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一章以美為師，雙重角色
中國的大戰略塑造了對美戰略，而對美戰略要服從於大戰略。中國對美戰略的製定與調整，首先受發展戰略的影響。中國搞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的對美戰略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改革開放前，中國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並且沒有對西方發達國家實行開放。這一點對中國的對美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實行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中國共產黨人做作出這個決策的重要考慮之一就是，新中國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蘇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為新中國提供了一個可遵循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國不可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可藉鑑的經驗。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心目中，蘇聯就是社會主義的樣板，而且“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因此中國要向蘇聯而不是美國學習，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的經驗；為此，就必須與蘇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和中國要向之學習的老師——保持良好的、甚至是親密的關係。此外，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百廢待興，需要盡快恢復並發展國民經濟，這就需要國外的援助。在新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是指望不上的，只有蘇聯有提供援助的可能性，而且蘇聯的經濟、技術又是世界最先進的。上述因素決定了新中國要走“親蘇”的外交路線，而當時蘇美之間已經開始了冷戰，所以中國“親蘇”就必然要“反美”。
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對中國來說，緩和中美關係的主要動機就是要“聯美抗蘇”，緩解蘇聯威脅的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從國家安全利益出發的權易之計，是策略上的考慮，是在利用美蘇矛盾。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美國的基本看法並未改變，仍然要打倒“美帝”，只不過是自己的力量不夠，必須集中力量並“聯合”第二號敵人來同第一號敵人做鬥爭。這也符合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就在尼克松訪華前兩天，2月19日，周恩來在研究尼克松訪華的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說：美國搞擴軍備戰既是針對我們的，但更多的是針對蘇聯的，它把我們看作是潛在敵人。既然美國將中國當作“敵人”，那麼中國也絕不會將美國當作朋友。對美國的這種認識，構成後來中美關係發展的製約因素。中美建交的實現延遲了七年，與國內政治的狀況有很大關係。由於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缺少與美國發展關係的動力。
1978年12月18-22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也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帶來非常好的契機。實際上，中美建交談判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是同步進行的。建交公報早於三中全會召開兩天發表。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聯繫此前不久中日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8月12日簽字）這件事，就更能看出中國內政轉變與外交之間的關係。
從對美政策來講，中國國內政治變化大大增強了中國發展中美關係的動力。這種動力除了尋求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外，還在於美國是最主要的開放對象之一。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明確提出“改革開放”這個詞語，但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早已有對外開放的思想。他認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爭取外援，需要吸收國際的先進經驗，引進資金和技術，為此就必須對外開放。他在1978年10月對聯邦德國客人說：“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這裡有一個對“誰是世界先進國家”的認識問題。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世界先進國家是蘇聯而不是美國。蘇聯不僅在社會制度上先進，而且在經濟、科技上也先進，而美國則是“腐朽、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只不過是憑藉發戰爭財而一時強大而已，是一隻“紙老虎”。到了70年代，至少在鄧小平的思想中，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看法已經改變。在1975年他主持工作期間，多次談到要向西方國家學習。 1975年6月2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中國要“在這個世紀的末期達到現代化水平。所謂現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較接近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接下去他又說：“我們有信心達到比較接近通常說的西方的水平”。可以看出，在鄧小平心目中，所謂發達國家就是西方國家，而不是蘇聯；先進水平就是西方國家的水平，而不是蘇聯的水平。 1977年9月29日，他在會見英籍科學家時說得更明確：“過去，我們很多方面學蘇聯，是吃了虧的。”在中美建交之後訪問美國時，鄧小平很直率地對美國人說：“我們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的條件”。
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得出三點結論：（1）美國在經濟、科技上是先進的；（2）所謂的現代化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水平的現代化，而不是蘇聯的水平；（3）中國要實行現代化就必須向美國而不是蘇聯學習，向美國而不是蘇聯開放，為此就必須同美國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
從“以蘇為師”到“以美為師”，是基於大戰略需要中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預計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整個進程中，這種“以美為師”的戰略姿態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雖然中國的大戰略決定中國要“以美為師”，並積極發展對美關係，尋求同美國的合作，但是中美之間畢竟存在著許多差異和利益矛盾，特別是美國對華戰略中存在著的遏製成份，這決定了美國在中國對外戰略中扮演著雙重角色。美國既是中國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
