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這麼弄也不是個事兒，文彥博再次做了兩方面的部署。
文彥博、富弼、王堯臣、劉沆等宰執在大慶殿為皇帝晝夜焚香祈禱，並在大慶殿西廡搭兩個帳篷，增派人手值班。以祈福為名搬進了皇宮內院，能夠更加準確地獲得皇帝的信息。內侍省見了不同意，因為文彥博的做法不符合規矩。中書省、樞密院合稱兩府，其高級官員稱為宰執。兩府官員沒有在宮中留宿的規矩，史志聰要求撤掉帳篷，諸位大人請回吧！雖說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全國各種政務由他們處理，但皇宮內院屬於內侍省的一畝三分地，文相公的手伸得太長了吧！
文彥博只說了一句話，現在是特殊時期，還談什麼規矩？
特殊時期任何人都是宰相應該防備的對象，內侍尤甚。從這件事上能夠看出文彥博從政多年，政治經驗非常豐富。為此他又做了安排，不僅在大慶殿設了值班房，並下令各級官員在皇宮附近的寺院、諸祠為皇帝祈福。文彥博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以祈福的名義在皇宮周圍布下信息網。皇帝一旦有不測，能夠最大程度上降低政權交接過程中的風險，同時防備有人趁機起事。這種暗流湧動、沒有硝煙的戰場，更加考驗領導者掌控全局的能力。往最壞處打算，向最好處努力，文彥博做好了各種準備，可是還是有人出來鬧事。
晚上有人叩宮門，知開封府王素有重要情況向在皇宮內院值班的宰相文彥博請示。文彥博以“此際宮門何可夜開”為由，拒絕了王素的請求。首都市長王素只好站在宮門外等到天亮後匯報，有禁軍士兵狀告都虞候某某欲為變。文彥博下令，召殿前司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話。
宋代軍事制度規定，由皇帝直接掌握軍隊的建置、調動和指揮大權。 《宋史·職官志》載，將兵權三分為“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戰時，樞密院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負責調動軍隊。從管理全國軍隊的三衙（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調動，然後把統軍權力交給武將，由宦官監軍，文官指揮，開赴前線作戰，這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外行指揮內行的局面。宋軍對外作戰連連失利，很大原因在於製度缺陷。
許懷德是主管軍隊的，某某都虞候他比較清楚，他敢以立軍令狀的形式力保那位都虞候。這麼一分析，事情原因出在誣告的士兵身上，於是迅速地將作亂的士兵等人抓了起來。文彥博提議斬首示眾，大家沒意見就下令了。文彥博剛要下達命令，坐在他旁邊的參知政事王堯臣捏了他一把。小動作旨在給文彥博提個醒兒，文彥博一下子明白了，就差那麼一丁點兒踩到了地雷。論資排輩來看文彥博屬於晚輩，與他同時拜相的劉沆長他十一歲。這一階段文彥博已經夠拉風的了，總得照顧下同事的心理感受。不能因為你才華出眾，手就可以伸得那麼長。直接越權與間接越權是官場中很多官員愛犯的毛病，有時候可能是無意識的，不知不覺的，最後被人家陰了，還不清楚為什麼。
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去南直隸工作時，當地有一位教育口官員學道王純甫，他覺得“上下多不相能”，自己在單位裡的人際關係緊張，問王陽明如何解決。王陽明給他寫了三封信，指出單位里辦公室關係緊張的原因無非有二，其一是越權，其二是個人能力突出。越權，是你的工作內容超出了你的工作範圍。王純甫很可能一不小心觸角伸到別人工作範圍內或者其他部門，人家自然不高興，表現出來的就是“上下多不相能”。如果領導大包大攬，下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自然大家無法開心。眾所周知，有才遭妒，假如大家在一個水平線上，必然相安無事，平時喝喝酒、打打牌。突然單位裡有一個人的成績讓其他人自慚形穢，按照我們的文化，落後者不會從自己角度出發拼命追趕，反而會背地裡搞小動作，力爭把出頭那位拉到同一個水平線上，以此維持中庸之道。王陽明的解決方案是，首先明確自己的工作範圍及內容，不插手其他人的工作，尤其是上級的，下屬的也不要插手。很多人明白這一點，但就是無法做到。其次，待人謙恭，保持良好心態。發自內心，別做得太假即可。放棄鉛筆刀、圓珠筆等微小利益，保持與人無爭之態度。實際上，與人無爭才是最大的競爭。最後，“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用功學習基本技能，韜光養晦，見龍在田，為有朝一日飛龍在天做資本積累。
