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1日，溫家寶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說到了科學發展觀的由來。他將科學發展觀的“明確提出”有機結合了“抗擊非典的重要啟示”。
科學發展觀是在抗擊“非典”以後正式提出的。 2003年，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按既定部署和當時匯率計算，到2020年將達到3000美元。這是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也是經濟社會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的重要階段。已有的國際經驗顯示，在這一階段，有可能出現兩種發展結果：一種是搞得好，順利進入“黃金發展期”，經濟社會繼續向前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另一種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現貧富懸殊、失業人口增多、城鄉和地區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盪和倒退，就是所謂的“拉美現象”。另一個是我國經濟在多年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有拉大趨勢，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教育、衛生、住房等社會服務事業發展滯後，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後，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爭力不強等。這些問題必須高度重視而不可迴避，必須逐步解決而不可任其發展。所以，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鄧小平的發展思想，進一步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深刻反映我們黨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反映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新情況，反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的新要求，在全黨全國人民中形成了普遍共識，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凡事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還是發展。不能說我們要搞科學發展觀了，要確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了，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了，要跟以物為本、以金錢為本的發展觀劃清界線了，要跟單純的經濟增長、單純的GDP崇拜劃清界線了，就再也不要經濟增長了，不要GDP了。單純的經濟增長並不等於發展，但離開了經濟增長也就沒有了發展。全面的發展既包括經濟增長，包括GDP，也包括民主政治，包括教育程度，包括生活質量，包括財富分配，還有生態環境等。只有全面的發展，才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增長的指標，一個GDP的百分點。只有全面的發展，才能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社會與經濟的協調。
“非典”就很典型。 “非典”疫情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中國那麼大的經濟實力，結果暴露出社會事業的嚴重滯後，暴露出我們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關注社會事業的同步發展不夠，也就是公共服務提供不夠，公共品提供不夠。
所以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的協調中，必須特別注意人口、資源、環境問題，解決好貧富差距問題。再有就是經濟要發展，政治要發展，社會要發展，文化也要發展，生態也要搞好。這樣就是五個文明，第一物質文明，第二精神文明，第三政治文明，第四社會文明，第五生態文明，一個不能少。
說到“拉美現象”，我想我們首先應當明確的就是：那樣一個政治上的危險過渡期，並不是由於富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於人們追求富裕過程所致。經過那麼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利益已經開始分化，並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團體。這些不同的利益團體有著不同的訴求。如果我們故步自封，體制僵化，拒絕民意，排斥民主，不能容納多元利益的客觀存在，不能使那些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製度化的方式予以正常表達，那麼社會與政治的衝突就會因為那些急於伸張自身利益卻又苦於匱缺適當途徑的階層劍走偏鋒，斷然採取體制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呼聲而變得頻繁起來，激烈起來。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社會理想。所以，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說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時，就用十分明確的語言告誡全黨：“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共產黨人要堅持以興國為己任，以富民為目標，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經過長時期的努力，不斷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向黨的最終目標前進。”中央認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裡就有一個高度重視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就有一個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也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既要遵循經濟規律，又要遵循自然規律；既要講究經濟社會效益，又要講究生態環境效益，堅決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人類對於資源條件和自然環境的重要性有一個認識過程。從聯合國來看，從整個世界來看，也是在1972年6月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上才提出了環保問題，用“只有一個地球”的基調將全人類共同拯救地球生態系統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在那之前，縱觀已經或者大體工業化的國家的傳統現代化道路，無論是歐美，還是俄國、日本，都是靠以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資料高消費來支撐和刺激其經濟高速增長的。
中國工業化體系的初步形成也是屬於粗放型發展，並沒有太多采取環境保護措施。但是周恩來還是指示中國組團參加了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1973年8月，中國政府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了“全面規劃，合理佈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境保護工作方針。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中國政府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明確宣布保護環境與控制人口一樣，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使得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正式走上軌道。這與上一世紀80年代後期國際上呼聲越來越高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不謀而合。也正因為這樣，中國在參加以“可持續發展”為基調的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時，顯得胸有成竹，滿懷信心。比較其他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對環境問題的觀點和態度表現得極為開明和積極。環發大會之後，中國很快參照《21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我們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也在1995年9月提出了“更新發展思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思想，強調：“必須切實保護資源和環境，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後代著想，絕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
在這方面，我們跟得還是比較緊的。
對，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我們黨第三代領導集體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突出貢獻的，是發展了鄧小平理論的。當然，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更大貢獻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這具體表現在黨的十五大上。
黨的十五大率先提出公有製的不同實現形式。黨的十五大把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提高到了我們基本經濟所有製的層面，作為整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再是什麼傳統意義上的補充，這個貢獻就很大了。這一個貢獻，加上公有製的多種實現形式，加上股份制也是一種公有製實現形式，形成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局面，這就使得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主政的13年實實在在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快時期。這個時期，我們的經濟發展，一直都是在正增長上面。它沒有負增長。除了最初的治理整頓，都是快速、平穩的發展。即使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增長也在7％以上，好幾個年份是在9％、10％以上。
這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基礎。
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和諧發展，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礎。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公民社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多元化的社會，有容乃大的社會。這個社會要讓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利益格局的正確配置，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訴求。用我的話說，和諧社會就是“人人有飯吃，大家要講話”。你看，一個“和”字，禾字旁加一個口，不就是“人人要吃飯”、“人人有飯吃”嗎？再看和諧的“諧”字，言字旁加一個皆，“皆”就是“都”，這不就是“人人都說話”、“大家要說話”嗎？ “人人有飯吃，大家要說話”的社會就是理想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最能體現不一樣的人的不一樣的利益訴求。你只要是這個社會的成員之一，你就張嘴有飯吃，開口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