當今世界，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國家間關係越來越複雜，利益關係犬牙交錯，特別是大國之間，往往是在一些領域有合作，而在另一些領域則存在著競爭，即使在同一領域，也是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如果從安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同時又把安全分成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而傳統安全又分成軍事安全與地區安全等多個層面，來考察中美關係的話，可以發現，中美之間在多個領域和層面都存在著深厚的共同利益，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
首先，兩國都希望國際局勢最起碼在近中期內相對穩定。中國要專心搞建設，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美國要充當世界的領導，不希望看到一個動蕩的世界，它想實現霸權控制下的和平。
其次，兩國都不想走向直接對抗。在多極化大趨勢下，美國不願與“多強”中的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強”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歐等大國關係中，任何一對雙邊關係處於對抗狀態，都會使第三者從中漁利，乘勢崛起。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日本和德國的複興。中國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不願同美國這個“一超”搞對抗。 50-60年代同美國對抗，曾給中國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單從軍事安全上講，美國曾四次打算對中國動用核武器，如果這種打算成為現實，那麼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乃至世界的歷史恐怕得重寫。
第三，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區安全形勢直接影響本地區的發展速度和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極競爭中的處境。歐洲曾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相對地位下降，北美和東亞乘勢崛起。亞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亞太各國都從中分享到了極大的利益，如果亞太動盪，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為亞太地區大國，都將亞太的安全、穩定、和平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並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比如，兩國對朝鮮半島的局勢都非常關切，在有關朝鮮半島核問題的三方和六方會談中，中美就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就目前來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兩國都有為維護地區穩定發揮作用的願望，更不願看到因兩國之間發生衝突而將亞太帶入動蕩的深淵。儘管美國與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比較起來，後者所牽涉到的利益更為根本一些，不到萬不得已，美國是不會冒與中國一戰而毀掉地區安全的風險的。
問：您怎樣看中美日關係？現在東北亞出現中美日三強並存的局面。但是歷史上，當日本佔領中國東北，甚至全面入侵中國時，美國仍然保持沉默，將來美國還會採取類似的政策嗎？
答：那是個大錯誤，美國沒有發揮強有力的領導，沒有抵制住孤立主義。將來最危險的事情是，日本和中國相互衝突。 20世紀最後1/4世紀這段時期是非常有趣的。因為這是美國同時與中國和日本保持良好關係的時期。一個世紀中，從沒有這種情況。但在毛澤東與尼克松見面後，出現了這種情況。所以在東亞有一個隱形的安全體系，它依賴於美國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美國退回，喪失利益，中國將同日本和美國有許多麻煩。人們不理解在東亞的安全體系，因為它沒有像北約那樣的清楚的多邊組織的框架，東亞的體係是由一些雙邊關係組成的，主要是美國與不同國家之間的雙邊聯盟，由美國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新加坡的聯盟組成的。中國對這個體系的接受也是其組成部分。
第四，中美兩國在反恐及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9·11”後，中國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立場，對美國遭受的損失表示同情，對美國隨後進行的反恐戰爭表示理解和支持。雖然在伊拉克戰爭中，中國反對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對伊動武，但中國祇是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以及借反恐之機進行戰略擴張的圖謀，並不是反對美國打擊恐怖主義。對中國打擊“東突”分裂勢力，美國也給予了一定的支持，宣布“東突”為恐怖組織。反恐合作成了“9·11”後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戰略支點。
問：您認為中國崛起後，中美是否會像傳統現實主義者所講的那樣走向衝突？
答：這種說法有一點道理。但我傾向於認為，有許多事情可能在未來10-20年間發生。即使反恐合作結束了，還會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就是現在，中美在朝鮮問題上的合作在某種意義上比反恐合作更重要。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考驗：兩國是否能在將來進行安全上的合作。
當然，目前的反恐合作也很重要。
第五，在全球化趨勢下，兩國經濟層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很強，經濟關係已經成為維繫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 90年代，在中美兩國政治關係動盪不定的情況下，經濟關係卻穩步發展；美國國會一再在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向行政當局讓步；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幾乎採取了一致的立場，贊成中國入世。就是在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將中國定位“戰略競爭對手”時，也仍然宣稱中國是美國的“經濟夥伴”。這些說明，美國在經濟上已對中國有很強依賴性，美國不願意放棄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相應地，中國對美國也有依賴性，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對美的依賴程度更大。在兩國的經貿交往中，中國從美國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國家不可替代的東西，而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則是其他國家可替代的。發生在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如果發生在美國，恐怕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更大。