文彥博很危險，就差那麼一點，他急忙請劉沆下達判決書，劉沆也不推辭，下達了判決書，立斬士卒，誅以靖眾，平息了這次的風波。宋仁宗的精神病趨於穩定，很快痊癒，對文彥博等人在違豫期間主持大局表示高度讚揚和肯定。宋仁宗詢問期間發生過什麼事，劉沆出班啟奏，陛下違豫時，禁軍中有士卒狀告某某都虞候欲為變，文彥博私自下達命令斬了告反者。造反這種事歷朝歷代極為重視，何況是禁軍之內。殺了一名告反者，假如今後禁軍中有人果然欲為變，誰還敢出來告發？宋仁宗略有不悅，問文彥博怎麼個情況。文彥博直接拿出了劉沆代表宰執們簽字的判決書，輕鬆化解了劉沆陰險的進攻。
吃一塹長一智，文彥博對這句話理解得最為透徹，能夠在失敗和險境中吸取教訓，一輩子不再犯這個錯誤。 《邵氏聞見錄》記載了文彥博的一則小故事，可資證明。哲宗時，皇帝年幼，洛學創始人程頤為帝師，“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搞得皇帝怕他。小孩子貪玩折了一根柳樹枝，被程頤罵了一通：“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對儒生極為排斥。司馬光聞聽後大罵程頤，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那時候文彥博已致仕，起復任平章軍國重事。
宋代官銜前的“同”、“權”、“知”是權力的限制，表示權力不專臨時擔任的意思。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員擔任此職表示與唐代的“中書門下平章事”工作內容差不多，但權力範圍不及唐代。宋代的宰相叫法不一，以元豐改制為分水嶺，宋神宗元豐以前宰相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相叫參知政事。元豐改制後，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事為首相，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事為次相，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為副相。南宋初年又一變，取消了次相，以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副相將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南宋孝宗時，直接叫左、右丞相，副相還是參知政事。
文彥博起復擔任的平章軍國重事，其中的“重”字屬於權限限制，僅僅過問重要的大事，如外敵入侵、國內造反等等。宋徽宗時宰相蔡京曾任“太師總領三省事”，這個官職的權力範圍遠遠大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總領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的所有政務。
南宋韓冑（韓琦五世孫）也玩過一把文字遊戲，擔任“平章軍國事”，與文彥博起復擔任的官職差了一個字，但權力範圍天壤之別。文彥博對年幼的宋哲宗恭敬之甚，科舉進士唱名時，侍立終日。哲宗就說休息一會兒吧！文彥博頓首謝過，依舊站著，要知道那一年文彥博已九十高齡。歷仕仁宗、英宗、神宗的三朝元老文彥博起復後，做官的態度與後生布衣起家的程頤形成了鮮明對比。文彥博能夠終老一生，對為官之道的了解遠非那些文人酸腐之輩所能想像。皇帝雖然年幼，但畢竟是最高領導，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你雖然資歷老但只是人家的副手，倚老賣老在官場吃不開，擺正位置才能擺正心態。這件事可能是因為文彥博在劉沆陰他的過程中吸取了足夠的經驗和營養。
滿身文人通病的程頤，仕途之路可以預見。帝師、太子中允等經常與皇帝在一起，官職特殊，就好比守著一座金山，你若不發財那簡直令人髮指。帝師不僅要教皇帝文化知識，同時充當皇帝秘書顧問的角色，其實真諦只有一個字——哄。利用你的學識“哄”得皇帝開心，仕途必然煙花燦爛。神宗時的太子中允韓維是個成功的例子。宋神宗乃大宋少有的英主，當太子時經常與身邊人討論政事。韓維的建議常常令宋神宗刮目相看，每當這時韓維總是適宜地說，這些觀點其實是我哥們儿王安石說的。宋神宗記住了王安石，登基後，王安石從江寧調入中央任參知政事，順便將韓維提到了同一位置。韓維此舉，可謂一舉三得，迎合了領導，幫助了朋友，實惠了自己。宋神宗元豐末年，文彥博以八十歲高齡致仕，定居河南府洛陽。宋神宗見他身體康強，問他有什麼養生術，文彥博淡淡地說：“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恰好即止。”（《石林燕語》）這就是一位歷經宦海沉浮的四朝宰相的真實心態。
身為帝師的程頤顯然不諳此道，真拿自己當老師了，竟然把他教學生那一套安在了皇帝身上，結果可想而知，一生仕途僅僅做到了從八品的秘書省校書郎位置，看著的確令人髮指。文人情結較重的官員在官場中本就盲人騎瞎馬，再加上無法擺正位置，從而無法擺正心態，使得終生仕途始終處在夜半臨深淵的境地。文人做官的瓶頸，總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