供應的。與以前相比，第二個30年獲得最大發展的是服務業。
大量的工業投資最後被證明是浪費，但根據麥迪遜的估算，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情況還差強人意，1952～1978年間，年均增長3.1%。改革開放以後，工業生產率增長加速到4.8%。考慮到工業起步階段面臨的巨大困難，取得這樣的進步是難能可貴的。 1960年蘇聯停止對華工業援助，意味著中國失去了資金、設計規劃和技術援助。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由於對國際形勢和導彈襲擊的擔憂，中國將重要工業向內陸和西部搬遷。搬遷過程花費了巨大成本，造成了工業發展的斷裂——就全國范圍內的物資運輸而言，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損失。到60年代末，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中國經濟陷入停頓。到70年代中期，計劃經濟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和低效問題日益突出。巨量的數學運算過於復雜，不能總是正確地解答經濟運行中的問題，缺乏有效的辦法收集並處理計劃者需要的所有信息，還缺乏對工作、科技創新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激勵機制。而在同一時期，美國、歐洲和大部分亞洲經濟體飛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明顯更有益於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最高領導層中的開明者意識到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對於發展經濟的局限性。
鄧小平和黨的最高領導層意識到，需要把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幫助宋朝實現了國家的富裕和強大。他們看到，中國的健康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健康與否。他們也意識到了開放所具有的極大優勢，不再試圖自給自足。開放是伴隨著國內改革而生的。似乎可以斷定，鄧小平和黨的最高領導層對於黨的機關及各機構盤根錯節的關係能否獨立於外部世界，保障中國經濟的成功運行心存疑慮。開放帶來的競爭自有其優勢。今天，最初的改革步伐邁出30年後，中國經濟面臨著哪些重大問題？本書的其余章節將一一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