第六，在軍事關係上，儘管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加強美日同盟，有針對中國的一面，但是這也有利於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發展，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發展也有抑製作用。如果美軍離開亞洲，任憑日本的軍事力量自由發展，那對中國的周邊環境的消極影響會更大。
第七，在台灣問題上，雖然中美在統一目標和方式問題上有矛盾，美國有利用台灣遏制中國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點。 50-70年代，美國在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反對台灣擁有核武器、一個中國等問題上與中國有共同立場；以後，在和平統一、實現兩岸交流與對話方面，中美也有共同點；現在美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對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美國都表示反對。美國的這種立場，與支持、縱容台灣獨立比較起來，還是應該值得中國歡迎的。尤其是在台灣擁有核武器問題上，中國更需要美國的合作。
第八，在文化交流和社會人士交流上，中國25年對外開放的歷史表明，與西方國家的交流對中國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壞處。在這方面，中國與西方交流的需求大於西方對中國的需求。文化交流不僅限於自然科學方面，也包括社會科學。鄧小平說過：“我們絕大多數思想理論工作者都應該鑽研一門到幾門專業，凡是能學外國語的都要學外國語，要學到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外國的重要社會科學著作。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後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段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篇綱領性文獻中說的。足見在鄧小平心目中，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與外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九，在人權問題上，中國雖然反對美國利用人權問題對其施加壓力，而且認為中國對人權的看法與美國有很大差異，但是中國也主張在人權問題上同美國對話。應該說，對話是有基礎的。中美人權觀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發展及其他重要權利，努力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對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都持反對態度。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看，社會主義人權觀與資本主義人權觀有一定的繼承性和相容性。馬克思稱美國《獨立宣言》是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南北戰爭時，馬克思高度評價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當選為美國總統時，他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向林肯發去了賀信。信中寫道：歐洲工人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自己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制度的史無前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
第十，在民主問題上，雖然美國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國式”的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有本質的區別，其意圖是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加強美國的領導地位，“西化”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它們也有共同點。首先在基本價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對專制和獨裁。馬克思主義承認資本主義民主是比封建專制進步的東西。馬克思稱美國是“最先產生了偉大的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地方”。馬克思還高度讚揚了林肯所領導的反對南方奴隸制的戰爭，稱“自從巨大的搏斗在美國一展開，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中國“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民主應該說是資本主義民主，但中國承認那是進步的行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這裡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民主。這些都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對資本主義民主有一定的繼承性。鄧小平明確說過：“民主是我們的目標”。當然他指的是社會主義民主，但也絕不是與資本主義民主完全不相容的。上世紀90年代中國搞村鎮領導直選，美國等西方國家就大加讚揚，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做錯了，是在向“西化”邁進。中共十六大已經明確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其次在民主實現形式上，雙方有一定的共識。比如普選，鄧小平就曾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這表明他認為，普選並非與社會主義民主不相容。 1989年鄧小平對美國總統布什說：“美國有一二百年搞選舉的經驗。如果我們現在搞十億人的選舉，一定會出現與'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混亂局面……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這裡鄧小平並未否定搞選舉，而是強調中國暫時不具備搞選舉的條件。
以上諸多共同利益表明，美國是中國實現大戰略的合作夥伴，沒有美國的合作，中國要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問：您怎樣評估未來中美關係？如果美國的反恐戰爭結束，中美關係是否會出現麻煩？
答：我想除了反恐戰爭，中美還有其他理由進行合作。在本地區，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美關係還依賴於雙方的國內政治。我認為，台灣問題會穩定下來，中美能夠有很多合作。還有一些像北朝鮮這樣的問題，在那里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最近有許多合作。我真的看到了戰略機遇，不是20年後，而是現在，這將有助於建立某種框架，以致於當這些即刻的問題消失時，我們能有更穩定合作的框架。
問：你認為，反恐戰爭後，美國的對華戰略會改變嗎？或者說，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會改變嗎？
答：反恐只是美中之間共同安全利益的一個方面。還有其他共同利益，如地區安全。不過，就是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拿恐怖主義來說，中美在反恐上有共同點，但是用戰爭方式反恐、增加美國在中東和中亞及東南亞的軍事力量上，中國同美國就沒有共同利益。所以，共同利益下面有利益分歧。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也是如此。在和平解決、無核化上有共同利益，但在採用什麼方式方法上，雙方有一些分歧。雙方在限制日本軍事力量增長上有共同利益。雙方在維持中東穩定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是在美國在中東應當發揮多大影響上，雙方又有一些分歧。即使反恐戰爭在20年後勝利，中美間仍然有很多共同利益，有合作的機遇。
問：您怎樣評估中美關係的長期走勢
答：預測長遠發展是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這又是個巨變時期。從變化程度的角度看，是一個革命的時代。
談到中美關係，人們會考慮到很多因素。一個因素是中美經濟關係。我們共同關注恐怖主義是很重要的。還有，中美兩國的領導人基本上都十分關注並努力解決國內事務。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是第四代。他們大部分是實用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淡。他們都接受了工程及相近領域的技術訓練。他們大力強調經濟條件，特別是各地區的農村。所有這些國內問題無論對普通人還是對領導人來說，都是處在優先地位的。
除此之外，應該認識到，中美是當今兩個在亞太地區最有動力的力量，如果它們有平衡的、積極的關係，將使整個亞太地區受益。如果這兩個國家的關係高度緊張，會給其鄰國帶來困難。
我認為，中美之間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一個是台灣問題，一個是經濟領域的問題。美國承受著來自中國的高額貿易赤字。美國目前的傾向是試圖對像紡織品、鋼鐵之類的產品徵稅。而中國不願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並與美元掛鉤。這些經濟問題尚未解決。
但是，不管怎樣，通過共同努力，我們正加強使我們自己介入多邊關係，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北朝鮮問題上的六方會談就是很好的例子，各國一起工作，處理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那裡，我們有相近的國家利益，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不願在朝鮮半島發生衝突。我們還都關注北朝鮮垮台的代價，經濟的、政治的，其他方面的，對南朝鮮、中國，甚至對我們，將是難測的。所以我們努力工作，試圖就核武器問題達成和平解決的結局。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沒人能預估出最終結局。我們正在那個問題上一起工作。
我想，在經濟領域，要增強妥協，在關稅、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問題上。我想我們能夠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妥協立場。
中美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最主要的崛起大國和現存的惟一超級大國，肯定會存在許多利益矛盾。總的來看，中美之間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全球戰略上的矛盾；二是地緣戰略上的矛盾；三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矛盾；四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衝突。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前兩個矛盾會越來越突出。美國把中國看成是能在未來挑戰其霸權地位和在東亞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最主要國家，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自己的作用，要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美之間在人權、貿易、台灣、武器擴散等問題上的衝突主要是由這些矛盾決定的。
問：有人認為，當中國強大後，會挑戰美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會將朝鮮半島、台灣、東南亞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屆時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就會減小，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肯定會同中國走向衝突。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國家間的競爭總是有的，但是競爭與衝突是不同的。美國在判定敵友時時常是自相矛盾的。二戰前，在日本通過突襲珍珠港將美國拉入戰爭前，美國在判定日本是敵是友上用了很長時間。在30年代，我們更關注日本的經濟表現，而不是軍事上的行為。至於如何對待中國，你可能會爭辯：日前美國是這個地區的主導力量，中國成長起來後，美國會感到不滿，因此我們要做出反應。我不這樣看。那要看中國怎樣行事。如何中國是通過聯合國發揮領導作用，通過贏得市場份額來擴展自己的經濟實力，我們美國會接受的，不會對中國採取進攻性的行動。如果中國通過軍事手段來擴展自己的利益，我相信美國會像過去那樣採取行動。歷史上有許多國家走和平的獨立發展之路，沒有挑戰美國的力量，美國說OK。所以，中國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這是個大問題。
問：如果中國軍事力量也隨著經濟力量發展而壯大，美國會認為是威脅嗎？
答：是這樣。美國會擔心，中國用那個力量幹什麼。
在我看來，關鍵是中國如何使用其軍事力量。如果中國軍隊能夠同美國軍隊和平共處，一起演練，我想，絕大多數美國人會覺得那很好。他們會想，中國是一個我們能與之一道工作的國家。現在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國家除了美、中、俄、法、英外，還有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我們不擔心英國有核武器，我們對法國的核能力也不敏感。為什麼？因為我們同這些國家的關係是某種有可預見性的關係。如果我們同中國的關係也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懷疑中國，中國也不會懷疑美國。我認為，中國不會效仿蘇聯的榜樣，不會犯蘇聯犯過的錯誤。而美國的對外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實用主義的，而不是現實主義的。
問：您認為未來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主要消極因素是什麼？
答：除了台灣問題外，未來會對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影響的有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中國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變化雖然給人們一種中國正越來越淡化傳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印象，但是美國人仍對中國的未來存有疑慮。除非中國共產黨改名，否則美國人心底里不會對中國有像對歐洲和日本那樣的信任感和好感。
二是經濟領域的問題。首先是貿易逆差。雖然經濟專家們知道中美貿易逆差產生的真正原因。但是貿易逆差問題很容易被反華的政客們利用來進行炒作。實際上，這也與意識形態有關。美日也有貿易糾紛，但政客們卻很少將之政治化。
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產權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緊迫而敏感的問題。中國的盜版汽車、計算機軟件、文化產品為中國的商家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但卻損害了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特別是盜版美國的汽車竟然打進美國的市場，這極易引起美國人的反華情緒，並被反華政客們利用。
1、在全球戰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上的矛盾
在國家利益至上的當今世界，大國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競爭關係。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大國與眼下正主導世界的大國之間，競爭更為激烈。中國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要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因此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要推進多極化，反對“單極”世界。這與美國的全球戰略是矛盾的。在建立世界新秩序問題上，美國要建立的是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而中國要建立的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世界新秩序。雙方之間也存在著矛盾。
2、在地緣戰略上的矛盾
中美都是亞太地區大國。維持在亞太的霸權地位是美國的戰略目標之一。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對美國來說，歐亞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現在，美國這個非歐亞大國在這裡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這種地位直接影響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支配。”而中國則是能夠影響美國保持這種地位的最主要的國家之一，是“一個主要的地緣戰略棋手”。布熱津斯基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大國。它還可能有更大的抱負，因為它在歷史上是個主要強國，把自己的國家視為全球的中心。中國的各種選擇已經開始影響亞洲的地緣政治力量分佈，而它的經濟發展勢頭必將使它有更強的物質實力和更大的雄心。”很顯然，中國的這種“雄心”與美國的地緣戰略目標是矛盾的。正如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孔多莉扎·賴斯所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對亞太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它的軍事力量日前尚不能與美國相匹敵，但這一狀況並不必然地永久保持下去。我們所知道的是，中國是一個有一系列關係到其切身利益的問題尚未解決的大國，特別是在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上。因此，中國不滿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謀求維持現狀的力量，而是希望亞洲的力量平衡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的力量。僅這一點就使中國成為我們的戰略對手，而不是克林頓政府曾稱呼的'戰略夥伴'”。賴斯的觀點代表了美國決策層中強硬派的對華政策思想。
西方媒體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正在不斷加強軍事實力。 “中國的國防費用自從10前的海灣戰爭後一直穩定增長。”特別是，“就像許多國家那樣，中國在正式公佈的預算中所披露的軍費只是實際數字的一部分，實際費用要高於所披露數字的2倍至5倍。”這種認識增加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並且為美國加強軍備特別是發展NMD和TMD製造了藉口。
美國學者羅伯特·羅斯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了東亞安全的兩極結構。他認為：“東亞因中、美分享地區主導權而成為兩極。”在東亞，“由於蘇聯解體，俄羅斯內部不穩定，目前只剩下了中國和美國仍然保持著大國地位。”“只有美國和中國擁有追求地區霸權所需的地理資產。”中國的優勢與利益在大陸，美國的優勢及其利益在海上。 “美國把中國作為地區不穩定的根源予以關注是恰當的。因為在21世紀的頭1/4的時間裡，中國是惟一有可能挑戰美國海上勢力的國家。除了美國，它也是惟一可能把地緣政治與'上升中的大國'的經濟先決條件結合在一起而挑戰東亞兩極結構的國家。”同樣，“中國對美國表示戰略懷疑是很自然的事，這就像美國也懷疑中國的那樣。美國是東亞惟一一個對中國領土統一構成挑戰的國家。”雖然羅斯認為，由於“受地理影響，美國和中國都不可能去挑戰對方的勢力範圍”，但這種東亞安全的兩極結構就已經使中美兩國的安全利益處於某種對立狀態。
問：目前中美關係處於良好狀態，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中國威脅論”在美國聽不見了，您認為這種狀態能持續下去嗎？
答：關於中國威脅論，目前美國祇是暫時降低了調門。中國問題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只是暫時被淡化。在目前進行的美國國內總統競選中，談論最多的是經濟問題。我不相信“中國威脅論”在美國永久消失了。那是結構性的。
在中國方面，你認為中國的長期野心是什麼？如果中國的目標是成為東亞的大國或主導國家，你認為中國對長達20年之久美國仍然存在於東亞感到滿意嗎？這是真正關鍵性的，是中美間的利益衝突的焦點。中國自90年代初開始，正改變其國際地位；而且公眾輿論和外交層面也表達出要將美國勢力趕出東亞的意圖。中國的意圖是什麼，對美國至關重要。我想我們可以在亞太共存。
問：您認為中國崛起後，中美關係會出現麻煩嗎？
答：當然，因為中國經濟力量繼續增長，在北京就會導致中國會成為亞洲第一強國的預期，這會使美國人認識到，中國會將山姆大叔推開，讓自己在亞洲當老大。美國人不會接受。他們現在還不了解這一點，他們沒有長遠眼光。中國人卻有。舉一個例子。當江澤民在哈佛時，關於中國對外政策沒什麼改變，中國領導人沒有談中國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但是，讓我來解讀，什麼是真正目的，他要華盛頓把中國作為與美國平等的國家來對待。我讀了所有人民日報的評論，這一點對中國是很重要的，即中國應被在與美國平等的基礎上對待。其次，中國領導人要美國人民看到，美國需要中國。他們需要中國不亞於中國需要美國。第三，中國必須獲得在亞洲老大的地位。這是三個中國發展同美國關係的真正目的。在“十六大”上，它未被提及，只說和平與發展。
問：未來影響中美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是什麼？
答：我想這些問題比台灣大，但又構成台灣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問題就是美國和中國的影響範圍。兩國如何在同一個空間里相處，或者不幸地兩國走向對抗，成為戰略競爭關係。這是最大的問題。在其之下，有許多問題，比如聯盟問題，軍事力量在此地區或另一地區的作用問題。台灣明顯地是一個重要問題。當然，中國堅持那是國內事務，但明顯地，美國不同意。美國相信問題和平解決是我們的利益所在。我想，中國的鄰居也同意，無論來自台灣還是大陸方面的武力的、挑釁性的解決方式都會影響地區利益和穩定。
談到中國將來的大問題，台灣問題是一個，美國在這方面發揮著作用。經濟問題也是。將來美中作為地區超級大國的關係也是困難的問題。
問：中美之間最重要的戰略利益衝突在哪裡？是在東北亞嗎？
答：冷戰後，美國向日本和韓國承擔了一些義務。美國的一些利益是保持影響。許多美國政治人物相信，絕大多數亞洲國家要美國在亞洲發揮影響力，以使地區穩定。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的。但我不相信它就像某些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正確。如果中國變得更強大，那種觀點就更少正確性。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問題在於哪個力量將在東北亞國際秩序和戰略關係建立中發揮主要作用。它可能是美國，也可能是中國。 20年後，可能是俄羅斯。目前，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是美國。日本作為一個主要力量仍然起著有限的作用。中國尚未宣稱它自己是強國，俄羅斯仍然虛弱並且有一些先天性的問題。所以我們還未面對那種形勢。
3、 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矛盾
在當今世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實際上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影響著決策者對本國根本國家利益的判定。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正如基辛格所認為的：“共同的價值觀”“減低訴諸武力的願望”。由此推理，相對立的價值觀則會增強國家間衝突的“願望”。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指導下資本主義是一對天敵。社會主義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其目標就是要在地球上剷除資本主義，並取而代之。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絲毫也不隱瞞這一點。不可避免地，資產階級把社會主義當成了洪水猛獸，極力孤立、限制、遏制、扼殺之。從十月革命勝利、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時起，在美國就形成了一股反共主義思潮，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美國參加了協約國對蘇俄的武裝干涉，後來長期不承認蘇聯；30年代，在歐洲支持英法對納粹德國搞綏靖，在亞洲綏靖日本，縱容其侵略中國，用意主要都是想將禍水引向蘇聯；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是反共主義的影響達到高峰的表現。
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明確宣布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並且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存在。 1949年，剛誕生的新中國決然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並在外交上採取了向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政策。以後中蘇分裂、中美關係緩和並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都沒有動搖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目標。特別是蘇聯東歐劇變後，中國在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下，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大目標被寫進了憲法。 1999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是這樣表述這個大目標的：“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製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避免地招致了美國的敵視和遏制。 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出於對付蘇聯的需要，與中國保持較密切的戰略關係，暫時把意識形態利益放在一邊。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聯華抗蘇”策略仍然服從於“反共”這一總目標，在美國戰略家們看來，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大本營，為了擊敗蘇聯這個最主要的共產主義堡壘，美國可以同中國這個次要的共產主義堡壘結成戰略同盟。冷戰結束使這種同盟失去基礎。同時，美國對華外交中的許多行為也使中國擔心，“美國正在發動一場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冷戰”，尤其是像“考克斯報告”這樣的事件，大有無中生有、蓄意製造事端的味道，容易使人認為“這是美國發起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爭的信號”。
問：您認為中美可以在維護東亞的和平與穩定上進行合作嗎？
答：現在做得併不很好。最根本的是兩國的政治制度的差異。這是個大問題。存在於中美雙方。在美國方面，威脅感使得美國人熱心將中國看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這是非常重要的。這限制了兩國之間的合作，兩國之間本來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在中國方面並不這樣嚴重。但並不是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中共領導人認為美國在鼓勵中國的“和平演變”，或者“非和平演變”。
問：如果中國變成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中美關係是否會改變？
答：如果中國成為完全的民主國家，中美合作就沒有限制了。
兩件事是關鍵的：一是中國允許、容忍美國軍事力量繼續存在於東亞；二是中美之間不再存在政治制度差異。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了，中美之間就只剩下經濟競爭了。經濟競爭是可控制的。那樣，中美關係就會像美歐或美日關係一樣。
問：傳統現實主義認為，新興強國必然會與現存強國發生衝突。據此，只要中國成為一個實力與美國相當的強國，中美就必然走向衝突。您怎樣看？
答：這種觀點不正確。如果中美是這樣的兩個國家，政治制度差異會使形勢嚴重惡化。但是如果沒有政治制度因素，形勢會得到控制，就像19世紀英國和美國的關係那樣，實現權力和平轉移。所以，政治制度是個關鍵問題。
問：您認為意識形態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關鍵因素嗎？
答：我想，意識形態對不同政治制度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並影響美國和中國的相互接受。我認為，如果意識形態改變了，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了，關係就完全改變了。它將顯著改善美中在各領域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不認為它會消除一些擔憂，特別是如果中國繼續增長實力並將之轉化成軍事實力，如果中國繼續其對台政策，如果中國相信當中國在亞洲地區影響上升時美國就應讓位。所以，從長期來看，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即使一個民主的中國，也會尋求在亞洲的更大影響。或者它願意接受美國繼續在這一地區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軍事領域。能否繼續接受美國，比如，美國同日本的雙邊安全同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可能說，對此我們沒有問題，或者說這是個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實際上沒有說它不是問題，而是說那是個問題。
我想意識形態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最簡單事情是，如果中國政府在大陸推進政治改革，如果中國政府變得更開放，允許不同的政黨存在，這將有巨大的影響，美國政府將傾向於更少地支持台灣政府，中國政府在美國公眾中會得到更多的支持。對中國政府來說，那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們說那需要很多時間，它是個長期的過程。但問題是，你未看到中國政府的認真努力，也許除了十三大至1989年這段時間。
問：您認為，政治制度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嗎？
答：我認為是這樣。一黨制國家在俄羅斯、東歐已消失。中國實際上仍然是一黨制國家。美國與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有良好關係的原因是，美國的每個人都認為你們正走向某種民主制度。後來關係出現倒退。在這個制度改變前，兩國關係不會好到一定程度，基本的友誼不會存在。
問：如果中國實現民主，中美關係肯定會改善嗎？
答：絕對如此。一夜之間就可改善。但是目前沒人看到這種機會。
問：按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即使中國實現了民主，中國崛起後也不能避免會與美國衝突。您怎樣看？
答：我認為那是不對的。美國傳統上對中國非常友好。美國人要同中國人做朋友。但是當存在一黨制政府時，友好就不會出現。當然，在民主國家之間，也有嚴重分歧，在法國和美國之間，就有嚴重分歧，但那不是根本性的。
除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外，中美兩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社會意識形態主要是受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社會狀況等因素的影響而形成的，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實際上，官方意識形態與社會意識形態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
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中美兩國最大的差異是宗教意識。馬克思主義是最徹底的無神論，甚至把宗教斥為精神鴉片。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像基督教在歐美那樣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佛教、道教雖然曾一度在中國興盛，但其影響與基督教在歐美的影響不可比擬。雖然有人把儒家學說看成是一種宗教，但實際上它與宗教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歷史與現實因素作用的結果，使得大多數中國人成為無神論者。儘管近20年來，中國信教的人有所增加，但仍佔總人口的少數。
相比之下，美國“是世界上最篤信宗教的國家”，是“宗教色彩最濃的發達國家”。據1979-1980年《政治家年鑑》統計，美國有各種宗教活動場所33.3萬多處，神職人員216550名；信徒13100多萬人，佔當時美國人口（22000萬）的近60%。這是能夠統計出來的數字。美國記者艾倫·埃爾斯納認為：基督教是美國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美國有近50萬個教堂和宗教活動場所，每10個美國人有7個說他們是教會會員，宗教似乎無所不在。還有一種說法，在每100個美國人中，大約有64個是基督教會或其它宗教團體的教友，其他不屬於任何教會的人，也大都有著某種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佔有絕對優勢，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領先地位，分別有7200萬人和4983萬人。與其它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不僅信教的人數多，而且教徒的文化程度也較高，宗教活動較為活躍。
宗教意識影響著美國人的思想觀念。王緝思教授認為，“美國社會精英的潛意識中，信神的人的德行高於不信神的人；換句話說，信神的人同無神論者在精神上並不平等。”雖然美國從立國之時起就實行了“政教分離”原則，但宗教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實際上是無孔不入的，“宗教自由從一開始即是”美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美國政府的決策層及對政府決策有重要影響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們的信仰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政治立場有重要影響，從而使政府的決策時常打上宗教的烙印。美國政治生活處處都帶著宗教的印記。 “我們信奉上帝”就是美國人的一條格言，並刻印在了硬幣、紙幣上；國會的參、眾兩院都設有牧師的辦公室；陸、海、空軍裡有常駐牧師，他們拿軍隊的工資，佩帶軍銜。許多官方儀式都帶有宗教色彩。比如，每屆國會開會之時首先必須禱告；領導人去世以後要按照宗教儀式進行安葬；舉行向國旗宣誓儀式時要高頌“上帝麾下的一個國家”；聖誕節是全國性假日，屆時白宮裡要安放聖誕樹，總統要參加固定的儀式。此外，教會本身就是個勢力相當強大的利益集團，可直接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甚至壓力。比如，教會人士時常違法收容非法移民，對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權威挑戰。宗教領袖一般都要在諸如外交、國防這樣事關國計民生的國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態度，以影響政府決策。 1988年，兩位牧師——傑西·傑克遜和帕特·羅伯遜還競選美國總統。美國學者艾爾弗雷德·希羅認為：“宗教機構在思想和行為上對美國外交事務，最終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潛在影響是實實在在的。”“由宗教機構資助或與宗教機構有關的書籍、刊物、報紙以及其它著述可以抵達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家裡。”
4、 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將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看成是未來世界國家與地區之間爆發戰爭的主要根源，並特別強調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東方的儒教文明以及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理論雖然有些片面，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亨氏並不是孤立的。英國著名學者布瑞恩·彼得漢姆預測2050年時，世界將形成六大力量中心——美國、歐洲聯盟、俄羅斯、中國、日本和印度，形成這六個中心的主要基礎就是文明或文化，世界和平形勢就取決於這六個中心之間的相互關係。他也特別強調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俄羅斯科學院歷史學博士烏特金教授認為：“'歷史退潮'後顯露出的不是繽紛的世界，而是幾種主要文明的對立：西方文明，拉美文明、東歐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它們似乎忘記了過去的歷史和經濟曾使世界經濟和文化融合。固執地保持著各種文明之間的距離，在各種文明之間建立起不可跨越的界線。21世紀的主要衝突就將在它們之間發生。”
“文明衝突論”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縱觀人類歷史，國家之間的衝突與戰爭雖然主要是“權力政治”運行的結果，但文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因宗教信仰不同而發生的衝突與戰爭不勝枚舉。就是最近幾十年，以宗教為背景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是時常發生：中東的阿以戰爭、兩伊戰爭、波黑戰爭、印尼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徒的流血衝突……。讓英國歷任首相頭痛的北愛爾蘭問題，主要就起因於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對立；僅方圓一公里的耶路撒冷東區聖殿山是巴以沖突的焦點之一，此地沒有什麼經濟和戰略價值，但卻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聖地，涉及世界數十億人口的宗教和民族感情。
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東方文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體系，它們之間的差異甚大，對世界事務的態度和評判標準相距甚遠。就連同一文明體系中的不同支系之間尚且時常發生衝突，截然不同的兩個文明體系間就更容易發生衝突了。更為重要的是，文明影響著中美兩國的社會意識形態甚至官方意識形態。當然，“衝突”並不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關係的主要特徵。隨著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深入，文明的融合趨勢將更加明顯。
問：您的《文明衝突論》在中國影響很大，現在您是否對您的理論所有修正呢？
答：我仍然堅持我原來的主要觀點。
文明、文化差異是影響國家間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與國家實力（power）相比居次要地位。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在意識形態對抗減弱之後，文明對國家關係的影響明顯增大。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影響著雙方人民的互相認知和認同，客觀上增加了衝突的可能性。不同文明的國家和民族不一定必然會發生衝突，只是與相同文明國家、民族比較起來，更易發生衝突。
“9.11”事件雖然不完全是文明的衝突，但與文明衝突有很大的關係。那些反美、反西方的恐怖組織大都出自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極端勢力將西方特別是美國作為主要敵人。
問：您曾預言儒教文明將同基督教文明發生衝突，這會不會影響中美關係？
答：儒教文明有很大的影響，除了中國外，它在東南亞、朝鮮半島都有影響力。還有海外的華人，他們也都信奉儒家思想。
當然，中美之間的文明衝突（clash碰撞、衝突）不一定會使兩國走向對抗（conflict戰鬥、衝突）。有許多因素在影響中美關係，促使兩國接近、交流、相互理解。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往有利於減小衝突的機會。
5、 中美關係中的熱點問題
上述幾方面的利益矛盾是最深層次的矛盾，構成了中美關係具有對抗性的主要根源，而這些利益矛盾是通過雙方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表現出來的。
中美兩國間的問題特別複雜，從性質上看可分為三類：一是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諸如台灣、香港、西藏、南沙群島等問題均屬此類；二是由意識形態差異而出現的人權問題；三是國家之間“正常的問題”，諸如貿易爭端、軍控問題上的爭議、環保問題上的不同立場，等等。很顯然，一、二類問題是一般的國家間關係中不會出現的問題，但在中美關係中卻居突出位置。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被美國用作維護其全球和地緣戰略利益的牌。
在第一類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中，台灣問題最敏感、最具爆炸性。另外，美國輿論1997年比較關注香港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問題，1998年炒作的熱點則是西藏，以至於在6月27日的中美首腦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西藏問題在兩國領導人的公開討論中佔了很大比重。第二類問題，即人權問題，其影響不像台灣問題那麼劇烈，但是非常廣泛而深刻，它在潛移默化中決定了兩國公眾對於對方的長期態度。第三類問題完全依兩國關係的狀況而定，兩國關係好時，完全可以不成為問題，而兩國關係不好時，則就會被隨時拿出來敲打對方。
從中國的大戰略角度看，美國主要從三個方面對中國構成了潛在的威脅。一是在傳統軍事安全上，美國將中國看成是潛在競爭對手。作為世界最強軍事實力的國家，美國的這種戰略動向，無疑給中國造成巨大的安全壓力。二是在政治上，美國一直在奉行“反共主義”的政策，試圖“西化”、“和平演變”中國。美國支持“民運”、“藏獨”、法輪功等中國的反政府勢力，更給美國奉行“反共反華”政策提供了註腳。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的這種政策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三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是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最大外部干擾因素。如果沒有美國的干涉和插手，台灣問題不會像現在這樣複雜、敏感、棘手，甚至可能早就解決了。在這三個方面，美國實際上是中國的戰略對手，對中國實現戰略目標起著的重大的消極作用。
問：您曾撰文論證中國是個維持現狀的國家，你現在還堅持你的觀點嗎？
答：我並不是在絕對意義上說中國是維持現狀的國家。我是在相對意義上，是同過去比較。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在80年代，中國傾向於更維持現狀。說是在相對意義上，是因為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台灣，一是南海，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並不希望維持現狀，至少從長遠來講。
我並不認為，說中國是維持現狀國家，就意味著美國和中國將不會走向敵對，因為我文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即使中國是一個維持現狀國家，即使中國是一個佔優勢地位的國家，即使美國是一個佔優勢地位的維持現狀國家，如果存在著安全困境，你仍然能看到敵對因素。因為，雙方都不理解、認識對方越來越成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每一方對假定對方是修正主義國家，假定對方對維持現狀不感興趣。那是個社會的進程，雙方的社會進程與安全困境交織在一起，引導各方關注對方的消極方面。所以，對兩國領導人來說，都可能得出對方是修正主義者並要破壞你的利益的結論，然後，你就會得出結論，衝突利益比你過去想像的大。所以，如果你相信衝突利益變得尖銳，那麼破壞對方遏制、制約你的選擇能力就會變成你的利益。所以，即使中國在目前有更多的政策是趨向於比過去還維持現狀的，對美國存有敵意或與美國存有安全困境是相當可能的，以致於過一段時間中國相信美國是中國利益的基本威脅。因此，對付美國的最好方式是努力破壞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關係，努力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努力將美國的軍事力量從亞洲擠出去。所以，兩個維持現狀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的影響可能導致中國退回成一個修正主義國家。所以，我的結論並不是樂觀的。
與我的文章相對應，有一篇專門討論中美關係的文章。作者持悲觀態度，有六個不同的理由。他相信，美中之間有六個不同的根本利益。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據此，他對未來長時段的中美關係持悲觀態度。認為悲觀的理由是，安全困境是非常難解除的。對雙方領導人來說，認識到他們正處在安全困境中是很難的。那基本上要求你認識對方實際上可能是維持現狀國家。可能你是錯的，你的判斷是錯的。那需要向對方送出信號：你相信它是維持現狀國家。所以那意味著你不得不送出重新保證的信號，你相信它是維持現狀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要求很大的象徵性的讓步。出於國內政治的原因，那是很難做到的。那難做到，還因為，你也許不確定對方可能試圖利用你的讓步。比如，許多美國學者認為冷戰結束的關鍵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新思維”的關鍵是承認蘇聯被安全困境所左右。美國和蘇聯雙方本質上都有維持現狀傾向。因此，蘇聯必須採取某種步驟使美國確信，蘇聯不是進攻性的修正主義國家。戈氏採取了非常危險的單邊措施。之所以是危險的，是因為他是錯的。他對美國太軟。所以，打破安全困境對雙方政府的領導人來說是很難的事情。所以，即使中國比過去更傾向於維持現狀，如果中美被緊緊地被束縛在安全困境上，對中美關係來說，也不會有好的消息。那是基本的問題。